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外，定心世外
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格非曾在《春尽江南》一书中阐明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在张嘴说话，但很少有人听见别人说了什么。这诚然是一些现代人生活的现状，但对于阿尔贝·加缪《局外人》中的主角默尔索而言，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默尔索，一个出生在二十世纪初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普通公司员工，因听闻母亲的死讯，便向他的老板请假去为母亲置丧。在为母亲守灵的那个夜晚，他以一种极端冷峻的姿态观察了守灵室中的情形——几个老人在掩面哭泣，另外几个人昏昏欲睡，还有人像他一样默默地出神——但归根结底，那天晚上他始终没有哭泣。悲伤是固然的心情，然而对他而言，神态的表露似乎并不显得至关扼要。而这一幕，却被当时现场的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底。
为母亲办完丧事的第二天，默尔索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如既往地靠近了自己的生活，在他居住的小镇里同女友一起观看过一场不算精彩的电影。在那时，女友问他是否真心实意地爱她，默尔索的回答有些异于常人，他说的是“我不确定”。从他口中说出来的事情，往往没有主观臆断或虚伪辞藻，他从不妄下断论，也从不主动殷勤。这或许是他人性中与大多数人迥异之处，“否定性”的客观真理与静态存在，对他而言已根植于心灵深处。
正是因为默尔索能够静下心来看到世界，所以他能发现周遭生存者的“荒诞”，而他自己也时常处于这种“荒诞”之中。譬如他注意到一位经常遛狗的大爷一边踹狗、骂狗，一边照常给它喂食、领它生活；当那只狗后来不知缘何丢失的时候，他却独自一人找遍了整个小镇，到头来还是没寻到，在他人面前继续唾骂这条“不争气”的狗，在独处时却又不甘心地暗自啜泣。又比如他不好意思拒绝这份活计，而是懒得去大费口舌说服他的朋友，再者就是这位兄弟的一句“我们是好朋友了”使他感到一阵短暂的错愕。这些“荒诞”的现象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而源于内心对它们的排斥和抵触，默尔索情愿使自己长期置身于事外，不做参与者，像个局外人。但是，当他后来真正做出一个企图参与的决定的时候，那个决定却默认了他往后余生的命运。
刚才提到的默尔索的那位朋友，有一位来自阿拉伯的仇人，经常间断性地前来骚扰他们，这也令默尔索大为反感。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此处达到情节的高潮，默尔索出于心理活动暗示的驱使，在恍惚与踌躇之间用手枪打死了那个躺在沙滩上的阿拉伯人，并且又不知不觉补上四枪。其实他并不是成心置阿拉伯人于死地，而是他无意间走到那个人旁边，而那人手里握着一把匕首；默尔索担心自己一旦放下手枪转身离开，阿拉伯人就会从背后冲上来捅他一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那种势不两立的处境下，默尔索抉择了生存所迫的先发制人，而那补上的四枪，纯粹是出于无奈和迟疑。
世界上不只有黑色与白色的对立，有时候我们还会遇上一些中间段的灰色地带。但大多数世人不明所以，他们义愤填膺地采取措施，将默尔索送上由层层枷锁联系着的法庭。庭上，律师和法官以惯性思维试探他的价值观，从他像耶稣一般保持缄默的理性之中，人们将其误解为一位冷血残酷的无情杀手，认为他杀人不眨眼的原因便是极致的冷漠。庭下，有人为默尔索辩护，说他对别人家的狗很好，因为他曾经帮助主人寻找那只可怜的西班牙猎犬；当然，也有人凭借主观臆断为默尔索贴标签，说他并没有在其母亲的葬礼上哭泣，使人们将这种行为曲解为他缺乏人类的基本感情，认定其心地之“邪恶”。
最终，默尔索“人设崩塌”，被人们用晕轮效应定义为一个麻木不仁者，他被宣判死刑，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实际上，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的不从大流、不拘礼俗是一种不向世界妥协、不向荒诞屈服的修养。从这个方面来分析，他既是一个独树一帜、沉着稳当、静水流深、冷眼观世的英雄，又是一个麻木幻灭、避世不争、过度理性、退缩无言的懦夫。这是作者阿尔贝·加缪对“沉默的自己”的一次诊断，也是在他写作中呈现“存在主义”和“荒诞主义”的一种方式。小人物默尔索凝聚了深刻的社会寓意，蕴含着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
临刑的前一个夜晚，神父找到默尔索，让他在《圣经》的宣读中忏悔赎罪。默尔索拒绝这一刻板无价值的形式，也听不进所谓“主会宽恕你的”这一吊诡的谎言。他根本不需要所有无谓的流程，这就好比人生是一场扮演角色的游戏，而总有人不愿意成为游戏规则的全程傀儡一样，默尔索便是这样一个对事物给予“否定性”意义的佼佼者。在小说接近结尾的片段中，作者阿尔贝·加缪细加入一段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以一种人物内心意识流动艺术表现的娴熟手法，传神地刻画出默尔索的愤懑、控诉、悲哀与绝望，那是他用无声的态度与世界的对弈。不言而喻的是，加缪不仅善用白描塑造人物形象，也善用微细节描写雕琢每一处延迟、伏笔、突转、呼应，更善用富有哲思的语句将人物心理放大化，他赋予了这一幕对峙局面一丝隐含的英勇色彩——而这正如他在后期创作历程中写下《鼠疫》，并引申出“知其不可而为之”思想内涵的拓展，颇有一种“迎击现实，直面荒诞”的奇韵，耐人寻味。
《局外人》的故事线索，如果需要用一句话囊括，那便是：“任何一个不在他母亲葬礼上哭泣的人，都有可能被宣判死刑。”这是阿尔贝·加缪自身对这部小说的情节性概括，也确实反映出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荒诞哲学”。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可能是一战之前的法国，也可能是架空历史适用于任何资本阶段的特殊环境。总之，阿尔贝·加缪创作它的目的是揭示一种哲学观，兼有一丝对盲目愚昧的桎梏章法的批驳，同时还有一些对于世界深层意义的客观挖掘，主旨深刻。
默尔索在大多数时候没有选择张嘴说话，但他是一个清醒理智的人，既听得见别人所讲的话，又看得见别人所做的事。阿尔贝·加缪正像是这样一位身着西装、面无神色、口衔烟头、静观现实的冷静者，他有时为此庆幸，有时也为此郁闷，正如他所强调的哲学理念“二元对立”，亦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精神境界，孑然一身，茕茕孑立。
读罢《局外人》，我有种对于往昔的释然之感，对于加缪先生的认可与痴迷也逐渐占据心头。世间本就充满各种荒诞不经的事物，而我们只需要好好生活，把握手心的罗盘针，酣畅淋漓地迎接“荒诞”。
置身事外，方能定心世外；然则局外之人，亦可谓“旁观者清”。这并不是常人所想的消极避世，但其一分为二，终究有利有弊。“出世”与“入世”是否可以兼容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因人而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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