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杂谈汉代外戚干政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随笔五则）
/汉宣帝：外戚可赖也堪惧/
古代帝王遇到值得纪念的事，就会改元；帝王生了重病也会改元，希望通过改元来改变自己的运气。甘露四年（前49）冬，汉宣帝重病卧床，遂决定改元黄龙。但是改元并没有给汉宣帝的病带来转机，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载：黄龙元年（前48）三月，汉宣帝把史高（外戚、侍中）、萧望之（太子太傅）、周堪（太子少傅）招到病榻前，分别拜他们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前将军兼光禄勋、光禄大夫，命他们辅佐二十六岁的太子刘奭（汉元帝）。三个顾命大臣中，很明显，居于核心位置的是外戚史高。说起史高的外戚身份，需要回溯一下历史。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巫蛊之乱中丧生的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据的妃子（汉宣帝生父的生母）是史良娣，史高是史良娣哥哥的儿子，就是说，史高跟汉宣帝生父是表兄弟，史高是汉宣帝的表叔。
汉宣帝临终前的这个决断不仅埋下了西汉因外戚专政导致社稷灭亡的伏笔，而且还把这种不良影响带到了东汉时期，使东汉的多数皇帝都严重受制于外戚，朝政一直混乱不堪。
周秦数百年间，外戚干政问题从来都没有严峻过，天子即便大权旁落，也只是与诸侯或权臣有关，外戚很难插手朝政。外戚把持朝政始于刘邦的夫人吕后，——吕后干政的八年间，虽然也是有皇帝的，但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直接以“高皇后”纪年，俨然把吕后作为帝王了。
吕后干政差点断送了刘汉的江山，后来的周勃发动的诛吕这一重大政治事变，虽然侥幸使汉朝社稷转危为安，但是后宫和外戚干政的教训一直为此后的文帝、景帝和武帝所汲取并极力避免这种现象再度出现。《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载：武帝临终前，在病榻前宣布立年仅八岁的弗陵为太子，然后命令太子的生母钩弋夫人自杀，左右问武帝：“既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武帝说：“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武帝所谓的“往古”当然就是指大约八十年前的吕后专政时期。另外，为了防止外戚专政，武帝为太子任命的三个顾命大臣霍光、金日磾和上官桀，后二人当然不是外戚，霍光跟皇族也沾不上边。霍去病是平阳公主的女奴卫少儿跟小吏霍仲孺的私生子，卫少儿的妹妹卫子夫后来被汉武帝纳为皇后，霍去病算是外戚，但是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是霍仲孺跟卫少儿断绝来往之后跟别的女人所生的，从血缘关系上看，霍光就不算外戚了。
汉宣帝临终距离汉武帝临终只有四十年，外戚干政的血的教训就已经被汉宣帝遗忘了。汉元帝继位后，年少的皇帝非常信任他的儒学老师萧望之和萧望之的“助教”周堪，从而引发史高的不满。史高联合史丹、许嘉等其他外戚势力，勾结宦官弘恭、石显，排挤萧望之和周堪。史高作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的第一顾命大臣，任命弘恭、石显先后为中书令，掌管朝廷的中枢权力。萧望之是光禄勋，光禄勋的职权是总管宫内一切事务，当然要管束大小宦官，但如今本是后宫的宦官到前边的朝廷做了中书令，国政完全颠倒了过来。在罗织罪名逮捕了周堪之后，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史高和石显蒙蔽汉元帝，诬告萧望之有罪，萧望之被逮捕入狱，清高的萧望之在狱中自杀。萧望之死后，史高、石显之辈趁机驱逐了朝中和宫中的儒学势力。此后，外戚、宦官专权于朝廷和后宫，汉元帝的大事和小事都不能自主了，以至于跟匈奴和亲时，王昭君被宦官指使画师毛延寿故意丑化形象，瞒过汉元帝，让汉元帝事后大惊失色。汉元帝大惊失色的原因倒不是如后人所谓的是他失去了貌美如花的王昭君，汉元帝震惊的其实是自己大权旁落的状态。
此后，外戚，与宦官或结合或斗争的干政一直在西汉最后的几十年里与皇帝如影相随，更是在西汉末年和东汉汉和帝时期形成两个巅峰状态，且一直持续到东汉灭亡。外戚王莽以新朝终结西汉统治，窦太后满朝安插窦氏子弟为官，外戚梁冀把持汉桓帝的朝政期间连梁氏女人都封给食邑，外戚何进专权之际谋诛宦官引发杀身之祸，等等，都是汉宣帝死后汉代外戚专政的重大事件。
唉！都说汉武帝是开业之君，汉宣帝是守成之君，其实汉朝的帝业凋零正是从汉宣帝临终的顾命安排开始的啊，汉宣帝守住了祖上的基业了吗？
/汉成帝：外戚竟有内生力/
外戚和宦官在相互勾结和斗争中把持朝政，是汉代除了西汉中期和东汉前期的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政治痼疾。外戚和宦官勾结的目的是夺取朝廷大权，朝中非外戚的大臣作为第三派别（姑且名之曰“朝党”）一旦失势，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之间便又开始斗争。相对于宦官集团的相对集中统一，外戚又分为皇后的娘家、太后的娘家这样的两个不同集团，他们之间也有勾结和斗争。因此，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朝廷大权就这样在外戚和宦官之间转来转去，皇帝无论怎样努力都只是在三大派别之间折腾，皇权不仅不会扩大，相反只会不断缩小。我们都知道西汉后期的外戚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的故事；我们更是都知道东汉末帝汉献帝，他是曹操的女婿，曹操、曹丕父子作为外戚，权力达到巅峰，以至于曹丕可以逼迫汉献帝禅位。曹氏的事是后话，我们这里主要谈汉元帝、汉成帝父子面对外戚问题的尴尬情形。
汉元帝在位十五年，虽然政绩平平，但是他总还算是一个头脑很清醒的皇帝。
当年汉武帝立弗陵为储君而杀了弗陵的母亲，就已经用这种极端手段告诉后世皇帝要警惕外戚干政。汉宣帝没有忘记汉武帝的警告，但是可能由于史高只是汉宣帝的表叔，是汉元帝的表姥爷，血缘关系较远，汉宣帝临终前任命史高为汉元帝的第一顾命大臣，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外戚问题。但是即便如此，汉元帝继位后还是主动通过萧望之、周堪等朝中儒士来削弱史高的权力，却没有通过宦官来削弱外戚权力，只是令他措手不及的是外戚跟宦官结成了联盟，萧望之、周堪等“朝党”难以抵挡外戚和宦官的进攻。即便如此，由于汉元帝始终没有放弃对外戚和宦官的打击，并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他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朝党”失利后，他先是利用宦官势力排挤掉了外戚势力，以至于他执政中期宦官石显集团包揽了全部五个录尚书事的名额，但是汉元帝也成功的把外戚的一部分权力转移到“朝党”一方。汉元帝的“皇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为了防止外戚势力死灰复燃，汉元帝对皇后王氏的娘家人只授以闲散的官职，即便是汉元帝的岳父王禁也只做到长乐尉，王禁死后，汉元帝才允许自己的内弟王凤做实权不太大的卫尉。汉元帝一直力避皇后娘家人进入权力中枢，他宁愿以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车骑将军许嘉等这些非亲戚的朝臣来牵制宦官，也不愿意以自己的外戚牵制宦官。因此在汉元帝后期，基本上形成了“朝党”和宦官相持但是宦官势力略强的局面。
汉元帝晚年，太子刘鸷（前51-前7）已经十五六岁了，汉元帝不能不考虑给太子纳妃，遂指令车骑将军许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于是新的外戚出现了。车骑将军本来就已经是位比三公的重要武职，许嘉成为太子的岳父后，遂依附王氏家族，老少外戚呈现合流的趋势。恰恰这时候宦官问题日益严重，汉元帝遂适度放任了外戚。汉元帝临终前，宦官石显势力已经在两股外戚势力以及匡衡、张谭等大臣的打击下走向衰落，汉元帝再次重视外戚问题，遂打算废掉太子，另立幼小的皇子为储。不料行将死去的汉元帝依旧优柔寡断，在利益既得三方的劝谏下，他担心废长立幼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遂放弃更换太子的计划。不久，汉元帝病死，刘鸷顺利继位，这便是汉成帝。
汉成帝继位后，继续汉元帝对宦官集团的打击，他所能依靠的力量当然还是两股外戚和“朝党”，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宦官石显及其党羽牢梁、陈顺、伊嘉等皆被免官或贬官之际，势力逐渐壮大了的外戚对“朝党”也动起手来。汉成帝继位不到两年，匡衡、张谭分别因侵占封邑和选举舞弊罪被免为庶人，而汉成帝的舅舅王凤被提升为大将军兼领尚书事，岳父许嘉官拜大司马，成帝的诸舅王崇、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皆封侯，后来，汉成帝的小舅舅、最终成为篡汉大盗的王莽也入了朝。
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发现，西汉外戚干政的危害，从初期的吕氏到后期的王氏，不是皇帝不知道，而是皇帝长期受制于多股政治势力的挤压，使得外戚的危害具有内生力，这种内生力是不依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西汉后期和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又大多年幼登基并英年早逝，更进一步使外戚势力不断壮大。
/汉哀帝：层层外戚分皇权/
外戚是西汉皇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但是外戚干政又是汉代皇帝始终忌讳和试图避免的现象。而权力是人人都会着迷的，汉代的政治因而也就一直在皇帝依靠并限制外戚，与外戚帮助并制约皇帝这两条线索中演绎着其生态。
纵观西汉二百余年，皇权和外戚权力呈现着起起伏伏的轨迹。西汉初期，汉高帝、汉惠帝父子不经意间助长了吕后势力的兴起，以至于汉惠帝最后成了傀儡，吕后直接执政，大批吕氏子弟入朝，大批刘氏子弟甚至被废被杀。西汉中期，随着汉文帝诛杀吕氏而登基，皇帝对外戚特别警惕，汉文帝及其子汉景帝都极力限制外戚特权，而主要通过牵制朝廷官员的帮派斗争来不断强化皇权。汉武帝也保持了汉文帝、汉景帝对外戚的这种警醒，不过他走到了极端，他在晚年居然通过杀掉太子刘弗（汉昭帝）的母亲来杜绝将来可能会有的外戚干政现象，而汉昭帝年仅八岁就继位了，没有外戚的帮助，他的权力势必会落入大臣和太监之手。西汉后期，汉宣帝、汉元帝父子为了限制大臣权力，开始有限度的利用外戚势力，但是外戚也大多只被授以位高权轻的闲职。大概是因为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吧，到了汉成帝、汉哀帝时期，外戚的势力以小步快走的方式逐渐发展起来了。可以说，汉武帝晚年和汉昭帝时期是外戚势力从最低谷开始重新崛起的关键时期。
绥和二年（前7）夏，汉成帝驾崩，刚刚继位的汉哀帝面临着一个层级既分明又错综复杂的庞大的外戚集团。
第一层外戚。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作为汉哀帝的“官宣”奶奶，这时候成了太皇太后。早在汉成帝时期，王政君作为皇太后就已经左右了儿子汉成帝，王氏宗亲逐渐进入朝廷并占据了显要位置，特别是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以谦卑的方式成功入朝，并在汉成帝晚年被封为新都侯，拜为侍中，位列三公，而汉哀帝刚继位，王莽就稍微升迁做了大司马，这是一个集军权和吏治权为一体的一人之下的要职。灭亡西汉的大刽子手就这样登上了西汉最高权力平台。除了王莽，汉哀帝继位时，王氏宗亲做侍中、卿、大夫、诸曹的达到数十人。
第二层。汉元帝的婕妤傅氏本来地位不高，但是王政君的儿子汉成帝不能生育，汉成帝死后，定陶恭王的儿子汉哀帝继位，汉哀帝不仅是傅氏的亲孙子，而且他还是汉成帝安排傅氏一手带大的，于是傅氏的地位也就随着汉哀帝继位而迅速攀升，她一方面不满足于自己屈居定陶恭王太后的身份，欲打破礼节与王政君共享汉哀帝的太皇太后之尊；另一方面她让汉哀帝修筑了一条暗道，把她的宫殿跟皇帝的寝宫连接在一起，她早晚都要到汉哀帝那里指使汉哀帝做这个做那个，俨然还是他的乳母。在傅太后的软磨硬逼下，汉哀帝把早先所纳的傅氏娘家的一个孙女立为皇后，而且她还有四五个宗亲被封侯，十余人在朝廷任卿大夫。
第三层。汉哀帝的生母丁氏随着汉哀帝登基成了实际上的太后，虽然当时按照礼制只称她为恭皇后。由于丁氏的辈分低于傅太后，而且她对汉哀帝只有生之恩而无养之恩，因而她的势力弱于傅太后，但是她毕竟是皇帝的生母，在她的要求下，一批丁氏子弟也入朝做了官。
第四层。汉哀帝皇后之外的其他重要妃嫔也通过各自不等的枕上功夫，迫使汉哀帝把自己的娘家子弟安排到朝中的一些不太显要的部门或者郡县中做官。
在这四层外戚中，势力最大的自然是耕耘时期最久的王氏，其次是傅氏，而外戚之间的矛盾也集中在王氏势力和傅氏势力之间。但是，第三层外戚即丁氏势力和第四层外戚势力均与傅氏势力勾结，共同排挤王氏势力，这势必引起大权在握的王莽集团的抵制，于是，灭亡西汉的大幕就这样徐徐拉开了。
汉哀帝不断任用各姓外戚，不排除他有令他们相互制约的盘算，但是外戚的口子一旦打开就难以缝合了。有了这四层外戚的夹持，加之宦官势力、不同派别的大臣势力，刚刚继位的汉哀帝怎么可能游刃有余的履行他的天子权力呢？
/汉顺帝：左顾宦官右外戚/
东汉时期，外戚与宦官在相互争权夺利中勾结起来干政，始于汉安帝末期和汉顺帝时期。外戚之狠毒，宦官之虚伪，令汉顺帝无所适从，只得左顾宦官，右盼外戚，以宦官控制朝政，以外戚平衡宦官，似乎没有了宦官和外戚，汉顺帝就没法做皇帝了。为了理清汉顺帝与宦官、外戚的复杂关系，这里我分三个部分来说。
第一阶段：汉顺帝仰仗宦官诛杀外戚。
汉安帝永宁元年（120），执掌朝政已经十五年的年龄才四十岁的邓太后突然生病，她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遂下诏立刘保（115-144）为汉安帝的太子。刘保是汉安帝当时唯一的儿子，是汉安帝跟宫女李氏所生。机敏干练的邓太后为什么没有早立刘保为太子呢？延平元年（106），邓太后依照丈夫汉和帝遗诏，立汉和帝兄长刘庆的儿子为帝，这就是汉安帝，那时候汉安帝十三岁。由于汉安帝自幼缺乏系统教育，愚昧无知，邓太后就一直没有让汉安帝亲政，她希望能培养好汉安帝的一个儿子继承她的权力，但是刘保却又是个懦弱无能的孩子，邓太后想等等看。只是汉安帝一直就没有生第二个儿子，没办法，邓太后临终前只能立刘保为太子了。立刘保为太子时，汉安帝的皇后阎氏没有生育儿子，这让邓太后很放心，就是说，将来刘保不会纵容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太后阎氏，可以避免阎氏外戚入朝乱政。
但是天算不如人算，邓太后驾崩三年后，阎皇后还没有生育儿子，那时候汉安帝开始多病了，阎皇后不再指望自己还能生育了。为了避免将来新皇帝刘保的生母李氏抢了自己的风头，阎皇后派亲信害死了李氏。不料，消息被泄露，刘保知道生母被害，亲自去诘问阎氏。阎氏担心自己将来会被刘保所杀，竟然靠强劲的枕边风说服汉安帝废了刘保的太子之位。延光四年（125），汉安帝还没来得及确立新太子（妃嫔们也还没有给他生第二个儿子）就驾崩了，阎氏遂立济北王刘寿的年仅四岁的儿子刘懿为帝，阎氏以皇太后之尊临朝称制。阎氏娘家兄弟随即入朝为官，阎景做卫尉，阎耀做城门校尉，阎显做车骑将军，阎晏做执金吾，阎崇做虎贲中郎将，皆机要官职。
接下来人算又不如天算了。刘懿做皇帝还不到半年就因病夭折了，当夜，宦官孙程、李闰、王康、孟叔、李建等十九人迎取刘保，并急召满朝公卿入宫，拥刘保在宫中广场上登台宣布继帝位。阎太后大惊，急召卫尉阎景率兵入宫，并以皇帝印绶在太后手中为由号召拥护刘保和宦官们的越骑校尉冯诗率领的禁军反正，结果两方厮杀，阎景被尚书郭镇所杀。次日晨，孙程等逼太后交出皇帝印绶，刘保在朝廷正式登基，这就是汉顺帝。随后，汉顺帝下诏逮捕并诛杀阎氏诸兄弟，并赐死阎太后。
汉顺帝靠宦官取得帝位，为了答谢，他把那十九个宦官全封为侯。宦官们仍然在宫中侍奉皇帝，自己的家人则到他们的封地上享受荣华富贵。
第二阶段：汉顺帝仰仗宦官平衡朝臣。
汉顺帝继位时也还只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他不知道怎么理政，又没有太后、皇后可以问计，这是汉章帝以来五十年中所没有过的现象。不过，汉顺帝做太子那三年虽然年幼，但还是从多病的父皇汉安帝和太子太傅、太子少傅那里学到一些做皇帝的常识，那就是内以宦官管理宫内事务，外以朝廷大臣管理天下事务。如今，汉顺帝依赖宦官做了皇帝，固然他已经为十九名有功的宦官封了侯，但是，孙程等人并不满意，他们请求汉顺帝让他们到朝廷中做官，汉顺帝以宦官只可居于后宫，不可到前廷为古制拒绝了宦官们的要求。同时，汉顺帝认为，后宫宦官成百上千，这十九名宦官既然有自己的封地了，应该离开后宫和京师，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做富翁。孙程等人固然很不满，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更没有禁军指挥权，奈何不了皇帝，他们只好去了自己的封地。
支走了宦官，又没有外戚掣肘，汉顺帝开始依靠朝廷大臣理政，按理说应该吏治清明了，但是汉顺帝毕竟是个孩子，他驾驭不了朝臣，以至于朝臣们经常越职擅权，甚至争权夺利。于是，今天这个大臣告御状，汉顺帝今天就听这个大臣的，明天那个大臣告御状，汉顺帝就听那个大臣的，每隔几天就会有大臣被免职，不到一年，朝纲就乱成了一锅粥。
永建三年（128），汉顺帝虽然长大了一些，但是十四岁的他并不知道朝纲混乱，朝臣醉心于权力斗争的根源在于皇帝，却感觉朝臣们都是些反复无常的不忠之臣，他怀念起三年前忠心耿耿拥立他即帝位的孙程等十九名宦官来了，于是，他下诏孙程等人回京师，让他们参与朝廷事务。孙程被拜为骑都尉，掌管御林军，汉顺帝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宦官；张防等许多宦官被拜为中常侍，往返于朝廷和后宫，成为汉顺帝监控朝臣们的耳目。
汉顺帝仰仗宦官抑制朝臣，自以为得计，却不料朝政更混乱了，不仅朝臣与宦官争权，朝臣之间依旧在争权，而且宦官之间也结成派别争权。
第三阶段：汉顺帝依赖外戚平衡宦官和朝臣。
混乱的朝政引发诸多天灾人祸。京师洛阳发生地震，汉阳发生地陷，黄河流域旱灾接着蝗灾，扬州六郡相继爆发农民起义，西北羌族人爆发大规模起义，匈奴继续联合西域一些国家叛乱。汉顺帝派往各地镇压叛乱的将军和监督将军的宦官大肆克扣军饷，又引发多起士兵哗变；他们把自己因克扣而不足的军饷转嫁给地方，由此产生了大量饥民，甚至白骨遍野。
汉顺帝看到了这些情况，认识到朝臣和宦官都不可靠，由于汉顺帝已经纳了许多妃子，他终于想到了外戚。阳嘉元年（131），汉顺帝立梁贵人为皇后，随即拜皇后的父亲梁商为乘氏侯、执金吾，负责京师卫戍，不久又晋升为大将军，而以皇后的哥哥梁冀任执金吾。这样，宦官掌握了宫廷禁军，梁氏外戚掌握了京城卫戍军队和天下各地驻军。此外，汉顺帝还任命皇后的另一个兄弟梁不疑为京畿最高行政长官河南尹。
汉顺帝以为凭借自己的妻舅就可以制衡宦官和其他朝臣，但是他想错了。汉顺帝后期，梁氏外戚和宦官大肆卖官鬻爵，阻挡了通过明经为阶梯的士大夫及其子弟的入仕和晋升之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趋于白热化。但是，当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张纲等八大臣联名上书汉顺帝，揭发梁氏外戚累累罪恶，要求皇帝整顿朝纲，恢复大臣们的本来职权时，汉顺帝只认为他们所言是事实，皇帝却担心自己会受到外戚谋害，投鼠忌器，不敢处理。宦官、中常侍单超、唐瞿、徐璜等谋划刺杀梁冀，当然其出发点不是为国除贼，也是为了争夺对汉顺帝的控制权。
东汉从第二任皇帝汉明帝时期开始出现外戚干政现象，才过了六十年，到汉顺帝时就已经演化成外戚和宦官争相干政的现象了，皇帝愈加大权旁落，成为傀儡。汉顺帝驾崩后，梁冀居然敢下毒害死继位才几个月的新皇帝汉质帝。当然，东汉外戚和宦官在斗争中干政才刚刚开始，在东汉余下的岁月里，这两股势力干政的力度愈来愈大，它们成为绞杀东汉帝国的两条绳索。
/汉灵帝：外戚角色新变化/
外戚干政是东汉政治的典型特征之一。从东汉第三代皇帝汉章帝时候起，外戚就开始逐渐参与政治活动了。东汉朝廷和地方官员本来都是通过以“四科取士”为主要内容的举孝廉、举茂才等方式严格选拔出来的，外戚凭借裙带关系做官，破坏了官员选拔活动的公正性，挤压了儒士们凭借忠孝和实际才能入仕以报效国家的空间。因此，外戚干政的全过程始终受到有识的朝廷大臣们的抵制，外戚和儒士大臣们的矛盾在东汉中期之前一直是左右皇帝的主要矛盾。但是这种现象到汉桓帝末期特别是汉灵帝时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儒士们容忍了外戚，外戚与朝廷大臣们竟然肩并肩站到了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呢？
早在汉顺帝时期（125-144年），由于顺帝的帝位是通过十九名宦官针对阎氏外戚的“复辟”政变获得的，顺帝感激这些宦官，将他们全部封侯，没有妻儿的宦官成为拥有封地、豪宅和租种自己土地的大批农民的侯爵，这是当时的新鲜事儿，但是却让那些依靠真才实学一步步升级成朝廷官员的儒士们无比愤慨。更难以令人接受的是，宦官们还想入朝为官，为君分忧，凶神恶煞般的外戚挤压儒士们的生存空间已经令儒士们难以接受了，而娘娘腔的宦官们也想入朝分一杯羹，这让儒士官员们情何以堪！
汉顺帝起初还算清醒，他责令宦官们回到自己的封地上享福去，但是当时才十几岁的汉顺帝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驾驭朝廷大臣们，他遂依靠皇后的父亲梁商主政。梁商在把女儿嫁给汉顺帝之前就已经是朝廷大员了，兼具儒士和外戚身份的梁商主政，并没有受到大臣们的抵制，何况梁商为人谦逊，主政却不专权，特别是他还注意抑制宦官势力，汉顺帝前期的政局基本上维持了儒士、外戚和宦官之间的脆弱的平衡。
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承了他的爵位和大将军职位。梁冀为人狡诈凶残，他一方面在朝廷中大肆打击异己，以让自己的兄弟子侄们入朝为官，一方面在后宫依靠妹妹梁皇后打击宦官势力，以维持和扩大自己对皇帝的控制权。梁冀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汉顺帝到死都拿梁冀没辙。汉顺帝驾崩后，梁冀拥立才两岁的汉冲帝继位。没几个月后，汉沖帝病死，梁冀又拥立八岁的汉质帝继位。又没几个月，梁冀不喜欢汉质帝了，遂下药毒死汉质帝，改立十五岁的汉桓帝继位。
汉桓帝深知前几朝的宫廷故事，深恶外戚干政。梁太后死后不久，汉桓帝依靠宦官势力成功剿灭了梁冀集团。不过，汉桓帝避免自己跌入外戚的坑，却没能避免跌入宦官的坑。为了报答宦官，汉桓帝同一天封了单超、赵津、侯览等五名宦官为侯，并让他们入朝为官，其中单超竟任车骑将军，位同三公，宦官取代外戚把持了朝政。
汉桓帝重用宦官，其出发点是天真的。在汉桓帝的意识中，外戚、朝臣都是有家有小的人，他们是一人做官，鸡犬升天，宦官是所谓“一世人”，而且终年生活在皇帝身边，是最值得皇帝依靠的，而宦官所能依靠的人也只有皇帝，汉桓帝就是想通过宦官把朝廷大权统揽到自己手中。但是，让汉桓帝不曾预料的是，宦官在朝廷和地方一方面同早先的外戚一样打击异己，卖官鬻爵，作恶多端，破坏了官员察举制度，另一方面，宦官们还在京城修建豪宅，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宦官甚至还娶“妻子”，收养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汉桓帝末期也就是延熹九年（166），朝廷大臣们与宦官势力进行了第一次殊死搏斗。太尉陈蕃、司空刘茂等率领部分朝臣和三万名太学生上书汉桓帝，要求诛杀宦官，汉桓帝不予理会，而宦官们以陈蕃等实行意欲架空皇帝的朋党政治的罪名处死了一大批政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不过，这只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由于陈蕃等领事者是名臣、重臣，他们暂未被宦官加害，只是被免了官或贬了官，不过这为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发生保存了领头人。
在陈蕃、刘茂谋诛宦官的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外戚在哪？在陈蕃等人上书汉桓帝谋诛宦官时，汉桓帝的贵人窦妙的父亲窦武作为外戚时任城门校尉，虽然拥有保卫京师的部分军权，但是他是入不了宫廷的。窦武长期受到宦官势力的打击，一直痛恨宦官，他与陈蕃、虎贲中郎将刘淑被时人并称为抵制宦官势力的“三君”。因而窦武当时表态支持陈蕃等人上书求诛宦官的正义之举，但是，窦武并未参与汉桓帝末期的这次上书活动。
永康元年（167），汉桓帝病危之际册立窦妙为皇后，当时汉桓帝没有儿子。不久，汉桓帝驾崩，窦妙进位为太后，立汉章帝的玄孙、十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为皇帝，这就是汉灵帝，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妙是继汉和帝时期之后的第二位临朝称制的窦太后。窦太后称制伊始，即封父亲窦武为闻喜侯，拜为大将军。当时，掌握实权的宦官们正在酝酿打击外戚势力，而宦官势力比外戚和朝臣们的势力还要大，于是，窦武奏请窦太后，拜陈蕃为太傅，窦武与太傅陈蕃、司徒胡广两位老臣一起录尚书事。窦武还封自己的儿子窦机为渭阳侯，拜为侍中，主持宫内事务；又封侄子窦绍、窦靖分别为雩侯、西乡侯，拜为步兵校尉、羽林左骑，护卫长安城南和宫廷。外戚势力与儒士大臣们第一次实现了和解，并结成旨在反对宦官势力的联盟，第二次党锢之祸即将发生。
建宁元年（168）夏，天上出现日食，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虎贲中郎将刘淑等“三君”上书窦太后，认为日食是恶兆，造成日食的原因是阴阳错乱，也就是不阴不阳的宦官干政，应该诛杀宦官。东汉时期的人们相信这些迷信，加之当时天下多地闹饥荒，还有零星的流民起义发生，于是窦太后准了“三君”诛杀宦官的奏折。但是窦太后以宦官干政是汉桓帝时期的旧制为由，只允许窦武指挥羽林军诛杀部分罪大恶极的宦官，而曹节、王甫等宦官被保存下来了。除恶不尽，还不如不除恶，窦太后毕竟是女流之辈，见识不长。部分宦官被杀后，曹节、王甫等宦官与外戚、儒士之间的矛盾遂激化，双方之间的决战即将开始。
建宁元年农历九月初七（辛亥日），大将军窦武、羽林左骑窦靖等因休假离开后宫，曹节、王甫率领宦官们控制了窦太后和小皇帝汉灵帝，夺取玉玺，向羽林军下达诏书，撤销窦靖的羽林左骑职务，改由宦官指挥羽林军，同时宣布逮捕陈蕃、窦武等人。时任太尉陈蕃率领太尉府警卫和太学生共数十人持刀与羽林军作战，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被杀。窦武闻讯后立即赶到步兵营，与步兵校尉窦绍率领官兵赶向皇宫，而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刚刚率军回到京师，正撞见窦武、窦绍率军前往皇宫，遂认为是窦氏外戚叛乱，张奂指挥军队迅速打败了窦武、窦绍，窦武自杀。随后，曹节派羽林军清洗窦氏外戚和朝廷众儒士。窦武兄弟、子侄都被杀，侍中刘翰、屯骑校尉冯述被族灭，大臣、儒士刘淑、魏朗、巴肃、谢弼等百余人被杀，河南尹李膺等数十名儒士被免官。史上把这第二次党锢之祸称为辛亥政变。
东汉外戚改弦更辙跟儒士大臣们的这第一次联合谋诛宦官的行动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当然，建宁元年这一年距离汉灵帝光和七年（184）爆发的导致天下分崩离析和东汉最终灭亡的黄巾军大起义只有十多年，长期的外戚乱政、急病乱投医的外戚与儒士的联合，以及东汉后期更加疯狂的宦官乱政最终断送了东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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