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脚步丈量乡土文化 ——读向端生文史集《文化在田野》
因书结缘，是作家与作家、作家与文学爱好者、作家与读者之间常有的、极有缘的事情。我和向端生先生结缘就是如此，只因他的新书《文化在田野》一线而牵，为我们之间搭起了相识、相知的友谊桥梁。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友谊构建，往往只需要文字惺惺相惜即可，有“英雄惜英雄”的味道，并不需要长期耳鬓厮磨、朝夕相处。
说老实话，以前我对向端生先生只闻其名，也仅是从报刊上偶尔邂逅，但从未谋面，可以说素不相识、素昧平生。看他的文字，听他的大名，我曾经还以为他是一名年轻的小伙儿，直到拿到《文化在田野》一书后，才知道端生先生早已年过花甲。尽管端生先生已过花甲之年，但从他的文字里，仍能感知得到他古道热肠、生机勃勃、壮心不已的那股劲儿，其劲头和势头并不逊色于年轻小伙儿。
作家与作家能对眼、能对路、能对味、能对行，就在一段文字之间，并不需要屈膝长谈，或是昼夜畅谈。端生的文字细腻而朴实、简捷而优雅、古朴而大方，对他的文字有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的感觉。虽与端生未曾谋面，却在他的文字里早已找到旧时相识、旧友重逢的感觉。
端生的新书《文化在田野》出版后，他在一个作家群里发出消息。我是一个爱书之人，特别是对恩施州内熟悉作家的新书，可谓势在必得。便第一时间主动加了端生的微信，发出了购书需求的请求信息。端生是爽快之人、大方之人，欣然应允为我赠送邮寄一本，我欣喜若狂。没想到当天他就发了邮件，第三天我就及时收到了他的作品。
《文化在田野》厚重感十足，沉甸甸的，既有历史的厚重，它承载着鹤峰的文史、鹤峰的地理、鹤峰的风俗、鹤峰的古迹、鹤峰的典故等等；也有分量的厚重，整部作品多达158篇文章、42万余字、570页。将作品在手里掂一掂，就会情不自禁地地发出赞叹和感叹，端生先生是多么的不易，那种敬佩和钦佩就会从心底油然而生。
“文化在田野”，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乡土文化。乡土文化虽然在泥土里生着根、发着芽、开着花、结着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处在深闺人未识。要想这些乡土文化从幕后走进台前，还需要很多作家和文化者去挖掘、去整理、去书写、去传承、去宣传，得付出大量辛劳和心血。否则，这些乡土文化就会沉寂乡野，埋没乡野，始终不为人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一文中发出期许，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端生先生顺应历史，顺应时代，顺应人民，他及时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书写时代风貌，展现时代风彩，用他朴实的文字讲好了鹤峰故事，展示了鹤峰精神。
《文化在田野》这部文集，以田野为主题，以田野为导向，他坚持“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用脚步丈量鹤峰的每一寸土地，用脚步书写鹤峰的每一缕文化，就如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向辉在为该书作序时说，“先生奋斗不止，足迹遍及鹤峰数百个村落，考察古迹，揭示人文，用他的奔走之躯丈量着鹤峰这片古老而新兴的土地，用他的如椽之笔记录着新时代的乡土。”端生先生可谓不辞辛劳，夙夜穿行在乡间小道上。
《文化在田野》其内容包罗万象，他既考证历史文化，又传承民族文化；既记录地方社会文化，也思考当地社会生活历史；既讴歌新时代，也赞歌新乡土，他用乡土语言和民族话语，刻画了一个个乡土人物形象，撰写了一幅幅土家民族画卷，书写了一篇篇人民看得懂、听得明白的文化作品。这部作品，是端生先生大思想、大智慧、大辛劳、大脚板多重组合的结晶。
这部文集在语言上力求朴实。端生先生是从基层、从百姓中走出来的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他的骨子里和基因里，流淌着鹤峰溇水河父老乡亲们的血脉，他心中始终装的是鹤峰的父老乡亲。他的作品语言质朴无华，朴素得如田间的一株玉米，如稻田的一根秧苗，既不堆砌华丽辞藻，也不采用晦涩语言炫技，更不朦朦胧胧打哑谜。他的文字直白通直，能让老百姓一眼看得懂、看得明白，不用大动干戈、大伤脑筋、大耗细胞去猜、去悟、去想。比如立秋时，他写的立秋诗就直抒胸臆，“热浪炎炎切盼秋，秋初仍有火花束。清凉还得十天后，万种风情随意悠。”这与李白的《静夜思》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部文集在考证上力求精准。《文化在田野》里的考证多矣，既有大量的地名的考证、人物的考证，也有许多的历史考证、文化考证。精准就是考证的精髓和目标，如果考证达不到精准之目标，那么考证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参考价值、借鉴价值和研究价值，也就直接失去了考证的意义。端生先生在考证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放过任何与之相关的线索和疑点，力所能及将考证对象的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弄得一清二楚，不给考证对象留下后遗症。比如他在考证鹤峰地名时，就坚持有错必纠，有疑点必查，力求还原真相和本相。在考证九洞村时就刨根问底，既考证九洞村的由来，也考证了与九洞村有关的历史，还考证了九洞村的现状，让人对九洞村有全方位、全视觉的全面了解和掌握。
这部文集在细节上力求精细。小事成就大事，细节成就完美。一部作品是否成功，是否精致，就体现在细节处理是否恰当、得当。细节处理得当，细节处理得精益求精，整部作品就会产生质的飞跃。相反，如果作品粗制滥造、粗枝大叶、粗心大意、马马虎虎，不注重细枝末节的打磨和雕琢，就难以做到为整部作品添砖加瓦、锦上添花。端生先生文章的篇幅并不长，多半都是百字文、千字文，尽管单篇体量较小，但他都能注重细节的精细化处理，做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管从谋篇布局，还是从遣词造句，还是从结构编排，他都能始终如一，做到精炼、精致、精细。比如他在谈读杨秀汉老人的《雪泥鸿爪》时，虽只有几百字，但在简捷简单的文字里，也将老人“学而不厌，作而不倦”的精神跃然纸上。
这部文集在事实上力求真实。向辉先生说：“端生先生这部文集具有民俗志的特点。”民俗志具有真实性特点。真实性就意味着要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而不能随意捏造、编造和乱造，也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天马行空凭空想象，必须要以事实为根据、以实情为准绳。获得事实的前提就是要深入一线、深入基层、深入田野去采访、去观察、去记录。端生先生之所以将书名定为《文化在田野》，说明他有这种写民俗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具备书写乡土文化的政治责任和政治高度。只有具备真实性的民俗志，才能为学者提供研究价值，否则胡乱编造、以假乱真的民俗志，充其量就是一堆牛粪。比如他的《古城寨的传说》《田氏公课碑文》《烧巴岩何时划到了宣恩县管辖》等系列文章，就极具真实性，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极高的研究价值。
这部文集在情感上力求真挚。乡土文化也是要讲究情感的，这种情感就是要深入人心，要写进老百姓的心坎里去，写进老百姓的骨子里去，写进老百姓的血脉离去，要与他们同频共振、同悲同喜。说到底，就是情感要真诚、真挚、真情、真心，不能假情假意，不能虚张声势，不能高高在上，不能颐指气使。如果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情感，没有温度，不接地气，如冷冰冰的铁块，就不堪为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之所以称为乡土，就是因为他与百姓没有距离感，没有隔阂感，能让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是在写他们的身边人、身边事、身边物、身边情，让他们由衷地认可这是在写他们自己。比如端生先生的《母亲十年祭》《百岁表叔》《孝顺媳妇吴海兰》等篇什，就很注重情感的烘托，让读者与作者能一同“发乎情”，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端生先生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乡土文化，堪称精品杰作，但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将众多的文章进行分门别类进行按辑编排。如果能将150余篇文章进行分类分辑，让读者一目了然，那就更奇光异彩了。不妥之处，还望端生先生海涵、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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