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女人唱了一出大戏
刘元英眼里沁出泪来，别美珍嘴角溢起一丝笑意，赵小团心里像有一只小鼓在“咚咚”地敲，吴望芝跑前跑后脚不沾地……
雪花呢，新生村的雪花呢！
哪个想得到呢？盘泥巴坨的，捏锅铲把的，在由清一色的女人组成的党支部带领下，才一年功夫，就办起了投资四百万元的“仙桃市毛纺厂”，第一天就生产雪花呢两百米。
人们欣喜！人们惊诧！四个女人真的唱了一出大戏。
“人平只有一分田，要想吃饱饭，请跟我们干！”
没有男人参加的支委会，少了烟雾，却多了忧愁。
“新生村只有六十亩田了，人平不到一分地，不想想办法，就不会有饱饭吃。”别美珍说。她是三十五岁的支委、副村长，梳着好看的“游泳式”。
“党把六百多人交给我们，我们不想方设法把他们引入富门，还要我们做么事？！”刘元英捋了捋她的披头，用她初中生的水平分析着问题。她已四十岁，当了九年支书。
“姑娘、小伙跟着国家租用的土地招了工，剩下老老小小 、婆婆妈妈，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难哪！”副书记赵小团摊开手，无可奈何的样子。
这是1984年初春，党支部书记把党中央一号文件摊在支委的面前：“无工不富，无商不活。”面对八个大字，支委们已讨论了三天三夜。
新生村的出路在哪里？
又是一个夜晚。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涌了一屋子人，书记、科长、经理、厂长……凡是出生在新生村的能人，全来了，大大小小一共四十三个“长”字号。
四个女人要向他们“问计”，心是够诚的了。烟。茶。糕点。新生村的能人们不计较这些，谁不希望家乡“发旺”呢？
七嘴八舌。说了一箩筐加一笆篓，有提供信息的；有愿意助一臂之力的；也有戏谑的：“几个姑娘婆婆，蹦得起三尺高？”
经过筛选，村支部初选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麻纺，一个是毛纺。
刘元英带了一班人风风火火地到湖南常德去考察，回来的时候，车子翻了个底朝天，同行的一个财政局干部断了腿，刘元英伤了胳膊……
“元英还没有回来？”一些知道了伤情而又看“瞄把戏”的人，去问刘元英的丈夫，他无言以对。
创业者的第一步，并非都是“开门红”。
刘元英回来了。她“摔断胳膊往袖统里塞”。整整衣角，不紧不慢地对看热闹的人们说：“乡亲们哪！要想吃饱饭，请跟我们干！”
陈中伦就是“跟我们干”中的一个。陈中伦是新生村的“大能人”。“元英真不简单！干个体虽能赚钱，哪有为群众办点事业有趣！”
“泪水没有白流，它成了事业的润滑剂！”
“千呼万唤始出来”。论证，调查；再论证，再调查。终于定了下来，办“仙桃市毛纺厂”。
兵分三路，如此如此。
刘元英、赵小团领人搞基建，圈了五十亩地，开始盖厂房。有人说：“八字不见一撇，人字不见一捺，慌么事？”“有了庙不愁和尚，打开了场子好挖藕。”刘元英“铁”了心，上不了毛纺，上别的也行。陈中伦带人外出购设备，他会电工、钳工。别美珍带人西出阳关，到兰州二毛纺厂学技术。
……
当别美珍领着四十个乡下人走出兰州火车站时，已是午夜两点。深冬的北方，刀子风好厉害，刮得一群南方人浑身颤抖。
“到哪儿去住一夜呢？”别美珍和她的伙伴们就像《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那样，身上背着大包小包，在街头徜徉。
大旅社住不起，况且哪能一下子拿出四十个铺位。她们住进了一家小客栈。说是客栈，事实上个牛马交易所，屎尿遍地，白天做牛马生意，晚上搭个铺，就算是客栈。她们住下了，虽然她们在家不少人是父母的娇娇宝贝。她们知道，上毛纺厂，村里只捏着一万二千元。一个星期后，二十多人的衣衫上寻出绿豆般大小的虱子，一下子，女人们全都浑身痒痒的，急得哭了起来。她抓了两个虱子，含着泪走进了二毛纺厂生产科长的家，她声泪俱下，诉说了一个星期的苦衷，吃不了餐餐的馒头，晚上又睡不好，请生产科长帮帮忙。
科长被她们的泪眼打动了，让她们住进厂里的招待所。便宜、干净，一夜才八毛钱。将心换心，别美珍过意不去，给家里发电报，想“表示”一下。村里考虑要有正当理由“表示”才行。于是一张盖有沔阳县人民政府印章的聘书，寄给了生产科长，他被聘请为“仙桃毛纺厂”名誉厂长，别美珍堂堂正正地送给他半年的聘金六百元，还在招待所开了个小会以示祝贺。这下好了，哪有厂长不支持工人学习的？于是，一路“绿灯”。
立项，跑原料，路子怎么才能通，刘元英急呀！她找到了轻纺工业局的副局长魏金元，大名鼎鼎的“魏家婆”。
女人和女人的心是相通的。刘元英说到激动处，泪水涌了出来。魏家婆办企业见得多，一边笑，一边不紧不慢地念起她的办厂经，“/同志们哪，不要急，/新办企业有难题！/哪有直坦的路，/弯弯曲曲是规律。//”她这段话，把刘元英说得破涕为笑，笑弯了腰。
魏家婆是热心人，立项造计划，刘元英不晓得怎样造，老魏手把手地教她们如何如何造；向上报，又不知往哪个“门子”送，老魏又叫他们一级一级往上报。上荆州，下武汉，刘元英怕呀！怕人生地不熟，又怕人家嫌自己土气，吃闭门羹。这当口，魏家婆打头阵。那年八月到汉口跑原料，老魏带着这帮姑娘婆婆跑东家，奔西家，好话说了一箩筐，无效！无效！大家霜打了似的，不再想“赊人”。魏家婆不泄气，拖着胖胖的身体，在刘元英、别美珍的“绑架”下，又爬上了九楼。
就冲这个，刘元英、别美珍也感激不尽。
上帝不负有心人，项目算是立上了。
购设备缺钱，刘元英、别美珍又摸上了工商银行老行长、调研员吴尚的家。项目立了，厂房盖了，就是缺钱提设备。她们急呀！一急，泪也急得“涮涮”掉。吴行长人称“吴家婆”，也是热心人，她知道女人要干点事业，比男人更不容易。
经不住女人的眼泪，她上阵了。她为毛纺厂联系设备贷款，尽心尽力，路没少跑，烟没少递，送条烟给她表谢意，她死活不要。新生村“便便宜宜”请了个“业务员”。
好一个刘元英、别美珍……眼泪没有白流，它成了你们事业的润滑剂----这女人的“专利”。
“在‘大家’与‘小家’之间，我们选择了‘大家’”
四个女人，上有八十老人，下有十三个小孩。她们要走南闯北，闯荡“江湖”，难哪！他们都是些农村妇女，人到中年，丈夫又都在单位上班，不愁吃不愁穿，大可以在家里过过舒心日子，何苦呢？刘元英说得好：“在‘大家’与‘小家’之间，我们选择了‘大家’！”
那天早晨，太阳好红。别美珍和她的伙伴们就要启程去兰州了。节骨眼上，六十多岁的婆婆去河边洗衣摔折了腿。迟不摔，早不摔，真是难为人哪。丈夫的脸由晴转多云，继而转阴天，小姑娘的笑也不知藏到哪儿去了？“走不走呢？”四十个伙伴正聚在门口叽叽喳喳和家人、和朋友、和丈夫话别。“求求你，帮我一把，上兰州学习我去联系过，现在我去最合适。”丈夫不再说话，小姑娘抱住了她的腿。姑娘还只八岁，她不懂妈妈的心。“妈妈到兰州给你买只小山羊回来玩。”她又走到婆婆的床前，一句一声“妈”，连连道歉。
她终于走了----走上了奔“阳关”的道。
两个月，真难熬。“你看，别姐听别人小孩喊妈妈，心里也欠呐，泪都出来了。”在电车上，小姐妹们说。别美珍能不欠吗？给丈夫写了三封信，问婆婆的腿怎样，问丈夫的生活怎样，丈夫信也不回。“也难为他，他又当爹又当妈，照顾孩子还要侍候婆婆，上班，买菜，烧饭，洗衣。”女人的心，豆腐做的，软着呐。”你是硬汉子，还有软姑娘。”灯下，她给孩子写了封信，只有十四个字，却滴了一满纸泪：“芳芳，妈妈想你！每天谁跟你梳头呢？”
刘元英正和几个伙伴打着赤脚推小车，她们去武汉拱资金，车一出门，陷在村头的烂泥坑里了。
“妈妈，祖父死了。”刘元英的囡子跑来了。
大家先不推车了，去推元英：“元英，快回去吧！”
刘元英迟疑了五分钟，含着泪对囡子说：“跟你爸爸说，下午我就回来，村里要贷八十万块钱，跟人家约好了，今天要洽谈。”
囡子不肯，怕向爸爸交不了差。刘元英说：“你就说没有追上妈妈的车。”刘元英撒了个“可爱”的谎。
刘元英东跑西颠，丈夫也有些怨气。每次回来，丈夫都要和她开玩笑：“来，来，来，县委书记回来了，给送上饭来。”于是，小孩飞快跑进厨房。吃罢饭，她也想和丈夫、孩子聊聊天，或者替丈夫织织毛衣，给婆婆做双布鞋。这些她都会，但她不能。她要在处理完公务以后，开始攻读《政治经济学》、《乡镇企业管理概论》、《中国纺织》、《毛纺信息》等业务书籍。不知哪一天，村里编出笑话，说是丈夫见她，都要说一声，“求见女王陛下！”这话来不及核实，我们似信非信。
副书记赵小团从新疆购原料回来，一迈进家门，丈夫就调侃着说：“你还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在外头了。”“是的，差一点就死在外头了。我命大没死成，这不回来了。”赵小团也不相让，她们到新疆购原料，从乌鲁木齐到伊犁，碰到山洪挡路，她们就在车上坐了一整夜。那饥饿，那寒冷，那绝望，真难受。从伊犁到牧区菜子沟不通汽车，她们先骑毛驴，骑得累极了，又坐板车，一路上看到不少翻车的，真死了一些人，她们怕呀！“命系在西天”。毕竟回来了，丈夫调侃几句，又算什么呢？
有时候，她们顾不了自己的家，却顾了别人的家----那是为了办企业。省城有个女科长，管着原料和设备。当初刘元英想用泪水去软化人家，等于零。有一天，刘元英敲开科长的门，科长正犯愁呐！母亲病了，要住院，自己要上班，无人照料，刘元英二话没说，系起围腰，帮助做饭洗衣，还弄辆板车把她老母亲送往医院治疗，又是端痰盂，又是帮忙擦身子，扎扎实实忙了一星期，科长还怕脏呐，人家刘元英就不怕。科长当然由冷变热，多方给予关照。
哎！这些女人，这些顾不了家的女人。
“我们的目标是让新生村真正‘新生’。”
新生村就像下过曲的面团，慢慢发起来了。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六百五十五万元，其中工业产值达到五百五十五万元，实现利税一百零八万元，人平分配六百五十五元，雄居龙华山办事处十六个村之首。
村里小富了。刘元英、别美珍、赵小团、吴望芝还是拿她们的一千多元工资，她们不是不缺钱。她们把眼光盯在村里的发展上，盯在群众的福利上。1987年村里拿出十二万元用于群众的福利事业：拿出五万六千六百元，用于解决一百零六个老农的退休生活，老人们每月领取四十四元五角的退休金;村里有二百八十家盖了楼房,为了通电、通水、通路，村里拿出了四万元帮助“三通”；1987年还为村民小伢上学出集资费一万五千元；以工补农一万五千元；考取了五个大、中专生，每人奖励三百元；村民死了,送上一百元安葬费,去年有十三个老人过世,就送了一千三百元。刘元英不光想着新生村，她想着更多的人，毛纺厂招工，她拿出四十个指标，让办事处在贫困户中招了工。
有了甜头，谁不愿跟党走。
刘元英们没有满足，她们不是那种“鼠目寸光”、“小富即安”的人。
今年，她们又投资六十万元，上了一条服装加工线，那是去年她们逛武汉商场受到的启发。新生村生产的雪花呢，在那家商场卖到一百五十八元一件，那一件呢料的成本只要八十元左右，对本赚的生意，让给别人，岂不太“憨”。说上就上，四月底就投了产，可创产值二百万元。
1988年，新生村的工农业总产值规划是一千万元，其中村办工业产值八百万元，实现利税一百三十万元。
正当我们在惊诧之余，刘元英还领着我逛了逛新生村。谈起她们力争五年内工农业总产值过半个亿的设想：投资六百万元，增加一条毛纺精纺生产线，创产值三千万元；投资六十万元，翻修矮塌的迎宾餐馆，盖起八层楼的小洋房，“建成一座具有东方特色的典雅小楼”，刘元英指着打桩机隆隆轰鸣的基建工地对我们说。
“办江城客栈；办青鱼湖服务大楼；办体育宾馆；办新生街小商品市场。让新生人经营新生街，让新生村真正‘新生’！”女书记激动地对我们说。
（198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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