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尼采
检察院
一
就在我走进检察院的大门口时，才想起那位开信息部朋友的话：“我赞成你出去，不要和他们见面和争斗，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一切都晚了。
我先是来到一间屋子里。起初，那名又高又胖的检察官说话还算客气，语气也温和，他让我坐着回答他的问话，旁边一位较年轻的工作人员拿着笔在纸上记录着我们的谈话。
“你们何时办的工作站？有没有正规手续？”那个又高又胖的检察官问我。
“大概是九六年下半年，手续在办公室放着，并且在当地宣传部门备了案！”我回答。
“你是不是记者？有没有记者证？”又高又胖的检察官接着问我。
“我是聘用的外埠记者，记者证正在办理！”我回答。
“你们的赞助费都花到什么地方？现在还剩多少钱？”又高又胖的检察官加重了询问的语气。
“钱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现在也没剩多少钱了，并且还欠着别人的办公租金！”我回答。
“你个人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你们是不是打着媒体的旗号搞诈骗？”又高又胖的检察官似乎有些着急了，也加大了询问内容的范围。
“我又不是大款，银行卡里没有钱，再说我不是公职人员，我是靠广告提成的外聘记者，我可以自由支配广告提成！”我忍着怒气回答。
没想到我最后的回答，彻底惹怒了那个又高又胖的检察官。只见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一边说我是不堪一击的小人物，一边把我从椅子拽了起来。而另外一个年纪大的检察官，竟然在我面前高高地扬起了手掌，我真不清楚他的这个动作是想干什么。
面对如此对立的局面，我仍坚持自己的原则：拒绝他们的要求！并声明那是我应得的劳动报酬。
那个又高又胖的检察官见我不肯拿钱，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命令我交出口袋里所有的东西。
当时，我不知道法律规定沒规定他们能否对我强行搜身，就把身上的壹千多元钱及手表都交给了他。
等到那个又高又胖的检察官拿到钱和东西时，己是中午了，他让我先暂时回去，说以后随时听候他们的传唤。
这就是我第一次进检察院的情形。
二
我第二次进检察院是在几个月以后。
那天上午，我正在街上行走，又碰到了那个又高又胖的检察官。他见到我后，要我随他到检察院，当时我并不怎么胆怯，因为我坚信自已是清白的，就理直气壮地随他去了检察院。
可到了检察院后，才知道他们又给我安上了一个新罪名：侵占罪。他们说这个罪可大可小，只要我交出五千元罚款就算完事。
我真是哭笑不得，心想我究竟侵占了谁的利益？工作站完全是自收自支，除了应交的费用外，剩下的广告提成难道就不应该拥有？
整个上午，询问的内容和上次基本一致，其中也包括他们对我人格上的打击和蔑视。
在那个地方，人的尊严和权力最好不要过于争执，否则等待的将是更加严厉的斥责和惩罚。
询问进行到中午，他们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却又让我走了。临走的时候，他们甩出了和上次一样的话：随时听候传唤！
走出检察院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扪心自问：我究竟错在哪里？我究竟得罪了什么人？什么人又如此恶毒？
一连串的问题使我沉思起来。
我想起了工作站成立后，围绕一篇《访谈录》文章而出现的种种怪事。记得那篇访谈录在一家南方大报刊登后，曾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反响，为工作站尽快在当地立足和发展树立了榜样。但也出现了一些谣言，说我采访市委书记是怀着某种目的，更有甚者说我写了这篇稿子后，一定得到了许多好处，也赚了不少钱等等。
这是多么无聊的谣传！实际上，那篇稿子登出后，在工作站帮忙的个别人要我带他们去找市委书记，并提出了一些要书记帮忙的问题，但都被我拒绝了。
还有的人打着工作站的旗号私下里去找书记秘书，甚至还说是他指示我写的那篇稿子。其实这些都与我本人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自从事媒体工作以来，从没有想到到要赚多少钱，发多大的财，我仅仅是热爱这份职业。我虽然是一个写作者，生活过得很清贫，但我会保全我在社会上的信用和荣誉。我写那篇稿子，纯粹是出于一名媒体工作者的职责，仅仅因为写了一篇稿子，就伸手向政府要物要钱，这样的亊我真做不到。
我生平谨小慎微，从不与人结怨惹恨，却也命运多舛？那是因为在现实的社会里，总存在有公平和不合理。你若要光明和公平，躲在阴暗处的人就要中伤你，而中伤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要诋毁你的人格，破坏你的名誉，扰乱你的心智，以达到最终取尓代之的目的。
三
在这场风波中，尽管检查院到最后也没有查到我的“经济问题”，尽管中伤我的人也没有把我“置于危险的境地”，但实际上，我在这场毫无意义的争斗中，还是输了。
我输掉的不仅仅是名誉上的损失，最重要的是输掉了宝贵的经验和时间。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来自检察院的一次次询问和低毁我的人无休止的扰乱，使媒体最终取消了我在这里的广告代理权，也使我从此无心做任何有益的事业，我像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支配，陷入了这场争斗的泥潭中。
我看过一篇杂志，里面有原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撰文。他在文中写道：“不要让批评你的人支配你。要记住，只有在他们能驱使你同他们打架而不是去努力实现你的目标时，他们才赢了”。他还写道：“人生有99个回合。”
而我呢，却真的让那些批评和中伤我的人所支配，而我竟没有丝毫察觉。更让我后悔的是：我把人生看做只有一个回合，而在这个回合里，竟要拚个鱼死网破。
看来，忘掉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不去计较那些无任何意义的输赢，才能做好该做的事情。
经过失败的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一年后，我的散文通讯集《生命历程》终于出版。这本书的出版，使我看到了人生的另一个亮点。
《生命历程》的出版，给我一度困顿的生活带来了缓解，尽管图书市场在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不是很景气，但我还是卖出了一些图书，并从中获得了些利润。
从失败的泥潭里走出来，还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我感到很幸运。
公安局
从2000年元月到5月，我都是靠卖自己的书去维持我的生活。虽然卖书赚不了大钱，但我很满足，最起码我精神上是轻松的，因为再也没有人来打搅我的生活了，我沉浸在一个安静的氛围里。
出乎我意料的是，就在那一年6月，一场牢狱之灾降临在我的头上——一天清晨，我竟在这座城市被拘捕！
在我被拘捕前的一段时间，我的心里就有些不安，总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情。同时，也有朋友传来消息，说以前告我的那个人又将举报材料送到了公安局，叫我近期特别戒备。而我当时并不在意，还是照常早出晚归卖我的书。我那时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卖书上，每日所思所想就是怎样把书卖出去。
就在被公安拘捕的头一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家睡觉。不知怎么了，那一晚竟苦苦不能入睡，直到凌晨一点多我才渐渐睡着。早上七点醒来时，意识还是昏昏沉沉的。这个时候，忽听有人在打门，并大声喊我的名字，我披衣下床打开了门。
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站在我家门口，旁边是二辆白色摩托车，他的后边还站着一个四十多岁，同样穿着便衣的中年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便问其中那个老者找我做什么。
“我们是公安局的，来找你打听一些事情，请你配合！”。
“那行，那你们就在这里说吧，我一定配合！”
“在这里不行，你要跟我们到局里，放心出不了啥大事，到局里问清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领头的那个老者见我有些犹豫，说活的语气比先前缓和了许多，甚至还夹带着一些承诺。
就在我犹豫间，正在做饭的母亲惊慌地走了过来，她向那位老者打听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怕母亲受到担心和惊吓，就看了一眼那个老者说：“我们走吧！”
“那好，我们走吧。”老者高兴地说。
“对了，我还要进屋穿一件衣服”，那个老者见我只穿一件背心，就同意了。
我预料到了公安局会有事情发生，就在披上衬衣的同时，迅速地将衣袋里的零钱和手表塞到我母亲手里。
那名老者显然等的有些不耐烦了，但嘴上却对我说：“没事的，到了局里一会就回来了。”
我坐在老者开的摩托车后座上，不大一会儿，就来到了公安局。
到了公安局时，已是早上7点50分，机关还没开始上班，我被拥至二楼上的一间写着“经侦大队”的办公室。刚坐下不一会，那个老者便拿了一把扫帚和一个拖把，要我乘着没事时把外面走廊上的地打扫干净。我从来没有做过嫌疑人，今天算是破例了，心想还不如趁着拖地的机会走了算了，但心里又有另外的想法，就是如果我真的犯了什么事，他们怎么放心让我一个人到外面去拖地，难道就不怕我逃走？可能我真的没啥大不了的事。想到这儿，我心里就安静了许多。
我拖完地回来后，那个穿便衣的老者又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他说要单独向我询问。
询问刚开始时，他很客气，说带我到公安局来是因为有群众举报我有经济问题，接着他自豪地说他是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的侦查员，分管全市的经济案件。我说这个案件去年已在检察院结案了。他却说检察院处理过的事他们公安局仍可重新审查。他一边说一边开始了记录，当他问到那笔剩余的赞助费时，我仍坚持说我是广告代理人，那笔赞助费是我的个人所得。他听后顿时恼羞成怒，将手用力在桌子上拍了一下，当时震得桌子上的玻璃杯几乎掉在地上。就在这时，从外面推门过来两个人，一个高高大大，穿着制服，像个领导，另外一个年纪较轻，身着便装，可能是一名协警。他们进入房间后，那个年轻的协警看着我一言不发，像是很生气的样子坐在我的对面。而那位领导模样的人却用眼睛瞪着我说：“别不识抬举，来到这里就得老实交待，不然就送你到一个地方去受罪”。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今天来这里竟遭到他们的辱骂。我想和他争执，但看到那个年轻的协警用眼睛狠狠瞪着我，像是要动手的样子时，我就忍着怒气坐了下来。
那个领导模样的人骂完后走了出去。而询问我的老者此时却变得非常和气，他自称是专门负责调查我的人，只要我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错误，把钱退出来交到公安局后就可以回家了。我当时也没了主意，就回答说钱都用在生活上了，现在没有钱。那个老者听了这话，又恼怒了起来，说我不识抬举。当时已接近中午，已到了下班时间，他让我一个人在下午上班前好好反思，下午好好交待问题。
下午老者来后，问我想好没有，我知道他指的是钱，接着他让我打电话向亲朋好友借一万块钱，我回答他说我现在生活都很困难，实在拿不出也借不到这么多钱。这名老者听后说如果拿不来钱，就别怪他们不客气，说要把我送到看守所去。
下午六时，我被几名干警拥着进了一辆汽车时，我说要回家取一些衣服和被子，他们也同意了。就在我回家取了衣物出门时，我把刚卖书得到的一百元钱递到了我母亲的手里后，就随他们上了汽车。
我上了警车被两名警察夹在中间坐下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无助和恐惧，我真想跳下汽车在路上狂奔。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警车拉着我一路向北，向看守所方向急驶而去。
看守所
一
我所被羁押的看守所在城区北郊，警车拉着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了那里。
警车在一所戒备森严的大门口停下后，那个老者便把我带到了一个大院里。
穿过这个大院，我们来到一幢大楼最底层的一间屋子里。只见屋子里面坐着两个穿制服的人，一个较为年轻，另一个年纪较大一些。看那个上了年纪警察的神态，以及他与领我进来的那名老者说话的语气，像是这里的负责人，可能是所长吧。这位所长当时就问我犯了什么事，那名带我来的老者便含糊其辞地说因为拉赞助，这位所长听后先是愣了一下，苦笑着说你们经侦队真是什么都管，什么人都往这里送。说完这话后他就走出了这个房间。
所长走后，那个年轻些的看守人员就开始在我身上搜查，并用两只手在我身上摸了一遍，又伸进各个衣袋里检查了一下，然后命令我把皮鞋脱掉，换上早已预备好的布鞋，最后他又命令我取下裤子上的腰带，又让我脱掉穿在脚上的袜子。总之，我身上所有类似带子或坚硬一些的物件都要在这个小屋里留下。
这些流程大概是预防嫌疑人自寻短见吧。
一切手续办完后，一名干警过来正要把我带走时，送我来这里的一名公安人员对这名看守所干警说：“他是个文化人，身子骨不太硬，给他找个好一点的牢房，不然他会撑不住的。”他的话刚说完，那个老公安对我说：“不用怕，停几天我还会来，只要你能想法找钱，出去很容易。”
此时此刻，我厌恶这名老公安，我记得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离开过钱的话题。我没有任何感觉，便跟着那名看守警走出了这间小屋。随后，我们穿过一道长廊，来到一排上面布满铁丝网的房门前。看守警拿出钥匙打开了这个写着4号房的铁门，他先把头探了进去，向里面说了句：“上面有交待，不要打人”，说完这话后，他便把我推了进去。
我不明白他说的那个“上面”指的是谁，但那个“打”字足以让我心寒。
随着“咣当”一声巨响，我身后的铁门被重重地关上了，接着又重重地上了锁。
我大脑中的血液仿佛受到了那声巨响的震荡，顿时凝固了。
二
我还没回过神来，就被一个叫小海的牢犯带到了被称为“平哥”的面前。
“跪下”！那个叫小海的牢犯冲我喊道。
我愣愣地站在“平哥”面前，竟不知所措。
“就蹲着算了”，“平哥”终于发了话。
“家住在哪里”？“平哥”问道。
“住在南关”，我回答。
“因为什么进来的”？“平哥”又问。
“我是冤枉的”，我实话实说。
“怎么被冤枉”的？
“就因为拉广告赞助”，我一五一十地向“平哥”叙述事情经过。
“这么说你是个文人”，“平哥”显得很惊奇。
“什么文人不文人，来到这里都是犯人”！小海在旁边黑着脸说道。
这时，被称为“号长“”的“平哥”好像想起了什么，他走到我面前仔细打量了一番后问我：“你认不认识南关一个叫小春的人”？
“怎么会不认识，他是我弟弟”。
“是你亲弟弟”？
“是的，是我亲弟弟”！
“如果是这样，那你今天就不用’过道’了”。“平哥”说完后，看了一眼屋里的其它牢犯。
“过道”我当时不知是什么含义，后来一个牢犯告诉我，“过道”就是挨打。说的详细点就是号里的所有犯人站立两旁，中间形成一条过道，新来的牢犯想要走出这个“过道”，就要接受过道两旁所有牢犯的拳脚。我听了不寒而栗。
“你小子真走运！碰巧来到了“平哥”的号里，要不你早就’硬了’，还不谢谢平哥”，那个叫小海的命令我。
“谢谢平哥”，我感激地回答。
“你还不知道’硬了’是啥意思吧”，“平哥”问我。
“不知道”，我胆怯地回答。
“’硬了’就是打的躺在地下不能动弹了，像你这又瘦又小的身板，到了其它号里，你真的早就’硬了’。”
“好了，天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你老老实实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寄些钱来，免得身子骨在这里受委屈”，“平哥”说完后就再也不理我了。
这一夜，“号长”命令我晚上全夜值班，不得睡觉，他说这是新来人员的规矩。
其实，这一夜我哪里还有心情睡觉。虽然沒有遭遇“过道”，也没有遭遇“硬了”，但这一天，来自精神上的屈辱与折磨，像一场恶梦，让我第一次经历了人生的痛苦和黑暗。
三
我所被羁押的看守所处在离市中心十余里处的一个大院内。看守所戒备森严，门口的岗楼都有武警把守，四周的高墙布满了铁丝网。看守所内共有两排关押牢犯的平房，前排关押是重犯，后排关押是轻犯。我所处的牢房就在后排的4号房，房内约有二十多平方，后墙上有一个长方形的窗户，窗外有24小时不间断巡逻的看守警。巡逻的民警透过上面走廊的窗户，屋内的一切活动尽收眼底。另外，4号房屋内还有一个小包房，小包房原是卫生间，却早已弃之不用，现在用来堆放被子或其它物件。房门是厚厚的铁板，门的上部有很粗的铁闩，并装有自动关置设备。夜里我们睡觉以后，看守警就把我们的房门锁起来，到了早上七点左右，看守警再把锁打开。
出了这个铁门，后面还有一个方形小院，小院四周的围墙上是连接起来的方格子铁丝网。此外，小院内的两个角落，分别是一个水池和另一个通往地下有臂膀粗的窟窿。水池上面的水龙头用来打水洗漱，而那个被他们称为“猫眼”的窟窿却是用来倒水或解手。
我们所住的4号房约有20多平方，在这个屋子里，有一个能通到墙两头的砖炕，砖炕下面没有连接烟炊的洞，不可以烧火取暖。现在这个砖炕，只是犯人睡觉的地方。砖炕只能容下八、九个人睡觉，而这八、九个人，都是号长和其他有“资格”的人，我和其他十几个人，却只能在砖炕旁边的水泥地板上将就着睡觉。所幸的是，这个房子还不算破旧，地面比较干燥，并不潮湿，室内墙上的白粉和蓝漆也没有脱落。所侥幸的是，没有发现向来和监狱结着不解之缘的臭虫。而房前的那个小院子，则可以出去透透风，活动活动。其实透透风，并没有夸大其词，而活动活动，便有些夸张了。因为每次的定时透透风，除了号长和分号长外，其它多数人都是在地上蹲着的。最难受的是解手方便是有时间限制的，不论是大便或是小便，都不得超过两分钟，而最屈辱的是除少数的号长们外，其余人解小便时也要蹲着，如果谁忘了蹲着解手，就会招来那个打手的打骂。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就被号长喊起来到外面院子里干活了。干什么活呢？原来是“择头发”，就是把档发厂送来的一束束档发里面的白发拣出来。这种活听起来觉得很轻松，而真正干起来却很难。因为那一束束档发里面并非全部是黑发，有的一束档发里面的白发，竟达到几百根。另外，有的档发很不光滑捋顺，非常粗糙，分拣起来的确费力费时。谁要是分到白发多或很粗糙的档发，那就活该倒霉了，因为每人每天要分拣十几束档发，有时要分拣二十束档发，如果在晚上统一交工时，不能按时完成，就要被扒了裤子露出屁股接受鞋底子的摔打，或是身子向前倾斜用头顶着墙角受惩罚。说句实话，只要是干这种活的人，很少有人能完成任务，也很少有人能逃脱上述方法的惩罚。
四
虽然我在这个号里并没有受到非人的折磨，但我对号里自定的规矩却是深恶痛绝。比如号长或号里的打手动手打人的时候，每打一下，被打的人就要大声说谢谢，否则就要遭到他们继续的打骂。再比如，当分饭的人给你打饭时，也要看着他大声说谢谢，之后你才能安心吃饭。还有，晚上睡觉时不准打呼噜，否则你还在熟睡时就会挨上一脚，直到你被突然惊醒。
类似不讲人情的规矩还有很多。比如你必须遵照号里的命令定期向家里要钱，如果要不到钱就要遭到不同程度的打骂，而要到了钱后还要如数上交给号长。还有，号里的犯人不许交朋友，不许有接触，更不许议论号长的事，如果发现，无论牵扯到谁，都要受惩罚。还有更气愤的是，号里的犯人不许互相偷拿别人的物品，一旦被发现，惩罚非常严厉。我所在的号里就有一个疑犯，仅仅因为偷拿了号长的几根香烟，就遭到了一顿毒打。其实，我一点也不同情这个疑犯，为什么？我认为他没有人格，为了能不向家里要钱，也为了讨好号长自己不挨打，他总是自愿充当号里的暗探和打手，去欺负号里的其它疑犯。
我记得曾经有人把看守所比做人间地狱，这个比喻虽然重了些，但至少说明看守所的日子不好过。在看守所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你都要把自己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完全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之中，你在这里的所有权利都会被剥夺，包括自己的生命权。
其实看守所墙上的监规，早已规定犯人不许打犯人，看守警也时常不间断地制止每一次的打人事件，可为什么不能真正的制止住呢？
犯人和犯人，本身都是落难之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可为什么却要如此斗狠打人呢？为什么不能互相尊重和帮助，从而度过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呢？
我生平最恼狠的就是恃强凌弱，更反对那些拿人的身体和尊严去做儿戏的人。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斗狠打人，只能更强烈地激起被凌辱的人的愤怒和仇恨！
五
有时，愤怒和仇恨也能给人带来勇气和动力，从而使人变得坚强和成熟，使人在恶劣的环境里学会忍耐。
我也是靠着这种动力使自己在看守所里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击倒。我期盼着自己终有一天能够活着走出去，我更期盼正义的公检法机关能够公正地处理我的问题。
来到这里的十天后，公安局的人终于来提审我了。
我对这次提审抱着很大的希望，尽管我并不知道事情的结果。
来提审我的仍是以前送我进来的那名老公安人员。
一见面，他就先问我挨打了没有，我回答说挨打了，他听后像是很激动地说我不要在这里受罪了，得赶快想办法出去。我问他想什么办法，他却说让我赶紧找钱，我说我在这里出不去怎么能找到钱。于是他拿出手机让我给家里打电话。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说到底他们还是想方设法问我要钱，只要有钱给他们，我随时就能走出看守所的大门。
我恨自己太幼稚了，怎么能把希望寄托在送我进来的这个人身上，又怎么能把希望寄托在这次提审上，我把他们想得太正义太善良了。
那名提审我的老公安见我没办法找到钱，就对我说：“你拿不出钱，只能在这里长时间呆下去了”，说完后他就挟着公文包走了。
我闷闷地回到那个号里。
之后，我又升起另外一个念头：到劳动号去。
什么是劳动号呢？其实当时我也并不十分清楚，只是偶尔听同监的一个疑犯提到的。他说劳动号不同于一般号，在劳动号里犯人之间基本都是平等的，没有号长，没有打手，沒有惩罚，更没有犯人打犯人的事。可是，我在这里没有任何亲人和朋友，我怎样才能调到劳动号呢？
我把希望寄托在负责我们号的那个看守警身上。
也许去过看守所的人都知道，凡是新进来的犯罪嫌疑人，一里期后都要陆续接受看守警的单独询问。询问的内容不只是了解疑犯进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问问疑犯在号里的情况，比如挨打了没有，是谁打的，号里谁是牢头狱霸？等等。
虽然看守所有这么开明的制度，但询问的效果并不如意，因为所有疑犯在接受询问时都不敢说出挨打的事，既便是遭受过毒打折磨的疑犯实在忍受不住，面对看守警也十分为难，说话也是支支吾吾。他们怕说出挨打的事后，万一传到号长耳朵里，将会接受更多的打骂。
尽管我在询问时没有说打人的事，但那个精明的看守警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苦衷。他劝我在号里要多干活，手脚要勤快等等。当我向他提出要去劳动号时，他说我可能不会在这里很长时间，要我再忍几天。最后他看我脸色很痛苦，就打保证说一旦我被批捕，要在这里长久呆下去时，就一定想办法让我调到劳动号。我当时想他的保证可能是随口说说吧，可实事证明他的话还是可信的。记得就在我将要离开看守所的前几天，他把我提出来，说现在有一个去劳动号的机会，问我愿不愿意去，当时我很为难，心想真去了也没多大意思，因为我感觉到等几天就出去了。如果再换个号，人生地不熟的，还真不如在原来的号里。最后，要求准备换牢号的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号里。而那个好心的看守警，我只有在心里谢谢他的一番好意了。
六
就在来提审我的那个老公安走后的第二天晚上，一向都睡不好觉的我躺下就昏昏睡去。恍惚间我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地穴里，地穴面积很大，却不见灯光，不见太阳，只有暗绿色的穴壁上闪亮着一丝光亮。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只听到时隐时现的碰撞声，我不知这是什么声音，吓得四处躲避，可跑遍了整个地穴，仍摆脱不掉那个时强时弱，时隐时现的撞击声。我累的跌倒在地上闭上眼睛。一会儿，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一阵一阵的。忽然，一个异常高大的怪人出现在我面前，我吓坏了，我看不到他的面孔，只和他对峙着。过了许久他仍一言不发，我于是从地上坐起来壮着胆问道：“你是谁，你要干什么”？那个高大的怪人声音洪亮地回答：“你仔细看看，我是你父亲。”他刚说完这句活，穴壁上竟亮起了许多灯，把整个地穴照得通亮。“真是父亲”！我脱囗而出。
父亲高大的身躯竟不能弯下来拉我起来，我试着用尽气力想从地上站起来接近父亲，可怎么努力我都站不起来。父亲缓缓地向后退去，我急得竟从地上爬起来追赶他，眼看就要追上父亲了，忽然一道铁格子门从天而降，立在了我和父亲之间。父亲无奈地摇了摇头，语气细弱而有节奏：“不要再爬了，快想办法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走的越远越好！”
父亲走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快就要离去，而且还走的这么急，仿佛就在瞬间。
梦醒了，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梦幻，包括这个屋子里面所有的物件，竟和梦中的一模一样，只有在我眼眶里四处打转，最后滚落下来的眼泪才是真真切切的。
我确实得想办法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是我能想什么办法呢？有又有什么能力离开呢？
我只能把希望寄托给上帝，寄托给我所誓爱、遥远的蓝天白云。
但愿上天能给予我无尽的庇护，保佑我走出这个备受煎熬的危险境地！
脱离苦海
一
凡是进过看守所的人都知道，检察院提审这一关，对嫌疑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法律规定：在嫌疑人未被正式定罪，也就是逮捕以前，必须接受来自监督部门——检察院的提审。这是一个很公正，很有必要的法律程序。这个程序，决定着犯罪嫌疑人真正犯罪与否，也决定着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的关押时间。一般来说，如果嫌疑犯所触犯的法律是轻微的，或够不上刊事犯罪的，经过检察机关的提审和调查，认定通过处罚方式解决的，就可以不矛逮捕。而那些被公安机关错误拘留，并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情况下强行送到看守所的嫌疑人，检察机关经过重新审查后，则对嫌疑人不予批捕。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院不予批捕的公函后，则必须在嫌疑人自进入看守所起，或15天或最长不超过37天内无条件释放嫌疑人。而那些被检察院正式批捕的人，就要在看守所呆上一段时间了。
而我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个问题呢？如果说真话，那就是我既希望检察院的人来提审我，同时我又惧怕他们的到来。
希望的前提是尽快认定我是无辜者，而惧怕的的后果是担心自己被误批误判。
无论是怀着何种心情，但必须要去面对。
20天后，检察院的人终于来提审我了。
二
我平生第一次被带上了手铐，穿上又长又胖的黄马甲，心情忐忑地与检察院的人见了面。
“这位是市检察院批捕科的郝科长，对他的问话，你要如实地回答，不要有半句假话。另外，检察机关是主持公道的部门，你不要紧张和害怕，有什么尽管说什么。”一位戴着眼镜，长得年轻斯文的检察官指着旁边一位高个头，年龄稍大的检察官向我说道。
“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犯法！”那天不知咋啦，对他们的到来，我竟然没有了戒备和敌意，脱口说道。
“怎么个冤枉法，你说说看。”高个子的检察官问话的语气很重。
我一五一十地把怎么进的公安局，怎么接受公安局的审查，又如何被送到看守所关押，包括在看守所遭受的折磨统统说了出来。那个高个子的检察官一面听着，一面在本子上记着。等我说完了，他站起来对我说：“你的卷宗我都看过了，不过和你现在说得不太一致，我们还要重新审查，我不明白的是既然你是冤枉的，可为什么要在笔录口供上签字？”
“在公安局那种环境下我是身不由已，不签不行。”我说。
“这个不说了，说说你在看守所的情况，比如说挨打了没有？”
“哪能不换打，我的胸脯到现在还青着呢。”
“没什么事吧，凡事想开些，你受受磨难也好，你确实太柔弱了。”
“那我岂不是在这里白受了几十天罪？”
“没事，事情总会有公平解决的那一天，再说当年列宁也蹲过监狱，受过磨难，你会想清楚的。”
他们拿我与列宁相比，我除了羞愧，心里的怨气竟也少了许多。
检察官就要走的时候，又对我说：“听说你是个文人，还出过书，如果出去了别忘了送本你的书给我们。”
“一定送”！我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
“不要高兴太早了，我的意思是假如你能出去”。那个高个子检察官故意改口对我说。
三
我来到看守所的第36天晚上，是最难熬的一夜。这一夜，我怎么努力都不能使自己入睡。明天就是我被关押的第37天了，37天是个敏感的日子，也是羁押的最高期限。而这一天，要么我获得释放，要么我被逮捕，从而接受无限期羁押。
释放与逮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无法驱除这两个概念对我大脑的侵扰。
我陷入了极度的紧张和不安之中。
接近天亮的时候，我才昏然睡去。
但愿这一觉不要过早地醒来，我实在受不了两个概念对我无休止的折磨。
我睡着了，我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亲情和自由。我哭了，哭得很痛，也哭了很长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你怎么哭了？”一同室狱友早上起来见我两眼发红，猜测我夜里没有休息好。
“我真的哭了？，可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极力在狱友面前掩饰自已的脆弱。
是的，我真的哭了，而且是放声痛哭。奇怪的是，每到劫难使我熬不过去的时候，我就会在梦中放声痛哭，等哭罢了，劫难自然烟消云散。
而事实确实如此。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天还下着小雨，看守警指名道姓要我收实东西的喊声使我欣喜若狂，我竟忘了自己的身份，抽出手来和同屋的人一一握手告别。那一时刻，我感觉到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朋友。
我在释放证上重重地签上了我的名字，瞥了一眼前来办理释放手续的那个老公安人员后，没有任何感觉地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
我终于被无罪释放了，也终于脱离了看守所这个苦海。
把看守所比做苦海，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和夸张。
苦海就是苦海。我跌进了又苦又涩的海水里，任凭怎样的苦斗和挣扎，却总找不到一丝希望，还险些被汹涌的海水所淹没。我很孤独和痛苦，就像一块海滩上的卵石，任凭海水的无数次冲击和侵蚀。每到半夜时分，从别的牢房里传来的那一声声嘶叫和哭喊，足以证明这里是一个“苦海”和死海。
只有从这个苦海里走出来的人才会懂得生命和自由的珍贵，也只有从这个苦海里熬过来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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