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
这两天看了《追风筝的人》，觉得这部小说挺好，很感人。小说写的是两个人“赎罪”的故事。
小说有明、暗两条线。明线写两个阿富汗少年的成长。随着成长的展开，哈桑的隐忍、善良、苦难让读者感动。暗线写阿米尔爸爸的“赎罪”。
小说未敢正面现实。作者是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他大概怀着深深的爱国情结，没有赋予小说悲剧的结局。如按照小说的情节发展，小说的结局应该是悲剧的。
一谈到阿富汗，读者的本能感知是动乱和战争。《追风筝的人》未跳出这一桎梏，依然以动乱和战争作为故事的大背景来虚构人物。不用说，动乱和战争是残酷的，小说揭示了这种无人性的残酷，充斥着悲情。
小说写得很淡，战争的“恶毒”在小说中的很多地方被“友情”和“温暖”取代了。如果没有战争，现实该一切美好吧。然而，“不”，哈桑依然被阿塞夫一伙强暴了，阿里和哈桑搬到了哈扎拉贾特山区。只是动乱与战争，让现实的“恶”“雪上加霜”，“恶”更无所顾忌了。
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阿米尔和哈桑，他们个性截然不同，却因机缘小时候生活在一起，亲如兄弟，事实是真的是兄弟。然而，现实是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仆人。阿米尔不是恶人，却因懦弱的性格做出了恶心的事。作为生命的个体，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这种阶层固化、种族歧视导致了哈桑的悲剧。由于主人和仆人的身份，阿米尔和哈桑的命运云泥之别。小说最后阿米尔成功解救出哈桑的儿子索拉博，这有违生活的真实，却是作者自然流露的渴望。胡赛尼寄希望“富人”的觉醒和施爱来拯救阿富汗穷人，显示了他悲悯情怀。但这种“觉醒和施爱”太艰难了。见到了阿富汗那么多的苦难，胡赛尼不忍心再写悲剧了。他违背现实的逻辑，让阿米尔成功解救出索拉博。换句话说，作者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这无疑降低了《追风筝的人》的震撼力。
小说最打动读者的，应该是哈桑隐忍中的勇敢，勇敢里的隐忍。阿米尔为了“赎罪”，千辛万苦、甚至不惜性命解救哈桑的儿子索拉博，读者并不会惊讶，因为索拉博是阿米尔的侄子。这是作者借阿米尔展示人性的光辉，也是作者给黑暗中的人寄托一点亮色与希望。“追”的寓意明显，象征勇敢，象征美好的期待与渴望。现实哪怕鲜血淋漓，憧憬依然清晰鲜明。
善恶之斗一直是文学的一个主题，《巴黎圣母院》的克罗德和卡西莫多，是文学中“恶”与“善”的典型。在《追风筝的人》这部小说中，“善”是哈桑，“恶”是阿塞夫，并且似乎这种善恶是天生的。胡赛尼大概信奉荀子的“性恶论”，同时借助阿塞夫说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借助阿米尔说明“恶”可以被善良感化，恰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被米里哀感化一样。这种感化的力量，是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换句话说，“赎罪”的动机是小说的核心。
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一定是诅咒罪恶，呼唤善良。作家面对现实，可刻意加大“恶”的份量，以造成触目惊心的效果。《追风筝的人》这样做了。小说通过索拉博本能地反复洗澡，本能地割腕自杀刻骨铭心地渲染了阿塞夫的“恶”。同时，作者通过揭示人本身的弱小和无能为力来彰显“恶”。阿米尔的爸爸，一个能力强大的阿富汗富人，活得顽强，流亡途中冒死直面俄国兵痞，将死之时华丽地筹办了阿米尔的婚礼。然而，阿里和哈桑被迫离开，他无能为力，内心承受巨大隐痛。
小时候的“我”（阿米尔）和哈桑两小无猜，大概类似少年的“我”（鲁迅）和闰土吧。哈桑帮“我”追风筝，其童贞情谊不亚于闰土帮“我”捕鸟雀。阿米尔最终完成赎罪之旅，解救了哈桑的儿子索拉博，是人“人性”的回归，从懦弱转到勇敢，还是借助了亲情的成分。很明显，胡赛尼不愿直面苦难的现实，阿米尔解救出了索拉博，他完成了“赎罪”之旅，其理想化的成分大于真实。“我（鲁迅）”回故乡后，见到闰土和闰土的儿子，一声“老爷”让“我”（鲁迅）明白了旧中国的贫穷、苦难造成的阶层“隔膜”之深、之重，不是“我”（鲁迅）理想化就能解决的。鲁迅更“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他指出了希望，“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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