人间十年
一切终会逝去
很多逝去的
连记忆都没留下
——《人间记忆》之二
油菜花儿谢了
在学校办公楼前，我擦去额头的汗珠，按着怦怦跳的心，蹑脚向楼上登去。
当老师翻开高考预选分数表时，外语、数学的不及格，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万万没料到，分数会低得不能再看，连我一直自豪的语文，竟也没及格！
我像被电触了，浑身麻木。随即觉得心里满是开水，在沸腾，奔涌，从胸膛涌向喉管，涌向口腔，鼻孔和眼眶也发胀、发酸。我竭力睁大眼，咬紧牙关，哽着喉咙。一听完老师的话，就向房外奔去，肩膀在门框上撞了一下，这开水便“哗！”地涌出来。我立即感到：这水淹没了整个世界，我陷入了海底，周身都被白茫茫的水围着，压着，脑里一片模糊。
我“嗵！嗵！”地冲下楼，楼梯上留下一串铜钱大的湿点。
“毛银鹏！”迎面传来同学亲热的叫声。我连忙仰起头，闭紧眼，把泪水倒回去，憋下去。头上一片青嫩的树叶，被风刮得摇摇摆摆，飘落在我的脸上。我顺势抓住它，揉揉眼，面对前来的同学。
“你考上了吗？”“没有。”同学拍我的手一下：“没关系！可以复读。”“我可能复读不成。”“那也没什么。你不是早立志当作家么？高尔基连小学都没读完呢！”我心头一热，微笑着说：“好吧，你快去看。”
穿过教室旁的林荫小道，走出半圆拱的学校大门，我转过头来，望着依山而建的校舍，想起老师在这明亮的教室里，读过我的作文；校长站在高台上，向这宽广操场内黑压压的同学们，宣布过我的作文全校第一名⋯⋯我又觉眼眶发胀。怕遇到大路上的同学，我便跌撞着钻进油菜丛中的羊肠小道，一任泪水倾泻。
路上的小虫们，呈两排闪动的弧线，纷纷飞入路两旁的油菜丛中。我停住脚步，蹲下身子，双手撑着头，呆望着身旁的油菜。蔫耷耷的油菜花瓣，有的卡在油菜枝叉间，有的粘在湿漉漉的土块上，有的随沟里流动的浑浊泥水，时浮时沉。油菜枝头，凸突着嫩绿的籽夹。
我站起身，分明记得，昨天遍地油菜花，金黄灿烂，如铺开巨大的金丝绒毯子。而经过昨夜的风雨，现今一片嫩绿。好像一只神手，在眼前一挥，就把大地换装了。
一阵清风拂来，饱含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和油菜的清香、麦穗的芬芳，还有呛人的火粪味。远处传来清脆的麦笛声，三五个孩子，偏坐、倒骑在壮实的牛背上，嘴里噙着寸把长的麦秆，信口吹着，随着牛背脊，一上一下地在油菜丛中耸动。“我要是永远和他们一样，该多好啊！”
附近有厚重的声音响起，在一块地角，有位鬓发斑白的老伯正拍火粪。在东边小山头刚起一竿高的太阳光的照耀下，他把沙耙一下一下地挥向空中，光亮的沙耙一下一下地闪射着朝晖。
他的拍土，节奏均匀，很有力量，一下一下传到我的脚板，顺着腿传到我的心头。我似乎看到父亲、祖父，还有曾祖父⋯⋯微笑着向我走来。我感到大地的厚实宽广，脚下的小路与天地间的每条路，都是相通的。我可以由脚下的小路，走向遥远的大路！
望见公路上预选上了的同学，背着鼓鼓的书包，提着满满的菜瓶，兴冲冲地走向学校，想我六岁开始上学，现在十八岁已满，读了十二年书，结果是单薄的身子，不及格的成绩⋯⋯脚步又沉重了。
从后门默默地进家，父母弟妹都眼睛发亮地围上来，急急地问我怎么样，我低声说：“没考好。”，便进房，“吱哑”关上门，把自己丢在椅子上。椅子晃动了一下，发出沙哑的呻吟。小弟正在玩刚出嫁的姐姐带回的收音机，父亲粗声吼：“关上！吵人。”
头发凌乱的母亲，推开房门：“伢儿呀，你要想开些！每年没考上的伢儿一大堆。”额头晒成古铜色的父亲，扶着门沿：“你先好好地歇歇，玩玩，这半年，我不要你干一点活儿。”这时姐姐笑着进来，拉我出去：“快，照相的师傅等你呢！”
照相师傅叫我“笑一点！”我觉得今天是我正式跨出校门，踏入社会的第一天，想起老师教导的：“微笑着面对人生”，脑里想着高尔基、鲁迅的高大形象，我不觉昂首挺胸，眼望前方，翘起嘴角笑了。
再回到房里，我撕下本来就小的窗户上的破尼龙纸，抹净小桌上的老鼠屎、灰尘、煤油迹，还有气味抹不去，我便铺上尼龙纸，再展开一张大白纸，蘸饱墨汁，挥笔竖写：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扫净墙上的蛛网、尘埃，笔直地贴着。
你算什么？
我读小学时，生骨髓炎误了课。我高中毕业时，伙伴冼芜中专毕业。他见我决定自学创作，便站直身子，立在我面前，盯着我——
“你语文，在班上第几名？”“三四名。”
“你那样的班，你校有几个？”“七个。”
他掰着指头：“像你那样的高中，俺县就有十多所。像俺这样的县，全省就有几十个。全国有几十个省，有数不清的作家、记者、教授，还有他们的儿女。你在他们当中，能算什么？趁早别作梦了！”
我睁大眼，张圆嘴，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我从未听过如此精细、明白的话。但我立即觉得这话不对，而我不知哪里不对，我盯着他，咬着嘴唇：“反正，我已决定——终生搞创作！我一定能成功！”
三年后，我的小小说在《长江文艺》发表。冼芜一听说，就跑到我家，脸红眼亮，挥舞着手：“银儿，我的话错了。我那是唯物主义，但是机械的。”我咧嘴笑：“你说的那么多人，特别是他们的儿女们，不一定爱写，更不一定坚持写。”
求表叔找事做
1981年5月24日
天刚亮，母亲就把我从梦中唤醒，说砖窑的事多是重活，我做不得，轻事恐怕想不到，今天趁表叔没跟别人商量，去叫他弄点轻事儿。要出点钱，就借点钱。要不，重生活做不得那就难了。
母亲叫我把姐夫上次给我的拾元钱装在身上，到街上买一把晴雨伞，一个提包。那来去是要用的。她还提了十七斤糯米，到街上去卖，买点东西到表叔家去。
一路上，母亲谈了许多道理，教我要安心做表叔弄的事。
到武穴卖了米，母亲买了六支油条，我们各三支，吃了，又买了晴雨伞、提包。母亲想买些东西到表叔家去。买好的吗，又没钱；差的吗，又看不得。母亲只好花一元钱，买了十斤较小的土豆，买一角钱糖到表叔的住地了。
我们走到那楼房边，记不清表叔住的是哪一间房，只好喊表叔的小儿子（他一岁时，表叔把他送到我家，叫我母亲帮他养。养到五岁时，即今年，又弄回表叔身边）。喊了两声，表叔的大儿子出来了：“我说是俺表娘来了嘛。”
快到表叔房，表娘出来了，带着笑说：“表姐来啦。”我连忙叫：“表娘！”“银儿也来啦。”母亲说：“来找表弟麻烦哪。银儿这次没考上，表弟昨天到俺那里去了，跟他说，叫他把银儿弄个事儿做。表弟昨天说准备把银儿弄到砖瓦窑去，看有轻事做的么。”表娘立即沉下脸，平板着，在昏暗的走廊里更显阴沉。
我连忙转过头，低着。我们都没作声，我和母亲的脚步声也轻得快没有，只有表娘粗重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表娘才勉强带点笑腔：“我有事，你们到房里去坐。”我们只好进她房。母亲红着脸，眼睛向地下望着，慢慢走进房。
我觉得难受，只好坐在房里拿出笔记本看。见表叔来，忙起身，小声叫了声：“表叔。”“银朋儿来啦。”我们坐下后，母亲说明来因。表叔说：“砖瓦窑像俺生产队一样，有重活，也有轻活。银儿做不得重的，我跟那里的领导说，叫他安排轻活儿做。”母亲说：“那里离这里不有上十多里，银儿怕有些惦念家。”“那多大人还惦么事，这样说不就算了。”“不念家。在校两年也不念嘛！”我不觉驳了母亲一下。母亲低着头，我心里像有刀在绞。过一会儿，有人来找表叔，他便出去。
母亲叹了一口气：“我想表叔把你弄轻点的事，离他这里近些，有么事方便些，表叔好照顾些⋯⋯”“你不该说念家嘛。”“你又不说话，只我一个人说。”
又过了会儿，表娘进来了。她挽着袖子，大概准备煮饭。母亲竭力放和气些，边对表娘说：“你有么事，来坐时，歇时儿。”边伸手去拉表娘的衣裳。表娘立即一摆，板着脸，嘟着嘴：“还有大堆事没做，那来的功夫坐的？”说完拂袖而去，掀起一股冷风，我打了个寒颤。我和母亲又坐着红脸、发愣。
不一会儿，母亲抹了抹脸，起身到厨房去，帮表娘烧火。表娘说她们这些人不喜欢咽土豆，只爱鸡蛋，二姨娘给了二十多个蛋她，细姨娘给了她二十元钱。
饭熟了，表娘说：“吃饭。”我准备不去吃，又怕讨她的气话受，只得硬着头皮去了。
桌上一碗烘干鱼、一碗炒包菜、一碗煮土豆，还有一碗豆腐块。母亲盛了大半碗饭给我，表娘叫我夹菜咽。见我躲躲闪闪的，她动手夹了几块鱼肉给我。我夹给小表弟。她再夹给我，我又夹给小表弟了。她叫我母亲吃菜。
我抬头一看，表娘站着吃饭，我连忙起身把椅子给她。她准备去房里拿，小表弟已起身把他坐的椅子给我。表娘笑着说：“他只跟你有点感情。”说罢自己去拿椅子了。
母亲吃完大半碗饭，就放下筷子，准备回家。我忙吃完头半碗饭，表娘拿过碗，又盛了大半碗饭我吃，叫我菜夹大点咽，说吃不完，剩饭剩菜的烦人。
一会儿，姨娘的女婿来了，叫我们搭拖拉机回去。我连忙吃完饭，准备走。表娘跟我母亲说：“表姐，你回去，让银儿在这里住一夜。”我说回去。
我们正准备上车，表叔来了。他问我们吃饭了么，又叫姨娘女婿和机司去吃饭，他们不肯。表叔又叫我二十八九号再来，他带我到砖瓦窑去看看。他说母亲不该买土豆来，自家也穷得很。
我和母亲坐进驾驶室。驾驶室里没铺地板，空空的，看得见转动的车轮。机器隆隆作响，车身急剧抖动，我和母亲头昏目眩，快要呕吐。我们踩在横铁杆上，生怕掉下去。
下车时，母亲快要倒了。她跌到路旁，闭着眼对我说：“百行事儿百样怨。开车还不是难。只读书考上了大学，不求人才好哇！”
回到家里，我倒在床上。母亲站不稳，躺了一会儿，又起床煮饭。
5月29日
我买了一角钱糖，快步走向表叔家。二表弟和小表弟正在楼门前玩，我把糖给他们，他们带我去他们的住房。
我对表叔说：“表叔，么样呀？到砖瓦窑去？”“我还没去。”小表弟说：“爷，银朋哥了一盒烟，说给你吃。”我连忙掏出来：“这盒烟你拿去。到砖瓦窑找人也要抽烟给别人。”
“你装着，我不要，你自己分。我要你的点东西干什么？你姐多大个女泼，说话呕人心。说我把二姨娘女儿弄来当营业员是塞了东西我，她没东西塞的就不肯给她弄事。我见到她要打她嘴几巴掌！”我立即肉一紧，身子一颤。
“我上次跟你父说过，俺这些亲戚都一样，我每家弄一个出来做事。你姐叫我给她弄事时，我问你父，你父说给你弄⋯⋯”“我姐么时说的？”“你娘说你姐说了。”我不免怪母亲乱说，见表叔瞪着眼，粗着嗓子，而我没考上大学又要求他⋯⋯不禁热泪盈眶。
“我今天没工夫，要开会。我这里有电影票，你去看电影。你在这里住一夜，明天再说。”“那我回去，明天再来。”二表弟和小表弟连忙来围住我，拉着我的伞，要我看电影。我忍着泪，硬着喉管说回家有事要做，明天再来。“那你就后天来，明天还要开会。后天俺一阵去看看。”“嗯。”我连忙出房门。表叔再次叫我后天来，我强忍住心里难过，努力大声答应：“晓得啦！”
走出大门，我再也忍不住了，满眶的热泪，豆粒大的，不断往下滚，鼻涕也来了，以致我的手帕不多一会儿全湿透了。公路上人来人往，我怕引起别人注意，就强忍，忍不住就用手帕使劲地擦眼。约走了四里路，才一把忍住了。
一路上，我的思绪像一团乱麻，无头绪，如长江的水，奔腾不息：我的过去、现在、将来，祖父母、父母、姐弟等，越想心越痛⋯⋯我全身无力，想倒在地上躺一会儿，天下起雨来，我只好硬伸着头往回走。
走到家，母亲急忙盯着我问：“伢儿，么样？”“表叔说开会，没工夫，叫我后天再去。”母亲立即抿紧嘴，低下头，茫然地望着地面。
吃午饭时，我对父亲说表叔没工夫，叫我后天再去。
“算了！”父亲放下筷子：“跟他说了三次，还要‘后天再去’。他这是敷衍！跟砖瓦窑领导一说，把你弄进去，你做不得跑回来了，就再也不管了。况且这就得‘后天再来’。砖瓦窑的事你一定做不得。你是刚出学堂门的学生，手脚都嫩，不几天手脚就要磨破皮。你小时生了病，身子弱。好多棒劳力都做不来。在外行行要不受人降，搞不好就讨气受，搞不好就赶回来⋯⋯”
我心如刀绞，不禁流下泪来，把饭碗端到房里去吃。父亲也流着泪，哽着喉管说。母亲受不了这种光景的折磨：“说话就好好说嘛，流么泪？你这老不中用的！”
“你不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哇！”
父亲提高声音：“银儿，你现在是懂事的，砖瓦窑一律不去。这半年我不要你做庄稼，你在家看书也行，到学校复读也行。到明年，你做得就做，做不得就歇一时。在家里，俺老小都在一起生活，我放心，你娘也放心，多好！古人说‘庄稼钱，万万年’，‘七十二样，庄稼为上’⋯⋯你到砖瓦窑累死了，做不到几个钱，表娘又要刮些去，自己还得用，有多少剩的？你娘一去，表娘就说些话来呕人心，我们屁都放不得。那样整得人不知多难过⋯⋯”
6月2日
近几天来，我天一亮就起床，坐在房里，从小学一年级第一册语文学起，打算一直学到大学最后一册，课后习题照做。领略了“温故而知新”的甜头。
今天上午表叔又来我家，说我没去他那里，表娘说我们生气了。我母亲连忙说没有生气，只是我干不得重活。表叔说有轻活儿。表叔又提起我姐说的话，“我表叔是这种人？这么爱要东西？”母亲红着脸，把裂满口的手在围腰上擦着：“我是直得很的，表姐弟之间，么人晓得你还生气了。”“只我和你是表姐弟关系，美霞与你有么表姐妹关系？”
表叔说他跟砖瓦窑的领导说好了，叫我去做轻活。母亲连忙说：“你说好了么，表弟？”“说好了。”“那就叫银儿去。”“明天中午去，背点米，带被子就行了。”“表弟，你今天要做什么，叫银儿去帮忙，他在屋里没么事。”“要得，跟我切沟去。”
把做人的目标悬得高些
我趁在县城做临工的间隙，去向初中老师喻言请教。他叫我送一封信他的高中老师湛明茂，说湛老师生活阅历丰富，文学功底厚实，我听湛老师的教导，能成才。
湛老师看了我实录做临工生活的稿子，说高中生没一个能写出，但离发表还有距离，先打五年基础再说。我便借齐从小学一年级第一册到大学毕业的语文课本，从头到尾学习，每个题都做。
后来，湛老师看了我新写的稿子。用红圆珠笔，在稿上修改了不少，稿后写着：
业之于学，
学之于志，
志之于贫。
贫苦不是坏事，
把做人的目标悬得高些，
会加速幸福的到来。
我便照抄不少名人名言：“为文先为人。”“终生为高尚的理想而奋斗，必有问心无愧的归宿。”“金钱、美女、功名利禄，不在我的人生计划之列。我的人生信条是：人格、尊严、真善美、宇宙、未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并照这些名言去做。
后来，县教师节征文：《献给敬爱的老师》。我写自己，之所以像囚徒一样苦干，像种子一样深埋，是因为敬爱的老师教我：“把做人的目标悬得高些！”很快获奖。
喝米汤
听说有的学生没考上大学疯了，甚至寻短见，父母便说我刚出学堂门，随我自己的便，高兴干啥就干啥。后见房里书桌上堆满了书，我起早摸黑，劲头十足，便催我干农活儿。再见我干农活儿选很快能完的活儿，哪怕活儿重都不在乎，只图快点干完，回去看书，父母便说我不像个种庄稼的。我一字一句地对他们说：“我不可能走你们的老路，劳苦得变了形，而一无所有。”后来，一看到我拿起书，父亲就摔东西，母亲叫骂：“有本事就显！整天躲在房里，哪像个男子汉？”我只好请表叔帮我找事做。
我跑了几趟空路，父亲的脸色便沉重。一天早上，我和父母在田里切沟。父亲说我高中毕业，不愿种庄稼。表叔帮我找工作难，只得推托，反而耽误我干农活。母亲说，不管怎样，抠烂泥最没出息。我说表叔约我今天去找厂长，便丢下锹。母亲说回家炒饭我吃。父亲把锹往地上一惯，瞪红着眼：“不准吃老子的！”
我头也不回：“不吃就不吃！”母亲赶在后面，捏着两块钱：“别饿成病！在街上买烧饼吃。”父亲更是粗起嗓子：“钱，不是老子的？”我加快步子跑。母亲摔倒在窄滑的田埂上，哭着腔：“正长身子的嫩伢儿！饿成病怎么办？”
上了公路，我泪眼恍忽。一捏手帕，泪水滴在地上响，我才感到：“这不是搞文学大业的人的举动。”我便咬紧牙，仰起头，把眼眶的泪摇回去。
我一进表叔家门，他就敲着筷子：“你今天来干啥？昨天晚上下了雨！”我眨着眼：“前两天，你叫我过两天来。今天就是过了两天的。”
表叔盯着我，加重语气：“你记住：今后遇到下雨，再过两天！”他放低声：“厂长今天有事，过两天你再来。”“那，我回去？”我正准备转身，表叔望望天上火红滚圆的太阳说：“你先教表弟妹们做作业，等地晒得干一些，你再挑粪去菜园。”表娘放下饭碗说：“银儿，你吃饭了吗？如果没吃，锅里还剩了一点锅巴。”我立即回答：“吃了！”
表弟们打着饱嗝来到书房，同声说：“银儿哥，先讲故事！笑话儿也好。”而我肚肠在“叽哩咕噜”地讲故事。我清早在田里切沟时，就饿了。我瘪着肚子走了二十里路到这里，还得挑担，还得等到午后，才能吃饭，那不饿成病？——
现在就把身子饿坏了，我将来怎能完成大部头的作品？这样一想，更觉问题严重至极！——一定得找点东西，填肚子!
表弟还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摇：“讲一个吧！银儿哥！”表妹望了我一眼，便把弟弟的手掰开：“下次再说。”
我低头走出表叔家，在附近的付食店、饭摊旁转动。厚实的糖馅芝麻饼，可以饱眼福，但口袋里抠不出票子。大白馍散发的白气，吸进喉管是香甜滑溜的，但不能填肚子。脑里想着书中一些人偷食物的情景，但这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相配⋯⋯我低头转进表叔家。
表妹乌亮的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我：“银儿哥，你喝米汤吗？这米汤是当茶喝的。”我低声说：“不渴。”边说边茫然地向饭桌上的一盆米汤望去——
突然，盆底躺着几粒发涨的饭粒，大白馍似地凸现出来。我不觉提高一点声：“喝就喝一点。”
表弟妹们一心做作业，但我还是作贼一样，双眼盯着他们，看准了他们都埋头在书本，我赶紧端起盆子，使暗劲连晃两下，那盆底的几粒饭翻起来，我立即张开嘴，凑近去，“呼！呼！”几口，喝进肚里——这才放下盆子，长吁一口气——
“现在，饿不成病了！伤害不了我的大部头了！”
雾的石凹
汽车钻进绿林，车尾掀起白灰，与林梢的雾相混淆。转过几个山嘴，突然听到隆隆声响，看见山头被炸开，裸露出白的、青的石壁，半山腰的碎石机搅起浓浓的蘑菇云似的石灰，山脚堆着小山样的石子。表叔说这就是碎石厂。
走进路旁的低矮小屋，表叔指着我对碎石厂的厂长说，这是我侄儿，刚高中毕业，没干惯重活儿，请你帮忙，看安排他干什么合适。
组长带我去碎石场，和那些姑娘媳妇一块儿，拿铁铲铲石子上车。不到一天，我就双手起血泡，浑身酸痛。组长说，让我跟一个姑娘接石子。
那天下午，组长对一个刚走上山来的姑娘说：“小林，这是小毛，今后你和他一班。”我们相互望了一眼。我觉得她那圆润的额头下，白净的瓜子脸上，有些凹陷的眼睛，特别清澈明亮，像在炎热的夏天，长途跋涉的人，突然发现的深山里的泉水潭。
“你们别打架呵！”组长笑着说。她“咯”的一声，抿着薄薄的红唇，笑得窈窕的身子一扭，继续上山。她穿着裁剪得体的深蓝西装，蹬着高跟鞋，沿那又窄又陡的石子路，一步一点地向上走去。一头乌黑的长发，被浅蓝的手帕扎得像凤尾。她犹如一只凤凰，一会儿转了个弯，没入青翠的松林。
夜里上班，我一走近碎石机，就觉得地被震动，耳朵灌满“嗵嗵”声，似乎整个头脑，被那运输带拖进了碎石机。石灰腾腾飞舞，遮住铁架上的电灯光。石灰渣吸进鼻孔，有股腥味。小林递给我一个白纱布口罩：“戴上这个。”我接过来：“哦！”我们便无话了。各自站在碎石机铁架的一只脚旁。我望着北边山上不时传来猫头鹰叫声的黑黝黝的树林，她望着南边山上在晃动的电灯泡红光下的人打石头。
山头的工人，把炸开的石头用板车拉到山腰。经过碎石机砸碎，大石子沿铁皮槽滚到山下去，小石渣用碎石机下的漏斗接着。漏斗下放着板车，我们不时地打开漏斗口的小铁板，漏一通小石渣。板车装满了，就推到旁边倒向山下。小林倒了一车后，我便去倒，但车还没满，我便又靠在铁架脚下望北山。一会儿，小林打开小铁板，满了一车，她又推走了。我身为男子，却一车都没推，就说：“我来推。”她说：“随便。”一会儿，我埋着头去推车，她也埋着头去推，我们碰撞了一下。我说：“干脆，每人连推几车。这几车归我推，下几车你再推。”她又说“随便。”
我推第一车时，双手紧紧地捉着车把，转动不灵活，笨重得很。小林说：“你没推过板车吧？车把别太捉近了。”我不好意思，望着旁边说：“没推过。”捉远点车把，真的灵活多了。我一用力，把板车推过这石场，冲到山下去了。
小林和我连忙跑到山脚，把板车拉上来。她说：“我一个人推算了。你先看看。”我更不好意思，盯着地：“那怎么好？”她把石子铲在场沿作个小坝，好挡住车轮别再跑下去。而我这次却过早地掀了车，把石渣倒在场地上。她又来铲石渣，往下摔：“别紧张，慢慢来。”我一身的汗，喘不过气来，连忙拉开口罩，张大口喘气。她立即说：“我开始来，没戴口罩，吸进了石灰渣，觉得胸口闭人。”我又把口罩戴上。实在闭得难受，便拉开一点。
终于搞到下班。我把手指插进鼻孔一转，石灰渣“唦唦”地响。伸手抓头，发根被厚厚的一层石灰渣，实实地板结住了，抓得头皮青痛。只得在洗澡时，把头浸入澡盆摆动，轻轻地搔着头发。澡还没洗完，澡盆里的水，就和米汤一样。等洗完衣服，来翻开书，却睁不开眼皮。一觉醒来，一天就过去了。
再去上班，我套上一身破旧的黑裤褂，打算一般不洗它。戴上帽子和托人在县城买来的海绵口罩。我给小林一个口罩：“这种好透气，洗也方便。”小林说：“我不要。”我再说这不太闭人，她才收下。
第三天，山洪把场地旁的小石渣冲开了一道深沟。我推车转弯，往后退时，一脚踩空，我和装满石渣的板车一齐掉下去。“嗵！”的一声，腾起大股白灰，车子跌散了，裤子外侧，裂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幸亏人在车把中间没受伤。
“小毛！”小林站在沟沿上，俯下身来，吓得变了腔。这沟有三米多深，小林连滚带爬地下来：“伤着了么？”她瞪大着眼睛在我浑身上下搜寻。我慌忙转过身去，捏着裤子的裂口：“没什么，只是裤子破了点儿。”“人没伤就好！”她长吁一口气，又帮我把板车弄好，拉上去。
在小林的帮助下，几天后，我就适应了。有时停电，或别人修理碎石机，我便掏出书来看。长篇小说不适合，我就看短篇的。短篇的一次看不完，弄得心里牵挂，我便看小小说、成语故事、笑话。我甚至利用推车的间隙，掏出小成语词典来，看一条成语注释。
小林时常帮我推车：“你看书吧。”我不好意思：“空时看得玩的。老麻烦你，真不好意思。”“没什么。手上的活儿。”
空闲时，小林常跑上山路旁，与过磅的小朱玩。听说小林本是城里人，但她家姊妹多，父母养不活，一生出她，就把她抱给一位乡村队长。这队长没女儿，很爱她，送她上学。她高中毕了业，对养父母很孝顺，厂里下班了，回家还干农活儿。小朱是厂长的女儿，长得太胖，几次向我借书看，说她也是高中毕业。我怕书弄脏了，不大愿意。后见小林常跟她玩，有时头挤在一块儿看书，我便任她借，并在书边写读后感时，连字也注意写好点。
后来，修理机器的师傅叫我讲故事，我便选他们爱听的讲。小林也坐在旁边，双手搂着膝盖听。好几次，在磅边的小朱喊：“哟，小林盯着小毛，眼都不眨！”说得小林红着脸，低下头。一会儿，小林又双眼很亮地盯着我听。我时常讲代表我心意的故事。
修理师傅说：“你常看书，是想当作家？那是随便人能想的？”我没必要惹出他的讽刺来，便说：“看得好玩的。像你们打牌一样。”小朱说：“不是看得玩的。小毛还写日记。”“日记也是可以写得玩的。”小林连忙说。“哟，小林为小毛呢！”小林红着脸：“我只是说句公道话。”
小林的村子就在斜对面的山腰，从厂里到她家，要经过山脚的一片稻田。有时夜晚她一个人来上班。一天夜里，她没来，我干不了。在石头窖戳石头的老师傅，叫我去接她。
我与下班的人一路去，站在她家门口，喊了好几声，她才含糊地“呵”一声，慌忙跌撞着来开门，揉着眼睛：“啊，小毛！你喊了一晌吧？”“我只叫两声，你就醒了。你白天插田太累了。”“没什么。”她连忙从厨房里洗出一个甜瓜来，递给我。我说：“刚吃过饭，不饿。”她还往我手上塞，小声地说：“我娘睡了，要是白天你来，她一定要你吃饭。”她提着装有毛巾和口罩的小布袋：“走吧。”我让她前面走，与她拉开一段距离。出村时，她站在那里，我只好跟近点。她一走，我又慢走几步。听到树林里猫头鹰叫，我连忙加快步子。
银钩似的月亮，朦朦胧胧的，悬在头上，就像穹顶的彩灯。稻田上的水气，幕布一样展开。一线白亮的田埂，如同系在两山间的绳子。小林富有弹性而修长的腿，一前一后地走在这田埂上，好比荡秋千。手帕扎着的长发，在小林苗条的腰上，一抖一抖的。岸上的小虫，纷纷飞向稻田。一闪一闪的萤火，星星般眨眼。一阵阵此起彼伏、时高时低的蛙鸣，像掌声的浪潮。
我把甜瓜掰两半，给一半小林。“咔哧！咔哧！”的脆响，我们吃的似乎是仙果。登到山腰碎石机碎起的白灰下，我们仿佛升上了仙境。
东边山谷的鱼肚白，彩霞，弹起的红球，一步步让我们亲眼看见上帝在给松林、石壁、碎石机和石子镀金。
小林解开搭在乌发上的毛巾，拍打几下身上的石灰，提起小布袋，一晃一晃地远去。我站在山腰的松林下，觉得她摆动着的手上，有根绳子，把我的心系着，一下一下地扯走了。
傍晚，红霞涂抹着蓝天，绿野披上白纱时，我又在山顶的松树下，盼望斜对面绿林中凤凰的飞出，我一寸一寸地把心往回拉。连我坐着清香松林中的凉爽石头，翻开的洁白书页上，一个个的铅字，都变成了飞舞的凤凰。“进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老藤枯缠到死，树枯藤老死也缠。”一跳入我的眼帘，就融进了我的血液，沸腾起来。但想到自己家里连吃饭都成问题，特别是我现在的宝贵青春，应该献给我立志的文学大业，我就心绞得热泪直涌，滴进面前的草丛里。
小林村庄的山脚下，有股泉水，冬天冒热气，夏天凉浸浸的，川流不息。泉水清亮亮的，水里小圆石上的花纹，看得一清二楚。人们用水桶和瓦壶，在上游把泉水挑回家，或提到野外去享用。穿得花花绿绿的姑娘媳妇，蹲在下游的岸边或水中的青石条上，捏棒槌捶衣，端竹筐淘菜。飞溅的白皂沫和漂浮的青菜渣，一眨眼，就被泉水冲得无影无踪。
厂长问我愿不愿去提点凉水来喝。“好！”我连忙提着两个保温瓶去了。看见了在泉边洗衣裳的小林，我就像摘了两朵鲜花儿，不禁鼻子吸溜着，悠悠地晃荡起来。第二天，厂长还没来，我就去提水。目光搜遍泉边、村舍和野外，不见小林的影子，我两手提着的，似乎是两吨铁。
我住的低矮小屋，一边摆着几张条桌，白天厂长会计办公；一边摆着两张窄床，两床间的空隙，仅容一人走过。我们有时坐在床沿，向后一仰，脚就伸到对面床上了。我躺一床，另一张床是厂长或会计值班用的。而厂长和会计常不来，于是就被上夜班的人借用。
有位小兰姐，红润鲜亮，像熟透的苹果。她的村子比较远，她一般天黑前赶来，把大块的干鱼肉，往我碗里戳。弄得我常捂着碗，跑到门外去吃。她在我床对面的床上躺下。我说她在这里睡，不好。“怕什么？我结过婚的。”听说她刚结婚，丈夫就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了。“这也不合适。”我趁她外出时，连忙闩门，躺下，用衣服捂着头。她来敲门，我假装睡着了。
第二天，她早早地躺在床上。我只得到山林去望月亮，扯根苦涩的青草，放在嘴里嚼。转到半夜，我只得回房。
我一跨进门槛，就见如水的月光，透过窗口，洒在小兰姐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两座高耸的小山头，一起一伏，地动山摇；发醇充分的白馍上，根根绒毛，在均匀的鼻息下，轻轻地颤动。我脑里一“轰！”眼花缭乱。但一个声音在高叫：“你不是立志要当高尚的大作家么？你的前程，就这样葬送？”我立即转身，冲出房门。又记起母亲常常教导的：“儿呀，身稳口稳，到处好安身！”
凉风伸出柔软的手，梳理着我本来很短的头发。花草和松树，争相送来清新的气息。“这点难关，我难道不能闯过？”
我脚步坚定地迈进房里，努力自然地躺下，闭目。但耳中还灌进均匀的气息，脑里还闪现起伏的山峰、颤动的绒毛⋯⋯“要是睡梦中干了坏事，那不惨了？”我坐起来，想找绳子捆住自己的手脚，再睡。但明早让人看见，像个什么样子？特别是，“我的人生之路，还只刚开始。这点自制力都没有，还怎么面对今后的人生？还奢谈什么文学大业？”我又“嗵！”地一仰，闭上眼睛。
我觉得眼皮发胀时，睁开眼，不见了小兰姐，只见粉红的霞光，照着小兰姐留在被单上的凹迹。似乎是一副美的图画。一轮朝阳，透过洁白的晨雾和碧绿的叶丛，向我微笑，笑得脸庞红彤彤的。
后来，我不再计较躺在我对面床上的是谁。
一天夜里，小林和另一位姑娘在杂物房里睡。这房里摆着一张床，日夜不关门，夜里开着灯，供大家休息，放东西。
有个钻工，平常不爱说话，喜欢偷偷地瞄女性。他本来在山上钻眼钻得好好的，突然放下电钻，悄悄地溜进杂物房，拉熄电灯。在他放下电钻时，组长发觉他的神色不对，也悄悄地跟着，见电灯熄了，鞋脱得响，床响，便摸到门边的拉线，一下拉亮电灯，立即闪进旁边的树林，向房里望。那家伙正站在床上解裤带，见灯亮了，慌忙跳下床来，跑到山上，抱起电钻，“咚咚”一气。天亮下班时，他低着头，红着脸，匆匆地回去了。
我一听说此事，就对小林说：“你今后，绝不能去那房里休息！”
有时小林在另一位女性的陪伴下，躺在我对面的床上，我感到甜蜜蜜的，睡得特别香。看到法国作家都德写的《繁星》，我觉得：我就是那放羊的小伙子，小林就是那靠歇在小伙子肩头，最美丽、最明亮的星星。
有个长发瘦身的大龄青年，脸很尖，牙伸出嘴外，说话声音沙哑，像鸭子在叫。一次，他用树枝在地上划着：“想姐多来梦姐多，梦中和姐同被窝。醒来是个团圆梦，害得小郎满铺摸。”惹得大家来看。他还说，邻村有个女人，提着一蓝鸡蛋进城卖。在路上被一个男人追赶，她手按鸡蛋拚命地跑，还是没跑掉。男人糟蹋了她就走了，鸡蛋还是好好的。女人摸着蛋说：“什么屁事儿？早知不抢蛋，我还懒得跑。”大家围着他笑开了。
我一见他伸出湿的舌头，舔着长而瘪的嘴，就觉得喉头有苍蝇。他下班常等小林。我叫小林小心点，小林说晓得。有时大白天的，还有别人，她就一路回去了。不几天，听说他给小林写了首情诗，四句话，还把小林的名字嵌在里面。我更要呕吐了。
这时，厂里传开：小林早已有了对象，他当兵去了。小林戴的手表，抵我们几个月的工资，就是定亲礼物。我的心，一下安帖了。我们还是和原来一样相处。
不久，父亲说我干了几个月，没积一分钱。尽管我吃饭时，只买两分钱菜汤，浇在香脆的锅粑上。但工资低，又要买书，更因开始不适应，皮肤生疮，治疮用去不少钱。表叔说酒厂工资高点儿，我便结了账，收拾东西。
厂长帮我把被子和装满书的小木箱，放在农用车箱那堆满着的石子上。我蹲在石子上，扶着被子和木箱。我正扭头寻找小林时，小林刚好脚步匆匆气喘吁吁地来到车旁。组长拖长腔调，笑着说：“表叔接小毛去酒厂啰！”我和小林对望了一眼，都抿着嘴角笑了一下。她慢慢地向山上走，我的车子也开动了。车子转弯时，我扭转头，发觉小林正在山上向我望。
山间又起雾了。一会儿，小林的身影，就隐在浮动着的洁白的雾中。
我觉得眼眶发胀，热乎乎的，我的眼里，白雾在弥漫⋯⋯
两年后，我在县城帮老师开店，发觉店门口走过一个熟悉的影子。我来到店外，她已走远，也正回过头来望我，我觉得她就是小林。她继续走路，我站了一会儿，便进店。
十年后，我在县城开匾店。一个肥胖的女人进店来，粗着嗓子喊：“小毛！”她是小朱，说正开旅社，想挂几块告白牌子。我笑着问：“原来我们厂里的那些人，现在怎样了？”“你是问小林！”“都问。”“别哄我。那时你跟小林谈恋爱⋯⋯”“没有的事。”
“你还想骗我？小林说确实想嫁给你，但她的养父母早给她定了亲，不好违背的。现在，她的丈夫在县里当团支书，生了个儿子，蛮幸福的。”
我长长地吁一口气，我的心彻底地宽慰了。我说了小朱所要的几块牌子的成本价，她竟叫我再便宜点。我无话可说，又思念起那时的小林来。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在外地开店，有时想念碎石厂。回到故乡，我和弟弟骑着自行车，特地去碎石厂。路上的车尾还是把白灰掀得老高，山腰的碎石机还是隆隆地响，只是移了地方。原来我们干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生了锈的铁架，场地上长满青草。一切都罩在飘动的薄雾之中。
我下到原来我掉下的深沟底，叫弟弟在小林原来所站的地方，向我拍照。我脑中回响着小林惊呼我的声音：“小毛！”
相片洗出来后，我用碳素墨水写上：“我掉下的深沟。小林喊我‘小毛！’”再把相片塑封。
我常常拿着这相片，长时间，细细地看⋯⋯
你还来吗？
我在酒厂做临工的时候，厂长派我去通山县采购做酒用的薯渣。县城供销社胖乎乎的主任，带我踩着绿油油秧苗间曲折纵横的田埂，向那浮动着洁白薄雾的山区供销分店走去。
刚到那里，一个消瘦的中年妇女，马上迎住主任拉话。我把背上的麻袋，放到旁边的地上，坐在麻袋上，掏出口袋里的书来看。
一会儿，一个姑娘甩动粗长乌黑的辫子，端着大杯茶，来到我面前：“请你喝茶。”我站起身：“谢谢！”几口喝干了。她侧着身子，手伸向店：“房里坐吧。”我说：“不用。”她的手还伸着：“请吧。”我便随她进了店内的一间房。
房里条桌旁，放着几本书。我一翻，是织毛衣的。桌子正中，摆着一面红边圆镜。床上的花毯子，折叠得凌角分明。洁白的纱帐里，挂着一把薄丝小圆扇。她又倒来一杯浓糖水，取下那小圆扇，递给我。外面有人喊买东西，她就出去了。我坐在桌前，继续看书。她再进房来，叫我吃饭，带我去店旁的小厨房。
桌上摆有一大碗鱼，一大碗肉。吃饭时，主任还与那妇女谈业务，妇女一心把鱼、肉往主任碗里夹。姑娘和我默默地吃饭。姑娘不时地把鱼、肉往我碗里夹。我不好意思老吃，有时退还菜碗里，有时夹给姑娘。
饭饱后，我又掏出书来看。主任问我看什么书。我说是古代笑话。他叫我谈几个听听。我便谈起来。他们都听得笑了。特别是那姑娘，胖手托着红腮，眼睛水汪汪地盯着我。
今天我们来是叫她们抓紧收购薯渣，过几天运走。我们回县城时，那中年妇女，向主任招手，叫他好走。那姑娘站在门旁青翠的竹林下，眼睛发亮地望着我。双手把背后的粗辫子，斜拉到胸前，抠着。在晚霞的照耀下，那竹林像青绿的烟雾，姑娘似雾中的雕像。
过几天，我来看薯渣收得差不多了，准备明天运走。回县城时，姑娘叫我等一会儿。她的家就在县城，她也回去。她紧跟在我身后，我快走几步，她也加快步子；我慢走，她便放缓步子。我故意说路不熟，让她带前走。她又侧过身来，走在我的旁边。路窄，就灵巧地跳到前面。她还不时地跟我说话，不觉挨得更近了。
我放眼观望野外的景色。附近有条小河，一线清亮的河水，在河中的石头上，激起雪白的浪花。两边的河滩上，摊着大小都圆溜的石头，闪着耀眼的阳光。河岸上，长着半人高的青草。不论远近的山上，都是郁郁葱葱的。林中升起袅袅炊烟，飘浮薄薄白雾。不时有背书包或骑牛的小孩，扛挖锄的大人，从林中闪现，又隐入绿林深处。还有悠长的歌调，或雄鸡啼鸣声传来。一些大人相貌不佳，竟有不少光头。而这姑娘是其中的健美者。
到县城，姑娘跟我到旅社看了一下，说明天早上邀我一路去分店。夜里，姑娘又来窗前，邀我看电影。我觉得不大合适，便说我有事。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沐浴着朝阳，沿着那清清的小河，向分店走去。姑娘浑身上下，整洁鲜亮。她时而前走，时而后跟，时而与我并排，像只活泼的鸟儿。快到店时，她站在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
“你还来吗？”我看了她那乌闪闪的眼睛一下：“不知道。”
“你还来吧！你下次来的时候，我带你去九宫山玩。”“为什么去九宫山玩？”“我爸爸在九宫山工作。那里的风景可美啦！”
农用车在门口等着。姑娘和中年妇女帮我搬薯渣，弄得一身的灰，满头的汗。搬完薯渣，我与司机坐进驾驶室，姑娘站在车旁，眼圈红红地望着我。她那整齐、细密而又雪白的牙齿，咬着乌黑的粗辫子。
车走远了，我回过头来，还见那粉红的朝阳沐浴着的青翠的竹林下，红艳艳的面孔上，乌亮亮的眼睛在闪光。
回到家里，我写日记时发觉，姑娘只知道主任喊我“小毛”，而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
多年后，我翻看那日记，想到契诃夫的《万卡》中，少年万卡在一封求救信的信封上，写的是“乡下爷爷收”，不禁惊奇：那时，那姑娘的“你还来吗？”！
尽管我至今不知道那姑娘的姓名，她现在什么地方，但她那一前一后跳动的身影，青翠的竹林下，沐浴着霞光的雕像，就像黑夜里悬在我眼前的明灯，越来越亮丽。
火柴盒宽的地盘
我在酒厂做临工时，一有空，就坐到旁边去看书，而别人都打牌。做酒的师傅见我从不打牌，便问我看书干什么。我说看得玩儿的，像你们打牌一样。
“你为什么不打牌？”“我不喜欢。”但与我同房的小伙子说：“小毛想当作家。他天天写日记。”
酒师傅斜起眼角看我，食指在空中冲我敲着：“你要是能在报纸上，占火柴盒宽的一块地盘，我吃你的屎！你拉到哪里，我爬在你屁股后，吃到哪里！”
大家把我们围成一圈，都张大嘴，瞪眼望着我。
我霍地立起身，盯着酒师傅：“你说话算数？”他手一挥：“大家作证！”那手又“啪！”地拍在他挺着的肚子上：“如果不算数，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五年为期！”“给你五十年！”“我绝对不用五年！”“大家等着！”“好！”
两年后，我们街上相遇。酒师傅一见我就大呼：“小毛！怎么样？”
我微笑地望着他：“在《长江文艺》上弄了一篇。”
他眯缝着眼：“多长？”我还是微笑地望着他：“一面字。”
他瞪大眼睛，射出亮光，破着嗓子笑：“真的不错呢！你这家伙！”随即，他扬起手，重重地拍着我的肩头：“等明日有空，把我的经历咵给你听，保你写一部棒极的长篇小说！起码砖头厚！”
见有人围观，他更是红光满面，翘起大姆指摇晃着：“我这老朋友确实不简单呢！他很早就是个有出息的样子！有空就学习！”
你把这碗粥吃了
我高中毕业后，请公社副书记表叔，弄临工做。表叔让我去他住地的五金厂。五金厂常停电，工资不够吃饭。我从家里带米去吃，常从早到晚，做表叔的家务：挑粪去菜园，教他孩子做作业，择菜，扫地等。
一天中午，我和工友敲着饭盆，走向食堂。路过表叔厨房门口时，表叔叫：“银儿，你哪里去？”“我去吃饭。”表叔指着他厨房饭桌上，一碗不冒热气的粥：“你不用去食堂买饭，把我这碗粥吃了。”
我从不占便宜：“不用。我有饭票。”表叔说：“你吃这粥，把你的饭票放在桌上，给芬（表叔的女儿）等会儿放学买饭吃。”
我掏出饭票，再端粥。清亮的粥面上，闪现着表叔方正红润的脸⋯⋯
井里浮起报纸
父亲坐在饭桌旁打着饱嗝，见我从书房出来，连忙舀一瓢冷水，泼进只剩一点饭的锅中。我粗声说：“你怎么这样？”父亲皮笑肉不笑：“不干活儿，还晓得饿？”
⋯⋯我推开房门，看见书柜是空的。父亲已在房中筑了一座大谷箱，而筑谷箱的墙，用的不是砖，竟是我积攒多年的一本一本的书！
我低垂着头，不觉走到井边。望着清亮而深不可测的井水，我打了个寒颤。正在我准备闭上眼睛，倒进井里去时，从井水深处，颤颤悠悠地浮起一张报纸。报纸自动伸展开来，平平展展地浮在水面上，报纸上赫然显现着几个黑色大字：“自杀，是弱者的愚蠢行为！”我把报纸捞起来，父亲撕下这篇文章，叫我好好保存。
二夹子
我站在大太阳底下，捏着扁担，对着烂泥田中的湿稻发愣：“要追求更大的人生价值！”我赶紧挑完稻回房看书。父母喷沫粗嗓：“半天云上过日子，鸡都养不活一只！文不文，武不武的，二夹子！”
我积累好长时间，才能写点东西，删了又删，改了又改，老着个脸，上师友的门：“请您赐教！”还常在田间地头，读给不识字的人听，问他们：“你看哪里不合意？”
待心满意足，寄出去后，听见自行车响，就以为是邮递员来了。见别人拿封信，就以为是我的。见自己的一封信，就以为是赐教信，总不相信多是铅印退稿信和“欢迎您参加我们的作家函授中心”！
我多年重复做梦：编辑部回信了！一个大牛皮纸信封！我颤抖着手，急急地拆开，轻轻地掏出来，睁大眼睛向信盯去，人就醒了。再怎么闭紧眼，屏住呼吸，都回不了这梦境，读不成这信。我时常渴急了，再翻出早发黄变柔的几封编辑赐教信，反复一个字一个字地品味。
我常流泪写日记，记着记着，竟抹净泪，咧开嘴笑了：“这好的素材，哪里去找？”又咬着牙，仔细地记下来，生怕今后条件改善了，得不到这些丰富而独特的感受！竟看着这日记眯笑了！
后来“财富”多了，写日记时，还常觉心绞手颤，自言自语：“原来担心感受不丰富，是错的。”抹抹胸前，又记下去：“不错，绞心的滋味各有不同！”“我定能大成文学！”
我投稿越来越多，都被退回。一个雨天，邮递员吴大叔，穿着雨衣和高统靴，一步一滑地来到我家门口，把大包小包的退稿信，往屋里一摔，喘着粗气：“你怎这么磨人？今后自己去取！”
我脑子一“轰！”，赶紧低头弯腰，连连捡起撒一地的“包袱”，窜进房里。
父母连忙拉吴大叔进屋，请他坐下喝糖水，吃饭。父亲对吴大叔笑：“这回，您可帮了我大忙！这二夹子，你不给点厉害，他就是不罢休！”
可吴大叔出门时，我又拿出新的“包袱”，往他手上塞。他望着我父母，摇头苦笑，接过“包袱”走了。父亲拍着桌子，粗起嗓子：“没药救！二夹子！”
代课老师
大队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要生孩子，校长叫我代两个月课。我一走上讲台，就对同学们说：好多老师爱打人，我不打，大家得好好学习。他们都咧嘴笑了，笑得脸蛋红红的，像花儿一样。
同学们坐得端端正正的，听了一会儿课后，有些晃动。我便说：“同学们爱不爱听故事？”他们立即响亮地回答：“爱！”我说：“那好！今天的课，就是把这篇课文的字都认熟，读得来。什么时候完成任务，就什么时候讲故事。”同学们齐齐地说：“好！”
大家鼓着眼睛听讲，不大一会儿，好多同学就把生字全认熟了，还连忙教给不会的同学。很快同学们都举起手来。我抽查了几个，便让他们一齐朗读。这堂课的任务，就在大家的朗朗书声中完成了。我便有声有色地讲起《美人鱼》、《皇帝的新衣》来。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还坐着不动。惹得窗外挤满了别班同学的头。此后，我便每次上半堂课讲教材，下半堂课讲故事。
早读时，同学们都张大嘴喊，教室里充满了口臭。我叫他们清早起床要洗嘴。第二天上学，他们连脖子都洗干净了。有的同学作业作得很好，但没钱买本子。我便用自己的钱买来本子，写“奖”字给他。并说今后谁的作业作得最好，就有奖。母亲告诉我：同学们回家，都跟父母说：“我们班来了个毛老师，脾气最好，最会讲故事！”
可时间不久，好多同学连上半堂课也想听故事。如果再缩短讲课时间，课文就讲不完。为了学好课文，甚至得延长时间。于是，教室里不免有些叽叽喳喳。我耐着性子，一再地劝导，还有些同学东倒西歪。后来，一个大个子同学，竟坐到桌子上去了。
我努力平和地对他说：“哎，你下来。在位子上坐好。”他还摇晃着身子，嗲声嗲气的：“我不！”同学们都望着他，哈哈大笑。
我提起脚，猛地一顿，大喝一声：“老子顿瘪了你！”
他的脸，霎地惨白，呆睁着双眼，僵硬着身子，本能地张着嘴，颤抖着拖长声调：“吔──吔──”从桌子上滑坐到凳子上。同学们睁大眼盯着他，教室里鸦雀无声。
我提高声，一字一句地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打人！比你们的老师还打得狠！谁再捣蛋试试！”第二天，我母亲便说：大家说你的脾气最凶。
不过，只要同学们认真听课，故事我还是照讲不误，并力争讲得更精彩。书上的故事不如意，我还临时虚构。教室里时常爆出爽朗的大笑，或一片哭泣。
当时是冬天，课间休息，同学们喜欢挤暖儿，我常加入其中。有时，我一个人紧靠在墙边，一条腿弓着立住身子，一条腿斜着伸直打撑，叫同学们来挤我，一个一个地往上加。有时，加到一大排，还不能挤动我。有时快要把我挤倒，站在旁边的同学，有的连忙贴在我的身边，有的马上加入到同学们的那一边。我们不觉形成两大排，长长地依着墙向对方挤，齐声大喊：“一、二，加油！一、二，加油！”挤得脸红眼亮，浑身暖洋洋的。
两个月满了，那语文老师抱来白白胖胖的儿子，分喜糖给我们。我含着糖，走出教室。同学们多忘了吃糖，红着眼，望着我。
后来，我在外面走路，常听到清脆响亮的叫声：“毛老师！”特别是那大个子同学的“毛老师！”叫得我快要流泪。
收土地费
1984年7月6日
今天上午，我们这些小组会计跟村长去张垸收土地费。
张垸比较大，房子建得很乱。不少是土砖房子，低矮、阴暗、潮湿，霉烂气刺鼻。特别是茅草或尼龙纸盖的土砖墙厕所，茅草枯黑，尼龙纸破烂，墙大窟窿小穿的，地上屎尿漫溢，无处插脚，臭气冲人⋯⋯一走近厕所，人就头皮发麻，浑身打寒颤。
孩子们颈、耳朵都是黑的，衣服破旧。鸡猪鸭很少见。听说张垸田地少，人口多，底子薄，是全村最穷的。
一些欠钱的户主，被叫到会计家，多灰衣土脸，低头弯腰。村长说，他没本事把合同改动，把钱减少。再说，这次上缴的钱少些，秋收更多，这次不缴清，下次更难缴。所以只好恨着心，毒着手收款。
在木匠家舌战了三四个钟头，还没榨出一分钱，讨钱队便商议：把水桶拿走，使木匠家吃水困难；把蚊帐下走，使他们睡不成；把大门下去，使他们日夜担心。其实，木匠家虽说有两间屋，屋内却只有两张桌子，几条凳子，连农家起码的农具、家具都缺乏，几乎穷得只剩四面墙壁。
几个组长会计端桌子的端桌子，扛水车的扛水车。木匠的妻子死死抱住水车，嚎叫着往家里拉：“这是我娘家的哎！”木匠也伸手来拉。村长一手捏着木匠妻子的手，使劲往下扯，一手把水车往外拉。两个组长帮忙。
村长见拉不动，便咬牙猛地把水车往地上一摔，木匠妻子立即惨叫：“哎哟，打死人啊！”瘫坐在地上，摸着被水车砸痛了的脚，破布鞋散在泥地上。
张垸男女老少和其他一些讨钱干部围在旁边，很多人眼里含着泪。我心绞痛，眼眶热胀，差点流下泪来。
下午，我们去李庄讨钱。
先叫盲人狗儿叔来李庄会计家。狗儿叔说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他妻子抱着胖娃儿，拍着娃儿屁股，说她田里秧发了病，但没钱买药，只好让虫吃。
大家说：“你在外算命的钱呢？”狗儿叔说：“没算几个命。前不久在外病了，住医院把几个钱都用了还不够，只得拖着病回家。”
村长说：“如果你没出外算命，大队就可以给你照顾多一点。现在你家做了田，总要交一些。你的没交，别人有钱也不肯交，都说‘别人也没交嘛！’你交了，别人就无话可说。‘你看，连狗儿这样困难都交了，你还有啥话说？’”“我家的一点田地都是请人做的，几个钱都给了别人。这我垸的人都晓得。”
“不交总不行！你猪多大？”村长板起脸，提高声。狗儿叔低缓地说：“百把多斤，想还养些时，抵上缴任务。”村长手一挥：“不行，得马上拉去卖掉！你回去商量一下！”
一会儿，听到后门有粗重的喘气声，我扭头一看，只见瘦弱的老太婆，拄着高过头的竹杆，穿着灰黑线布裤，灰白长褂，黑布鞋，裤腿、衣袖又细又短，头发苍白蓬乱，额角狭窄，脸瘦长惨白，布满皱纹，眼昏浊，牙齿稀黄，手节骨凸出，青经蚯蚓似的爬在手上。
老太婆的嘴嚼着，缓慢地一声声诉说她儿子狗儿眼瞎了，一点事都做不到，很少算命，没挣啥钱。儿媳个子小，干不了多少事，脾气犟，不大通道理，动不动就骂她。她家的田地常请人做，亏待了别人又不好，所以田地没啥收入。
她自己年老，连走路都艰难，更做不了多少事。地里长满了草，她只得端个小矮凳去，用小刀一颗一颗地雕。家里碎谷、挑水都麻烦。猪吃的糠也成问题。儿媳常骂她老不死，她几次拿了农药瓶，准备喝药一死了事，但一想到孙儿还小，她死了便害瞎儿幼孙，只得咬牙活下去⋯⋯她满脸是泪，淹平沟壑，缺牙的嘴一张一合，尖突的喉结一上一下，沙哑声时吐时咽，鼻涕眼泪一起从下巴尖往下流。
开始很多组长会计抿着嘴，眼睛发亮地望着老太婆，站着听她说。后来，大家都扯闲去了。我想给钱她，但摸口袋，一分钱也没有，家里还有很多债，便只得揉着绞痛的心，听老人诉说⋯⋯
我们到老太婆家去，只见砖墙歪裂，像鳄鱼张开的嘴。墙脚有不少大小鼠洞，一只瘦长的老鼠，竟然大白天钻出来。想必她家粮食少，连老鼠也饿肚子。一头百把斤的猪从屋角爬起来，把几根稻草散在潮湿的地上。屋里充满猪粪臭气、霉烂气味。
我感到脚酸，便端把小椅子坐下。凳椅只靠屁股处显出树木的本相。突然觉得有东西掉到头上、颈上，我一摸：是草渣、木屑。抬头一望：楼上没有楼板，只有几根木楼方，楼方上垫几根小竹杆、弯木棍，再放些稻草。稻草掉着，呈黑色。蛛网布着，网上沾着草渣。楼方上有不少蛀虫，正“嘁！嘁！”地蛀着楼方，纷纷散下木渣。
门旁放着摇篮，篮内仰躺个胖娃娃，平伸双手，弯曲双脚，使人想起“古”字。娃儿眯着眼睛，半开小嘴，肚子微微上下鼓动。
村会计说：“你这孙儿很不错。”老人脸上惨白的皱纹立即平展，泛出潮红，嘴角翘起笑，泪水也不见了，昏浊的眼睛射出亮光，口气响快：“是的，我这孙儿是好孙儿！他多乖哟，一天到黑不哭一声。早上起来，在轿子里也坐不住，喜得双手乱舞，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嘴不停，‘哇哇’叫。夜晚，他娘把他放在床外睡，常摔到地上，‘嘣’响，也很少哭。我老叫他娘把他放在床里睡，他娘总不听。”
我忍不住说：“她可能认为孩子在床外睡凉快些。”“她心里不大清楚。”
最后，村长叫他们想办法，缓一段时间，等猪上缴了再缴款。
出门时，我对老人说：“慢慢来，等你孙儿长大就好了，他会有出息。”
老人双手从上往下，慢慢摸着胸口，拖长声，叹着气：“一天——都是——难熬的哟⋯⋯”
天快黑了，我们一步一滑走在泥路上，都低头不吭声。昏沉中，突然响起：“土地费这么难收，我这村长当不成。”
雷震
吃过午饭，我坐在房里书桌前看书，小弟在书桌横头做作业。天气非常闷热，天空乌云翻滚，窗外一棵大杨树枝叶密挤，房里阴暗，看不清书上的字，我便拉亮电灯。灯泡是十五瓦的，为了省电费，就悬拉在我额前。
突然，“轰！”的一声，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弟弟见电灯熄了，发觉我倒在地上，立即惊呼。在灶房的母亲，慌忙跑来，嚎哭：“儿呀！⋯⋯”附近的乡亲们，连忙跑到我家。有的赶紧卸下我家的门板，把我抬到门板上，说我可能是被雷震了，木板隔电。有的立即去后村请赤脚医生。有的去野外喊我那还没吃午饭的父亲。
父亲一听，就站不稳。刚提起脚，便倒在地上，一身泥水。挣扎着爬起来，又跌倒，伸长双手，连连地扒着烂泥地，往家滚爬。乡邻连忙搀扶着他，才回到屋里。赤脚医生来了，说要给我打针的药，他药箱里没有。与我相邻的大队会计泉水哥，连忙说：“我家里有！”眨眼就拿来了。
一针下去，我动弹起来，手乱抓，脚乱蹬。力特别大，难按住。医生说送医院。几个乡亲立即抬起门板，另几个乡亲按住门板上的我，有的给我打伞，而他们自己空着头，顶着狂风的吹刮，骤雨的击打，在泥泞的田间小道上，脚步杂乱地向镇卫生院奔。
等我睁开眼睛，奇怪自己怎么躺在铺着白床单的床上，身旁站着穿大白褂的医生，窗外已是阳光灿烂了。母亲连忙告诉我，我被雷震了。我一看日历，惊奇——现在是七天之后了。我好像只眨一下眼，七天就不见了。
母亲说我住院的第二天，就醒了，还认清了来探望的亲戚。但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
我觉得浑身酸痛，特别是手和脚。一看，都包着纱布。母亲说，抬我来医院时，我手脚乱抓乱蹬，在门板上碰破了皮。
再住几天，我就出院了。父亲拖来板车，我坐在车上，觉得天特别高、蓝，田里的秧苗，特别嫩绿，鸟雀张开翅膀，在旷野上低低地滑翔。我不禁张大口，呼吸着充溢空中的清甜气息。
在田里插秧的乡亲们见了我们，都擦着手，跑近来，笑眯眯地望着我：“真是祖宗坐得高！”有的乡亲笑：“祖宗没照顾好。应该不让雷震。”“有些事，祖宗注意不过来。能逢凶化吉，就是祖宗坐得高。”大家点头：“经过大难，必有后福！”父亲一根根地分烟，笑咧着嘴：“托大家的福！托大家的福！”
干点别的
屋外刮着风，瓦上滴着雨，雨一落地就结成了冰。我接到一封《长江文艺》的信——
“《开拓者》写一个青年，痴狂文学而死，有感情但压抑。文学这条路不易走，别非走不可。干点别的，会更好。爱文学，可欣赏作品⋯⋯李文”
我赶紧窜到灶房里，泪眼漠糊，心里酸痛，发冷，似有冰刀在绞。我站不稳，歪躺在柴角落里半天，泪湿了一堆稻草。
我抹着泪，揉着心，想到几天前收到的，与用稿通知字迹一样的信——后来我才知，是张忠慧恩师写的，说我写作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开拓者》开头写得很准确、生动，后面杂乱，叫我加劲。
我“嘣！”地跳起来，拿出这信，再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标点地细细品味⋯⋯
《父与子》
那天下午，满身糠灰的我，挑一担刚碎的谷米，从大队加工厂的大门走出，就遇到大队电工说：“银儿，你还行，在《黄冈报》发表文章。”我眨巴着沾满白灰的眼：“发表文章？你哪里见的？”“邮递员送来的信，在大队长那里，大队长在书记家开会。”
我挑着担子，踩着凸凸凹凹的泥土路往家走：“《黄冈报》？我原投给它的稿子？”我加快步子，晃荡着担子回家，大声地叫：“娘，我的稿子发表了！快帮我舀热水来，我洗了澡去拿信！”母亲咧着嘴笑：“真的？”边说边哗啦地舀水。我三两下洗完澡，穿上干净的衣服，一路轻快地往后村的书记家跳跃，一下跃过路中的渠沟大缺口。见父亲在稻田里扯草，我压低声：“父，听说我的稿子发表了，我去拿信。”父亲边扯草边抬头望我一眼，“啊”了一声。
大队长在书记厨房把稻草往灶里塞，向一旁凳子上的衣服翘动着下巴：“褂荷包里。”我屏着气，颤抖着手从褂子口袋里掏出一封薄薄的印着鲜红“长江文艺”的牛皮纸信，我眨着眼：怎么这么薄？信口已撕开，我抽出信纸：“⋯⋯小小说《父与子》已被我刊选用，发在今年的十二期上，等刊物出来寄给你⋯⋯《长江文艺》编辑部⋯⋯”大队长望着我笑：“请客呵！”我咬着嘴唇，连连点头：“好！”努力稳步走出厨房，在青绿的旷野中的田间小道上，张开双臂，飞跃回家。
一进家门，我就把白纸蓝圆珠笔字的信，扬给不识字的母亲看，念给她听。随后我钻进房，坐在书桌前，细细品味。想送给在县城的尚老师看，但太阳快落山了，只得等明天再去。
尚老师看了信，说我这是碰巧，《长江文艺》缺稿，填版面。不几天，真的接到一封信，说版面紧，稿子退回了。
我后脑勺似乎被击一闷棍，愣半天，才想：“版面怎么这么紧？连不到一千字的小小说也被挤掉了？怎么正巧在我面前紧？”我抹了几下胸口，觉得如果版面不紧，稿子就用了。不管怎样，说明我的稿子还是写到了一定的火候。我原打算练五年基本功，七年发稿，十年当作家，而只三年就收到用稿通知，我应该高兴！我得加劲！
可不久，一个雨后的晴天上午，邮递员吴大叔穿着粘满黄泥的黑高统靴，背着深绿的邮包，从包里抽出一封我们从未见过的大大厚厚的牛皮纸信，信封上我的地址和姓名是毛笔写的遒劲黑字，“长江文艺”几个印刷的大字，更是鲜红发亮。我颤抖着手拆开，竟是两本崭新的散发油墨香气的《长江文艺》，1984年第12期，我急急翻开：“父与子 毛银鹏”赫然耸立在眼前。
父亲拿去一本《长江文艺》，一个字一个字地点着读：“父，有，子⋯⋯”凑在他身旁看的小弟连忙叫：“是父与子！”父亲笑道：“没有父亲，哪来儿子？”凑在我旁边看的妹说，写的是父亲与我吵嘴的事。父亲还是扬着眉梢笑：“写得好！上书了！”看到刊后有“国外发行”，父亲立即举起刊物，摇晃得哗哗响：“连外国人都看！”
吴大叔瞪着圆鼓鼓的眼睛，翘起密扎扎的胡子：“我送了几十年的信，从没见过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母亲连忙下来大碗的面，面上堆着几个两边都煎得松黄的鸡蛋，放在大方桌的正位置上，拉吴大叔吃。父亲倒大盅的酒，敬吴大叔：“没么好菜，酒多喝一盅！”我赶紧捏着积攒了很久的钱，到县城邮局买了六本《长江文艺》，送给几个最亲近的师友。
随后，吴大叔送来一张汇款单，白纸绿格蓝色打印字：“稿费”、“壹拾贰元”、“长江文艺编辑部”。我把它立在书桌上欣赏了几天，让父亲拿到镇邮局领了钱，买了化肥。父母笑我平常买稿纸墨水的钱远不止这个数，而乡人亮着眼传说：“别看银儿坐在房里，他随便写一面字，就是一百元，抵我们在烂泥田里爬一年！”
“《长江文艺》没水平！”
《长江文艺》发了我的处女作小小说，我非常高兴，连忙拿着积攒了很久的几块钱，买了六本，首先送一本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尚老师。
尚老师正站在校门口，与我的同学刘清聊天。我走到尚老师面前，双手送上一本崭新的散发香味的《长江文艺》：“尚老师，您看看。”刘清立即睁大亮眼，大叫：“哟，你在《长江文艺》上发了小说？送一本我吧？”我搓着手：“实在对不起！我没多的。”
尚老师慢慢地伸手拿过去，板着脸翻开，冷冷地扫几眼，仰头望天，粗声说：“《长江文艺》没水平！”随即垂下手，把《长江文艺》伸向我。我只得接过来。刘清连忙笑着说：“这一本给我吧！”我随口说：“好。”
我想：“我的水平这么差，《长江文艺》竟发我的稿子，可见《长江文艺》是没水平。”我低着头，闷闷地走了。
不久，我到尚老师家去。一进门，他就问：“毛银鹏，《长江文艺》退稿，写信吗？”我说：“写呀。”“如果没写信呢？”“那铅印退稿信，应该有一张。”
尚老师说他有事外出，叫我在他房里看书。我随手拉开他书桌的抽屉，看到一个塞得鼓鼓的信封，信封上赫然印着：“长江文艺”。我抽出信内的东西，没见《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信，只见六篇小小说稿子，每篇第一页顶上，大字注着：“作者：尚明”。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我二十一岁时，在《长江文艺》发了一篇，一面字的小小说。余老师叫我送一本给他，并签字。我立即抽出笔，挥手写出——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双手捧给余老师。余老师满脸泛红，双手接过去。
此时，我想到余老师很爱慕虚荣，他的父母和很多乡邻说他：“好吃懒做！”我当即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话极对！要发光，必得是金子！其实，她极明白地说出了——
不是金子，就不能保证发光！
随即，我为自己有这想法，而觉愧对余老师，偏过头，向旁边茫然地望去，心里酸酸的⋯⋯
谁最差
县文化馆寄来红纸创作会通知，母亲拿出新衣裳叫我穿上。坐在梦寐已久的会议室里，我眼前迷朦。在《芳草》发了小小说的余草对我说：“别看这坐了一屋的人，正而八经发表作品的，只俺俩，而你还是省刊。”我这才看清别人的脸。
几个人对我笑眯眯地咂嘴：“稿费——你怎么花的？⋯⋯”口气加重、悠长，似乎“稿费”不是钱，而是仙果。我说给父亲买化肥了。他们都端正着脸：“应该花得更有意味些！”似乎我把仙果当家常菜吃了。
会间休息时，我们在招待所聊天。有人说：“我们来个故事比赛，看谁最差火！”我听他们谈的，他们都不差火，我把我的最差火谈出来了。他们立即向我撇嘴，扭头望天，我本高兴自己赢了，现也只得咬唇低头，起身去厕所。
余草跟在我身后去厕所，吐了口唾沫：“呸！他们谈的，都是假的。只你谈的，是真的。”他拍着我的肩头，盯着我：“你那事，我也遇到过，我比你还差火！其实，他们更差！”
一生拼她
我正在房里看《高尔基传》，父亲推开房门——
表叔问与他同在武穴镇当干部的陶君健：“我外甥银儿能不能写出来？”
君健说：“那怎么说得清楚？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二十年。不总要搞出来？”
父亲说：“你趁早别搞了。”
我推他出去，关上房门，咬牙盯着土砖墙壁——
“二十年不行，三十年；三十年不行，四十年；四十年不行，五十年⋯⋯我一生拼她，不可能不成功！”
做客
在县文化馆开会时，我与余草结识了，便邀他去我家玩。
我打开衣柜，内面那一排书，是我长期积攒的，一般不让人动。我对余草说：“我的书都在这里，你随便看吧。”我母亲连忙炒花生米，下面条，面条上卧鸡蛋，随后，又到镇上买鱼买肉。每顿饭桌上，余草都夸我母亲作的饭菜特别香。见我父亲面带汗水、衣沾泥土，喘着粗气从野外回家，他称赞我父亲是劳动能手，说他的父亲如还在世，他该多幸福。我父亲立即喘气平缓了。我父母都说，他比我懂事多了。
余草在我家玩了一个星期后，拉着我的手，要我也去他家玩一个星期，说他有两大箱世界名著，他那山地的花生，比我这平畈的花生香。我说没必要一定玩一个星期，尽兴就行，我确实想看看他那两大箱世界名著。
下公共汽车，拐过几道弯，翻过山坳，眼前忽然出现一座闪着霞光的山垴。山垴上，盛开粉红花朵的桃林，环抱着两间土砖瓦屋。余草说：“那就是我的家。”我不禁赞叹：“真是好地方！”
还没到家，余草就伸长脖子喊：“娘，小毛来啦！”
话音未了，就见几只肥大的鸡，尖叫着从门窗里飞冲而出。随即，几个高矮不一，穿着满是补丁衣服的半大孩子，欢叫着跑来：“哥！”再看到的，是位个头不高的大妈，花白的头发盖不住嘴角眉梢闪射的笑纹。她招呼我快进屋坐，说山路把脚走痛了。我笑说这细软的沙路，越走越轻快。“那好！多玩几天。”
余草说：“是要小毛多玩几天。他们一家人把我当贵客。娘，你把楼上的花生种炒些给小毛尝尝。”
我连忙说：“花生种怎能动？不用客气。”
余草说：“留有一大包。你尝尝我这山地花生的滋味。”
我们进屋，门角落一头猪缓缓站起来。猪肚子瘪拉好长，窄耸的脊背上搭着几根金黄的稻草。猪向门外走时，顺势在青砖门框上缺了一块砖处蹭痒，蹭得门框一颤一颤的。余草呵斥一声，猪毫无反应，他便照猪屁股踢了一脚。猪还坚持蹭两下，才出门。那缺口处沾着几根黑猪毛和黄稻草，像花胡子老人笑开缺牙的嘴。
这时，余草娘把葫芦瓢藏在有破洞的围腰底下，匆匆向外走。一会儿就盛回一瓢米。余草见我看到了，连忙说他这次离家时间长，家里的米吃完了，还有很多谷，没来得及去碎。
我说看看余草的世界名著，余草叫我别急，先喝点茶。我说喜欢凉井水。余草笑咧了嘴：“对呀，我这山泉的水，冬暖夏凉，能治病，不少外地人，带瓦罐来装。”余草用竹筒舀来满筒清亮的水，我的嘴唇刚沾上，心底就清爽透了。一仰脖子，几咕咚，竹筒底就朝天了。余草咽着口水：“再来点？”我拍拍鼓起的肚子：“过会儿再喝吧！”
进余草的房，见几块码起的土砖上，拼凑着厚薄不一，长短不齐的木板、竹棍，铺着半尺厚的稻草。稻草上仅有的一床棉絮，板结灰黑，中间凹陷，和铁锅一样。被单皱乱着，像烤卷的面皮。余草的弟妹们连忙来拉扯，便清楚地展示出无数块各种形状、面积和颜色的补丁，令人想起世界地图。
“都出去！”余草赶走这帮小家伙，指着墙边砖墩上叠着的两个黑亮木箱：“世界名著在这里。”而两位铁将军赫然把守着。“我来拿钥匙。”余草拉抽屉，翻枕头，又察看窗台、房地，搔着黄细的头发，皱眉嘬嘴，长长地吸一口气，缓缓地吐出：“咦，钥匙呢？”我连忙尖着眼，床底墙角，脚拨手扒。“你别忙，我找就行。”最终，他摊开满是灰尘的手：“明天再说。”
他从枕头底下翻出一叠手稿和沈从文的《边城》，叫我看看稿子，提提意见。他的稿子，每个字我都认识，但看完后，不知啥意思，脑里一塌糊涂。我摸着发热的脸：“看不懂。”他脸上薄皮起皱，微笑着：“没关系。今后慢慢就懂了。”一会儿，余草娘叫我们吃饭。
堂屋中央，摆着大方桌。围绕桌子的，上方是一把断了靠背的椅子，其余三方是三条窄小的长凳。桌面几块薄板，抹得湿亮照人。薄板间裂开寸把宽的缝隙，阔底菜碗，得脚踏两边船，才能站立尽职。桌子的上方，堆尖一碗白花花的大米饭。靠近这碗饭，扇形摆开几碗菜：烤得两边黄的鸡蛋，炒得油亮的黄豆，腌得通红松黄的辣椒萝卜。桌子的下方，是半碗乌黑卷曲的干菜。
余草娘叫我坐上方，我叫她老人家坐。余草和娘一人捉着我的一只胳膊，往椅子上按，弟妹们也来推拉。我只有坐下，才了事。余草娘把烤黄的鸡蛋，夹到我面前的饭碗上，就像垒起一座稻堆。她说没什么菜，叫我饭要吃饱。本来要炒花生米，但没借到梯。我说这就很丰盛，很香甜了。为了证实我所说的，我便很响地咀嚼，大口地呑咽，并且不拒绝她的“再来一碗饭”。而他们只吃一碗饭后，再舀的都是粥，并以喝得“唏溜溜”响，来证实他们都爱喝粥。
不知不觉，明净的月光已经洒上餐桌。余草娘准备点灯，余草问我是否出去散会儿步，我说好。余草手一挥，叫娘别忙。
一出门，月光就水一样洒在我们身上。举手投足，特别轻松自如，身子轻飘飘的，好像在飞。余草屋旁，竹篱笆围着的小院中，几棵桃树，伸展着众多修长的枝条，在白净的月光下，像披着薄纱的千手观音。几只鸡把头插进翅膀，在横斜的枝条上，或蹲或站，俨然大自然怀里的宠儿。我们在野外边走边聊，聊到月亮快隐到西边山垴，才回余草家。
第二天，余草还没找到钥匙，也没借到梯。我又以不拒绝余草娘的“再来一碗饭”，证实她家的饭菜特别香。他们又以很响的“唏溜”声，证实他们爱喝粥。我想喝粥，而他们一定要我吃饭。
饭饱后，我和余草坐在床沿看稿子。吃过晚饭，余草夹着《边城》和稿子，带我去饮活泉水，躺青草地。眨眼间，鲜红的太阳，变成洁白的月亮。
我们走在离余草屋不太远的叉路口上，余草站住，指点着说：“小时，我爹长年躺在床上，娘每次熬药给爹喝后，药渣总撒到这叉路口，让南来北往的人踩。娘说，晦气踩消了，爹的病就好了。所以，娘每次撒药渣，我们都使劲地踩，不管穿着鞋，还是赤着脚，也不管日头落山，乌云遮住了月亮。连走路都不大会的小弟弟，也一歪一跌地倒腾着瘦小的脚。”
我们再往回走，余草还说：“爹去世后，娘忙地里的活儿，或上山砍柴，天黑好半天还不见回。我们兄妹几个，又怕又饿，常常矮的在前，高的在后，排着队到这叉路口上等。每当听到迟缓粗重的响声，每当看见朦胧的月光下，山坡上一耸一耸地露出柴棍，我们就呼叫着向娘奔去。背不起柴捆，也要托着，小弟也要拿走娘手上的柴刀。实在饿得受不了时，我们偷过生产队喂猪的红薯。娘打了我们一顿，逼我们还回去后，我见她自己在月光下，悄悄地把梯靠在生产队猪屋旁，爬上去，把瓦上晒给猪吃的薯渣，一团一团往胸前衣兜里装。”
这夜，我们聊到鸡啼，才住口。
第三天一早，刚吃完饭，余草突然双眼一定：“小毛，我有件事，要上县城。你在我家玩，等我回，我们再聊。”
我巴望能找到钥匙，便说：“你什么时候回？”“也许下午，也许明后天。”
我家就在县城旁边，我们正好一路走。余草说：“我们还没聊够。”我说：“今后再聊吧。”
余草推出一辆黑亮的“永久”载重自行车。当时，很少人买得起自行车。余草说，为了这部车子，他积攒了很多年。现在，去县城聊文学，卖米，买化肥，方便多了。我觉得他那瘦小的身子充满了力量。
余草问我会不会骑车。本来，我的个头比他大，骑车带他最合适，但我从没骑过车。余草双脚叉开，钉立在地，双手紧紧捉着车龙头：“我带你。”我非常笨拙地摇晃着登上车后座。余草叫我坐好别动。他歪歪扭扭地推车走几步，待车平稳，便一脚踏在车踏上，另一只脚在地上点着走几步，再飞快地跨上车，连忙使劲踩起来。
上坡时，余草站起身子踩。左脚踩时，整个身子向前倾着，往左脚上压，气喘吁吁地说：“小毛哇，你要熟——悉生活！”我双手死死地抓着车后座，身子僵直地呆坐着，随声应和：“我是要熟悉生活！”余草右脚踩时，整个身子向前倾着，往右脚上压，气喘吁吁地说：“小毛哇，你要理——解生活！”我还是双手死死地抓着车后座，身子僵直地呆坐着，随声应和：“我是要理解生活！”最终，车子向前动不了，却要后退。余草立即大喊：“下车，小毛！”余草和我同时翻跳下车，共同捉住车子，都是满头大汗。余草摇头苦笑：“这路真不好骑。”摇落满头汗珠。我搓手笑着：“你骑车先走吧。我慢慢步行。”“哪怎行？我们一路走。”
推车上坡后，走几步，就下坡。余草叫我上车，坐着别动。车子飞快地向坡下冲，两旁的树一眨一眨地向后闪。余草披开的褂子，翅膀似的飘扬起来，他活像一只飞冲的燕子。我感到凉嗖嗖的风呼呼擦过身子，不敢想象摔下车，或脚踏进车轮钢丝的后果。再上坡时，我下车一摸，一身冷汗。
终于来到平坦的柏油公路，我长长吁口气：“现在，去县城好骑车了。”
余草叫我站在路旁等会儿，他去附近小镇看看化肥涨价么。一会儿，他来说：“小毛，我刚在供销社遇到熟人，又有点别的事。可能今天去不了县城。你回我家，明天我们再一路去县城。”尽管我明知来到这公路旁的不易，但我想：今天如能找到钥匙，明天带几本世界名著，又与余草一路畅谈，多幸福。
“明天你去县城？”“不一定。也可能过两天。”“那我还是回家。”“你有钱搭车吗？”“没事，我喜欢走路。”“好几十里，走不到家，天就会黑。”“不怕，我喜欢夜里散步。”“哪怎行？这么远！一定要搭车。”
余草从几个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凑在一起。一数，几角几分，刚好搭到离我家只八里路的小镇。“下车后，你走回去，没事儿吧？”“没事！其实，这车真的不用搭。”“哪怎行？这么远。车来了，你上去吧，我们今后再聊。”
余草把票子整理平，再数一遍，交给售票员，便关上车门，隔着玻璃向我招手。望着余草闪动的笑脸，我心里热乎乎的⋯⋯
周老师
1985年春天，我突然接到周老师的信，是大队书记专程送到我家的，说是“周主任”叫他送给我的。信上说我现在可能进步不小，他听镇上的新闻干事说我在《长江文艺》上发了作品，他今在我们镇办公室工作，叫我有时间去他办公室玩。落款是“过去的老师 周国水”。
我到周老师办公室玩时，他带我去他房，拿出他写的短篇小说《剪不断的情丝》，写春节间，一个小伙子去看他过初恋的姑娘，结尾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那春寒中炸响鞭炮，那小伙子一路沉浸在过去的纯情中，文笔也朴实自然，我惊喜他写得这么动人。
分别时，周老师握着我的手抖动着，眼睛发亮，笑眯眯地说：“我们过去是师生关系，现在是朋友关系了。”我笑道：“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不久，大队书记通知我去镇里开新闻报道会。我说我没写过新闻报导，书记还是叫我去。周老师说那比小说简单多了。正巧，我小弟就读的乡初中的老师常回家种田，讲课、批改作业马虎，没一个学生考入重点高中。而镇初中一半升重点高中，于是乡初中不少学生找门路去镇初中，致使镇初中一个班八九十人，教室过道也挤满桌凳，作业多得老师批改不过来。而乡中学的老师更回乡种田。我便一口气写了篇《官桥中学急需整顿》。
周老师一看，就说写得非常好，但镇长看到了，会很恼火的，你为不什么不写点好的呢？镇上也有不少好事呀。我说我碰巧清楚这件事，正为弟弟上学愁急，想入镇中学没门路。周老师叫我还是写点让镇长高兴的事，别把这篇报道寄出去，我便再也不写什么新闻报道了。
后来，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大叔，一病故，全大队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在校高中生、在校初中生、早被辞退的老师、稍认识几个字的老农，等等等等，都找关系，想顶大叔的职。大队长、大队书记、公社文教站等的门口，都挤满了人。
冼芜说，能在《长江文艺》上发作品的，全县只我一人，这职应该给我。我的高中老师周国水，正当区办公室主任，带我去文教站。见我老昂头挺胸，他便对我说：“人生在世都这样——有时俺做别人的儿，有时别人做俺儿。”
我还是昂头挺胸，随即说：“我一生不做别人的儿，也不要别人做我儿。”
周老师盯着我：“那你一生，定多吃不少苦。”
我还是昂头挺胸：“我不在乎！”我心里喊：“我要当高尚的大作家！”
后来，我们兄弟在武穴被人打得头破血流，我拖儿带女，跌撞到蕲春开自行车店，负债九万元。对门自行车店的蕲春人，与我妹夫谈笑，请地痞到我店门口挥手：“关门！”我只得送自行车到地痞家，对地痞的爹柔着腔：“老爹，我在蕲春混饭吃，要靠王师傅帮忙呀！”
生产队里开大会
1985年6月1日
组长细头带一大群人清理私自乱开荒，把不合理的收归队里。村民天佑见我父亲开的一小块荒地上的菜长得油绿茁壮，不管大家说过“这小块地角偏，丢了也是丢了，开荒正好。”大家都走过去了，天佑也要转身伸锹把菜铲掉。父亲立即粗起嗓子：“我X了你屋里的X？”天佑说：“我们打一架！”父亲把锹插在地上，向大家说：“大家看到了，是天佑要跟我打架。”父亲走向天佑，天佑退避，大家劝阻，父亲便算了。
母亲大骂天佑“瞎眼狗！”“撑裤裆！”天佑说他是党员，作得主。母亲又骂他：“大家都说不碍事，你却把菜铲了。那点地角刺你眼？剜你心？”天佑说他是为组里，跑到村里找干部“为党员撑腰”。
夜里我和伙伴冼芜散步，走到仓库旁边，突然听到天佑拿腔拿调地说：“我没说银儿比细头差……”我一看：仓库门口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人。父亲本来感冒了，喉咙哑了，嘶哑一晌，别人听不清说什么。天佑见父亲有四个堂弟，便提前向父亲的大堂弟、我的大叔说了好话，把大叔“当个大人”。大叔此时就显出公正的气派，扯我父亲坐下：“别说了！”父亲气得歪着身子，连连地张大嘴，却吐不出音。我气得浑身发抖，冼芜推我一下：“你去说！”
我说我父只盘泥巴，怎能说得赢天佑爹？天佑爹是当干部的，连稻草他都能说成金条。大家立即哄地笑了。天佑指着天上的月亮，扭着头：“月亮做证！”我盯着他的眼睛：“你敢对着月亮跪下来发誓？”天佑一下子愣住了。大家又笑起来。
天佑跑到喜欢做媒的老人承慧跟前：“承慧哥作证！”我记得主任叫连招呼都不愿打的我，把会计让给老帮主任干活的细头时，天佑说我比细头差些，承慧在场，我便说：“承慧爹，你直说！”承慧仰在椅子上：“不记得！”我笑道：“要说直话，您老人家当然‘不记得！’不过散会后，您老人家一个人躺在自家床上，摸摸肚脐眼儿，就自然记得了。”大家又哄地笑了。
天佑又说：“我是共产党员，组里的事做得主！”“你党个屁⋯⋯”我还没说完，主任就变腔尖叫：“怎么？党员是个‘屁’？”我没料到主任这么突然插一杠子，也愣了两三秒钟，大家都屏住呼吸望着我。我咬着牙瞪主任，很快厉声反问：“我说了所有的党员是个屁吗？‘四人帮’开始不是党员？最终不是屁吗？”
主任老婆尖声说：“我知道，天佑叔确实没说那句话。”我问她：“他说那话时，你根本不在场。你怎么可能‘知道’？”
细头坐在会场的正中，拍着桌子：“别扯了！我们这是开会！”我立在他面前，瞪着他：“你开的什么会？半天扯不清楚。我把你的会开清楚！”说完，我转身走了。
天佑追着叫：“银儿，我们到土地庙去敬香，凭土地神⋯⋯”我边走边笑：“你有气力，就去多敬几炉香吧！”天佑还在叨念：“我确实没说银儿差些⋯⋯”天佑的堂哥咬牙切齿：“闭上你的⋯⋯！老不中用的！”天佑跌撞到一旁的凳子上坐下，低下头，双手撑着下巴不吭声。
一会儿，就散会了。夹在人丛中的一个老人说：“新云生个好儿子！”
我离开会场，冼芜与我并排走向野外，喷吐唾沫：“这些狗贼，老欺负本分人，狼狈为奸，我早就痛恨他们！”我和冼芜在田间小道上越走越远，最后在湖滩边坐下来谈。
突然，听到一声发自胸腔的嘶哑声音：“儿呀！——回家睡觉吧！”我心里一抖，马上站起来，望着白雾里稻丛中的父亲，硬着喉咙应了一声。我从没听到这样深沉的呼唤！
双抢
1985年7月22日
今天早上割谷。二亩七分田的稻谷，要割完赶日头晒。割到午后一点多钟，还剩了几分田。此时，烈焰如火，烤得人心发慌，真要把人热糊涂了。我想回去休息，但父亲坚决要割完，说拚命也要拚完。我怕热病了，便回去。
吃过午饭，见母亲和妹妹、父亲都空着肚子，顶着烈日在割，怕他们热病了，我便去了。吃过饭歇了口气，也有劲些，咬牙赶紧割完，已是午后两点多钟了，父母累得饭都吃不下去，妹妹累得吃饭也艰难。我把床垫铺在房地上，倒在垫子上沉沉地睡了一觉。
睡了个把多钟头，父亲又催我们去插田。
天起风暴。狂风吹得人打寒颤。特别是后来，大滴的雨滴在背上，冷入骨髓。父亲说趁这雨插下去的秧好活，坚持要把秧插完。还没插几下，身上就被淋湿透了。以致回家时，为了取暖，跑步回家。但又累了，没跑几步，便喘不过气来，只好快一点走。
坐在澡盆里，热水一晌还暖不过冰冷的身子。
7月23日
今天下午搂稻，眼看暴风雨就要来了，都赶紧，拚命地搂。衣服沾满了泥水，全身酸痛，也不顾及。祖父咬蛮捆稻，年高力衰，天气又热，他喘粗气，鼻子不够用，张大嘴巴喘，涎水不断线地往下流，也胡乱捆进去。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就要到手的稻谷，不能让雨糟踏了！
不知是老天见我们这些下层人为了几粒谷如此拚命，而于心不忍，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只滴几滴雨便停了。我们都长吁一口气。弟妹一下子摊坐在回埂上，再也起不来。
而我和父亲还得赶紧挑稻。力争在天黑前挑完。开始挑几担，我奔跑如飞，也觉有劲头，看到大担的稻，轻巧地上了肩，飞快地挑上了稻堆，真感到了一种胜利者的乐趣。
可后来，搞不得了，觉得扁担是刀子，往肉里钻。也觉肩头的肉被压烂了。腰酸，脚迈不动，直想往下蹲。人也跌跌撞撞的，几次上稻堆时，差点摔下来。
天黑时，终于挑完了。衣服全湿透了。坐在澡盆里，连抹身子也觉艰难。
7月25日
今天下午插田。雨，瓢泼似的下。父亲说雨天正好插田。“千犁万耙，不如早插一夜。”父亲披蓑戴笠，扬鞭赶牛。我和妹妹用尼龙纸包着身子和头插田。尼龙纸包在身上，觉得闭人，喘气都艰难，身子燥热，耳朵也觉闭塞。但也只得闷起头来插。
等雨一停，揭掉尼龙纸，身心轻爽多了。
7月26日
今天扯了一天秧，手指头扯痛了（好几个指头的指甲肉扯脱了。一挨到秧，就钻心地痛。单单就是这痛指甲爱犯事），腿和腰弯酸了，屁股在放倒的小桶上坐痛了。祖父说他下半身已麻木了，起来走路时，一跛一跛，跌跌撞撞。
傍晚归来，餐桌上只摆着一大碗煮的南瓜，一碗炒茄子，一碗咸茭头。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大碗饭，咽了不少南瓜和茄子。妹妹累得不想吃。母亲坚持拿出红糖来，妹妹才吃了小半碗红糖拌的饭。父亲坐在一旁，还叫少拌点糖。
疯狂
1985年11月17日
早因精力不济，心又烦，看书效果不佳。
吃过早饭，母亲唠叨了几句。我烦了，与她顶撞起来。她骂我无能，至今吃她的。羞我在家做庄稼，说我做庄稼，连她的丑都丢了。不如龙喜，龙喜当会计还没赔钱……
我火冒三丈，大骂她蠢笨，破片嘴，惹是生非，使人恼恨，说：“如果不看你是个娘，我打翻你的嘴！”父亲气极败坏，激我去打。我对他怒吼：“滚远些！”他叫我滚，我“偏不！”
我更是气极败坏，真想掀翻这世界，真想杀人！真想割断自己的喉管、血管，放气、血流畅快，舒服！我的脸色一定极难看，心如刀绞，阵阵发痛。
我向父母大吼：“今后，我的事，不管是谁不准扯。再乱扯，我没好果他吃的！”
我拿镜子照了照自己的怒态，心里酸苦：我怕是在这世上活够了！……
愣一晌，觉这样下去，后果更糟，我只好上牙咬着下唇，挑起土篼，去挑土。
在外遇到熟人打招呼，只得强装笑脸，用客气语言应付。
1986年1月13日
今天吃晚饭时，我对小弟谈《开拓者》，谈得兴致很高，叫小弟到房里来看一句我写得满意的话。父亲皱着眉头，粗声：“多忙？吃饭也坐不住！”我火一冒：“与你相么关？”
“我看见你就有火！别人一年搞千多块！……”我压抑着愤怒：“你莫又打算吵了！吵起来没么好结果！你帮点忙，莫炒！我也只年底这一二十天在家。”
“明年做官吧？”我竭力压抑着自己快要爆炸的怒火：“不管是死是活，我明年出外事了！”我真要流泪了！只觉得心阵阵绞痛。我现在可能有心痛病。
我真想用锋利的匕首，刺进我这滚烫的胸口！心阵阵绞痛的味儿真不好受！
但，我还是觉得这样下去无益。我得抛痛苦，在痛苦中挣扎起来！我相信，我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但愿我的文学早点成功！
世事不由我们想，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用行动！好啦，我得保护好我这颗稚嫩的心，尽量不使破碎了，这太可悲了！但愿我能顽强地拚搏下去。
1986年3月5日
傍晚，父亲从街上回，说他今天卖点米，买点竹子回，一天只吃五角钱，来去两趟拖板车，又累又饿。
外面人个个忙碌碌的，拖板车的、挑担的、骑自行车的、修路的，个个忙着找钱。而在这春忙时景的，我和喜儿哥儿俩个，正是出力报效的时侯，却躲在家里。拖板车一天五六块，灌棉籽壳也搞得两三块，而喜儿一时嫌拖板车是短时的，又不好看，不好听：“拖板车的！”又嫌灌棉籽壳脏，便躲在家里吃。
哥儿俩个，都大了，对象还不晓得在哪一方，一点东西都没办。但父亲年纪大了，实在做不得，该是享福的，却一年到头，一口气也透不成，像牛一样地做。而牛也得喝口水吧？……
父亲越说越有火，母亲提来饭，他便把罗罐盖按着，说都不准吃饭，不做就没吃的，谁吃就打谁。
母亲也唠叨开了：人家伢儿一年找千儿八百的，家里腊肉干鱼大缸的，而我们家过年买的三十多斤肉，早吃完了。来了客，她愁得没解：年刚过，就没肉，客人定责怪她奸巧。母亲也越说越呕气。但母亲说，说归说，饭是要吃的。父亲还是不准吃。
父母又唠叨了一大晌，弟妹才怯怯地盛饭吃，父亲默让了，但嘴还不住。我为了使身子不饿坏了，也只好硬着头皮，默默地去盛饭房里吃。
我现在是得出外挣钱了。而文学更得抓紧，文学不成，我的日子便难过了！比父亲还难！
父母嘴说喜儿没挣到钱，可怂恿喜儿摆阔气，说“在外是得讲好看点，村里人也瞧得起。”总比我坐在房里强：“自己还养活了自己。”
武家几个叔伯的舅爷好心说，我是我父母惯坏的，要是他们的儿子，早就用脚踢得坐不成了！
我躺在床上，听着堂屋里父母的唠叨（他们还念及了我夭折的哥哥的勤劳，听话），思索着其中的道理，构思着小说，想把我因搞文学，而引起的与家里的矛盾反映出来，《家》、《逆子》、《父亲的叛逆》等题目想出来了，可整篇的构思无头绪，不明确，只好罢了。而梦又缠住我。早晨起床，只觉头晕，记不得梦了些什么。
张忠慧恩师
1986年春天，我揣着《长江文艺》编辑老师写给我的信，坐船去武汉，从东湖边走过，找到一幢高楼内一扇棕色的房门上，白纸绿字“长江文艺”，下面是红字“小说组”。我弯曲指头敲门，先敲一下，似乎怕烫，没敲响，只听到我的心“嘣！嘣！嘣！”再敲，听到“请进！推门。”我推不开，正盯着门呆立，门开了一条缝，伸出小伙子微笑的红润面孔：“你找谁？”我嘴唇打颤：“我⋯⋯也不知他是谁⋯⋯”边说边抖抖地掏信。
这时，房里响起有些粗的声音：“送稿子吧？放在那里！”我立即想：怎么这种态度？我坚持掏出用稿通知：“我找写这信的老师。”红润面孔笑着说：“就是她。”我指着笔记本上早抄好的《长江文艺》所有的编辑名单：“哪位？”他点着“张忠慧”。“啊，张老师。”
这时，房门大开，房里靠窗一个穿黑毛线褂的背影缓缓转动，慢慢从那条桌上堆得高过头顶的稿子中抬起头，显出齐耳乌发，白净面孔：“找谁？”红润面孔笑：“就找您。您给他发了稿子，他叫毛银鹏。”“啊，毛银鹏！请进，请坐。”她立即站起身，走到旁边，指着她刚才坐的椅子。我笑着说：“您坐吧，张老师！”她红脸望着我，指向桌上堆着的稿子：“稿子太多了，我们确实忙不过来。”我笑着走近她：“啊，那是⋯⋯”张老师又指着她的椅子：“你坐。”我见房里没多余的椅子，又对张老师笑：“您坐，张老师。”她伸手把我往椅子上拉，按，我只得坐下，仰望着她笑。
她站在我面前，鸭蛋脸微笑着，明净的双眼看着我，眼角几丝鱼尾纹，小巧的嘴翘起，柔和轻声：“你来送稿子？”“我主要想看看给我发稿的是哪位老师。”
我拿出早准备的一篇稿子，她接过去：“我看后给你写信。留地址了吗？”“留了。”“在哪里？”“在后面。”她翻到后面，点着读：“啊，‘广济县石佛寺公社贾家大队毛垸’，不错吧？”“不错。”我拿出一叠信，理出李文老师写在我稿后的信：“这位老师的信，我看了有点不舒服。”她边接信边笑：“你有什么不舒服？我们给你写了这么多的信，说明你不错。我们一般不写信。现在不用铅印信，只把稿子装进信封，就退了。”她看完信，微笑着：“李老师这是对你的爱护。”
这时，进来一位灰白头发的大个子女老师，显得有些娇小的张老师笑着说：“李老师就是她。”我连忙起身：“啊，李老师。”张老师把信递给李老师：“这是你写的，他说看后有点不舒服。”我连忙说：“您可能认为我的情况和小说中写的一样。其实，我的情况还可以。”
李老师看到稿后的信：“邮局不准稿中夹信，我就没用信纸，在这稿子上写了几句。”她看完信，面向张老师：“好多人干别的，会更好。”张老师说：“他还行，我给他发了一篇。”李老师口气有些生硬：“发了一篇，就想继续写。”我说：“李老师可能怕我和小说中的那样惨，我会注意把生活搞好。”李老师看着我：“你干什么工作？”我说：“做零工。”李老师温和着口气：“多看点书。写东西要有感而发，别硬写，硬写写不好。”我点着头，喉咙发哽。
我们三个围成圈儿站着，中间一把空着的椅子。李老师叫我坐，我叫她们坐。张老师又把我往椅子上按：“你坐。”我只得又随她手坐下。两位年长的女老师并立在面前教导我，我年轻伢儿坐着太不像话。仰望着她们，我手脚不知怎么放，手心冒汗，脸上的肌肉突然剧烈地抽搐，急忙低头，抹了几下。等她们没注意时，我连忙抽身站到一旁去。
张老师看着我说：“你在图书馆多借些名著，好好学习。今后，你认为写得好的稿子，可以⋯⋯可以再寄给我们。”她向李老师看了一眼。我连忙说：“您们忙，我回去，耽误您们了！”边说边往门外退。“没关系。”张老师还是对我谈个不停，和李老师并排着跟近我。
到关严着的门边，我脑子一下闭住了，不知怎么开门，只得硬起头皮，把手伸向闪亮的圆溜溜的门把手，一接触，就感到把手是活动的，一拉，不开，随即一扭，门立即开了。我很欣喜：没在我敬爱的恩师们面前太显笨！
我退出房门，张老师还是对我滔滔地说。李老师谈了一会儿：“你们聊吧，我有点事。”转过高大的身子走了。张老师还是微笑着：“李老师的担心有道理，好多人搞文学弄得生活很糟。你要好好生活，注意观察人，多学名著，有感受就写。”
我看着张老师：“嗯！您忙吧，张老师。”边说边往后退。“小心！毛银鹏，后面是楼梯。”我连忙立住，扭过身，扶着楼梯栏杆：“您忙吧，张老师，我走了。”她还走近我，加重语气：“你一定要先把生活搞好，再记下感受，多学名著。今后有啥问题，给我写信，合适你就来玩。”“好！张老师！”我感到眼眶发胀，赶紧转身，匆匆下楼。我还听到张老师的声音：“小心点！”我闭眼回答：“知道。”高一脚低一脚到楼下门口，我扭头望楼上的一排排窗户，不知哪一扇是张老师的。
走了一段路，我突然想：我刚才说的是老家话？还是普通活？老家话，他们一定听不懂。而说普通话，我怎么没觉得拗口？我的普通话说得好么？我也不知张老师属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我感到天是从未见过的高、蓝，东湖边的花是从未见过的红，垂到白亮湖面摇曳的细长柳枝是从未见过的绿。
学理发
1986年5月25日
今天下午，我在机声轰鸣、尘土飞扬的车间，低头弯腰，手抱脚蹬，抢灌完棉籽壳，来到大门外，拍打浑身灰尘、绒毛，抠着闭塞的鼻孔，搔着燥热奇痒的头，觉得头发太长了，便去理发。
沿着长江堤岸走，看到傍晚的太阳，在西天山头，把红光斜射在摇动的浓绿树叶上，变幻着花样，一闪一耀的。粗大的树脚下，一间简陋的理发店门口，竹椅上仰靠着一个老人，悠闲自在地看书，我立即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他给我理发时说：“来的顾客，是各种各样的人，我便边理发，边天南海北地聊天。顾客走了，我就看书消遣。不用挖空心思算计什么，发不了财，也饿不死。”不等发理完，我就觉得这极有利于我搞文学，确实有“相见恨晚”之感！甚至想告诉世间一切在贫困中挣扎的文学青年！
我立即与表叔商定我学理发，我想说不定父亲见我这走上正轨，很支持我呢！想马上回去告诉家里，分享快乐！
我兴冲冲地往家走。路过邻村，遇大舅爷，我微笑着搓手说准备学理发。他马上说好，又轻省又易学又挣钱。遇到在井岸上挑水的表兄，他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准备学理发。他马上咧开嘴，嚎着嗓门：“这不中了我的口么——前年，我说你会像承高爹一样，打单身汉。现在，你八十岁还学手艺⋯⋯”
正把小水桶从井里往上拉的堂舅母，扭着头问：“干什么？”我明白地说：“剃头。”她又把头扭向表兄：“什么？”表兄盯着她的眼睛：“剃头！”她腰一弯，装满水的桶，已被拉到井口，又往下沉，差点把她带进井里。她慌忙往起拱，把水捅拖到井台上，溅得满头满脸。她用破旧的衣袖胡乱擦几下头脸，提起半桶水，就走，走了几脚又扭过头来，乌沉沉地板着个脸，嘟起整寸长的嘴，从突出半寸长的黄牙下，阴森森地吐了一口浓痰，激起地上的灰尘：“剃头！”
我斜了他们一眼，继续往家走。走到村西头，小贵正在耕田，他边扶犁跟在牛后走，边问我：“银儿，你现在做什么？”我又清朗地说：“准备剃头。”他停住犁，扭过头来，睁大眼睛望着我，拖长腔调：“剃⋯⋯头⋯⋯哇？”我瞪着他：“剃头有么不好哇？”他赶紧扭过头去，扬起鞭子，把牛往别远处赶，大喊：“特！弃！”
我挺着身子，咬着牙，回家，父母问我找到什么活儿干么？我还是清朗地说：“准备学理发！”
父亲瞪着眼睛：“别说大了，你不怕羞，我还要脸。”母亲红着脸：“你读那么多书，我还望你个出息。干么子不好？单学剃头？”
我瞪着他们，大着嗓门：“你们是仕龙么？有职我接的么？你们是表叔么？能把我弄个好工作么？你们自己没本领，竟还鄙视剃头！”我顿一脚，进房，“呯！”地关上房门。
一会儿，母亲推开房门，伸进头来，说与父亲商量了，觉得剃头不用学徒三年，填三年空荡，很快可以开店挣钱，也好。
可第二天，母亲又红着脸说，还是干别的，金水娘也说剃头修脚是最下贱的，见不得人。我又粗起嗓子：“向别人讨了？偷了？抢了？凭自己的劳动，有什么见不得人？”我又顿一脚：“我的事，你们别管！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父亲又吼我：“滚！别沾我一根草！”我比他嗓门还大：“滚就滚！不沾就不沾！”
5月26日
搭三轮车归去。头昏沉沉的，车一停一奔的，摇晃得厉害，抖动人的五脏六腑，抖得人头更昏，像要发裂，要作呕，又因肚里食不多，只能呕点气出来。软软地歪在车上，闭目咬牙，好像车在后退。下车，跌跌撞撞，时而闭目跌一段路，时而睁一条缝看看路，又懒懒地闭上，强挣起身子。
到家，赶紧倒在床上，头昏胀沉重，真比死还难受！用被子包紧头，沉沉地入梦，才得到一些松缓──唉，人生真不易！为了生活，整头劳累奔波，年轻力壮的身体都经受不了！我真有些担心：“出身未捷身先死”，不等文学成功，生活便要逼我毁灭！
当然，生活并非如此严酷。目前我正处动荡不安之际，不免劳命伤财。待搞好事，安宁了，适应了，身心会爽快的。只是今后迫于生计，劳累奔波，书太看少了，心太杂乱了，心情也坏多好少。今后得尽量静心钻点书。
5月28日
今天中午，我父母说金水母亲问：“你银儿学剃头呀？”我父母认为这丢丑，责怪我不该让人晓得。我本想忍住，但父母你一句，我一句，扯皮拉筋，又埋怨我不该不出外做工，躲在家里。我心里呕出火来了！他们这唠叨，何时是个尽头？？！
我破口大骂他们蠢，真是“气极败坏”地怒吼：我的事，你们无能管！我要怎样就怎样！我就是剃头，也比你们这些蠢东西强！好多应该是我干的好事，都被别人抢去了。我靠不着别人，只有靠自己，目前困境中，只有剃头合适点⋯⋯
父母还在唠叨，埋怨。我大吼：“吵死！”⋯⋯
我气得全身发抖，在狭窄、闭塞的房内，来回急急地打转，真恨不得在墙上撞个脑浆飞迸！——这哪叫“生活”？“幸福的生活”？这真比“过油锅”还难熬啊！
父母终于在我疯狂的炮火袭击下，沉默了，外出了。我也无力了，头发昏，眼发花，简真要倒下，胸中憋闷得慌，只得扶住桌子，长长地吁气。
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事。今后的路还长，今后的攻击、污辱，更多、更严重。我这样不能容纳怨气，是不行的，真的要被这些无知的、庸俗的、无聊的人，活活气死！这太可悲了！太没价值了！
我目前还不成熟，不是强者。但我得力争早日成熟，早日成为超越一切、一切坦然的圣人！
5月31日
我找了几家理发店，都说不收徒弟。见一位长头发、脸有些瘦长、三十岁左右的男理发师傅，还穿着喇叭裤，我便觉不合适，不入店就过去了。但前面店又不收徒，我只得转身，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去了。
为方便起见，我把自己说成别人，向这师傅说：“我垸里一个伢儿，高中毕业，自学五年，发表了一篇小说。现因家里困难，生活顾不开，写小说不能马上进县文化馆工作，别的做临工、修理机械等，表叔找的事，又不适于他写作，只剃头合适些。
这师傅的双眼，马上射出亮光：“那伢儿不错！”旁边坐着几个等剃头的人，也说：“那伢儿不错！”我突然觉得我介绍的“那伢儿”是不错，我快要流泪了。
见这师傅射光的双眼，我觉得他很纯朴、善良。又听他说愿带“这伢儿”，叫我带他来看看。我脸发热，望着他说：“我看你这师傅很好，便跟你直说了，这伢儿就是我自己。”他立即睁大了眼睛，停住手，脸顿时通红。
我搓着手说：“我这并非撒谎。因为，为刚才跟别人直说我学剃头，别人讥笑我，所以我就这样说⋯⋯”
他说我骗他，他不放心。我说可叫我当干部的表叔来做证。师傅便说先叫我表叔来再说。
6月1日
我背着一包衣服、书本，提着用蛇皮袋装的二十斤米，冒着时小时大的雨，到师傳那里去。
我向师傅说：我父母不大同意我来学徒，这关系不大。主要是弟弟近来定的亲，借了债，家里无钱供我学徒。我向同学借来50元（其实，是我原在油厂灌棉籽壳时做的工钱。我只27元多钱，我把和必银等四人合做的工钱80多元都领来了，留二十块钱准备端午送礼，其它得零用。），另外50元过些时再说。如果他不同意收我，那我就跟他学不成了，只得再找别人。
师傅随和地说：“可以。”我怕他作不到主，又向他父亲说。他父亲板着发黑的脸：“你去跟他（师傅）说。”师傅还是随和地说可以。
于是，我便像沉溺在浊潭的人捞着了救命的草，死死地抓往，沉重杂乱的心放下来了。随即觉得很疲劳，懒懒地坐在一旁看师傅理发。他理完了，我又手撑头，茫然地望着店前公路上来往的车辆行人。
后觉这不像样，便打起精神，客气地去隔壁他家饭店找事做，并饱含情感、落落大方地向他父母说：“叔，娘，我表叔总说我是书呆子，不懂世上理。我确实不行。现在到您们这里来了，要靠你们指点，像对待您们的儿女一样，有么不到直说。”叔沉默，娘柔着嗓子夸我：“你这伢儿很懂事！真不错！”
我去挑了几担水，又看师傅剃头。
午饭时，叔叫我吃饭，还是板着发黑的脸。我只吃了两小碗，便放下了，并宣称：“饱了！不客气！”晚餐过后，我觉得这样下去，真的要和娘说的：我母亲见我瘦了，会心痛一截的。这不行，我的身体还重要！我决定今后吃饱，与他们说明，吃多了，米也带多些。
本已放下了碗，娘端来一碟菜，叫我吃下，说不吃剩了也要丢的，留到明天也要馊。身体重要！于是，我说了声“好”，便吃起这碟剩毛豆来，虽觉这未免卑贱，但更觉身陷困境，只得如此。还在叔的叫下，加了饭吃了。肚饱心也舒！
夜在饭店里的竹床上铺棉絮、被单睡，没带蚊帐，又不好答应叔娘点他们的蚊烟，只得用洗澡换下的脏、但是干的长裤褂，蒙住脚头，只留鼻孔呼吸。
天热，闷得出汗，呼吸艰难。蚊嘴尖长，刺过衣服，注入皮肉，一会儿便起一个小红包，痒得要命，一次又一次使劲地抹唾沫也无用。夜深，人乏，只得让它去！
迷迷糊糊地梦见遇了车祸，但我逃脱了，安然无恙。
6月5日
下午，给师傅批啤酒（师傅娘带着卖些酒、汽水等东西）。师傅娘叫我去时，已是五点多了，可六点钟批发部工作人员就要下班了。
我怕没办好事，惹师傅、师傅娘不高兴，便拖车在街道上飞跑，真有点骆驼祥子的样子。心弦紧绷，汗珠如雨，脚跟敲屁股。还是晚了点，退了啤酒瓶，没拖回啤酒。
6月8日
今天傍晚，师傅娘忙着吃饭，师傅忙着洗澡，叔娘忙着卖饭，我便抱了师傅的五个月的儿子李柱去门前长江大坝上散步──我哪有闲心余力散步哟！
我这几天一页小说也没看，心中总像有猫在抓。脚背破不合脚的拖鞋磨破了皮，挑水打湿了，结了个大血壳，看师傅理发又得陪着一天站到黑，脚背都肿了，走一步痛一步。但我还只好抱着李柱缓步于绿油油的草坝之上，像渣宰洞里的囚徒带镣铐跳舞一样，还得努力笑着逗李柱别哭，观着坝坡上坐着的衣着时髦的恋人和坝上笑着叫着奔跑的小孩。说真的，我心中颇有几分闲情逸致之味。
转身归店，爽快地把李柱交给师傅娘。她立即说：“我弟儿袜儿呢？唉呀，掉了！”我心中“嗵！”地一下：这可不好办了！连忙去坝上找。我准备赔钱，可娘说孩子的东西掉了不吉利。叔也来坝上找。唉，这下可惊动全家了！
幸亏一位卖冰棒的姑娘（也可能是少妇）捡到了。我感激地叫她随我来店，说我身上没么东西，应该感谢她。她不好意思迟缓地说：“那感谢个么子？算⋯⋯了⋯⋯”这使我觉得她这人心灵还美，更该感谢。但我笔记本里的几块钱还是挪用别人的，我真有些舍不得。我想躲进房里算了，想师傅他们给点什么东西感谢她。可师傅他们不大把她当一回事，只师傅说一句：“谢谢你呀！”这使我恼火。问师傅娘得知这袜七八角块把钱一双，我赶紧掏出四角钱出去。
但见那卖冰棒的正在不是味地客气回应师傅：“那谢么子？”正准备走，我赶快走近她：给四角钱她吗？可能反惹师傅他们不快，我便说买点冰棒。冰棒是五分钱一支，我说只要她七支。她也微笑着照办了。
师傅和他妹、师傅娘各吃了一支，叔娘都不要，娘粗着大嗓门：“你买这么多做么子？这下昼边儿，天又凉，么吃得下冰棒？退给她！”我难堪地压抑着恼火，小声地说：“既然买了，不就算了。”“买这么多做么子？”她还在粗着嗓子。我连忙拿了碗：“用碗装着。”从娘所在的饭铺钻进隔壁的理发店。
夜，叔吞丸药。为了讨得他的欢心，我尽量以关心的口气问：“叔，你哪里不好？”他叫我看药。只见药瓶上有“结核”字样。“医师原给我检查，说我有肺结核⋯⋯”我心一惊：难怪你干瘦！我这些天来与你同碗咽菜，你的病莫传染给我了？！“医师说没么问题，不用治。我说放把稳点，买点药预防⋯⋯”尽管他的口气毫不在乎，我还是感到倒胃口。
他来与我同铺共枕，喉管像扯炉，我更感像利刃刺耳。更惊恐：他的肺结核如传给我，就瞎了！我真想避得远远的。但我的身子只好依旧躺着，只是把头离他一点，尽量减少呼吸，连到床的另一头去躺都不能！——我稍有戒防他之意，他不恼我么？对我学理发没坏处么？为了减轻今天的疲乏，为了明头有精力体力学理发，我只得强迫自己早点入睡，竭力安慰自己：他大概真的“没问题”，就是我传染上了，也会治好的。
唉，这大概就是“人生”一味吧！
6月10日
师傅给顾客按摩，扣鼻梁时，顾客身子一缩，眉头紧皱，还颇紧张地胆怯地叫一声：“哎哟！”在一旁观看的我，没注意师傅的动作，而无意之中专注于顾客的表情。见他滑稽相，情不自禁地“扑哧！”一声。想到上次也如此，师傅严肃地批评我不该“嘻哩吗哈的”，便赶紧上唇咬住下唇，去一旁揉不需揉的毛巾，但心里还是忍不住狂笑——我为何如此？
我孩提时代是极天真烂漫的，常脸上的泪痕未干就笑开了。近年来，我的生活不是一直很艰苦么？我的心情不是一直很烦乱么？在我的记忆中，近年来，似乎从没开心地笑过。可我现今当学徒，学的又是最下贱的事，论理说是极不顺心的，我也确常有快要忍受不了的感觉，但我毕竟一次又一次真正开心地笑过，忘我地笑过，今后也难保不“嘻哩吗哈的”。
我现在才真叫投身于生活的激流，并且是投“心”于生活的激流，所以，才没病态处世，恢复孩童纯正的心境，幸福地发笑。可见，生活的威力、健美！
啊，生活，痛苦而幸福的生活！
8月15日
姨娘见我劳累奔波，一无所获，便说：“既然食品棚赊帐100块，现钱80块，那我借你80块！”随即，她大着嗓门：“我借钱你，你要争把气，好好挣几个钱，还给我。你自己也要顾生活。我春水的儿子都三岁了，你还什么都没有。你现在老了，找不到马马。我晓得，你爷娘现在不管你。你莫还迷在书上，把我钱儿哄去了，想不着你还。”
我低着头说：“既然我开店，我就认真地搞几个钱⋯⋯”
“多大个死伤，自己都养不活，这叫个‘人’？？？”不等我说完，外祖母已粗声骂起我来。
8月16日
下午，六叔开来小拖，把棚料送到武穴去。进城时，路窄人挤，平放的破铁皮伸出好远。怕伤人，我便下车，跑在车前，呼叫推动行人让路。
到向阳旅社旁的空处，叫六叔暂时停车，我去找表叔，问他棚料放在哪里合适。怕耽误多了六叔的时间，我便跑起来。
一只鞋带断了，我只好捡起这只鞋跑。穿着一只鞋跑，不方便，我便把另一只鞋也捏在手中奔跑。石子又尖又烫，硌、烫得脚痛，我只得边跑边张嘴倒吸冷气。
这时，见路旁一双破鞋，我顺脚插进去，又跑起来。
我气喘吁吁，大团的汗滚进眼里，模糊了视线，我只得飞快地擦。有的汗流进张开的嘴里，咸咸的，便不时地吐一口痰。想到祥子在虎妞难产时的奔跑，大概也如此，不禁心中发酸。
表叔沉着脸说，把棚料放到他家。我觉搬来搬去麻烦，特别是放在他家，不知他何时肯帮我找地方搭棚，我便放在车站旁。
夜里，把一块破铁皮斜靠在车站的墙上，造成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小空间，地上铺着铁皮，再铺上破絮，爬进去就和乞丐一样了。而我脱鞋时，发觉脚上的鞋陌生，这才想起，下午自己的鞋带跑断了，这是捡的一双别人丢弃的破鞋。而别人丢弃的破鞋，都比我穿的鞋好。
就着昏黄的路灯光，我望着这鞋，不禁泪眼模糊了：我竟捡别人丢弃的破鞋穿，连乞丐都不如了！
8月18日
早给表叔挑水。午去新华书店翻书。下午，右脚颈生疖，走一脚，痛一下，但想：大概只今天挑一回就好，何必说脚痛弄表叔不高兴？于是咬牙挑粪，泼粪。老早表娘便示意我去多挑几担。但望着高高的太阳，真恨不得它马上落山。但它还是不动，我便坐在棉花地里歇息。又怕表叔见了不高兴，便手摸着疖，谋划着：见他来，便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起身；他如见我坐，便干脆再坐一会儿，直说脚痛。想到旧社会，长工们怠工，大概也如此。不觉心酸。后有旁边人挑菜园路过，坐长了自觉不好，只得尽量速度慢点。
夜，花八块多钱，买了两盒麦乳精和一斤冰糖。给了一盒麦乳精桂师傅，表叔说自己不认识经理，全靠桂帮忙。
经理躺在床上，懒洋洋、冷淡淡地说白天出车累了，推说车站无处放理发亭，电又紧张。表叔软顶：放在预制板上，电暂时克服点。经理又推说找什么陈书记商量。我们只得离去。经理见麦乳精和冰糖，说：“不要这样搞，带走！”但还是没离床，只是由躺着，变为坐着。
表叔又说事难办，我手艺还不知么样，到时剃不好，他们便不会让我占一块地。
我心中有些担忧，但觉也不会有他说的这么严重。既然安下，随便他们是不会再费力赶我走的。再说，理发也并非大难事，街上这么多理发员，并非个个手艺高，我只是目前手不大熟，理得慢些。因看了理发书，对头型等，我可能比一般理发员懂得深些，我绝不会差火得把人头发理坏，使人发火的。于是，我便回表叔：“一般理发我已学会，只是手慢点。”
本想今天带了礼物，没问题，没想到还有什么陈书记的关没过。真把人心都搞焦了！脚又痛，使我心烦，颇感人生乏味。想去治，但夜已深，钱又没带来。
8月19日
昨夜，脚时时把我从沉梦中痛醒。但因身心都疲乏之至，在这车来人往、灯火照耀、声响刺耳的公路旁，我还是沉沉地入梦了。
早起，脚颈已肿，脚落地，颇感疼痛。但表叔家的水还等着我去挑，我只得咬牙切齿地把话闷进肚里：像高加林用破手挖地一样，我要这痛脚死走，走好它！
挑了水，表叔还要我扯路边草，以使他的两小碗饭不亏进我肚里。上街去买着吃吗？钱呢？向谁去借？又想到，还可能得给陈书记送礼。我本恼火，痛恨，但也只好忍气吞声，还得强装笑脸。难怪挑起了家庭重担的人，多忍辱失格。
怕脚痛坏了，目前，也实在难受，只得去医院。本想买几张膏药贴贴，又便宜又方便，但医生说没这膏药，膏药也贴不好，还得多打几针，先打两天针试试。我只得出了两块五角五。要不是表叔昨夜见我缺钱买麦乳精、冰糖而借给我四块，今天病也治不成了。还剩几角钱，中午一餐饭，还得搭车，怎么办哟？！
去他妈的，到时候再说！这么多苦也熬过来了！还有什么大祸大难，你就来吧！老子光棍一条，反正也只过这一生，那就拚了吧！要早结束生命，就早结束吧！只要是站着死就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趁在医院打针后的歇息间，写完今天以上的日记，想去君健兄那里，看是否能借到钱，或吃餐午饭。不见他人，便进食堂。
先准备花四毛钱吃一碗稀饭和一碗面。没稀饭，一碗面吃不饱，再来一碗面，那就买茶喝的钱都没有，便又花两毛买一碗饭。一位年轻服务员笑我干对干，不买碗汤。汤最低的是三角，我哪里买得起？只好有些难堪地说：“先没想起来。”——面换汤，正好。感谢另一位老服务员给我出了点子：以茶当汤。四分钱就买了两缸，够了。——够了，别再这样写下去了！这真叫人心酸得连泪也流不出了！
桂师傅说找陈书记，只下午七点钟合适。可现在只正午，去图书馆，馆员下班午休去了；新华书店，没地方坐的，我这脚现在极想不用力了，白看书看多了，店员也会给我难堪的；还有哪个亲朋好友可去的？“急难何曾见一人”？就连芬也懒得给我缝洗衣裳。何必惩上门，惹人家挂冷脸，吐淡话？⋯⋯不觉逛到县招待所，想起原我开创作会时住过，我原做临工时，也偷休息过：招待员不会过问的，就是问，我也说我的朋友在此住，约我有事，我还可玩笑地请她帮我找这上天派给我的朋友；床主问，我便说睡错了床⋯⋯
于是，我大大方方地找了一间空房，大大方方地打开电扇，大大方方地选一张床躺下。本有些杂念来干扰，但近来好多天没休息好，脚又痛得要困，便一概不理：就是要死，也得等我把这觉睡足！
沉沉一觉，断续几梦之后，又续了以上的日记。
你声音放小些
我学理发时，在师傅店里束手束脚，憋得喘不过气来，抽空去尚老师家玩。聊到文学理想，我不禁放开喉咙。
尚老师突然对我摆手：“你声音放小些！别人听到了，会说——谁这么大声？原来是个剃头的。”
给别人擦屁股
我在武穴城东郊，利用大桥大队预制厂围墙外墙的篾匠铺和饭铺间隙，用借钱买的破烂铁皮棚料，前面一拦，上面一盖，就成了我的理发店。别人家徒四壁，而我家只一壁。
我不担心贼，只怕讨饭的掀开前面挡的烂铁皮钻进来。我常从刷门头上“鹏程理发店”用剩的小油漆筒里，掏出理发攒的几块几毛钱，放几本《故事会》和《知音》在我用树桩钉在地上搭架子、铺上锈铁皮而成的桌凳上，敞开店门，脚步连连地去书店逛一趟，回来见了顾客就搞两毛，没顾客我就仰靠在赊来的废旧理发椅上，翻开散发油墨香味的《小说选刊》、《上海文学》、《北京文学》。
穿着灰制服、戴着大盖帽的老年胖子进门，说他姓袁，工商的，管大桥这片的税，我这店每月应交二十元。我请他坐下，立在他面前搓手：“袁伯，您看，我是自学文学，在家里父母反对，只得自己出来弄个事儿。我并没有和别人一样专心理发，理几个发糊开生存就行。我主要是看书写稿。”“你这是开店。这一排开店的，都得遵纪守法，依法纳税。目前你交最低的十五元。”他很快地在一个小本子上划出：“15”，丢在一旁的桌子上。
我手搓得更快更用劲，几下就搓红了：“实在交不起这么多。我一天只理得块把两块钱⋯⋯”袁工商脸发青，站起身，手一劈，瞪眼喷沫：“那你就关门！”直着身子，向外走，大盖帽向天一冲一冲，大盖帽上的金红国徽，一闪一耀的。
“关门就关门！”我向店外吐了口唾沫。而随即有声音在响：“关了门，你凭什么活下去？去哪里看书？写稿？”我立在破烂铁皮门边，睁眼呆望着袁工商的一冲一冲，一闪一耀。东邻开小卖部的熊店主对我笑：“他在你店一晌，没见你一根烟，怎不生气？他明天还会来找你的。你可以求他少收点。”我便在熊店买了一包他推荐的“红双喜”。
第二天太阳刚斜射进店里，袁工商就灰制服笔挺、大盖帽端正、黑皮鞋闪亮地进门，洪亮着嗓子：“税款办好了吧？”我连忙拿来烟，边颤抖着掏，边努力显出笑：“袁伯，抽烟。”他向外弯曲张开双腿坐下，接过烟，长吸一口：“我看你确实困难，你明天去我办公室，我想办法给你减一点。”
我找到袁工商办公室，他正埋头批一大堆条子，我立在桌旁等。他椅子后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伸着毛绒绒的头叫：“爷爷，我要大便！”袁工商还是埋头在条子上划字：“你自己去门外拉。”
一会儿，小女孩在门外翘着屁股：“爷爷，我拉完了！”袁工商还埋头在条子上划动：“等会儿。”
“我来！”我觉得终于有事干了，免得老僵立着。我连忙掏出自己口袋里的卫生纸，来到门外，两下就给她擦干净了。她拉起裤子，跑到袁工商椅子后折纸船：“爷爷，我屁股擦干净了！这个哥哥给我擦的！”“好。”袁工商从桌子上抬起头，对我说：“你纳税本给我。”我连忙双手递给他。他很快地在“15”上打个“X”，在“X”旁写出“10”。
我走在人车挤撞、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翻看着“15”上的“X”，“X”旁的“10”，觉这得感谢那小女孩，如果不是她，我还不知要僵立到什么时候，更不知能否一下子减“5”元，一年就是“60”元！我半年还攒不够“60”元。多谢小女孩为我创造机会，让我给她擦了屁股！⋯⋯
“擦屁股？”
“我给别人擦了屁股？”
“我主动给别人擦屁股？”
“我给别人擦了屁股，还乐陶陶的？为这每月的5元钱？”
我立在飞扬的尘土中，瞪眼咬牙：“我不要这每月的5元！我要袁工商再加上去！”
我立即转身，迈向工商所，脚步“嗵！嗵！”：“你毛银鹏已经给别人擦了屁股！——拿刀去把别人屁股砍掉？——拿刀去把小女孩屁股砍掉？”
我捏着纳税本，僵立在飞扬的尘土中，仰头对着灰尘弥漫的天空，咬牙瞪眼⋯⋯
上厕所
偏僻的山村旁，有间破旧的厕所。土砖墙凹凸不平，藏垢挂尘。我急于解手，匆匆进去。
我睁大眼──厕所的前半间，四坑有三坑占着人，都不是蹲着，而是仰躺着。茅坑不是坑，而像锅，刚好兜着屁股。他们都眯着眼睛，显出昏昏欲睡的样子。
我感到肉麻，进厕所的后半间，更见空着的一坑，被有人的三坑围绕着。六股尖利的冷光，透过昏暗，从瞪圆的亮眼里，齐刷刷地向我射来。我从胸口冷到背心，拔腿外出。背后传来：“这家伙一定买了新布料。”我手中正提着两个包：一包书，一包我穿的毛线衣。我急急地向山顶上灯火辉煌的篱笆房子跑去。
山坡陡峭，山路狭窄、曲折又漫长。跑着跑着，眼看快要跑近那篱笆房子时，我感到脚底冷浸浸的，脚下的土很松散。我正在眨眼，忽见前面一条粗长的花蛇！蛇头高高昂起，闪缩地吐着绿芒，左右摇摆着身子，顺坡向我扭来，把遍布在坡上枯黄的草扫向两旁，造出一条沟。我正想转身，看到身后也有蛇向上爬。瞬间，整个坡上尽布着宽宽窄窄的洞穴，每个洞穴中伸着大大小小的蛇头，每个蛇头闪动着长长短短的绿芒。我脚下的土，也在拱动着。我浑身肉麻，心紧，想飞升起来，但跳不高又落在冰冷扭动的蛇身上。我只得脚蹬。蛇们从四面八方向我射来，绞来，我只得手打，头撞，嘴咬⋯⋯
我挣扎着醒来，瞪眼看到我这用朽木和烂铁皮搭成的小店的门被打开了！棚顶漏下雨后星光，我的书稿遍地都是。“杰出文学青年”证书上，一个乌黑的大脚印。我想起身，可脚被压着。一个蓬头垢面的胖子，从破碗中大把地抓着饭菜，塞进嘴里，把我的脚从放着响屁的大屁股下，向床边一推，喷溅着饭沫：“伙伴，向那边靠一点。”
“是得精！”
一个老人进店，开口就问：“剃头多少钱一个？”我说：“四角。”“老头子不讲究啥式样，也收这么多？”“青年伢儿的头发只剪几下，老人的都要剃短，还得硬工夫。”“三角可以吗？”“价钱是统一的。”他走出了店门，又转身进来。
他坐上理发椅：“剃得短短的。唉⋯⋯”我给他系上披布：“为何叹气？”
“我不会做生意，也没本钱，几亩田，税都交不起。送礼一年就得三四百。大儿二十八了，媳妇还没影子。不拿出两三千块，想都别想。二儿读北大，回家只住三天，就借两百块钱到学校去了。家里没处他睡的，几夜都是借宿。老娘还躺在医院里。”我边捏动推子，边说：“是难。”
他喉咙发哽：“上有老，下有小，把我这土埋半截的老骨头榨油，也榨不出一滴呀！”他流下泪来：“唉，我早饭还没吃！”“那就少收你两角钱，你去买两个馍。”
他是络腮胡子，又粗又密又硬，胜过刷子。我把刀子磨了又鐾，可他突然打了个喷嚏，他下巴的皮挨出一丝红痕，沁出血来。我烧撮头发按上，血立即住了。而他竟咬紧牙，颤抖着微微张开的嘴唇，长长地吸气：“咝咝咝──瞎了！啥时能好？这大热天的，灌脓就瞎了！从没破过相，年纪一大把的，倒破了！”
“只伤点皮。少收五分钱。”“还收一角五？”“只一丝红痕。你看，血不是住了？”“最多五分！”“好，五分。”
“不要再割了呵，再割了，五分也没有！俺丑话说在先。先小人，后君子。”“再划了，就贴你四角！”
他嘴一动，我赶快抬起刀子。等一晌，他只干咳两声。他皮皱着，我按住展开。我正刮时，他突然头一扭：“太按重了！”下巴立即出现一道大口，像伢儿嘴。
我慌忙抓把头发，火柴还没掏出，他早已弹跳起来，冲到我面前。我后退一步，他逼进一步，瞪大布满红网的眼睛，摊开遍是叠着发亮厚茧的手掌：“你还想赖账？”
我松了口气，连忙掏出钱来。“君子一言！君子一言！”他急急地连声说着，双手抓过四角钱，展平叠好，掀起衣摆，塞入裤腰，卷两卷，按三下。我赶紧烧了头发，按在口子上，再拿来带子扎紧。他笑眯眯地点头离店：“你这手艺，还得精呵！”
望着他佝偻的、渐小的背影，我苦笑：“是得精！”
父摔了
1986年9月12日
沉睡至半夜，忽被小弟推醒。听门外有人叫，开门，二爷、超容爷等神态惊恐地立于眼前，颤声叙说我父今天傍晚近九点在街脚下挖完藕喝酒后坐超容爷自行车至官桥摔下来，后脑勺摔伤，耳朵流血。在官桥卫生所打了两针后，所医叫送至县医。现塌儿哥小拖已运至我店前。
一听说父摔了，我的心就一“嗵！”像电触了，摔大锤似地“砰！砰！”响。后听说“耳流血”，转县医，我浑身颤抖、发冷，颤抖着嘴唇，力争吐出清楚的言语。见门外小拖上，昏暗中，父曲躺在铺的稻草、棉絮上，盖了单被，大弟魁梧的身子偎于父侧，手抱父头。我的心甚于刀绞，人不能自己，立锁门上车，平稳至县人民医院，大声、快速喊人问医室，有些害怕挨头缠白纱布、胡子拉渣的父亲，前走引路，转头关照大弟等扶父沉步、稳踏至院楼。
主医不在，院护士喊数医，找数处，皆不听归音。真恨不得把所有的高明的医师都抓来，狠揍至死！
正焦恼大呼张、李医，忽听小弟喊，某医至医室，心归肚。见医颇精干，甚快慰。父坐不住，回医话音不清，颇使我恐惧。助医皮试、打针，搞半个多小时，才让我父在走廊上摆的两长椅上铺被躺下，我真恨这医手脚太慢了。塌儿哥、二爷好奇地看医师量血压，还不时地说几句不适时宜的带笑的牢骚、怪话，颇令人恼恕：父头痛，极需静。但我不好说，他们毕竟还是舍觉辛苦送我父来了。小弟忍不住咕哝几句。
父躺下，吊葡萄针，塌儿哥他们归去。我叫三爷他们转告我母别担惊，说父过两天便会好的。叫大弟去店睡，我守着父亲，小弟躺一旁椅上。望沉躺的父亲，想起他的辛劳，与自己的争吵，觉得他受苦太多了！心如刀绞，不禁涌出泪来，怕人见，又忍住。悔自己不该太给多了气他受。但又觉自己为了文学，生活逼迫太狠，自己也无良策。
打了一瓶葡萄针，父平缓地喘气而睡去，想起主医说的父转好也快，转坏也快，觉得父一向身体算健康，近年虽年迈体衰，但还算健康，估计他会快好的，心中便坦然多了。瞌睡来了，叫小弟照看一时，自己躺一会儿。
走廊上时有病病歪歪的人过，还听老人咳不出痰而痛苦，颇感身健之幸福。有穿带钉鞋的人，很响地走过，我真恨不得砍断他们的脚！
你有病
我给一个男人理发，他问我找对象么，我说没有。“看你这伢儿，相貌蛮不错的，也蛮聪明的，怎么没找对象？”我不好说自己迷于文学，便含糊着。他又问：“你家里太穷？”“不是。”“那你一定是个不与常人相同的人！”
我心头一喜：莫非遇到了伯乐，他能看出我立了文学大志？我停下剃刀，盯着他的眼，笑着说：“你看我怎么与常人不同？”他加重语气，随口一溜：“你一定有病！”
我恨不得砍他一刀，但马上怪自己不该烂嘴，只得咬牙瞪眼，手尽量动快些，巴不得立即理完，叫他快走。
创造力
我高中毕业后，老迷在文学书上。干农活看不成书，便带收音机听小说、散文、诗朗诵，听广播剧。父亲恼火，我便去县城找在社办企业当副书记的表叔，弄有空看书的事做，工钱都用来买书。后来父亲不准我带米到城里，我只得从工钱中抠出饭钱。
二十四岁时，见理发师傅忙时与各种顾客聊天，闲时看书，听理发师傅说，“发不了财，也饿不死”，我便立即决定开理发店。
经过多次与父母吵嘴，我勉强学会了理鲁迅式的平头，便请表叔帮忙在城郊开店。父亲不准我拿家里一根草，我便找姨娘借钱，买别人废弃的破烂铁皮棚料，利用别人店间的空隙搭棚。东墙是别人饭馆的，西墙是篾匠铺的，北墙是预制厂的，前面我朽木一立，烂铁皮一遮，就成了店。店顶也是朽木枯竹盖着烂铁皮，再捡石头、砖块压着。店内西墙边用朽木桩下端钉入地，上端搭架，再搭上枯竹，铺上烂铁皮，再铺稻草，再铺破絮，就是床铺了。在南窗边的地上钉枯木，搭小架，铺铁皮，就是桌子了。
我与妻子谈恋爱时，初次带她进我店，叫她好好看看我店和店里的床、桌，问她有什么想法。她说只觉得穷。我压低声，叫她再看看我店里的床、桌，她还说只看出穷。
我睁大眼，问她：“你难道没看出这店主人面对穷困的创造力？”她摆头：“没有。”我眨眼搔头：“这么明显的创造力，看不出？奇怪！”
两张废纸
一天清早，我打开店门，发觉门口的柏油公路上，有颗沾着潮湿黄土的圆实土豆，便去捡。刚捡起这颗土豆，看到附近还有一颗。我抬头一望，前面一个黑瘦的老人，挑着两筐土豆，随着他的一走一晃，一头的土豆，正一颗一颗往下掉，我连忙喊：“哎，老人家！你土豆掉了！”
他立即“哎呀！”放下担子，转身来捡。我把手上的土豆给他。他双手捧着，连连点头又弯腰：“谢谢！谢谢！”随后，他蹲下去，头挨近地，扭动着看竹筐——竹筐底下破了个洞。他从口袋里，摸出空烟盒，往洞里塞，烟盒和土豆又掉下来。他抬头扭来扭去地望，公路上光光的。我便进店拿出一大张废纸。他颤抖着伸出裂满大口、大口中填塞着黑土的双手，捧着纸，嘴唇也颤抖：“多谢你！师傅。”我说：“一张废纸，不用谢。”
这时，店门口来了两个人，要买烟。妻子喊我：“你瞎忙什么？”老人红着脸：“对不起！耽误你的生意了！”我说：“没什么。”
打发了顾客，妻子靠在破门框旁，皱着眉头，茫然向外望：这叫什么店？东墙是别人饭馆的，西墙是篾匠铺的，北墙是预制厂的。人们说“家徒四壁”最穷，而你“家徒一壁！”就这一壁，还是朽木烂铁皮凑合的——别人想破头，也想不出穷成什么样！定破世界吉尼斯纪录！一点烟酒的本钱，还是我爹的。你只几本破书、大堆退稿！我一见，心里就起火！只得向外望。
我低下头，恼火地上的裂口可以崴脚，但头钻不进。抬头上望，细瘦的房梁早已弯下，无力再承受一点重量。
这时，一个披着羊毛皮大衣、嘴角叼着烟的胖子，骑着一辆闪亮的摩托从门口驰过。妻子的目光赶紧追随。前面一个大水荡，“砰！”地一声，泥水飞溅到路边行人身上，从头到脚往下流。摩托一栽，当即熄了火。妻子的目光，又定在摩托上。我不禁说她：“老盯什么？”她的眼角射来冷光：“你买得起？”我粗起嗓子：“老子今后开摩托车店！”妻子向我伸着手：“现在就开呀！‘今后’？阿Ｑ！”
我正与妻子争吵着，胖子摇晃着闪光的羊毛皮大衣，大步向我店迈来。
他老远就一手叉腰，一手挥起，嚎着嗓子：“哎！弄张废纸！”我立即说：“没有！”胖子瞪大眼：“一张废纸，也没有？”“没有！”
我正回绝胖子，妻子却找出一张，给了他。
他高高地扬着废纸：“这不是？你这家伙怎么这样？不就一张废纸吗？”我咬紧嘴唇。
胖子转身一走，我就揪着妻子的头发，向门框上撞：“奴才！”她踢我，咬我，我给了她更响的“嘣！嘣！”她哭着扒上路过的三轮车，向她娘家的方向去了。
几天后，我去她娘家。她的爹，坐在堂屋八仙桌的正上方，吸着尺多长的铜头竹烟筒，眯着双眼，慢悠悠地说：“就为一张废纸，你打我女儿？”我望着他，力争平静地回答：“是的。”他变了腔：“只你给得，她给就不行——？”我还是回答：“是的。”他瞪圆双眼，把烟筒向桌子上“砰！”地一磕：“你脑子有毛病！”我连忙转过身，拨开密挤的乡邻，向外走。
背后传来小声的叽喳：“他的脑子是有病。”接着响起一连串低、高、粗、尖的声音，放鞭炮似的啪哩叭啦：“神经病。”“神经病！”
我加快步子，低着头，跌撞离开。
买苹果
我在汉正街批货时，见一排水果摊，苹果堆上都高挂着纸牌：“一斤一元五角”。旁边一堆苹果中，插着纸牌：“一元”。
有个人转了一圏，来到“一元”牌前：“来两斤。”摊主连忙拿塑料袋装了两斤。
这人掏出两元钱，摊主接到手后说：“还有一块九角八。”这人指着牌子：“这不是标了一斤‘一元’吗？”
摊主捡开牌子下端的一个苹果，露出“九角九分”。“别人选苹果挡住了。”这人说：“那我不买。”摊主攥紧两元钱，瞪着他：“兄弟，你耍我玩儿？这可不是耍人的地方！”这人只得掏钱。
这人走远了，一回头，见摊主捡动苹果，随手丢一个苹果，又挡住了那纸下端的“九角九分”。这人连忙往摊位走，还没走近，已来了一个顾客低头捡动苹果，真的丢了一个苹果到牌子下。
这人只得伸手打头：“谁叫你贪便宜？”
死店出了个活雷锋
我在城郊公路旁开理发店。所谓的店，只是在别人的两间店中间的空隙，用借来的钱，买的破烂铁皮棚料，拦成个门面。后面有预制厂的围墙，上面用棚料枯竹和铁皮当梁和瓦。桌子和床，都是在“店”内墙边的地上钉几根树桩，搭成木架，再铺上铁皮。
我为有足够的废料利用而庆幸，甚至自豪我的创造力。
我用几块砖头，在店角架个灶，把大米、花生米和油盐，放在一个锅里，捡来预制厂的破水泥袋纸和路边短树枝，熏定水饭，招待比我早出学堂门、已当了木匠师傅的老表。他端着饭碗，蹲在这人来车往、尘土飞杨的路边“店”内，双眼时而睁圆，时而眯成缝，伸颈呑咽着夹生的大杂烩，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用餐，没灰尘，没人看，我们“这个样子，确实是丢丑。”
我觉得，这开店，是我大鹏的征程之一，便买来最便宜的红黑两筒油漆，在店门面的铁皮，把黑漆刷两边，中间斜上一道红漆，红漆道上再用黑漆写上“鹏程理发店”。“鹏程”二字特别大，龙飞凤舞，好像大鹏正冲破乌云，奔向太阳。写好后，我蹲下，站起，换角度，端详了好久。
我的父亲双抢过后，上街来想轻松一下。他睡了我那床，红肿着眼睛说，一夜没合眼：身子一动，“床”就“噼叭”地响，像是放了一夜的炮。
后来，我与妻子谈恋爱，问她对我这桌子和床的看法，她也没看出我自豪的对付困境的创造力，而是说只看到我太穷了。结婚后，有次狂风掀开铁皮瓦，冷雨倾盆而注，我和妻子拥着湿被，蹲在“床”角，打寒颤，我才觉得自己的创造力太有限了，甚至太可怕了——因为烧煤，煤烟腐蚀铁皮很快。开始时常有铁渣掉进饭碗里，后来忽然巨石从天而降，石尖刺砸破脸盒底，钉入地面——原来是铁皮烂了，承受不起我搬上去压“瓦”的石头。我们外出，或回乡，从不担心贼。因为我们确实一贫如洗，徒有四壁——不，只有一壁，其它三壁都是别人的。小偷无处下手——几本破书，大摞草稿，别人不看。就只怕乞丐夜里钻进来藏身子。因为那铁皮门、墙，大窟窿小穿的，一掀就开。我梦见乞丐乌黑的脚踩着我的书、稿，抓着大把的饭往嘴里塞，坐在我的床边放着响屁，对我说：“伙伴，向那边靠一点。”
妻子时常找我吵嘴，几次把绳子系在“墙”边立柱上——因为枯竹梁太瘦，已经弯下，路上车过，就颤抖，确实不能承担妻子的重任。一次，有位顾客进门理发，问我妻子在那柱边干什么。我当时语塞。妻子怕丢了几毛钱的生意，便努力扯出几丝笑：“我在练爬树，这绳子是起保险作用的。”后来，妻子又办了几包老鼠药。
乡人遇到我妻子，对她说：“你们还行，在街上开店。”
妻子回话：“开店？死店！”
我本来是在走投无路时，看到开理发店，本钱少，可以度命，能熟悉各种人，有空看书，而我不能长期从师，只得匆匆地学了一些理发技术，便开店了。幸亏我自己喜欢留鲁迅式的平头，很快学熟了，甚至比师傅理得更有气势。我开店，有不少平头人找上门来。只是理平头收费太低：两毛五一个。而理怪发来钱：一块五甚至两块钱一个。但我拒绝理怪发。这样一来，我一天只搞得两三块钱，吃用、房租、交税，确实糊弄不开。妻子省吃俭用：夏季，香瓜便宜，多吃香瓜当饭；冬季，不随便买菜，用辣椒糊拌饭；还用齐稻草扎扫帚⋯⋯但我那写店招牌用剩的小油漆筒，总是装不满。我们常半夜被梦中的债主逼醒。
望着妻子日渐消瘦的面庞和隆起的肚子，我才觉得我的书呆子气创造祸害了！我不顾不断上门的债主，自作主张，提回一挂肉。妻子要我去退，我不肯，她便丢在地上，滚成一个黑毛球。我提到塘边，泪眼模糊，怎么也理不净。妻子颤抖着手来帮忙，拖着哭腔：“我们何时是能吃肉的人啊？”
我常常坐或靠在门边，对着公路发愣。店门前这段柏油石子路，先是平坦的。后来石子松动了，露出黄土。不几天黄土又松动了，凹陷下去。每辆车行到这里，总不免一抖，更震大了凹坑。天一下雨，这大坑就成了大水荡。车子一过，泥水便飞溅开来，常常弄得我从头到脚，满身尽是，连店内镜子也流水带泥。晴天天的灰，跟在车后，卷起老高，呛得我急剧地咳嗽。
望着这水荡，我常常觉得车子是从我的脑子里碾过的，碾混了我的脑浆、脑膸。车子过去好远，好久，脑子才慢慢地平静。再一辆车来，满脑又混糊了。
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好像个个都显得富足。看到车上的谷包堆成山，心想，如果落下一包，就够我们吃两个月。又一想，谷还得去碎，糠又不好进口，还是落大白米好。看到一车的电视机，又想到我结婚时，妻子因为我无钱买，而哭了好几次。真想掉下一台来，满足妻子的心愿。但一想：电视机如掉进水荡里，就淹坏了；如落到石子路上，就一定摔破了！——那电视机不能掉！⋯⋯思来想去，不如干脆捡个大钱包。这真是天大的妄想！不，上帝真的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我背着半袋米，从街中往城郊的小店走，老远就见店门关着。我以为妻子有事外出了，走近一看，门没锁，手一推，闩严实了。我奇怪：晴天白日的，我这妻子闩门干什么？今天并没见她心烦，我出门时，她还口气平和，叫我买米要看掺水么，掺沙么，少秤么。莫不是又有债主逼火了她？
我赶紧“啪啪”拍门，大声喊她。没听到妻子回话，只有轻微的脚步声，门缝开一点，露出妻子红紫的脸，急促呼吸的嘴。她伸头向外一望，连忙缩回去，小声叫我进店，立即闩严门，把嘴贴在我耳朵上，压低声：“蠢货，我捡了个大钱包！”
“大钱包？”我像范进听见邻居说他“高中了”，以为妻子也在耍我，但这样子不像假的。我又怀疑耳朵出毛病了——近来，我常觉头昏耳鸣，糊里糊涂的，说话做事，好像不受自己的大脑支配。我最终和范进被邻居拉回家一样，被妻子拉到床边。她掀开被子，床上真的躺着乌黑发亮的大包！
“有多少钱？”我急急地问，颤抖着手拉拉链。“我们再找。我只看到五斤粮票，一个存折上有三百五十元，还有四千多元的欠条。”我们找遍角角落落，还是不见一分钱。
“娘的！”几千元的欠条，对我有啥用？几百元的存款，我取不出！几斤粮票太少了！真是人穷了，连捡到手的钱包，也要来欺负，玩弄！想起阿Ｑ在土谷祠饿长了，颤颤抖抖地出来找吃的，满野一观，水田里是新绿的秧苗，尼姑庵菜园的萝卜本来能吃，却开花了。阿Ｑ饿急了，开花的萝卜也扯来啃！那有啥啃头啊！皮是老的，心是空的。
“该我们倒霉！失主一定在着急，我把包送给他算了。”“谁为你着急？你想当雷锋？自己捡包去！”最后，我们商定：把包送给失主，直白地向他要一百元钱。
我们又在包内翻一晌，才弄清失主是汽水厂的推销员，姓名和住址都弄清了。我马上骑自行车去找。
找到那地方，却没这个人。听说这人原住这里，现不知搬到哪里去了。我愣一晌，决定去汽水厂问。而汽水厂有好几家，包内纸上没写清是哪一家。我只有见汽水厂就问。
由于太心急，差点撞倒人。车子一歪，撞到路边尖石头上，把本来就被旧的车胎撞瘪了。摸捏着瘪胎，懊恼起来：这得破费不少钱，妻子晓得，又要吵嘴。但转想：我是为了那一百元钱而破的胎，等那百元到手，再凑点，就可买部新车。于是，我爽快地掏钱，催人快修车。
终于在一家汽水厂找到那推销员。“我的包，你捡到了？”他的双眼射出亮光，“东西掉么？”“没掉。”“那好！”他长吁一口气。“包是我老表捡的，他要一百元。”他的身子一抖，像被电触了，随后拖长腔调：“何必谈得这么生人？我买条烟什么的，不就是百把块么？其实，这包对我没啥大用，对你更没用。”
“不是我要钱，是我老表要。他太困难了，为了找你，还把车胎撞破了，花了六块钱。论说，你包里有四千多元的欠条，三百多元的存折，得你一百元，也不算过分。”他咬咬牙：“好！一百元就一百元。包啥时给我？”“明早八点，我们在新华书店门口见面。我叫老表把包带去，你带一百元钱去。”他手一挥：“行。”
我弓着腰，捏紧龙头，狂踩脚踏，骑车飞奔归店。路不平，车又破，一路蹦跳，一路嘣响。老远就见乌黑破旧的店门边，靠着我的妻子。她正伸颈张望。我连忙大呼了她一声。
“怎么样？”“没问题！他答应了一百元。明早在新华书店门口见面！”“真的？”“这还有假？”“你总算办好了一件事。”“人生总得办好几件事！”“别又来了，你的‘深沉’。”“快进店坐下！你站了好长时间？”“数尽过路人，不见我呆影。”“你来了诗意？”
我的脑中不禁闪现出“微笑着面对人生”等诗句，又幻想着我们热恋时，妻子的音容笑貌，如在今日重现的情景。我习惯性地把手往口袋里伸，口袋是空的，才想起久未用笔。因为妻子见我日记上的凄惨，就流泪；我写日记时，多心绞手抖。最后，只好干脆不记。
现在，我对妻子说：“只要我们改变一下精神，我们的店，就会充满诗意。”“如果我们不吃饭，只吃精神，就能生存，那该多好啊！”妻子很疲惫，把手搭在我瘦削了的肩头，随势又在我单薄的背上抚摸了一下。好久没有感觉的一股暖流，在我的脊梁骨髓中涌动，扩展。我不觉深深地呼了一声久违的“小羊！”热恋时，她声叫声应。眼前，她似乎没听见，双眼茫然地望着门外飞舞的尘土：
亲爱的，我的郎，你说我是羊，一只温顺的小绵羊。
郎啊，我的郎！我愿你是狼──一只勇猛的狼，驰骋在沟壑纵横的疆场上。
愿你张开大口，我寢安在你的胸膛，化为你的血肉，在你身上荡漾。
啊，我的狼！
吟到最后两句，我不觉随她出了声。我们四目相对，热泪晶莹。
我咿哑关上门，烂铁渣直掉。“那一百元到手，先换一个扎实的门。”“也得买几块好石棉瓦。”“脸盆也要买一个。”“买废棚料向姨娘借的钱，不能再拖了。”我指着妻子的肚子：“关健是得给孩子增加营养，让他今后强壮。”“不能像我们。”⋯⋯
这样一算，一百元远远不够用。妻子又后悔向失主要少了：“看明天能多要点么？”“那怎行？我们讲定了！”“讲定就算了。反正靠那也发不了财。”“是的。根本上靠我们自己。”“只是目前帮了我们一点忙。”其实，我当时剃头，大半年不能积一百元。这算发大财。
我们边吃晚饭，边商议。平时昏沉的十五瓦灯泡，今晚显得特别明亮。
我们躺在床上，兴奋得一蹬一弹的。最后，我“嘣！”地坐起：“何必等到明早八点？我现在就去把包给他，把钱拿来，不就干净撇脱了么？”“行，反正你也睡不着。”
“对，趁早拿回，了结心事，睡个好觉！不过，那五斤粮票，你得放进包里去。因为我跟他说了，什么都不少！”“五斤粮票算什么？几千元的东西，还给他就行了。”“那怎么行？哪怕是一分钱，说过了话的。”“我就是不给！”我只得准备等会儿向他说清楚，如果他要扣钱，就扣去。
于是，我匆匆穿上衣服，拿了包，出去。不顾天黑，路凸凹，急急骑车到汽水厂，把包往推销员面前一伸：“我老表明天有事外出，包今夜给你了事！”
他飞快地接过包：“东西少么？”我觉得此时说出妻子拿了五斤粮票，不好意思，便顺口一溜：“不少。”但语气含糊，我似乎贪了大污。“那好！你上楼到我房里坐会儿。我去搞点新产品汽水你尝尝。”
他动手来拉我。“不用客气。”我回避着。“那有什么？你特地送包来。”他那两片薄嘴唇飞快地开合：“我们现在是熟人，朋友，亲戚！”
他又来拉我。我推开他的手：“别客气。把钱拿来，我回去。我老表还在等。”他实在拉不动我，便独自上去了。
我站在楼下空地上，等一晌，不见他，却见楼上一大群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顺着斜形的楼梯往下走，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哎呀，捡包亲自送来了？”“连新产品汽水也不尝尝？”“真是雷锋学得好！”“是雷锋！”“对，是雷锋！”
路灯光照着我，我感到白晃晃的，很刺眼。我伸手摸脸，脸好烫。脚也不停地动，似乎地也很烫。见这些人叽喳近来，我不吭声，退到旁边暗处。再等一晌，还不见那尖瘦推销员的影子。
这群人叽喳了一晌，便静立在斜形的楼梯边。他们身后的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扩大成一个个奇大无比的巨人样，投盖得很宽，很远，一只手指的投影，就把我盖没了。我等得浑身燥热，便喊推销员。
那推销员，才显出脚步杂乱的样子，弓着腰，跑下楼来。他手里捏着细碎的票子，都是一元、二元的。
等他走近，我低声问：“这是多少？”“二十元。”
“这么点？我们不是讲定一百元么？”“我们先说定明早八点在新华书店门口见面，我没想到你今夜就送来了。在这急促之中，我没钱，也借不到那么多，这二十元，还是我刚才借了好多人，才凑的。”
我呆立在那里。他把二十元钱往我手里塞，又用瘦长的双手捉住我的膀子，往楼上拉：“还是到我房里坐时，喝点汽水，最新产品，味儿足得很！”
我万分恼怒！痛恨这精刁之徒！想起自己是立志要当大作家的，刚才想得他一百元，是穷急发糊，我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地卑贱啊！幸亏他舍不得！我差点被钱玷污，永远洗不清，将来悔之不及了。目前的难关，我总是要战胜的！我觉得被他抓着的膀子，正在变污黑，腐烂，赶紧用力一摔：“别耍花招！”把钱往他手上一塞：“拿去！”推起自行车，就往外走。
背后哄起：“哎呀！给点烟钱也不收？”“你是哪里的？”“你叫什么名字？”
我仿佛是贼，急急地逃走，生怕他们追上来，认清了我。就像阿Ｑ，掉了萝卜，翻出围墙外，心还怦怦地跳，生怕尼姑庵里的狗追出来。但他们的话，还是追出好远——
“捡了包，亲自送上门⋯⋯”“不喝新产品汽水，不收一分钱，不留姓名和地址⋯⋯”“连坐都没坐一时⋯⋯”“这不是雷锋再世？”“活雷锋！”
我走在街巷中，觉得这巷道特别阴暗、狭长、曲折、凸凸凹凹。
回到店里，妻子急急地问我：“钱呢？”“没有。”“不是讲定了一百元么？”“他说借不到这么多。”“能借多少？”“二十元。”“二十元呢？”“我退给他了。”“退给他了？”“他太庸俗。”妻子“呼！”地掀开被子，“嘣！”地跳下床，手捶脚踢，赶我出店：
“喝西北风去！死蛇一条！还谈什么高尚？别人不谈高尚，却是活龙！”她颤抖着手，指着店外眨着冷眼的星月：“你能高尚成月亮、太阳么？你就是高尚成眼屎一样的星星，也不及人家房里的小油灯火。一盏灯照得亮一房光。我们的家，你照亮了么？呜呜呜⋯⋯”妻子砰地闩上门，在店里哭起来。
我愣在店外，望着寒空中的星月，似乎思绪翻滚，似乎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觉得这些星星比月亮、太阳还大，光芒四射。突然发觉这闪射的星光中，立着一个铁黑的形象。这形象似陌生，又像熟悉，我用力一盯，才发觉自己愣在店前路上的水荡边，清平的水荡，像一面明净的镜子。
我想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好像有热乎乎的东西，在脸上搔动，我伸手去摸，湿的：我流泪了？觉得头冷，一摸，头顶也是湿的。我仰望着这宽广无边的星空：上帝也落泪了？
我扭头看店，只见灰朦朦的门面铁皮上“月月鸟”三个字，用漆太浓重，在这清冷的月光下，正努力闪耀出亮色、暖气。远处，传来雄鸡的啼鸣声，一声声雄壮，嘹亮。
咱们结个亲戚走
我在县城郊外开小理发店，还摆了两节柜台的副食。
一天下午，店门口走来一位姑娘，吃了两个芝麻饼，喝了一瓶汽水后，摸摸口袋，却说没钱。我立即粗起声：“你吃东西前，怎么不摸口袋？”她说，她的车在前面路口，她去拿。我看她穿着旧衣服，头发有些凌乱，大眼睛有些发呆，觉得她可能是诚实的乡下姑娘，便说好吧。
一晌后，不见影子。我不禁皱起眉头：“莫非她骗我？”我连忙骑车到前面路口，不见那姑娘。再往前走，还是不见。愣了大半天，我咬牙切齿：“娘的！”
我瞪着眼，气呼呼地往回走，见那姑娘竟坐在我店门口。她说她的农用车，在我店斜对面的煤气站里。
钱，不用说给了。但到天快黑时，那姑娘还坐着，身子僵着不动，眼睛总茫然望着一处。我便问她为何不走，她看着我说：“我怕。”“你怕什么？”
“我大哥与我村里那个人，共包一辆农用车运客，大哥今天有事，让我在车上收钱。可那人老要我跟他坐在驾驶室里，还要我按他身边的车刹什么的。他老向晾在外面的女人裤衩望⋯⋯他说煤气还没罐够，得晚一点才能回去。”
“他是流氓！你夜里不能跟他回去！”我问她街上有亲戚么，她说她二哥在水泵厂，我便骑自行车送她去。
姑娘坐在车后座，说世上好人多。我说坏人不少。她说我是好人，我说我是怪人。
到水泵厂她二哥的宿舍，房门一把锁。别人说她二哥回家了，她立即睁大眼睛，愣住了。我问她还有熟人么，她咬着嘴唇，摇摇头。我说：“那就到我店去。你晚上跟我妻子一床睡。”
姑娘说跟那人说一声。我说：“不管他！死流氓！”“我去看看他装多少罐煤气，明天好算账。”我正准备与她一路去，但一想：对她来说，我其实是陌生人。那人如说我是流氓，我还说不清，便叫妻子同她去。
那人正仰在驾驶室里，翘脚架手，很响地吸烟，大口地吐出，真是腾云驾雾。姑娘刚开口叫他，他眼皮都没动一下，就把手向后一挥：“车箱去睡！”我妻子马上说：“她在我家睡，我是她嫂的朋友。”他随即坐直身子，瞪圆双眼。我妻子连忙牵着姑娘的手，走开。
到我店里，姑娘说不知道装多少罐煤气，还得去问。“那怎么好问的？”“我去问煤气站的人。”一会儿，她红着脸回店，气吁吁地说，煤气站的站长把她拉到阴处，盯着她喘粗气。我连忙粗着嗓子：“这也是个流氓！”
妻子叫姑娘洗澡，姑娘说不用。“这大热天的，怎能不洗澡？我有多余的衣裳。”姑娘还说不用。我笑道：“你在我们这里放随便些。说不定我们今后会到你家去呢！”姑娘才洗澡，并把她的衣裳洗了晾起来。
我叫姑娘与妻子在挂了蚊帐的床上睡，姑娘一定要在旁边的长椅上睡。这城郊的蚊子特别多，我点燃蚊烟，放在椅下。她说：“不用。”把蚊烟灭了。我又笑道：“你怕我们今后去你家？”再点上。我还把几本书和台灯放在椅旁，叫她如睡不着，便看看书。她慢慢曲着身子，轻轻躺下。
半夜，突然听到尖叫，我翻身爬起，朦胧中，姑娘正坐在长椅上，颤着腔，小声呑吐：“我梦见⋯⋯那人拉我⋯⋯”
我霍地站起身，大声吼道：“你不用怕！他如敢在我面前发昏，我就把他的头卸下来！”姑娘才长吁一口气。
我叫姑娘放心睡觉，她说想上厕所。厕所在郊外的田地边，我叫妻子陪她去。妻子怀孕好几个月了，走夜路不方便，叫我去。
我推开店门，外面月色明净，空气清新。姑娘挨近我走，我觉得不大合适，故意慢走几步，让她前走。她也放慢脚步，还是靠近我。我无意间发觉如水的月光，沐浴着青春线条分明的她，就如天仙下凡。她穿着我妻子新婚时的衣服，散发浓浓的香气，直钻我的鼻孔，我不觉双眼发花。
多年追求高尚圣洁的习惯，随即使我警惕起来：你不是早就立志——“一定要当人类最高尚的大作家”么？坚持到今天，多不容易！难道甘心这么发糊，毁了自己又害人么？——我不容自己有卑下的余地，立刻说：“姑娘，你今后要小心。有的人道貌岸然，假装帮你，其实也是畜牲！”
这话一出口，我就觉得眼睛明亮了，清晰地看见：又大又圆的月亮，高挂在蓝莹莹的天上；犁翻的土块，整齐地摆在地上，鱼鳞似的泛着光。花草树木的清甜气息，阵阵拂来，我不禁深深地吸几口，心肺都清爽透了。
姑娘似乎没啥感觉，还是平静地走在我身旁。她进厕所，我在厕所外不远不近地站着，不时大声咳嗽一下。她从厕所出来，又平静地挨近我回店。
天刚蒙蒙亮，姑娘就起身，准备换衣服回去，但她的衣服还是湿的。妻子说自己那衣服现在不穿，叫她穿去，她便说把她的衣服放在我这里。我笑道：“你真的没必要这样！”
我问姑娘身上有钱么，她说不用钱，走着回去。我便给她一张拾元的票子，叫她先买点东西吃，再搭车回去。她说早上不饿，搭车也只一块钱。我说在外离开钱不行，应该多装一点。
姑娘走了一会儿又回店，丢下九块零钱就跑了。
第二天上午，那姑娘斜着身子进店，放下一个大包，从包里拿出：黄亮的甜瓜、散发着香气的包子和芝麻饼。我说我们并没作什么事，她不该买东西来。
姑娘说她的父母说：“咱们应该结个亲戚走。”她大哥大嫂准备和她一起来店看我们，路上有事耽误了，今后再来。
妻子把这些东西给姑娘吃，姑娘说吃过饭，不饿。我们要她带回去，她坚决不肯，说东西太少了。她身上本来只有拾元钱，她还留下了一元。
不久姑娘又买了些吃食来，请我们去她家玩。我们说今后有时间便去，又说她不该买东西，方便时来玩玩就很好。而她没说什么话，一般是抿着嘴微笑。我叫她选一些书去看，她只拿两本小小说。
后来，姑娘来还书，还是坚持买了吃食。
再后来，我到别处开店，与姑娘失了联系。而每当我想起那姑娘说的——
“咱们结个亲戚走。”就觉一股暖流，“嗵！”地涌遍全身。
第一颗是流星
妻子怀第一个孩子时，我和妻子都觉得我俩的孩子是天上的星，便起名毛星，而没考虑是儿还是女。朋友提醒我们：孕妇多吃水果，生下的孩子皮肤好；批一箱水果，比买零斤便宜。我们从没听过“批整箱的”水果吃，脸都羞红了。这时，妻子常吃粥，一般不买菜，用辣椒糊蘸筷子。只是看到乡人傍晚从我店门口回家，板车上还有大堆香瓜，几分钱一斤，妻子才买一大袋，当饭吃。
听说乡下捡生婆捡生便宜，而我认为这是大事，一定得进人民医院。接生的医师开始笑着说，是个儿子，要吃喜糖，后见是女儿，便没做声。但我还是笑眯眯地买来糖，分给她们。我们觉得女儿也是天上的星，照样叫毛星。毛星是大个子，七斤八两。
毛星出生的第三天，我们乡俗要洗三朝。而母亲说一闻医院的气味，头就晕，再则田里活儿忙，便没上街。护士给毛星洗了几下。我想象着母亲伸出裂满口的手，用布着蚯蚓样青筋的手背摩擦毛星的嫩红肉，我摸仿母亲，小声叨念：“我毛星易长易大，读书进学，长命百岁⋯⋯”第七天，我抱毛星出院，回我店。
第九天，做九朝。岳母和妻子的嫂子们一大群，挑着满蓝细长的油面，拎着鸡、猪肉什么的，微笑着来店。岳母给毛星洗了几下，说几句恭喜话，嫂子们给毛星红纸包。应该是我的家人招待客人，可父母早已恼火我多年只梦着讨不到饭吃的书，没积一分钱，“鸡都养不活一只”，父母只得起早摸黑盘他们的泥巴，而我得给人理发。岳母她们自己动手，在店附近找来几块砖头，就店门旁架灶，烧半干的树枝，烟雾腾腾。紧挨着灶的公路上，行人捂鼻眯眼，加快步子，连声咳嗽着离开。路过的汽车、拖拉机凑热闹似的掀起灰尘，遮盖锅里沸腾的汤中的肉团。
妻子坐靠在隔着薄板的房内床头，常伸头说什么东西在哪儿，怎么弄，毛星偎在她身旁。岳母把我那单薄晃动的小方桌，摆在店内，桌上挤满大碗小盘堆尖的面、鸡、鱼什么的，妻子的嫂子们围坐着吃。妻子早就饿了，岳母也早说“生儿婆，吃一谷箩。”但岳母只顾把大碗的鸡肉什么的，给她的儿媳们，而忘了她这“生儿婆”的女儿。我在旁边给人理发，剪得发渣直飞。在商场上班的二嫂边吃鸡，边说我可怜。我咬着嘴唇，盯着顾客的头，连连地捏着剪子。她们吃饱后，放下筷子。岳母望着碗里还有剩的，叫二嫂下午下班后，再来收拾。
毛星出生十多天，长得又红润又胖，额头宽阔圆满，国字脸，眼睛大而乌亮，耳朵也大。走满月时，妻子抱着毛星回娘家，乡邻们都围拢来，咂着嘴：“真长得大个儿，漂亮！”我们从没见过比毛星美的相貌，不禁搂着在她的苹果脸上“嘣”响地亲，拖长腔调叫：“毛星！”
毛星从外婆家回店十多天后的一个夜里，我坐靠在床头，双腿弓着，盖着棉被，搭个小棚，把毛星偎在我双腿间，我拿着一本翻开的书，放在被子上，时而看几眼书，时而看着眼睛闪亮的毛星，尖着腔：“毛星！”毛星咧开红嫩的小嘴笑。我觉得毛星该睡觉了，便把她放在我与妻子中间睡。夜深了，我熄灯休息。不知睡了多长时间，突然，我的手碰到又冷又湿的东西，一下从睡梦中惊醒，拉开灯：毛星的鼻孔、嘴都被豆腐样的奶堵严实了，床单上也一滩奶。她的小身子已冷了！我慌忙穿上衣服，用小被子包着毛星，冲向医院，妻子跟着我跑。
医师说已冷了，没用了。我说：“不可能！我昨夜还与她说笑。医师，您一定救她，好好检查！”医师再摸摸毛星的胸，拨一拨毛星的眼皮，摆头：“早没用了。”我一下一下抹净毛星口鼻的奶，用被子包好她，抱她出医院，望着灰黑的天，顶着刺骨的风，踩着冷硬的柏油街道，进我们那低矮破旧的小店。
店里的电灯，发出昏黄的光。我盯着黑乎乎的床底：难道有鬼？我拿来铁钳，在床底捅几下，澡盆、鞋等杂物，发出空洞的响声。妻子一直跟在我身后大哭，我一直咬牙瞪眼。我倒来热水，给毛星抹净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用小被子包她。
昏暗中，小弟骑着自行车在店门口喊我，说家里今天吃年饭。他进店看到我包早已不动的毛星，说他先回去，对父母说。
我用被子的一角盖着毛星的头，让她的脸露着，用小被子包严她的身子，拿绳子横捆两道，直捆两道，背着，骑自行车，往家蹬。妻子呆坐在车后座流泪。路上碰到进城的乡邻，乡邻老远就叫：“银儿，你们两个回家呀？”我低头不吭声。近了，乡邻见我背着的婴儿包：“啊，你娘儿三个哇！”我低声：“嗯。”妻子一直僵坐在后座流泪。
我们快进村时，小弟连蹬车踏赶来，说家里正摆饭菜，准备吃年饭，他没与父母说，我们先在外等着，别进村，等年饭吃完了，再说。我们便坐在村外的渠沟边。进出村的乡邻与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怎么了。妻子不禁大哭起来，后来在地上打滚。
我望村里，不见小弟，却见有的乡邻偏头绕弯路走。我想立即背着毛星，带妻子离开故乡。我仰头望天，天空荡荡的。我放眼望地，地渺茫茫的。这无边的世界，哪里有小块地方，可以安放我心头的肉？我只得背着毛星，搀扶着妻子，绕村外的路，向祖坟山走去。太阳惨白着脸，发出刺刀似的白光，刺向我们。地上的霜，冰碴一样扎得鞋响。
我们到祖坟山，妻子又在坟地打滚。我放下毛星，准备用手抠开泥土，埋葬毛星，再去城里，永不回乡。我向村子望，看到父亲、母亲和小弟，扛着锹，从村里出来了。母亲哭着腔：“这孩子，长得这么大样，却不是俺屋的人。”母亲解开绳子：“不能包多了，也不能埋深了。她还没成人，得早投胎。”父亲在太祖坟旁挖了几下火粪堆的浮土，掩埋了毛星。妻子嘶哑着喉咙哭撞，我们搀扶着拉扯着她回家。
妻子说回娘家，我便骑车送她。刚进垸，就遇到她大妹。大妹叫一声“姐”，她就泪一涌。大妹睁大眼望着她：“怎么了？”她哑着喉咙：“毛星⋯⋯丢了⋯⋯”大妹马上手一摔，粗着声：“你这女泼不在行！俺家今天吃年饭！”妻子立即咬紧嘴唇，抹掉泪，睁大眼，盯着地面。一丝风吹来，我感到冰刀扎心。我准备带妻子赶紧离开这里，去我们小店，但她还是呆立着。
我回家，母亲带我找细祖母。细祖母家设着灵位，叫我磕头，说这是上天配就的，别难过。那孩子是来讨债的，不是俺屋的人。我去城里远近闻名的陈瞎家，他问我问什么。我说：“你看我来要问什么。”他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我说：“你看我女儿⋯⋯”他随即说：“弄得好就好，弄不好一丢。”我去山里灵姑家，她问我问什么，我又说你看我问什么。她也翻着白眼说不出话。我便闭嘴。
我去书店，查找医书，看到“鹅口疮”什么的，说是婴儿的喉咙长了疮，吃不下奶，呼吸困难，窒息而夭什么的。我想毛星可能早已生了这病，但我和妻子不知道。毛星夭折前几天，吃奶，只是吃得不怎么多；有时哭一会儿，甚至哭得身上出汗，但我们根本没想到她生病了。如果她不吃奶，一直哭，我们才知道她病了。我们追想，毛星夭折的前些天，屁股瘦了，皮肤起皱，但我们当时没警觉。也没个年老的人来看一眼，告诉我们这是病象。书上还写着婴儿出生后，每过几天，就要去医院，请医师看看是否正常，但我们开始不知道。
二嫂说我们无能，好好的孩子保不住。我仰望天上的星星，觉得我们糊里糊涂地看着：生命中的第一颗星，在我们心上，嘎地划过。
照相
我挑着两捆书，晃荡进汉口码头。铁栅栏口站着两个挺着肚子的男人，一个人手捏一叠白票，眼角一扫，嘴角一扬：“货票五块。”我咧着嘴，边喘粗气边笑：“师傅，少收一点！”“一个人的票。”“半票吧。”“别啰嗦！五块就五块。”我只得掏出五块钱给他，他随手撕一张五元的货票给我。
十天后，我再晃荡一担书进码头，一个瘦男人尖着腔：“八毛货票。”我连忙放下担子，掏出一块钱。他接过去，还伸着手：“再拿七毛。”我眨巴着眼：“你不是得找我两毛吗？”他粗着腔：“你个伙计好聪明哪！想八分钱打发讨饭的？现今的钱不经用，一块只当往年的一毛，所以说毛就是块。武汉早这样了。”我睁着眼：“上次那师傅只收五块。”“上次就收少了，这次应该补上。上级有规定：一百斤收八毛。”我堆上笑：“少收点，师傅！”
这时，另一个检票的人走开了，这瘦男人马上斜着眼角：“好吧，少收你三毛。只是你也得知好歹。”我再掏出四块钱：“谢谢你。”“空话填不饱肚子。”他走近我：“你就给两毛我算了。不用买票。”“那怎行？”“没事。你到武穴时是五更，他们要睡觉，懒得检票。你下次来时，也不用买票，我检票。”
我回武穴时，真没人检票。
我再去武汉时，搭半夜的船，可以不买票，直接上船。
我到汉口时，天大亮，却没见那瘦子，而一个高大的胖子站在高处，扭动着头，鼓着亮眼，探照灯似的扫射着。我缩着脖子，心嘣嘣地跳。过栅栏口时，脸发烧，低头随着人群走。
突然，肥乎乎的大掌向我肩头一拍：“票！”我心一抖，只得站在旁边，故意摸出小笔记本，在本皮里掏半天：“咦！我的票明明放在这里呀！怎么不见了？”那胖男人手一挥：“站着吧！”他的眼光，一直在一个个前来的人头脸上扫来射去。
一会儿，一群衣服皱巴巴灰不溜秋的女人，都红着脸，有的扭头向别处望，有的低着头，挤挤撞撞走来。这胖手指着她们：“你们，票。”她们你望我，我望你，挨挨擦擦地站到一旁。一个苍白头发的女人颤颤地低着声：“我们打工，没领到工钱⋯⋯”胖手又一挥：“站着！”
检完所有的旅客，胖手向那些妇女指着：“走，进办公室。”我跟着女人们走。那胖手向我肩头一搭，迎面一个人笑着对胖子说：“你又抓到了几个混票的？”胖子肉乎乎的身子也搭在我背上，粗哑着浓重的汉口腔：“我又交了个碰（朋）友！”臭哄哄的热气吹到我颈上，我浑身肉麻，只得咬牙挺身往前走。
进江堤闸口上的水泥小楼，胖子要女人们出钱，从起点站出起。女人们都呆睁着眼，脸色惨白，咬着嘴唇。那苍白头发的女人颤抖着低声说：“师傅，帮点忙。我们确实没钱，工钱没讨到手。”胖子披着泛黄的白褂子，“啪！啪！”拍着长满黑毛的胸脯，依旧粗哑着浓重的汉口腔：“你不出钱，我拿什么吃唤（饭）？”女人们都立即低下头，脸色时红时白。
苍白头发女人还是颤抖着低声说：“我只有一把伞和一双胶鞋抵⋯⋯”胖子还是挺着肚子粗着声：“不行！破伞旧鞋当不得唤！”几个低头的女人滴下泪来。我不禁张口就说：“你这人真是的！她们确实没钱！”
胖手立即向我一指：“那你替她们出！”胖子随即瞪着我，点着头：“你怎么在这里？”我这才想起，我也是混票被抓的，便含糊地嘟囔：“我怎么替她们出？”“那你出五十！罚款十倍。”我的心像被刀割了一下。
他挥手叫女人们把包押在这里，出去借钱来取。女人们哭说借不了钱，他还是挥着长毛的粗手：“去！去！去！”她们只得低头弯腰，滴着泪，拖着步子出去。
胖子向我瞪着眼：“你出五十块。”我说没这么多钱，我编话说我是来武汉找零工做。“那你借去。”我又编话：“我弟在武昌读大学，我得挣钱供他。”他手一甩：“别啰嗦！不出五十就别想走！”
我感到他不会松口，我得赶紧去批货，趁早给他五十了结。我便当他的面，立即松开长裤带，拉开内三角裤头的口袋拉链，露出里面的一叠大百的。
这胖手，霎地竖立黑毛，闪电似的伸进我的内裤口袋，铁钳一样夹走这叠大百的：“哈，你老子有这么多钱！棒棒的！”
他扫一眼办公室里，只他与我，黑毛粗手立即暴起青筋，颤抖着。我盯着粗手：怎么颤抖？我的心紧缩，蹦跳。
这时，一个戴大盖帽的警察进来，胖手马上不抖，松驰了。他望着警察说：“他有这么多钱，还混票。”他与警察走到一旁，嘀咕了几句。警察说，你这钱当面点清楚，九百八十块，暂扣这里，你下午再来。
我只得出去。瞪着涌动的混浊的长江水，我脑里一塌糊涂。
下午，我一步一步登上江堤闸口上的水泥小楼，警察和那胖子就把我那一叠钱，一张一张地摆在桌上，警察拿照相机，对着这些钱：“咔嚓！”
警察说：“有这么多钱，你还混票！现在你站好，我拍了，挂在侯船室，让大家看！”
我立即想到我是要当作家的，我的相，是要让大家仰望的！我感到纯洁忠贞的姑娘，将遭强奸！轮奸！这相，绝对不能照！
我咬着牙，瞪着眼，准备不要钱，立即走开。警察立在我面前，大声说：“你如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只有送你到派出所！”
我觉这更麻烦，只得扭着头，咬牙瞪眼站在那里。“头别扭着！”警察大声说。
我只得咬牙瞪着他。“咔嚓！”——我立即浑身麻木：“完了！”我想到杨白劳，被强迫按了卖喜儿的红印！
我咬牙瞪眼，喘着粗气，捏着那叠钱（罚去了50元），一出水泥小楼，我就想跳进长江，把脸洗净！望着浑黄奔涌的江水，我知道洗不净脸，便想把自己的脸皮割掉一层！想⋯⋯
想到自己的店里，妻子还在等我进货回去卖，我只得咬牙瞪眼，张嘴：“呼！呼！呼！”在这尘嚣乱舞的世界，跌撞着去武胜路图书批发市场⋯⋯
多年后，我得了老舍文学奖，一些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我，还配了我的大幅照片。网上不少人，说我是当代的——“高尔基！”“鲁迅！”“全武穴人民的骄傲！”
而我一想到“照相”，就感到——失了身的女子，穿嫁衣当新娘，愧对新郎！我还想写——《我苟活于人世！》
现在，我在人间奔撞了六十年，整理自己平生所写的稿子，还想起名——《人间裸奔》！
我天性本不习惯占便宜，自《照相》——为什么我当时去占便宜？活该被照相！——自此以后，我总铭记“照相！”绝不再占半丝半毫的便宜！切实明确立定：终生——与男性打交道不沾钱财，与女性打交道不沾肉体！连别人对自己的夸奖，都当成是鼓励。
我竭力老盯自己的欠缺，思虑怎么改正，直捅自己的缺点，以求快刀斩乱麻，斧底抽薪，杜绝再被“照相”的可能，把一切可能的“照相”，都在萌芽时铲除！——以致与闫老师交往数年后，闫老师夸我是“没什么可以打倒的！”我更当成鼓励！立定用生命践行！
无欲则刚！无我则天下无敌！
胎儿遭踢
我进店，见玻璃碎一地，书页散在地上，老刘和她大妹都抽泣，门外一些人伸头张望。我问怎么了。
老刘哭着说，有个女人租了一本书，半天来还，给老刘一块钱，老刘找她八角，她说应再找她一角。老刘说租一次最起码是两角。那女人咬定租一天两角，半天，只肯出一角，要老刘再找她一角。老刘不肯，她便伸手到书柜抢书，老刘去挡，书便扯破了。
老刘要她赔钱，她便没好言语，争吵以致打起来。她踢老刘怀了四五个月孕正凸着的肚子，来我店帮忙的老刘的大妹连忙去推那女人。女人的伙伴来推大妹，相互抓打，老刘把女人的脸抓破了。女人和伙伴回附近的元件厂，女人的丈夫便来把书柜玻璃砸烂了，并说还要找我打架。
我立即拿帚扫地，叫她们别哭，把书摆整齐。我赶紧去元件厂找领导，请他们管管那职工，制止事态恶性发展。领导伸懒腰打哈欠，不看我一眼。我说如再闹大了，领导也有责任。还说我妻子如被踢坏了，便再找他们。
我回店一会儿，就见一大群光头、大个子挤撞着走向我店，满脸横肉，满眼凶光。我心一抖，但立即咬起牙，挺着腰，连忙到隔壁付食店买一包好烟，努力清朗地说：“有么事坐下来，好好说，先抽烟。”
我抽根烟给走近我的一个光头，他瞪着眼不接。我竭力显得大大方方，微笑着说：“抽根烟不算什么。如一定要打，抽完烟再打不迟。”我把烟往他手上塞，他偏头不接。
我便把烟给随后来的大个子，还是微笑着说：“如一定得打，抽了烟再打不迟。”大个子仰头接去，放在嘴边，自己点燃，吧嗒着吸起来，吐着浓烟圈。
随后，一般人都接了烟。我又搬出凳子，叫他们坐下来，慢慢谈。他们有的坐下了，眼望天上移动的白云，脸皮松动了。
人丛中，一个壮实的男子脸红脖子粗，喷吐着唾沫：“老子要你店开不成！”边说边走向我，颤抖着手，指点着我的脸鼻。
我昂首挺胸，立定不动，盯着他大声地说：“你们这么多人来，我绝对打不赢。你们喜欢怎么打就怎么打，我绝不回手。不过，你们敢不敢打死我？如打死我，你们便交不了差。如不打死，我即使滚爬，也要滚爬到叫你们来的那个人的家。反正我们已认识那女人，已知道她的家。”
这男人立即说：“那我老婆出了事，我就找你！”“只要你不欺负我们太甚，你老婆就绝对出不了事！即使出事，也不与我们相关。”
没接烟的光头盯着我：“我知道你武警出身，有两下子！”我还是挺立着，大声地说：“我一下子都没有！”
那壮实男人又说：“我爱人的脸被抓破了！你得赔钱！”“我老婆肚里孩子还不知踢坏么。如踢坏了，那就不是赔钱的事了！”他转身走开：“没踢到什么。”我盯着他：“但愿如此！”其他人也都随即走了。
我的心一下子轻了，奇怪：光头为何说我武警出身？我这才看到：我正穿着小弟从武警部队寄回的裤缝有红条的黄军裤。我一直是理着鲁迅式的平头，短发像刷子似的，根根直立。我走路一直是昂首挺胸。
我随即带老刘去医院检查，天可怜我也！——没事！如果被踢坏了，我真不知怎么办！
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四十天，就在我们的睡梦中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在肚里就遭脚踢。我怎么活得如此卑贱？老天！
要揍老太太
我在武穴电影院侧巷，租门面卖书。很多在侧巷门面作生意的，搬一点货物到正街摆摊，把顾客往店里引。因抢摊位，时常有人争吵，最显“动物世界，弱肉强食。”
一天，一个老太太早到，把她卖的毛线，摆在我常摆的位置。第二天我更早，摆书占住这位置。老太太便叽咕。我不好与她计较，闭嘴不吭声。老太太为了占这位置，便叫骂。骂的话很毒，很下流。
我不知怎么办才好，坐在摊位前，闭着嘴，眼盯着书，考虑是否让她。而让她，我便没较好的位置，店里正亏本，只得硬着头皮。我大弟坐在一旁，更是抿着嘴，低着头。
老太太嗓门越来越大，骂我“不是男子汉”，话越来越恶毒，越下流。很多过路的人围拢来，望着我们。老太太的嗓门更大了，吐出一句极下流的话，有的姑娘连忙红脸走了，更多的男人围拢来。
我浑身发热，霍地站起身，挥手对大家说：“对老人，我们年轻人应该尊重。但是，大家都听到了，这个老太太骂的话，不是人能骂得出口的。既然她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俺就没必要尊重她！”我随即指着老太太，瞪眼吼叫：“你再骂一句，我就揍你！不管怎样，先揍了再说！”
大家都鼓眼望着我们，老太太一下愣住了。我继续瞪着老太太，她闭嘴弄她摊位的毛线，大家散了。
从此，这个摊位，再没人与我争了。
囚子
我在县城百货大楼门口的厨窗卖书时，日能晒雨能淋，便准备给厨窗撑块塑料布。
我拿起一根长竹竿比划着，竹竿的一端挥到路上时，正巧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几乎要撞上。他立即刹住车。我吓出一身冷汗，马上对他说：“对不起！我没注意。”他气呼呼的：“你怎么在大街上挥竹竿？差点刺进我的眼睛！”
我放下竹竿，搓着手走近他：“实在对不起，我忙着撑塑料布，忘了路上的人。”他立直腰，头扭着：“差点把我的眼刺了！”
在厨窗内抱着小儿喂奶的妻子，连忙出来：“对不起，师傅。他是无意的，也没刺着你。”小伙子瞪起眼睛：“差点就刺着了！”
我那满头白发的老父，在乡野忙完“双抢”，刚上街来想松闲松闲，也低眉微笑着，口气轻柔：“小老弟，实在对不起⋯⋯”小伙子对我老父粗起嗓子：“对不起，就算了？”
我立即放开喉咙：“我们再三跟你说对不起，你还要怎样？”小伙子歪仰起头，眼向天上望，把半边红紫的脸，展示给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舔嘴欣赏，慢条斯理地说：“我这人，弄得火了，不是随便能了结的！”围观的人都凑近来，伸长脖子，有的还吹起了口哨。小伙子的身子立得更直，头昂得更高。
他可能看我的个头比他小。我万分恼火，但实在不愿把小事闹大，站在那里，咬牙瞪着他。
这时，在大楼里打牌的大弟，摆着遮耳长发，摇晃着披牛仔服的高大身躯，大步跨来。围观的人群自动闪出一条道。大弟伸出他那搬过重货、在大街上表演过拉力器让人惊呼的大手，向那直立的背上“啪！”地一掌，大喝：“下来！”
小伙子浑身一抖，脸色顿时煞白，立即低下头，弯着腰，双手死死地捉着车把。大家望着他这样子，都目瞪口呆。
大弟又用他那扇面似的大掌，向小伙子的屁股上一扇：“滚！囚子！”
小伙子的身子缩成一团，颤抖着伏在车把上，连连踩着车踏，在大家的轰笑声中，歪歪倒倒地消失了。
把我处理给你
搞批发的老板，有时鞋积压过时了，削价处理，我进回卖，利润比较高。
我坐一夜的船，到汉口天亮，上岸挤入窄长的汉正街。一个垂着松弛大眼袋的肥胖男人，长满黑毛粗壮的手，正一块一块地卸开污迹斑斑的厚门板。我见店内码满了鞋，便问：“师傅，有处理鞋吗？”他立即把门板往门边“砰！”地一磕，瞪大血红的眼睛，往我面前一冲，上身前倾，粗声浊嗓的：“把我处理给你！”
我赶紧转身，三步并作两步走开，还听到背后的浊声：“一大早的，也不来句吉利的！”
批屋基
艳芳到我店，说想批屋基，问我有熟人么。老表正在我店玩，连忙说：“我爸就是管批屋基的所长！你找我爸去。”
艳芳买了当时最贵的烟酒，跟我去表叔家。表叔眯笑地望着艳芳提来的烟酒，问她是我的什么人。我不知称什么合适，搔着头皮说她是我妻子妹妹的朋友。表叔笑咧着嘴，手一挥：“那也是你的朋友！”我一下心轻了，觉得表叔不愧是老当干部的：“对！她是我的朋友。”表叔微微仰着挂笑的大脸盘：“好！你朋友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抽时间去办。目前我正忙着做屋──啊，你这朋友的爱人是干什么的？”艳芳说是木匠。表叔随即说：“正好！叫他明天来给我做门窗。”
艳芳的爱人起早摸黑忙了半个月，把门窗做完了。艳芳去找我表叔，表叔眨巴着眼：“你是谁？”艳芳的脸红了：“上次小毛哥带我到你家，请你帮我批屋基。我爱人给你做了门窗。”“啊，你这屋基麻烦，过些时再说。”一年多过去了，艳芳码在屋里的树都积满了灰尘，堆在外面的石头被别人零零碎碎地偷完了，表叔还说“麻烦”。
艳芳再来我店，把板车上她拉到街里卖的甘蔗，选一捆粗壮的搬到我店门旁。我把甘蔗搬回板车，叫她别客气。她丢下大半捆就跑了。我再去找表叔，表叔还是：“麻烦！”并说给艳芳大队的书记送了重礼。我只得找我的老师，老师一个星期就搞好了。
后来艳芳遇到大队书记，谈起批屋基，大队书记睁大眼：“金所长帮你批屋基？你问他：啥时，在哪儿，对我提过半句？”
进货
我二十八岁那年冬天，去广州进匾料，请余老师帮忙。我把他帮我找了很多人、陪了很多笑脸、出高利息贷来的一大包钱，塞入贴肉的三角裤头口袋，叫他别随便与人说话。他说晓得，他早跑过多次江湖。这出远门，是我平生第一次。揣着钱捏着票进火车站时，想到“闯江湖”几个字，我的心怦怦地跳。而一上火车，看到火车内挤了好多穿着拖沓、满脸尘土的庄稼人，立即觉得遍地都有不少朴实的人群，我一下子心轻了。
在火车上，坐在余老师身旁的一个人抽烟给余老师，余老师接了；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进货。我连忙小声地用我们老家话说他：“你说进货，别人就知道我们身上带了好多钱，坏蛋听到了，就会跟踪我们。”那时银行取钱不方便，我们进货都带现金。余老师睁着眼睛：“别人客气，给烟俺抽嘛。”我还是老家话：“你应该说‘谢谢。我不会抽烟。’本来有坏蛋摸情况，先套近乎。别人问你干什么，你也最好说走亲戚或玩儿。”他这才抿着嘴。
随着火车的抖动，挤坐在过道上的我们，不觉闭眼迷糊过去了。当我感到胸前动时，睁开眼，见一个人蹲在我面前正伸手解我胸前的扣子，周围坐着的不少人，默默地望着。我的眼刚一睁开，那手就缩去了，那人立即扭身离开了。我继续闭上眼睛，庆幸我的钱没放在上衣口袋里。
火车越靠近南方，我们越感到热，不觉脱下身上棉衣棉裤，塞进大布包内。到广州时天正黑，我们一下火车，就见几个穿黑制服、戴黑大盖帽的人，挥动着粗黑的电棍，板脸粗声呵斥我们这些刚下火车的人，进入一个低矮的大棚。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觉得这几个黑人是铁作的机器人。棚内的地上铺着草垫，每人交几十元，躺下。没有枕头，我把新买的路遥的《人生》垫在头下，曲身侧卧。
第二天早上，我爬起身，《人生》不见了。我们出棚，路上是湿的，昨夜下了雨。我们的棉鞋，几步就沾满了乌黑的泥浆，湿透了，又冷又重。我们想买胶鞋换，却不见鞋店。一个墙角，墨汁写着：“谁在此大小便，娘卖×。”到批发市场，见大门口贴着黄纸黑字：“如果偷货，捉到就打！”我尽管没偷货的想法，但还是皮肉发紧。
批货的老板，也是板着脸，不与你讨价还价，冷硬地说个价，就连连地按计算器，让你照计算器上的数目交钱。我们奔撞到傍晚，终于选定了货。我们先把一捆铝合金条子和一蛇皮袋螺丝，搬到街边，我叫余老师把条子放在底下，把螺丝和大布包压在上面，人坐在大布包上，螺丝靠在身边。我去另外一家拿画。我背一大捆画来，却不见包。余老师说刚才一个小伙子笑着走向他，老远就抽出一支烟伸给他，问他中山公园怎么走。他挥着手说自己不会抽烟，也不知道中山公园在哪里。那小伙子还在他面前笑着伸烟给他。他不觉起身伸手去抵挡，听到屁股后响，扭头一看，他背后的一个小伙子已抢着包跑了。他准备去追，发觉旁边还站着两个小伙子望着他。他立即明白：如果他去追包，这条子和螺丝也会被抢跑。他连忙站在条子上，一只脚踏着螺丝，准备呼救。那几个小伙子这才嘻哈着走了，他眼巴巴地看着那小伙子拎着我们的包走远了。我说他还算不错。我们连忙去火车站。
我刚把肩上的一大捆条子放到地上，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有一个一脸粗黑的人跨坐在条子上，解下缠在腰间的绳子，连连地往条子上绑，边绑边叫我交二十块钱。我说不用绑。他说：“不绑也是二十元！”我不望他，扛起条子，翘动嘴角招呼背螺丝和画的余老师进火车站。
我们匆匆地从大门进售票大厅，连忙买票。但今夜的票卖完了，我们不禁愣住了。突然，听到背后“嗵嗵”的响，我扭头一看，只见一大群个子粗壮的人，接二连三地翻过铁栅栏，跳进售票厅。我旁边的一个白胡子老人连忙说：“赶紧给钱他们！要不，你们会被打死。”我的心一紧，立即硬起头皮，竭力使自己身子不颤抖，昂首挺胸地大步走向他们，声音洪亮地问：“谁要钱？”那个捆绳子的粗声大叫：“我！”我依旧洪亮着声音：“多少？”“二十！”“好！那你得帮我送上车。”捆绳子的声调随即柔和了：“那得另外加钱。”“加多少？”“五十。”“四十。”“太少了。”“不少！下次我来，还让你送，还是四十，干干脆脆！”“好！”那一大群人不觉都松开了捏紧的拳头，弯软了粗硬着的颈，散去了。
长鞭挂在树梢上轰
我上街开店不久，赚了点钱，在垸里建起楼房，顺便在房后空地围小院儿。
我带两个弟弟在县城开店，三年之内，在村东连竖三幢楼房，占了村东的一角。因小弟做屋没拍主任的马屁，主任便以没批为由，不准小弟建。主任原来私得了大弟的四百元钱，便让大弟的房没批却在良田中建起。而小弟只是拆旧屋稍移地基重建。
主任整天推着个破自行车，请组长、村长、乡长、镇长、土地管理所所长、土地局局长、法院等，开小车，拿红文件本、白记录纸，甚至下了“石佛寺镇人民政府”的《停建通知》，还准备开两车武警来⋯⋯
我找县里当干部的老师帮忙。小弟正带一大帮徒弟，腰系红带，赤着脖，在门口“哼！哈！”踢打沙袋。特别是父亲，蹦跳起来，向吊在两棵喜树间的大沙袋，飞起一脚，随即伸出大锤一样的拳头，猛烫一拳，结实的大沙袋，便“哗！哗！哗！”往下掉沙。父亲摇晃着指骨凸突的老拳：“我六十多了，那杂种也不是我的对手！只要他敢动我屋一块砖，我就要下他的头！”
土地局局长私下问主任：“这屋没么大碍，拆了会出大祸，怎么办？”主任咬着牙：“拆！”局长说我们回去商量。此后，再没见一个干部的影子。而主任的老婆在外面说：“已拆了！”周围几十里的农民们，纷纷赶来看。
父亲一挥手：“放电影！让大家看个够！”父亲把好几丈长的春雷，挂在靠近主任屋的树梢上轰。那天，主任正嫁女儿，亲戚们躲在房里不出门，小孩却蹦跳着：“我要看电影！”不少外乡人，把自行车停靠在主任门口，大声议论：“那老农民厉害！”
我的房子，当时在村中最高。父亲老登到楼顶平台上晒谷，乘凉，观野景。见有乡邻从下边路过，父亲大声干咳嗽，惹得乡邻仰起头：“新云哥，你儿子这楼房，我望得头发晕！”父亲压低声：“一般般，你儿子的楼房，今后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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