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疚

　　　
　　　　　　　　　　　　　　　　愧疚

　　这件事情虽然过去整整五十年了，可我至今也难以忘记，而且一直愧疚在心。

　　我是六零年下期初小毕业，进入高小的。那时的高小是分片设立的，我们那个片共有六个大队，高小设在打教坪（解放前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离我家有八里路。

　　考虑到路程较远，奶奶担心我每天走十六里路太累，就让我在学校寄宿。没想到，我刚刚寄宿，三年困难时期就开始了，一下子把我推到饥饿的旋涡之中。

　　按照新的定量，我每天是３两４钱（十六两秤）大米，粗粮在外。食堂为了省事，让我每天带二两去学校，剩余的星期天回来吃，或由家里代领。

　　一个将近十二岁的男孩，正象麦苗拔节的时候特别需要营养，时刻都想吃东西，那喉咙里就如长了一只手，随时都伸出来要抓东西吃。你想，一天二两米，还是糙米，又没有油水，更不用说肉了，吃下去都不知塞到那个角落里了。一天下来，别的感觉都没有，只知道饿。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对于吃也就特别地关注，一旦有人对你这种最基本的吃的权利都不尊重时，你就免不了进行超出常规的反抗。那件让我一辈子也难以忘怀，同时又让我愧疚的事也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记得大概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学校考虑到冬天就要来了，为了让老师和寄宿生能烤上炭火，于是安排一位当地同学带路，让我们十几个寄宿生去卧龙山挑木炭。

　　那天天气倒不错，虽然已是秋末，可阳光照在身上还是暖暖的。听那位同学说，尽管是山路，但路程并不算太远，来回不超过三十里，这对农村孩子来说，算不了什么。我们听后，心情都还不错，高高兴兴地上了路。因为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又是少先队的大队干部，我也就自然成了十几位同学的头儿。临上路前，我征求大家的意见，中餐吃干饭还是吃稀饭，同学们都说挑炭很辛苦的，消耗的能量特别大，要求吃干饭，于是我把同学的要求告诉了总务主任，并反复讲了两遍，他也当面答应下来，并许诺十二点左右派人送到某个山坳里。

　　我们一行人大概在九点半上路，十一点左右来到卧龙山，每个同学将两个小篾篓子装满，重量在四十斤上下。返回途中，我们走走停停，大概十二点时来到了预约的那个山坳。过了一会，只见厨房的刘师傅挑着担子上来了，我们一见都很高兴，以为能吃上香喷喷的米饭了。可等刘师傅打开盖子一看，我们都傻眼了，原来里面装的不是干饭，而是稀饭！我的火气“腾”的就上来了，忍不住大声地对刘师傅说：“刘师傅，你怎么搞的！不是说好中餐吃干饭吗，怎么又变成了稀饭？”刘师傅见我来了火，只得解释说：“是曾主任要我煮的稀饭，我可不知道你们要吃干饭。”我想不知者不为罪，既然刘师傅是按领导意图办的，自然不能怪他。于是我缓了缓语气，对刘师傅说：“这事不怪你，要怪只怪曾主任。”我又回过头，对十几个小伙伴说：“同学们，曾主任不守信，事先说好中午吃干饭，可他偏偏作梗，要让我们喝稀饭。大家看，我们吃还是不吃？” 　　同学们见我那副样子，知道我真的来气了，受我情绪的影响，大家都禁不住动了气，于是异口同声地说：“郭瑞林，我们都听你的，你要我们吃，我们就吃；你说不吃，我们就不吃。”见大家意见一致，我的胆气自然更壮了，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刘师傅说：“刘师傅，请你别见怪，这担稀饭还得请你挑回去，另请你费心给我们做顿干饭吃，我代表同学们谢谢你了；至于这担稀饭，请你转告曾主任，请他一个人吃完。”刘师傅大概也同情我们，觉得一批十一二岁的男孩子，挑炭够辛苦的，要求吃顿干饭，也不过分，于是也不跟我们理论，就挑着那担稀饭回去了。

　　我们这帮男孩子还真硬气，硬是空着肚皮把木炭挑回了学校。刘师傅也如约给我们做好了干饭，让我们饿极之后勉强填饱了肚子。

　　吃饭的时候，正好碰上曾主任，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曾老师，你失信于学生，对不起，你要刘师傅煮的那些稀饭我们没吃，就请你一个人吃下去，按照定量坚持把稀饭吃完。”曾老师瞪大眼睛望着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五年级的学生竟敢这样同他说话，可我并不管他惊讶的神情，还是指着那两桶稀饭向他示意。见我这种态度，他没有多说话，只是懊恼地摇了摇头。

　　第二天早饭时，我们那十几个寄宿的学生在厨房碰到曾老师，几乎同时挑衅式的问道：“曾老师，那稀饭还好吃吧。”曾老师一听，脸上红了一红，也没说话，端起一碗稀饭就朝房里走去。

　　我怕曾老师向刘师傅施压，不给我们蒸饭，而是让我们每个人补吃一餐稀饭，于是又对刘师傅说：“刘师傅，你可要站稳立场，千万不能屈服于曾老师的压力啊！”刘师傅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大概迫于十几个同学的压力，加上刘师傅又默默地站在了我们一边，曾老师毫无办法，只得天天坚持喝稀饭，直到第五天才把那些稀饭喝完。

　　事情终于传到了谭校长那里，于是他把我和曾老师都喊去。他首先询问曾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曾老师既觉得自己窝囊，又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说话时有点吞吞吐吐，半天也没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谭校长就转过头来问我，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错，就理直气壮地把事情叙述了一遍。当听到曾老师一连吃了五天稀饭时，谭校长终于来气了。他提高了嗓门，脸色也变得严厉起来，对我说：“郭瑞林，你也太不象话！曾老师就算有错，他也是你的老师，你怎么能逼着他一连吃了五天的稀饭呢！”我有点委屈地回答说：“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而是十几个挑炭同学的一致意见。”谭校长又批评说：“你是大队干部，又是学习委员，那些同学还不听你的，肯定是你在里面捣的鬼！”我毕竟还只是一个五年级的学生，虽然胆大，但一听校长的这种口气，多少还是感受到了压力，可又不愿服输，于是就哭了起来，并边哭边说：“曾老师失信于学生，这能怪我们学生吗？”看着曾老师满腹委屈的样子，谭校长为了给他出气，也为了给他挽回颜面，就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郭瑞林，你必须给曾老师赔礼道歉！”听了这话，我的牛劲也上来了，于是强硬地回复道：“除非曾老师先向我们同学认错，否则我决不向他赔礼道歉！”

　　校长见我这副牛脾气，有点哭笑不得，于是没好气地说：“难道你真是一头教不变的牛，难道不会拐点弯子？”意思是要我给曾老师和他一个面子，赔个礼、道个歉算了。可这时的我好象横了心，就是不愿拐这个弯，口气还是硬梆梆的：“我本来就属牛，生性又笨，不管大人怎么教，就是不知道拐弯！”校长见场面僵住了，只得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好了给我写份检讨。”

　　这个时候校长室外面早就挤满了人，不少人都是来看热闹的，因为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还从未见过一个五年级学生敢跟校长、总务主任干架，觉得太稀罕了。 　　我心里明白，校长既是给我找个台阶，也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不然场面僵持下去，实在有损颜面，于是头也不回，提起脚就向外面走。

　　我的确是个犟脾气，认定的事情就是不肯回头，过后我并未给校长送去检讨，久而久之，校长和曾主任好象都把这件事情忘到了脑后；同时也并未因这件事而处分我。

　　不过，当自己高中毕业当了民办老师，面对着一帮孩子的时候，我会时时想起那一幕。心想如果我的学生也象我当年一样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地与我对着干，那我又该怎么办？俗话说将心比心，如果自己处在曾老师与谭校长的位置，只怕也会对我这样的学生挠头呢。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曾老师与谭校长只怕也已作古，可我总也难以忘怀这件事。我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也算参悟了一些事情。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为人的一个基本原则，何况中国社会自古即有一种尊师重道的传统，如果学生都象我那样认死理而不愿转弯，那老师该怎么当，校长又该怎么当，学校岂不是要乱套！

　　回想这件事，我总觉得对不起曾老师，也对不起谭校长，清夜自省难免愧疚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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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0-8-21 15:3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