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多景楼诗词格调的变化是南北对峙形势变化的艺术反映
多景楼是江苏镇江的一座历史名楼，它矗立在甘露寺后面的北固山后峰峰顶上，俯视长江。多景楼是北宋初期在唐代临江亭旧址（北固山后峰西侧山腹）上兴建的，后因一场火灾而荡然无存。宋哲宗元符年间（1098-1100）重建多景楼于后峰峰顶即今址。两宋交替之际，多景楼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南宋镇江府于隆兴二年（1164）修复了多景楼。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多景楼基本上就是这次修复后的面貌。
南宋时期的镇江处于宋金、宋蒙对峙区域，多景楼耸立在长江南岸，与北岸的扬州城隔江相望。包括扬州在内的江淮地区是南北政权反复争夺的地区，百余年中，多景楼目睹了那里时常升起的硝烟，更见证了南宋的灭亡过程，见证了这个过程中南宋主战派在跟主和派的斗争中自己内部的悄然变化。如今，这一切早已沉入历史，多景楼也是每天都如同新的一样令游客赏心悦目。但是，当我们翻阅南宋诗人们登临多景楼的那些诗词，我们就如同穿越了时光隧道，重见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梳理南宋时期那些相对重要的多景楼诗词，我们发现，依据写作时间的先后，这些诗词分别呈现出三种格调：悲壮、悲愤、悲哀。而这恰恰对应了南宋在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抗与和之间走向覆灭的前、中、后三个时期：从宋高宗到宋孝宗（1127-1189）的悲壮阶段，从宋光宗到宋宁宗（1189-1224）的悲愤阶段，从宋理宗到宋卫王（1224-1279）的悲哀阶段。
一、南宋前期（1127-1189）：悲壮的多景楼诗词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的春天比往年似乎冷了许多，立国一百六十余年的大宋，以天朝自居的大宋，突然间崩塌了，一股少数民族武装并未付出多大牺牲就占领了大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那个繁华都市，并俘获了“才华横溢”的大宋太上皇和时任皇帝。初夏，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建立南宋。不久，应天府失守，宋室继续南逃，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靖康之变”，大宋丢失了半壁江山。南逃的大宋贵族和平民难以接受天朝的这次惨败，收复中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沦陷区人民也纷纷起义。此外，南宋朝廷中也有一批大臣害怕金人，希望通过议和维护缩水了的富贵。在临安临时安顿下来之后，年轻气盛的暂摄皇帝位的赵构也难以接受中原沦陷的现实，立志励精图治，重整河山，他重用主战派，积极开展对金作战。
宋高宗、宋孝宗两朝，虽然时而抗金，时而和金，但是从总体上，主战的成分大于主和的成分。或者说，和金是抗金失败之后的权宜之计，是策略，而通过抗金收复失地才是长远大计。即便是在和金时期，宋高宗、宋孝宗都从没有放松对江淮地区的经营，更不敢忽视长江天险。可以说，江淮地区是宋金的战略缓冲区，长江防线是南宋的命根子，长江一旦失守，南宋将不复存焉。基于此，南宋前期强化了长江及汉水沿岸的江阴、镇江、建康、鄂州、襄阳等重要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尤其是江南富庶地区和首都临安的北大门镇江，以及前出到淮河上游的襄阳。
时代的巨大变化和抗金复国的艰难，使宋高宗、宋孝宗两朝的多景楼诗词呈现出悲壮的时代色彩。
绍兴三十二年（1162），久不被重用的陆游（1125-1210）被任命为镇江通判。在协助知府陈天麟整顿长江防务之际，陆游接受陈天麟的安排，于隆兴二年（1164）初主持修复多景楼。十月金秋之际，工程竣工，陆游陪继任的镇江知府方滋登上多景楼验收。眺望茫茫的江北，俯瞰江面上穿梭中紧张训练的水军船只，念及三十余年来战战和和的朝争和数十万阵亡和受伤的将士，更想起多景楼下的镇江这块土地在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所遭遇的多次战火，素有爱国情怀的陆游心情非常复杂，挥笔写下了词《水调歌头·多景楼》：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渺著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这首词，上阕表现了词人的“壮”，下阕表现了词人的“悲”。不过，壮是悲的壮，悲是壮的悲。
上阕，开头四句，词人写自己登上多景楼之所见。江南和江北都笼罩在飘渺的云烟之中，岸边的那些高楼和戍楼时隐时现，重叠的群山也时断时连。长江形势如此险要，镇江真是阻挡敌人的不可忽视确实也没有忽视的屏障啊。这四句词既表现了词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比热爱，也表现了他对新修的镇江江防工程防御效果的自信，这显示了词人的“壮”。由于多景楼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在古代中国，镇江历来是分裂时期北南军事对峙前线，所以上阕接下来的三句中，词人在描绘了宋军积极备战的情形后，他怀念汉末孙刘联军在长江两岸大破曹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时的孙刘联军仅仅数万人，曹军却号称八十万，而且荆州刘氏的水军也为曹操拥有，但是赤壁之战的结果却是曹操惨败。曹操失败的根源就是孙刘联军成功的利用了长江之险的缘故，如今，长江两岸皆为南宋控制。陆游回忆赤壁之战并非要强调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那些具体策略，他主要是要表达收复中原的愿望。陆游回忆赤壁之战，显示了他对南宋击退金军的自信，这当然仍是“壮”。上阕结尾两句“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几乎就是词人北伐的誓师宣言：千里长江，万户宋人，全准备好了，金人放马过来吧！词人“壮”的情怀溢于言表。
然而，同样是前四句，江北群山之外的千里国土已是沦陷区，江船上的鼓角声和江岸上的烽火总让人回忆起三十多年来宋军的败绩，而长江防线如此漫长，镇江防务做的再好也不能保证其他战略重镇的安全，而无论哪一处战略要塞的失守都会给南宋带来灭顶之灾。所以词人又有隐隐的“悲”情贯穿于词的上阕中。
下阕，前五句，词人开始仔细看多景楼下的风光。他描绘了草结霜露，风吹黄叶的时下秋景。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是词的悲凉气氛陡然浓郁起来，这表明词人对南宋的未来更加感到担忧。但是他还是愿意往好的方面去想，特别是不能扫了方知府游览多景楼的雅兴，所以他颂扬了知府的豪迈，所谓“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这其实是词人更难以名状的“悲”。下阕的最后几句，词人再度怀古，他以西晋羊祜镇守襄阳并建功立业来颂扬方滋镇守镇江一样可以有所作为，这虽然有谄媚之嫌，但是词人再一次把此词“悲”的格调拉向了“壮”。当然，羊祜代表的是北方政权统一南方，方滋代表的是南方政权欲收复北方失地，陆游以羊祜为例赞扬方滋是不是会让方滋尴尬呢？这是不是词人的“悲”情融于“壮”怀之中的缘故呢？
南宋前期的大多数士大夫不能接受大宋丢失半壁河山的现实，他们渴望收复失地，并积极投身于抗金的斗争中去，但是他们又对未来感到担忧。所以，他们虽然壮怀激烈，但是却又难掩心中的悲情。陆游的这首《水调歌头·多景楼》典型的反映了他们的这种纠结心态，因而这首词的格调是悲壮的。正因为这首词代表了时代之音，所以数年后，即乾道五年（1169），另一位热衷于抗金的词人、书法家、荆湖北路安抚使兼荆南府知府张孝祥（1132-1170）特意手书了陆游的这首词，并委托镇江府刻石安放在多景楼下，这并不是张孝祥与陆游的志同道合的缘故，而是南宋士大夫抗金复国的悲壮情怀的集体反映，同时，勒石也是为了激励到多景楼游历的士大夫们和各界人士。
南宋前期的其他多景楼诗词也大多具有陆游《水调歌头·多景楼》那样的悲壮格调。这里不妨再举两例。
王琮是北宋徽宗朝旧臣，南宋初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王琮在多景楼尚未修复前，曾游览多景楼废墟，即兴了一首绝句《多景楼》，诗写道：“秋满阑干晚共凭，残烟衰草最关情。西风吹起江心浪，犹作当时击楫声。”在秋日的西风中，老诗人倚着残楼的阑干，眺望江北的迷烟，他似乎隐隐看到了江北战场上的那些衰败的荒草。诗人怀念起自己大半生为北宋效力的经历，怀念当年在故都的那些美好时光。当然他知道，对岸衰草之北的广阔的沦陷区，大宋子民正过着亡国奴的日子，他不禁悲从中来，这是“黍离之悲”啊。然而当他看到长江那翻腾的水浪时，遂想起了古代祖逖从镇江出师北伐的壮举，他有所欣慰，他知道，朝廷也正在积极筹备抗金大业，说不定年老的他还能为抗金大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诗的格调因而又“壮”了起来。
陈亮（1143-1194）是辛弃疾年龄相仿的好友和豪放词艺术上的知音，但是陈亮在当时南宋官场上的地位远远小于辛弃疾。淳熙十五年（1188）末，宋孝宗病重，诏令太子（后来的宋光宗）主政，受到宋孝宗赏识但是却不允许他妄言北伐的陈亮遂以私人身份赴建康、镇江一带考察江防，意欲为将来的新皇帝提供最新的事关南宋都城临安安危的北伐建议。陈亮一度登临多景楼，写下了一首词《念奴娇·登多景楼》：“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词人俯瞰长江，感慨天险优势，眺望三面环山的江北、江左形势，嘲笑古人北伐的功绩太小。词人对北伐大业充满自信，这是“壮”。然而“门户私计”四字又透露出当前惧怕金人，反对北伐的声音在朝廷逐渐抬头，皇帝和太子对北伐犹豫不决，词人由此生“悲”。
当然，南宋前期有些不喜谈论军事的“纯文人”，面对多景楼下紧张的备战场面，流露出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比如著名哲学家张栻（1133-1180）在登上多景楼时曾写了这样一首五律：“畴昔南徐地，登临北固楼。平原迷故国，沧海接江流。木落烟莎晚，城孤鼓角秋。寄言鸥鹭侣，吾已具扁舟。”他也思念故都，但是如果不能恢复中原，他就一走了之。这样的多景楼诗词在南宋前期只占少数，并不能改变南宋前期多景楼诗词悲壮的主格调。
二、南宋中期（1189-1224）：悲愤的多景楼诗词
固然抗金是宋高宗、宋孝宗两朝的重要国策，但是两朝并没有放弃和金的努力。宋高宗不仅害怕武将做大架空了皇帝，还害怕从金国迎回二帝会威胁到自己的帝位，宋孝宗则时常受到太上皇赵构的掣肘。这种状况使两朝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先以战促和，后以和备战。因此，两朝都始终处于主战派和主和派此起彼伏的政治纷争之中，皇帝常常为此一筹莫展。对国事渐渐倦怠了的宋高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十五岁时禅位于宋孝宗，自己把太上皇做了二十六年才驾崩；对国事同样倦怠了的宋孝宗在他正在为太上皇守孝时就把帝位禅让给了宋光宗。宋高宗、宋孝宗两朝几乎算是宋高宗一朝。
宋高宗在自己执政后期对朝政的疏懒，客观上为主战派、主和派的政治纷争提供了条件，特别是为主和派的壮大提供了条件。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宋高宗时期的主战派和主和派总体上来说都是为国的，他们的区别只是迅速收复失地还是先巩固偏安政权然后复国。虽然宋孝宗前期大力提拔主战派官僚，但随着宋孝宗北伐失败后疏于朝政，主和派迅速恢复了实力。隆兴二年（1164），战争使宋金双方都精疲力竭了，双方决定和议。“隆兴和议”为南宋偏安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遂演化成纯粹的权力之争，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这是南宋中期吏治腐败的根源。
南宋中期，虽然宋金双方的和平愿望都大于战争愿望，但是双方特别是南宋方面很清楚，和议是在金国暂时无力吞并南宋的前提下形成的，金国灭亡南宋的战略并未改变。但是，二三十年的“和平”局面还是使南宋的部分江防工程疏于修整。而久无战事，主战派和主和派在角力中瓜分了权力。这些官僚几乎都通过权力敛财，兼并土地，广建别业，广纳妻妾，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军备的松弛和官僚的集体腐败，令渴望收复中原却报国无门的有识之士无比悲愤，他们的这种悲愤直接形成了他们的多景楼诗词的格调。
著名的“辛派词人”刘过（1154-1206）也善诗。开禧元年（1205），刘过去拜会时任镇江知府的六十六岁的辛弃疾，刘过是否见到了辛弃疾，不得而知。年龄远小于诗人的在镇江军中任职的岳飞的孙子岳珂，以及章升之、黄机等名士陪诗人登多景楼观景。诗人一口气写了《题京口多景楼》、《题润州多景楼》、《多景楼醉歌》等数首诗歌。章升之认为《题京口多景楼》最好，遂手书该诗，并嘱岳珂日后报请辛弃疾刻石于多景楼下，但后来没有实现。其实我却认为《多景楼醉歌》更能体现刘过当时痛恨当权者贪图个人私利，荒淫误国，而自己却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多景楼醉歌》是这样的：
君不见七十二子从夫子，儒雅强半鲁国土。
二十八将佐中兴，英雄多是棘阳人。
丈夫生有四方志，东欲入海西入秦。
安能龌龊守一隅，白头章句浙与闽？
醉游太白呼峨岷，奇材剑客结楚荆。
不随举子纸上学六韬，不学腐儒穿凿注五经。
天长路远何时到？侧身望兮涕沾巾！
诗的开头两句，说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大多是鲁国人。在孔子的时代，鲁国的“孔学”在天下儒学领域可谓一枝独秀。可见，鸿儒孔子带动了鲁国儒学的发展。诗人想由此委婉的表明，当前的南宋朝廷被空谈大道理的迂腐儒者所控制，靠他们怎么能够带动朝野的风气转好呢？刘过写这首诗之前大约十年，绍熙元年（1194），宋光宗驾崩，宋宁宗继位，理学大师赵汝愚、朱熹等人专权于宋宁宗继位之初的两三年。他们对北伐毫无意愿，却对在南宋辖区推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理学教条不遗余力，这是热衷于北伐的刘过所不能接受的，其实这也是与宋神宗以来历任宋代皇帝所倡导的君臣共治天下的理念背道而驰的。但是，宋宁宗继位后又为什么能够重用理学大师呢？二人是光宗留下的老臣，更重要的是，南宋地主阶级长期大肆“购买”土地，大量农民赤贫，各地不断爆发民变，理学思想有助于愚民。当然，宋宁宗继位时血气方刚，也有北伐意愿，只是前朝、前前朝长期寅吃卯粮早已导致国库空虚。然而，赵汝愚是宋太宗八世孙，京城的大地主，拥有数千顷土地；朱熹也是家财万千，他修建的私学书院和私家宅邸都是当时一流的园林式建筑。刘过是下层知识分子，他难以了解国库的盈亏情况，但是他却见过理学大师们的豪宅，所以诗人才有“七十二子从夫子”的悲愤之语。当然，宋代的国策就是溺爱文人士大夫，想必刘过也是知道的。尽管如此，诗人还是难以抑制自己对国难当头之际贵族们依旧奢侈的极端不满情绪。
诗的前两句谈儒，接下来的两句谈武了。汉光武帝复兴汉朝，依靠的大将有二十八人，其中大多是棘阳人。诗的第三、第四句以这个典故批判了当时的南宋主战派难以引领北伐复国大业的开展。赵汝愚、朱熹相继被免官后，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以主战派面目执政，但是他上台后专心打击政敌，快十年了都没有北伐的举动。同时，最让刘过寄予厚望的主战派老将辛弃疾看起来也意志消沉。辛弃疾于淳熙十五年（1194）五十五岁时到信州上饶（今江西上饶）隐居。他购买了带湖及其四周的土地，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庞大庄园“稼轩”。庄园里“筑室百楹”，这上百间房屋分布在不同的水畔，其间以廊榭相连。庄园里生活着辛弃疾和他的一妻七妾，以及一群儿女、丫环、仆人。庄园里养殖鱼蟹，种植果蔬、粮食，雇佣了大批劳动者。前文提到的陈亮曾去“稼轩”拜访辛弃疾，劝他出来参与并影响韩侂胄北伐。后来辛弃疾先后出任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枢密都承旨，期间他也是时宦时回庄园。刘过虽然是辛弃疾的好友，但是他的“二十八将佐中兴，英雄多是棘阳人”这两句诗明显有批评辛弃疾的意思，这或许是前文提到的刘过的《题京口多景楼》石刻工程没有被镇江府立项的缘故吧。其实，刘过、陈亮误解了辛弃疾。辛弃疾出入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数十年，他识透了那些辅国大臣，那就是：主和派自欺人，和平不会长久；主战派忙着抢权，北伐没有胆魄。辛弃疾因为无奈才及时行乐的，那无非是麻痹自己的手段而已。
接下来的八句，是诗人决意与腐儒和消极抗金者划清界限，他要仗剑出游四海，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以便共图大事。其实，这只是诗人的激愤之语罢了。天下之大，莫非王土，诗人莫非要造反不成？最后两句刚好就表明了诗人的苦闷和悲愤。“天长路远”，那不是他去的地方，他只能呆在自己该呆的地方，等待着自己的身躯与大宋的这半壁江山一起毁灭。
刘过的另一首多景楼诗歌《登多景楼》是一首七律，诗的格调同样是悲愤的。诗写道：“壮观东南二百州，景于多处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楼。西风战舰成何事，只送年年使客舟。”诗对南宋当权派的讽刺和批判更加直接。江南大地如此壮观，多景楼周边的景色如此丰富（“多”），但这只是当权者获取富贵生活的来源。虽然金国贵族已经堕落，这正是北伐的良机，但是谁能指望朝廷会下决心北伐呢？请看，多景楼下停泊在江边的那些大宋战舰只是摆设，而金国和大宋的使者所乘坐的兰舟却在战舰间穿梭。诗人虽然以英雄自许，但是他空怀抗金抱负，他怎能不悲愤的洒下“英雄泪”呢？
南宋中期的其他多景楼诗词也大多具有如刘过的多景楼诗歌一般的悲愤格调。且举一例。
程珌（1164-1242）是徽州休宁（今安徽休宁）人，素有抗金之志。嘉泰四年(1204)夏，在建康府任教授的程珌听说抗金派老将辛弃疾出任镇江知府，遂赴镇江拜访辛弃疾。辛弃疾接见了“小老弟”程珌，并向程珌分析了当时宋金双方的形势，以及南宋朝廷借所谓北伐尔虞我诈的政治现实，情绪很不好。后来程珌顺便游览了多景楼。遥望大江北岸，想到辛弃疾已老，韩侂胄无能，北伐无望，程珌于悲愤中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天地本无际，南北竟谁分？楼前多景，中原一恨杳难论。却似长江万里，忽有孤山两点，点破水晶盆。为借鞭霆力，驱去附昆仑。/望淮阴，兵治处，俨然存。看来天意，止欠士雅与刘琨。三附当时顽石，唤醒隆中一老，细与酌芳樽。孟夏正须雨，一洗北尘昏。”词人站在多景楼上，感慨“楼前多景”却不是中原之景，感慨国运不佳而没有古代刘琨那样的北伐英雄出现。词人渴望能够遇到隆中隐居时的诸葛亮，共画“复兴汉室”的蓝图，这当然只是他的幻想罢了，诗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辛弃疾在开禧元年（1205）写的两首著名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和《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也具有悲愤的格调。辛弃疾名气大，北固亭的名气因而压过了多景楼，以至于古今常有人认为北固亭就是多景楼，其实北固亭是多景楼东旁不远处的一个石柱方亭。遗憾的是，辛弃疾的这两首词不算多景楼诗词。
三、南宋后期（1224-1279）：悲哀的多景楼诗词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大举东侵金国，金国战败，被迫放弃首都燕京，迁都开封。成吉思汗跟踪追击，于宋嘉定七年（1214）向中原地区全面进攻。南宋朝廷见金军不敌蒙古人，遂撕毁对金和约，不再对金纳贡。而金宣宗在抗击蒙古人异常吃力的情形下，以南宋撕毁和约为由侵宋，试图通过占领南宋领土弥补被蒙古人侵占的领土。其实金宣宗甚至有完全占领南宋，放弃北方，与蒙古人划江而治的幻想。宋嘉定十七年（1224）金哀宗继位，同时，南宋宋理宗继位。新君继位之初，总需要一段时间整顿内政，于是，金哀宗主动向宋理宗示好，希望宋金联手抗蒙。是和金，还是配合蒙古人伐金，在南宋朝廷中争论起来了。
对于成吉思汗统一亚欧大陆的野心，宋金双方都清楚。南宋如果与蒙古人联合伐金，唇亡齿寒，金灭亡，南宋也不会长久；如果与金人联合抗蒙，或许宋金双方都能苟安。但是，南宋统治者被不久前成吉思汗西征花拉子模的庞大气势吓破了胆，加之还记着金国的百年深仇，于是，南宋与蒙古人订立了瓜分中原的协约之后，遂举兵伐金。宋绍定四年（1232），金国都城开封陷落，金哀宗被迫率残军向商丘逃窜。
南宋朝廷终于有血性了！但这次北伐并不能让清醒的士大夫们欢欣，因为就在南宋军队配合蒙古军队追杀金国残余军队时，蒙古的另一支军队已经从西线向南宋的汉中地区发动进攻。唇亡齿寒的结局毫无悬念的出现了：宋绍定六年（1234）宋蒙灭金，宋祥兴二年（1279）元灭南宋。
在整个南宋后期，仍然有文人士大夫登上多景楼，写了一些多景楼诗词。但是，这些诗词的格调却是悲哀的。
南宋后期词人李曾伯（1198-1268）中晚年一直任武职。
金国灭亡后，嘉熙二年（1238），蒙古铁蹄攻陷南宋的三川，接着，两路大军直指襄汉和两淮，南宋朝野惊惧。素以有勇有谋著称的，刚刚就任淮西总领兼镇江知府未满二年的吴潜（1195-1262）被调入朝廷任兵部侍郎，组织各路官军和各类义军北上汉江流域和江淮地区迎敌。经过激烈交战，蒙古军队暂时北归。随后，吴潜紧急部署防务。李曾伯于淳佑二年（1242）被已经升任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的吴潜任命为淮东制置使兼扬州知府，主持江淮地区东部军务和政务。
吴潜在任镇江知府期间曾多次登上多景楼，并写过一首词《沁园春·多景楼》：“第一江山，无边境界，压四百川。正天低云冻，山寒木落，萧条楚塞，寂寞吴舟。白鸟孤飞，暮鸦群注，烟霭微茫锁戍楼。凭阑久，问匈奴未灭，底事菟裘。/回头，祖敬何刘。曾解把功名谈笑收。算当时多少、英雄气概，到今惟有、废垄荒丘。梦里光阴，眼前风景，一片今愁共古愁。人间事，尽悠悠且且，莫莫休休。”
当时正值深秋，吴潜看到的固然还是“多景”，但却是萧瑟之景。天空低沉而气候严寒，浓云停滞着直压群山，江岸的百木落叶纷纷，码头的江舟孤泊无依，戍楼笼罩在茫茫的雾气中。这些景色与“第一江山，无边境界”形成巨大反差，似乎暗示了南宋“大好”的半壁河山正在走向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呢？词人以“白鸟孤飞，暮鸦群注”描绘时局，那就是南宋统治集团中除了词人还能够积极部署江防以待蒙古铁骑之外，满朝大臣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无头的苍蝇、纷乱的鸦群一般不知所以。词人深知自己孤掌难鸣，所以在下阕中他回忆历史，感慨历史上众多的江南英雄人物都已无影无踪，只有那一座座坟茔悲哀的看着“眼前风景”。词人一筹莫展，“悠悠且且，莫莫休休”八个字写尽了词人的无奈和哀愁。
扬州与镇江仅一水之隔，由于吴潜几年前在镇江整军备战颇有实绩，李曾伯遂多次去镇江考察，自然少不了登临多景楼。淳佑六年（1246）春天，李曾伯再次游历镇江，并登上多景楼，步吴潜当年的《沁园春·多景楼》之调之韵填了一首词，即《沁园春·丙午登多景楼和吴履斋》：
天下奇观，江浮两山，地雄一州。对晴烟抹翠，怒涛翻雪，离离塞草，拍拍风舟。春去春来，潮生潮落，几度斜阳人倚楼。堪怜处，怅英雄白发，空敝貂裘。
淮头，虏尚虔刘，谁为把中原一战休？问只今人物，岂无安石，且容老子，还访浮丘。鸥鹭眠沙，渔樵唱晚，不管人间半点愁。危栏外，渺沧波无极，去去归休。
上阕以写景为主，由景入情。
起首三句气势非凡，把扼长江咽喉的镇江的战略地位描写得非常到位，也表达了词人对治理镇江江防有成的吴潜的钦佩之情。接着，词人用四句词详细描写多景楼上所见到的雄伟景象。江畔的群山披着浓重的翠色，开阔的江面上波涛翻滚，一只只江舟冲开丰茂的芦苇破浪前行。这四句词所用的晴烟、怒涛、塞草、风舟这些意象都是明亮的，或宏大的，或苍劲的，所用的抹、翻等动词又非常有张力，令人非常振奋。词人似乎欲以此表达自己抗击蒙古人以恢复大宋旧土的豪情壮志。
但是，接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春去春来，潮生潮落，几度斜阳人倚楼”这几句词景中有情，而且好像还是惬意的情。殊不知，李曾伯数年来几次于“斜阳”下“倚楼”（倚多景楼）眺望江面的时候，总见到那“潮生潮落”。自己包括吴潜就算是英雄吧，却也已经华发满鬓，而北伐蒙古帝国却一直没有着落。所谓英雄，如今无非就是蜷缩在“貂裘”中静待着蒙古军队南下而已。词由前几句的高亢迅速转入低沉和悲哀。
下阕以抒情为主，由情入景。
“淮头”三句，词人直接责问朝廷，就算不派他和吴潜这样的老将北征，那么究竟谁能够北定中原呢？当今大宋有谢安那样的帅才吗？词人情绪低落，竟想远离烦人的现实，效法道家归隐山林。下阕的后半部分则想象了归隐处那“鸥鹭眠沙，渔樵唱晚”、“渺沧波无极”的惬意风光。其实这是不现实的，南宋朝廷是不会允许他撂挑子的。岂止“不管人间半点愁”？词人的心中装着南宋的万千哀愁呢。何况，一旦蒙古人占领南宋，天下之大，却没有任何地方是他可以呆的。如今，“去去归休”？休不得啊！
乍看这首词，其格调似乎不同于吴潜的原词，但是这首词扬扬抑抑，一唱三叹，其悲哀的格调甚至是超过吴潜原词的。
吴潜从总领淮西军务兼镇江知府时候起就成为南宋朝廷中抗击蒙古人的主心骨，淳佑七年（1247）更被朝廷拜为枢密使，不久又兼左丞相。吴潜在镇江知府任上的政绩和那首《沁园春·多景楼》引当时一些文人前往镇江游历，留下好几首和词。除了上面李曾伯的《沁园春·丙午登多景楼和吴履斋》外，方岳（1199-1262）的和词也呈现出类似的时代的悲哀格调。
大约是淳佑元年（1241）前后的某一个重阳节，方岳游历镇江，登上多景楼，依吴潜原词的韵，用“水调歌头”词牌填了一首词，即《水调歌头·九日多景楼用吴侍郎韵》：“醉我一壶玉，了此十分秋。江涛还此，当日击楫渡中流。问讯重阳烟雨，俯仰人间今古，此意渺沧洲。天地几今夕，举白与君浮。/旧黄花，新白发，笑重游。满船明月犹在，何日大刀头。谁跨扬州鹤去，已怨故山猿老，借箸欲前筹。莫倚阑干北，天际是神州。”词人登上多景楼俯瞰长江，自己在江心击水行舟的往事虽然还记得，但是此时他看到的却是苍茫一片。天地悠悠，古今无非就是改朝换代而已，词人不再在意这些了，不再指望谁能够北伐蒙古以恢复大宋河山了，因为中原的父老乡亲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恐怕连开封猿猴的叫声都跟北宋时期不一样了。词人不敢倚着多景楼的栏杆向北眺望，因为神州大地已遥不可及。而这倒还罢了，眼前的半壁江山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词人只想以一醉与眼前的大江之秋沉沉睡去。这真是沉痛的悲哀啊！
南宋后期的多景楼诗词大多呈现出吴潜及其他诗人唱和作品的悲哀格调，而且越到后期，悲哀的程度越深。这里仅举一例。宋咸淳七年（1271），忽必烈在中原正式建立元朝，同时对南宋展开长达八年的大规模吞并战争，蒙古人的凶残在战争中得到了淋淋尽致的展现。这期间，南宋宫廷诗人汪元量（1241-1317）路过镇江，亲眼目睹了战争对城乡的破坏，更感受到了同胞们对蒙古人的恐惧，诗人登上多景楼，写了一首七律《多景楼》：“多景楼中昼掩扉，画梁不敢往乌衣。禅房花木兵烧杀，佛寺干戈僧怕归。山雨欲来槐树立，潮风初起海云飞。酒尊未尽登舟急，更过金焦看落晖。”同胞们的悲哀和恐惧加重了汪元量这首多景楼诗歌的悲哀格调。
南宋在仓皇之中建立，也在仓皇之中走完了它的历史并灭亡。一百五十余年间，半壁河山始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略挤压，南宋统治当局长期纠结于对北方政权的抵抗与和议。作为南宋江防的重镇，镇江以及它的多景楼见证了南宋的演化史，即前期（1127-1189）的悲壮史，中期（1189-1224）的悲愤史，后期（1224-1279）的悲哀史。多景楼诗词艺术的再现了这三段演化史，因而其格调也就相应的表现为前期的悲壮，中期的悲愤，后期的悲哀。
本文写完了，但是我画蛇还想添一足。南宋灭亡后，随着元世祖忽必烈的国策逐渐向历史上的中原封建皇朝靠近，南宋知识分子开始配合元朝封建政权。但是，仍然有南宋遗民文人登上多景楼，留下了一些多景楼诗词，只是那大多是脱离既定时代的无病呻吟的作品了，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或悲壮、或悲愤、或悲哀的可比肩南宋时期多景楼诗词的篇什，比如陈允平的七律《多景楼》、梁栋的七律《多景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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