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而爱上英语
1971年7月里的一个夏日，天气十分炎热。天上的云像是灶里的火，热火朝天，燃烧着大地，燃烧掉了村落每一个角落里的宁静。我家屋门前的水塘成了孩子们戏水泡澡的澡堂。他们爬到水塘边的几棵大树上，往水塘里猛地一跳，“噗通噗通”地溅起水花，童趣无限。鸡崽们啾啾地叫着，跟着母鸡躲在树荫下乘凉觅食。大黄狗趴在阶矶上气喘吁吁地吐出又红又长的舌头。它鼓着圆圆的眼睛，注视着田野，等待着主人收工回家。
约莫中午时分，我从学校里领着期末考试成绩单，满头大汗地回到了家。回到家，正好碰上了两位陌生女人。她们汗流浃背，汗水浸透了衣服，薄薄的白色衬衫巴在洁白细嫩的身体上，陌生女人们羞涩地把湿透的衣服扯了扯。她们卸下背包，摘下草帽，掏出手帕擦掉脸上往下淌的汗水，也擦掉一路风尘仆仆的辛劳。母亲赶快用木盆端来一盆凉水让她们洗脸，然后拿着一把破旧的蒲扇给她们扇起风来。母亲扇的风，透着热情，更透着朴实，风意凉爽，舒心。母亲一扇风一扇风地扇，把凉风扇到了她们的身体上，扇进了她们的心坎。
两位陌生女人是来我们生产队蹲点的女干部。父亲是队长，她们住我家，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父亲叫她们“小龚”和“小刘”。两位女干部本来都是学师范的，天生具有指点迷津和春风化雨的本领，可是她们都当上了国家干部。她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女干部一位姓龚，一位姓刘。父亲叫她们“小龚”和“小刘”。小龚干部是附近马良公社的，她父亲是大队支书，她热情，泼辣，大大咧咧。小刘干部也是附近的，是新市渡公社的。她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她文文静静，细声细语，不随便说话。
两位女干部安顿下来后就与母亲拉起家常来。小龚干部得知我是一名在读的初中学生，就饶有兴趣地问起我的学习情况，还要看看我的成绩单呢。我得意地把通知单递给了小龚干部，以为她会对我的成绩大加赞赏，因为我的语文和数理化都考了满分。可是小龚干部拿着通知单眯着眼看了一会，就递给了小刘干部。她一脸疑惑的神情问我：
“你的语文和数理化都蛮好，可是你的英语怎么记了个零分呢？让人匪夷所思啊！”她的问话，让我哑口无言。不过，木讷一会儿后，我挠了挠脑袋，说：
“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小龚干部摇了摇手，不以为然地说：“这个不是理由。我再问你：毛主席是不是中国人？”
“当然是呀，他是我们的伟大领袖。”
“你知道吗？他老人家八十多岁了，每天还在学英语呢。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我们中国人学好英语，也可以拿起这个武器支援世界革命咧。”听了小龚干部说的话，我懵懂的心灵之窗好像射进了一束光，把我混沌迷茫的心房照亮了许多。虽然我不晓得世界革命有多大的意义但我晓得了英语有蛮大的用处了。小龚干部打破擂钵问到底。她要穷追不舍地挖出我英语记零分的真正原因，这就牵扯出了我一段让人潸然泪下的辛酸往事。
记得1970年是我们家最难熬的一年。听说，那也是国家最难熬的一年。国家正经历着多事之秋，伟人身边的那位副统帅正在抢班夺权，国内局势风雨飘摇，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社会岌岌可危，百姓民不聊生。其实，我们家的日子早就难熬，只是现在雪上加霜了。我们家里吃饭的人多，母亲生病，死去了，在孩子们的哭喊声中又活过来了，而活过来的母亲还要操持家务。只有父亲一人下地劳动，然而他累死累活也养不活一家人，供不起四个孩子读书。我底下的是两个妹妹，年龄小，不能失学，所以我和哥哥二者必居其一，回家劳动，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哥哥在益阳市二中读书，读初二，那时的初中只读两年。哥哥读完那一年就算读完了初中，家里好歹出了一个初中生。而我刚刚小学毕业，在赫山庙初级中学报了名，还要读两年才算读完初中。我将来是禾苗还是稗子？父母也看不出，他们看不到我的希望。如果让我读下去，父亲肩上的包袱还要背两年，他们觉得不合算。为了让哥哥读下去，我提出不读书了，父母很快同意了。于是，我去学校偷偷地要回了学费并无悔地辍学回家种地了。
那一年，我年龄还小，在队上出工，我的底分只有5分，还是半劳力。底分为10分的才是正劳力。同样出一天工，正劳力的工分比我多得多。我只想每天有饱饭吃，快点长大，长大了当个正劳力。可是家里没有饱饭吃，一年到头有6个月断粮，吃了上餐无下餐。我吃不饱肚子，老是长不高个子。到了可以出满力时，我还是只有8分底分，还是没有当上正劳力。农忙时，个子矮小的我也要跟社员在田间泥一把水一把地劳动，插田打禾样样来。饿着肚子挑担子，担子越跳越重，我的个子越挑越矮。农闲时，我天天放牛，牛是我的伙伴，我是牛的朋友。在苍茫的天空下，在无边的荒野里，有一个小小牧童牵着牛栉风沐雨，暴晒太阳，在雷鸣中恐惧，在暴雨中哆嗦，在长日里饥饿。每天我看着太阳从田野上升起，周而复始地在地平线上落下，我心里习以为常，无所感叹，无所希望也无所无望，我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以后还有读大学的机会。
到了1970年12月，哥哥应征入伍了。入伍前，哥哥要了却一个心愿。他向父母提出要求，一定要让弟弟继续去读书。父母考虑到，老二参军了，家里少一个吃饭的了，老三再去读书，家里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他们就同意了。为了节省读书的时间，我不降级而是跟原班上，一年读完初中，学校看我的成绩好，也就同意了。
我的班主任是我的语文老师，叫蔡国义。蔡老师常说，困难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弱，你弱它强。足足失学了一年，我感觉跟班还是有些困难。于是，我痛下决心，努力跟上班。我比别人吃得苦，霸得蛮。别人课后在教室里外追赶嬉戏，我坐在座位上雷打不动，回顾所学。别人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逗留玩耍，东游西荡，我早已回到家做完家务就温习功课并潜心做题。那时，教数学的是文乐英老师，教物理的是李杨飞老师，教化学的是严其伏老师。三位老师联手出了三百道数理化经典题目，还列出了很多必背公式和定律。每天深夜，我捏着圆珠笔芯把三百道题一字一句地抄写在寸把厚的一叠粗纸上，小小的笔芯滑溜溜的，捏不住，时而从指间滑落，我努力捏住，继续抄写，抄得手指长出了趼子。抄完三百道题后，我发狠背公式记定律，心记墨也记。我埋头做题目，一道道计算，一道道思考，冥思苦想。初春的夜晚寒气逼人，湿气入骨。二月的寒风吹进窗来，冷得我直打哆嗦。我做题的手冷木了，我哈一口气，暖暖手指，继续做题。我用被子裹着下身，躺在床上，上身扭曲着伏在床边的饭桌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不断地思考，反复地演练。一个学期里，我硬是把三百道数理化题做完了，也把公式和定律背得滚瓜烂熟了。
我的数理化赶上来了。那时，学校里兴“又红又专”。我一门心思搞学习，忽视了政治活动。老师提醒我不要顾此失彼，可是我的精力有限，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有限的事情。其实，我不只是忽视了政治活动，也忽视了英语学习。那时，我以为学英语无用，都说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我放弃了英语而且弃之也舍。说实在的，我就算不放弃，我也很难把英语捡起来，因为我的英语塌了一年课，连26个字母和48个国际音标都没有学。我的英语还开不得步呢，我错过了英语学习的黄金时期，追也追不上来了。再说，如何发音，如何拼单词，如何组成简单句子，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如水苍茫。我太偏科了，英语成了我的老大难。
我絮絮地自述着，两位女干部也耐心地听着。等我说完话，小刘干部也开口说话了。她说：
“你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了有限的事。从表面上看，你在科目的选择上走了一条优选的路。然而，谁能说你现在放弃的英语路将来不是一条通向你人生辉煌的路？要知道，人在迷茫的时候丢掉的东西未必不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为了你的将来，你是不是也考虑尝试走走英语的路？现在多走一条路，说不定，未来的人生就会多有一线希望。”没有想到，小刘干部细声细语的话语里充满了哲理，我很受启发。她的话语不温不火，像一场春雨，淅淅沥沥，润物无声，洗涤了我心灵的燥热，让我凉爽一夏。接着，她又温婉地讲起了她的老师的故事。她的老师英语好，所以他漂洋过海，出国留学了。
我被故事吸引了，我突然有一个梦想：我也想学好英语，也想出国留学。从此，我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对英语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尽管我一生从未有过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我的留学梦是我少年梦想起帆的小岛。每当我再次踏上那个遥远的小岛，我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两位年轻女干部的面容，耳边便会回响起她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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