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盏灯
文/魏军
一
那簇灯火闪烁着昏黄的光线，安坐在历史的深处。
是的，它从不曾熄灭，从远古丛林一直照耀到未来。这束光，有时浓烈有时暗淡，明暗之间却从未消失。当天空撒下黑色的幕布笼罩大地的时候，却不能掩盖那一簇簇，一团团静静闪烁的灯光。这点点的光与繁星应和着，光明的灯火啊，闪烁在每个人的心中。
万家灯火，灯火通明，灯火阑珊......灯，似乎与火不可分开。其实最初的灯便是火。我们的祖先最初是没有火的，当然也没有灯。他们茹毛饮血，食草木之果，白日里依靠太阳，夜晚借助星月。后有遂火氏给先民带来了火种，人们才得以用火煮食，以火驱兽，以火照明，从此人类生活在光明之中。那以后，陆续有了火把，有了油灯，有了蜡烛，直到现代的电灯。有时候我又想，我们的祖先在没有灯火的时光里，是怎样度过那数不清的漫漫长夜呢？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我最初对灯的记忆始于上个世纪。那个时候，整个村庄的人在一个生产队里，组成一个生产集体，每天按时去生产队的田里劳动，又按时下班回家。大人们在田里劳动，我们小孩子就在田野里追蝴蝶，捉蚂蚱，有时候也玩青纱帐的游戏。
二
其实我们最向往的是夜幕下生产队里的牛屋。
牛屋在村子的中央，是一排草房，大约有七八间，养着村集体的十几个牛马。屋头上是一个大蓄水池，里面的水用来淘洗草料，给牛马饮水。牛屋的饲养员，在我幼年的世界里，他是一种神一样的存在。他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犹如姜子牙、诸葛亮在世。
夜幕降临，疯玩了一天的小孩们，到了晚上并不会早早地回家上床睡觉。在那个没有电视与手机的年代，夜晚尤其漫长，牛屋里却别有一番洞天。牛屋东头那间屋子是饲养员的住处，是宿舍，也是办公室，其实就只有一张地铺，一个烂了角的桌子。夏天的时候铺一张凉席，冬天则填上麦秸草，也算是冬暖夏凉了。
一到晚上，这牛屋里就聚集了大大小小的孩子，也有一些喜欢闲聊的成年人。草屋的东墙上被挖了一个小凹洞，里面放着一盏煤油灯。那是一个玻璃瓶，里面放了煤油，还有一个穿了粗棉线的细铁筒直立着。其实那个年代我们都叫它洋油灯，说明这东西最初是外国来的。
鸟归巢，鸡回笼，饲养员满仓爷就把那盏洋油灯点上了。说是灯，其实也就是如黄豆般大小的一个亮点，在黑漆漆的空气里晃着昏黄的光。草屋四周的墙壁及上方屋顶，早已被洋油灯散发的黑烟熏染的乌黑发暗。这原本微弱的光又被四周的黑墙吞噬了多半，更显得脆弱，好像一丝微风就能要了它的命。但就是这星点般的光，在这黑暗里闪耀了半个世纪。
满仓爷把洋油灯点亮，干了一天活的牛马也歇息得差不多了。满仓爷端起筛子，把草料倒进它们的食槽，撒上水，拌上玉米面、麦麸子，又回到那洋油灯下。旱烟自然是要点燃的，满仓爷在烟袋锅里塞满烟丝，凑进那黄豆般的火苗，一口气吸过来，那火苗居然就完全钻进了烟袋锅里。满仓爷松开口，那火苗又奇迹般地退了回去，依然在灯芯上跳动着。
此刻，孩子们早已把满仓爷的床铺占领了，或坐或趴或躺。来的晚的，在屋子里或蹲或站。黑乎乎的屋子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只有在洋油灯下的满仓爷，脸上的表情才能被看的清楚一些，其他人也只能隐隐约约分辨出是谁家的孩子，是谁家的男人。满仓爷每吐一口烟气，接着就是一个新闻，一个传说，一个神话，还有很多生活常识。
在愚昧落后的旧时乡村，我小时候对于这个世界的朴素认识，全都源于这黑屋子。诸如我们的脚下的大地，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陆地，有东西南北四极，南到南海，北到北海，东到东海，西到西海，天就像一口大铁锅倒扣在陆地上。好像那时从没有人问满仓爷锅底外面是什么，不然可能会让满仓爷脸色难看。满仓爷还讲到了山脚下的牛郎，放牛时偷了七仙女的衣服，害得七仙女不能回天上，就嫁给了牛郎，还生了个儿子。这个时候就有几个年轻的光棍留下了哈喇子，心里想着哪天也能遇见这等好事。满仓爷就说，首先你要有一头牛，他们就不敢想了。那个时候整个村庄才有几头牛，稀罕着呢。
也有人不相信满仓爷说的话，惹得满仓爷当即就急了。他从铺上跳起来，招呼大家来到场院里，用烟袋锅指着黑乎乎的天空说，那是天河，那是牵牛星，那是织女星。顺着满仓爷的烟袋锅，还真有一条明亮的天河，还有明亮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大家才相信起来，纷纷夸赞他肚子里有学问。
满仓爷揣摩着牛马的草料吃的差不多了，又起身去添加草料，回来又把烟袋锅满上烟丝。这一锅又吐出了姜子牙岐山封神，也吐出了文王六十四卦。有人问，那你会算卦吗？满仓爷没有理会他，接着吐他的烟圈儿。
在这如豆的灯下，中华上下五千年，如一条长河缓缓流淌在每个孩子的梦里。长河里浪花朵朵，泛着惊艳的光芒。女娲捏泥造人，又取五色土补天，三皇五帝定天下，炎黄子孙万年长，更不用说历朝历代那些传奇的人和事。
自然，这些繁如星辰的故事，不全是满仓爷一个人讲出来的。物以类聚，每天都会有健谈之人加入这天方夜谭的传播之地。有时还会为某件事、某个人物的真伪、分歧争辩半天，以至于面红耳赤。庄户人朴实却喜欢较真，有时竟然因为某个观点不同，断绝邻里关系。这在今天看来，着实觉得他们可爱。
在这间小黑屋里，在那个农村十之八九都是文盲的年代里，满仓爷及一些人不自觉地向大家普及着原生态的知识教育：神话传说，天文地理，山川河流，生活常识，科学生产，人情往来，更有家长里短、村风民俗。每每月影西斜，繁星满天，万籁寂静，却少有人离去。男人总是被媳妇揪着耳朵扯走，熟睡的孩子则被来寻的父亲背在身上回家去。
三
最让我们纠结的是听大人们讲鬼故事。虽然害怕，却又忍不住去听，只是散场回家时，走在月影斑驳里，微风将杨树叶吹得哗啦啦地响，吓得蹑手蹑脚，都能听到心跳的声音。如果突然一只猫从胡同里窜过，都能吓得哭起来。那种紧张刺激会让浑身上下每一根汗毛都直直的竖起来，感觉故事中的各种各样的鬼，会随时站到路边等着喝血或者吃肉。
特别是有一年在生产队的打麦场上看了一个叫《画皮》的电影，那个面目狰狞的恶鬼披着人皮剖腹挖心。这以后心里更加恐惧。以前对鬼的认识只是口口相传，并不真切。但是在这电影中却仔仔细细地记住了鬼的形象，那恶鬼的模样便刻在了脑子里。以后每每走夜路，眼前便呈现出这样一个鬼，在不远处时隐时现。
听的鬼故事多了，脑子里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鬼：男鬼、女鬼、淹死鬼、饿死鬼、冤死鬼、吊死鬼、吸血鬼、吸气鬼、大头鬼、无脸鬼、山鬼、水鬼......说起来奇怪，走在夜路上越是害怕，越是一门心思地把各种鬼想象一遍，各种鬼的样子在脑海里轮番上阵。
我家的院子到奶奶家大约有五百米，中间要经过一片洼地，洼地上是一片树林。每一次我晚上从家去奶奶家或者从奶奶家回自己家，都是硬着头皮行走在树林里。为了减轻恐惧感，我把两手捂住双眼，只留一个小缝，仅能看到脚下的小路。在那时，我认为只要看不到的地方就没有鬼。现在想来，也算是掩耳盗铃吧。
尽管这样，晚上还是会经常挤在满仓爷的小黑屋里，又一次接受鬼故事的洗礼，再一次让鬼的形象在脑海里鲜活起来。
四
我在牛屋留恋的时候，父亲母亲也在忙着他们的事。
父亲十几岁时就跟爷爷学到了条编的手艺。等我记事时，父亲的手艺已经精湛。他会用藤条编各种器具：篮子、筐子、鸡笼、粪箕子。父亲编的器具结实耐用，美观大方，放到集市上就能换取一些零钱补贴家用。在那缺衣少食的年月里，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父亲编这些筐筐笼笼都是在晚上进行的。白天要去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只有晚上才能做这种“私活”。在昏暗的洋油灯光下，父亲把泡了一天的藤条从水缸里捞出来，按粗细长短进行分类摆放。先取出较粗的藤条编织器物的底儿。依器物不同，有方底有圆底。完成之后，将之前预留出的藤条在底的周围折弯向上，作为经条，用绳子一个个将它们连在一起固定，再用一些较细的藤条编在这些经条上，这些细藤条就是纬条，沿着底儿向上一圈一圈缠绕。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处理。这是一种极其巧妙的手艺，语言并不能详尽的表述。
在灯光的另一侧，是母亲的纺车。相比父亲的手艺，母亲也是精益求精。这一架纺车是母亲的陪嫁，它是我的外公亲手打造的。桑树材质坚韧耐用，木轴上涂抹了棉油，摇动起来顺滑无声。母亲把两头尖尖的锭子套在纺车左侧的支架上，从身边的包袱里取出一条棉絮，在锭子上上劲缠绕。那棉絮就如一只蚕宝宝吐出一条长长的丝线，连绵不绝。
锭子旋转发出特殊的嗡嗡声，是我至今以为的最美妙的音乐。那乐声时起时伏，唱醉了星星，唱醉了月亮，连窗外的风也被它唱得醉醺醺地沉睡在门外，沉睡在田野里，沉睡在村庄的上空。这些棉线变成了一个个线团儿，又变成了一匹匹棉布，最后变成了我们身上的新衣，变成了御寒的棉被。
如果窗外明月当空，父亲和母亲就会把他们的劳动场所改到院子里。毕竟煤油也要花钱买的，勤俭节约是他们骨子里的习惯。每个月十五前后的月亮比煤油灯更明亮。宽敞的院子里，月华如洗，微风吹拂着父亲皴裂的手指，吹拂着母亲有些凌乱的头发。父亲编织篮筐的声音和母亲摇动纺车的声音混合着。月亮一直微笑着望着这人间美丽的画面，不忍离去。直到露水厚重，薄雾四起，星光也倦了眼，月色依依西斜，父亲和母亲方才起身睡去。此刻，我在梦中已奔跑了十万八千里。父亲母亲蹲坐劳作的身影占据着我童年大半回忆。
五
这纺车的功劳自然也属于外公。当初为了做这架纺车，外公刨了他院子里的一棵桑树，为此大舅母埋怨了外公好几天。外公会做很多家具、农具，母亲的嫁妆都是他亲手打制的。外公做的最多的是农具：镰把，木锨，犁子，耙，推板、排叉子......做这些木质工具，首先要把一棵大树分成几段，然后锯成木板，再分割成各种农具的半成品，最后精细刨制成型。白天要忙田里的活，这些事大多要在晚上做。
我至今记得小时候在外公家过暑假的日子。随着白天的暑气退去，夜晚的凉风就起来了。外公把一盏马灯挂在院子中央那棵大杏树的树杈上，大舅二舅与外公一起把一节一人多高的树桩立在那杏树旁边，用粗壮的绳子把它们捆在一起。外公拿出一片大锯来，那锯有一人高，一巴掌宽，上面一排锯齿闪着白光，参差如狼牙。外公和两个舅舅轮流蹬上架台，把那树桩锯成几块厚厚的木板。在马灯的照耀下，外公他们拉锯的影子在地上一明一暗地移动着，就像戏台上的皮影戏。在“嚓嚓嚓”的声音中，白花花的锯末如雪一样纷纷扬扬。
麦收农忙前那一段时间，为了赶时间做出更多的农具，父亲也会去帮忙拉锯。为了不耽误白天干农活，父亲常常傍晚骑自行车去外公家，拉锯到半夜时分再回去。到我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拉锯，但拉不太久，拉锯是非常费力气的。那时，我和表哥们就在外公他们休息的空隙里，登上架台拉一会。一边听外公他们聊天，一边享受拉锯的快乐。
一直到我参加了工作，外公还在继续着他的木匠手艺。
那一年我回老家，听母亲说，外公可能在邻村的集市上卖农具。我去寻，果然在集市的一角找到了他。外公此时已80多岁了，他满头白发，佝偻着身子蹲坐在地上，破旧的汗衫敞开着，脸上大片的老年斑一直延伸倒胸前，他正给一个妇女更换镰把。他用手工木钻在新镰把上钻了两个小洞，又把从坏掉的连把上退下的镰刀用铆钉铆在新镰把上，动作仔细，却远远比以前缓慢了许多。我买了几个包子，让外公坐到旁边去吃，自己拿过他的工具继续给前来修农具的人收拾。外公惊讶地说，娃儿，你咋也会这个？外公从我儿时起就经常催促我好好学习，将来有个好营生。他并不让我学习木匠活，但他不知道，在那十几年的耳濡目染下，一些简单的木工活我也能上手。
外公去世前还在断断续续地打制农具，虽然我们都不停地劝他停下来，他从不理会。其实他那时已经老年痴呆很严重了，但对做农具丝毫不忘记，每过一段时间就催促舅舅去集市上卖他新做的农具。其实那时已经开始机械化收割了，农具使用很少，也很少有人买农具，舅舅只好把这些农具放在自己家里，拿出一些钱作为“货款”交给外公。外公总是满满的成就感。
六
那时的文化生活远不如现在丰富多彩，只能用苍白来形容。没有电视和手机，其实连电都不通。村里仅有几个破旧的收音机，不过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广播。讲究的人家在外面套一个木匣子，不讲究的就只有一个播音纸壳，上面有两根电线，一根连接在从公社扯过来的广播线上，另一根直接连到地上。这应该是当时全世界最庞大的有线广播了。这个小广播一般挂在正房门边的上方，每天早晨和晚上，公社的广播室就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信号顺着电线会传到千家万户。有时公社的农业技术员也会在上面讲一些种植养殖方面的知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下午四时，消息从广播里传来，悲伤的气氛在村庄里扩散，空气似乎都被凝结了。每个人都心怀悲痛，不知所措，在田间干活时依然默默流泪。晚上，牛屋后面的打麦场上，三四盏汽灯映照着每一双泪光闪烁的眼睛。明亮的灯光下方的台子上摆放着毛主席的相框，旁边摆放着一些刚刚成熟的苹果。人们望着他，他也望着人们。村长带领大家背诵语录，唱革命歌曲，唯有这种方式才能表达人们对伟人的怀念。歌曲从《东方红》唱到《歌唱祖国》，从《国歌》唱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我们走在大路上》到《社会主义好》，从《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到《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其实会唱整首歌的人并不多，然而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跟唱。那一夜，汽油灯咝咝地燃烧着，火光照亮了每个人的心间，照亮了四周的天空。
这牛屋后面的打麦场一年四季都有它的用处：打麦、打玉米、打大豆、打高粱、唱戏、演电影、开会。唱戏是最热闹的。农村人没有别的娱乐项目，只有这精美的服装道具和悠扬的唱词，才能让人身心愉悦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西南是戏曲之乡，活跃着很多剧团，县里有专业剧团，乡间有业余剧团。每年农闲时节，他们串乡过村，送戏下乡，传送戏曲文化。
打麦场上的戏台搭好了，孩子们就早早去占座位了。其实也没有座位，就是占位置。从家里扛过来的小凳子，找个有利位置摆好，有时用砖头来占地方，等家里大人干完活过来坐。经过多次占座，就有了经验，知道哪个位置最好。
最前面的并不是最好的，总有一些不懂事的孩子趴在戏台子上瞎闹腾，吵闹的声音大过唱戏的声音。演武戏的时候，演员在那台子上翻跟斗，打斗，弄得尘土四起，呛的舞台下面的人咳嗽不止，有时候也会把鞋踢飞，砸到下面的人的头上。更有惊险时，演员手中的兵器会失手掉落。那时候剧团里的道具大多都是真的，大刀、宝剑、花枪在台上是道具，在行途中则是武器，以防坏人拦路。有一次在演《对花枪》时，两个演员你来我往，花枪飞舞，让人眼花缭乱，却不想在最精彩的时候，一个人手中的花枪飞脱了出去，冲向台下，幸好只是扎在了一个人的鞋子上，并没有穿透，却把台上台下的人吓出一身冷汗。这以后，小胆的人再也不敢坐前面。坐后面也不好，听不见看不清，有时还会被前面的人挡住视线。只有离戏台四五米远的地方是最佳位置。不过好的位置，总会有人抢，我和小伙伴们就会经常因为位置的问题吵架，有时候会动起手来。
傍晚时分，四个大大的汽油灯悬挂在戏台的四周，发出亮白的光。大人们从田里归来，草草地吃几口饭就急急地奔戏台来了，寻到自家孩子坐下，等戏台上热闹起来。戏台的四周，蓝色的幕布上绣着经典剧目的图案，光线穿过幕布，这些图案更加栩栩如生。“通通通”，一阵锣鼓喧天，急切的节奏如暴风骤雨。这是一阵开场白，预示着正剧马上要开始啦。果然，锣鼓声戛然而止。报幕人上到戏台前头，先是一阵客套话，诸如我等莽撞之人初来贵地，不周之处还请多多谅解之类，然后报出剧目。在锣鼓声中，演员依次登场。耀眼的灯光下，打麦场上亮如白昼，台下的人两眼紧盯着演员的一招一式，聆听着他们口中的一字一词，兴奋处眉飞色舞，伤心处黯然神伤，愤怒处双目圆睁。听到一些经典唱段，还会轻声和唱。这些都是老戏迷，即便在田里干活时，他们也会哼唱一段，愉悦心情，解除身体的劳累。小孩子大多不喜欢听他们唱，主要是听不懂，但是喜欢听他们的唱白，还有打斗的场面，然而这些场面太少了，用不了多久就睡着一片。有精力旺盛的就满处跑，台前台后，台上台下，或者向父母央求一些零钱，买上一小包瓜子或几颗糖，这才是孩子们最大的乐事。
我很少如其他孩子一样占据最佳位置。在我看来，那里并不好，人头密集，聊天吵闹的声音，有时会高过戏台上唱戏的人。最关键的一点，憋尿时很难出去。如果强行从挨挨挤挤的人群中钻出来，会惹得很多人的厌烦。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就不出去啦，就地解决。如此，你一泡尿，他一泡尿，在温暖的空气里发酵，尿骚味一股股升腾着，让人如临茅厕。
我喜欢坐在戏台的边角处，那里安静，又方便去水井旁喝水，或者去坑塘边撒尿。不仅如此，这个位置既能看得清演员台前的表演，又能从幕布缝隙里瞧见他们上台下台，有时还能看见它们更换衣服，上妆卸妆。那一天演出《铡美案》，这是一岀经典豫剧，庄户人百看不厌。秦香莲上敬父母，下抚一双儿女，还照料丈夫的衣食起居，让他安心读书，把一家人的重担扛在肩上，无怨无悔，任劳任怨。看到这些，大家心生敬佩，直夸秦香莲贤惠。陈世美考中状元，却忘了父母妻儿，入朝为驸马。面对妻儿来寻，他百般驱赶，甚至让韩琦杀人灭口。看到这些，就有观众骂骂咧咧，甚至有人朝戏台上的陈世美身上扔东西。可见他们已入戏太深。好在包拯嫉恶如仇，铡下了陈世美的头颅，观众又眼含泪光，群情振奋。在演员退到后台休息的间隔，我从幕布缝隙中看到“陈世美”和“秦香莲”搂搂抱抱，还亲了一下嘴儿，心里就纳闷：他们俩怎么又好上了？后来听大人们说起，他们在生活中是真夫妻，恩爱至深，在舞台上才会演得那么真切。还有人说，戏台上搂住“陈世美”的腿哭泣的“东哥”和“春妹”也是陈世美的亲生儿女，这就更让人惊讶了。
打麦场上，灯光照亮了一个又一个黑暗的夜晚，唱出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花木兰》《程婴救孤》《穆桂英挂帅》《抬花轿》《七品芝麻官》《对花枪》《收姜维》《西厢记》《卷席筒》《包青天》《下陈州》《五世请缨》《小二黑结婚》《朝阳沟》......每到精彩处，观众拍掌叫好，又或者配合着哼唱。一些经典唱段早已植入心间，从老人到孩童，都能哼唱几句经典台词，哼唱的已不单纯是词句，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价值观，是追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价值取向。在热闹的戏台上，在耳濡目染中，一个个人物和故事如一盏明灯，点亮了人们的心，照亮了乡村的情。
七
与现代社会的夜晚到处都是灯火通明不同，儿时的乡村一到夜晚就被黑暗笼罩了，光明尤为重要。光明是人们永久的追求和向往，它可以驱赶黑暗，给人信心、勇气和温暖，在我们小孩子心中更是亲切。
春节是乡下人最向往、最隆重的节日了。这是一年的结尾，有收成就有喜悦。人们忙着置办年货、买春联。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是割一块或大或小的猪肉。毕竟一年里也只会买这一次，犒劳家人，款待亲朋。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不但有零食吃，有新衣服穿，还可以亲手做一个春节专属的猪油灯。
从腊月二十开始，庄户人家就陆续把自己精心饲养了一年的大肥猪宰杀。杀猪的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对孩子们来说，其新奇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游乐场。冰天雪地的早晨，一阵猪的长嘶会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来不及让大人把冰凉的衣服烘烤一下，就急急地穿衣出门。谁也不愿错过这让人兴奋的场景。
杀猪人将猪捆了，抬到一个大案子上。待它安静下来，一个人用一根胳膊粗的木棍照准猪的脑门迅速击打下去。那猪便短哼了一声，就如同睡着了一般。另一个人用一把一尺多长的尖刀，从猪脖子下方刺向它的心脏，一股鲜红的血喷涌而出，淌在下方的一个脸盆里。猪的气息越来越微弱。杀猪的案子后面是一口大铁锅，里面的水已烧得发烫。四五个人把没有气息的猪抬到锅里，用挠子褪它的毛。不多久，一只乌黑的猪就变成了洁白的猪。
有时候猪血流的不干净，又或许那猪命硬，猪毛褪了一半的时候，它竟然又苏醒过来，跳出锅向外奔跑。几个人追一阵子，它又倒下了，再抬进锅里，接着褪毛。这个在乡下算是大新闻，茶余饭后总要说起这个惊奇的故事。
杀猪人把洗的白白胖胖的猪又抬回案子上，开膛破肚，取出五脏六腑，又把猪的尸体沿脊柱一分为二放置一边，或在庄上分割卖掉，或去集市上出售。
在他们杀下一个猪的时候，就该我们上场了，我们等待的就是这一刻。猪有四只脚，每只脚有四个脚趾，前面两个大的，后面两个小的。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蹄角抠下来，当然这是非常费劲的，往往要拽上半天。几个毛孩子一人拽一只猪脚，不知道内情的还以为是抢猪肉呢。抠下蹄角，再从猪的肚皮上抠一些肥油，把犄角填满，又把娘纳鞋底的棉线塞进去，露出一小截，用火柴点燃棉线，火光便四散开来。这就是我们的猪油灯。
可别小瞧它，其功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手电筒。在黑暗的环境中，从口袋里摸出猪油灯点亮，可在黑暗中寻找东西，可照亮回家的夜路。那时候庄上杀掉的猪也没多少，蹄角也不是每个男孩子都能得到，拥有的自然是神气的很。
八
乡下教育落后，我十五岁才得以读初中，学校在距村庄三公里的镇上。那时的作息与现在是不一样的，早晨起床不吃饭，六点到八点上早课，然后吃早饭，九点开始上午的课，午饭后是下午的课，晚饭一般都不回家吃了，饿着肚子坚持到晚自习放学回家再吃。我每天要步行三个来回，一年三百天风雨无阻。
最难熬的是晚自习后回家的路上，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乡间的小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且不说有各种各样的“鬼”在等在路边，在初七、八前后的日子没有月光，或者在阴天的时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摸瞎一般向前走，有时掉到路边的沟里，有时撞到路边的树上，一路如探险。每一次走出校门，就把心吊到嗓子眼，到家门口才能放回肚子里。
听了我的讲述，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晚上编筐子的时间更久了。那天晚上我从学校出来，远远的就看到村口有一点灯光。灯光越来越近，这让我心中温暖很多，紧张的身体也放松了不少。待走近了，透过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了父亲的脸。他手中是一盏马灯，我猜想这一定是他用好多个筐子、篮子换来的。
这马灯不怕风吹雨淋，父亲让我带着它。每天早晨照亮上学的路，晚上照亮回家的路。这马灯的灯光引领着我走过黑暗，驱赶妖魔鬼怪，跨过艰难险阻，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这灯光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心中的梦。在以后的长夜里，我不再孤寂，不再彷徨，不惧风雨，目标坚定，脚步有力。
那个时候乡村里还没有通电，晚自习以及冬日的早晨，教室里就是靠一盏雪亮的汽灯照明。汽灯也是一种煤油灯，利用点着后本身发出的热量，将煤油变成蒸汽，喷射在炽热的纱罩上，发出更白亮的光。每天点亮汽灯是我们几个班干部的责任。点汽灯是一个技术活，要引火，要打气，每一次点汽灯都要折腾一阵子。
那些日子里，汽灯在房梁下咝咝地燃烧着，我们在汽灯下朗朗地读着《纪念白求恩》：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也朗读《海燕》：这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九
有一年暑假里，村里来了一些人，用马车拉来了许多水泥杆子，还有一大卷一大卷的铁丝。挖坑埋杆架线，一个月后，每家每户都亮起了灯炮。那是一种神奇的东西，不用油，不用碳，只需拽一下开关上的线绳，光线就刺眼的亮。那个时候经常有人描述共产主义的生活场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原来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电灯啊。村长说，是啊，共产主义已来到了东门外。其实谁也不知道东门在哪里，反正相信真的来了，快到了。你看，这电灯都亮了。
其实我的老家是从2000年以后才开始普及电话和楼房的，到现在家家有楼房，电话也早换成了手机。很多村民不光农村有楼房，城里也有一套。这样说来，共产主义真的来了。尽管它同我们今天的目标还差很远，却是那个年代的神圣理想。此时，原先的生产队已分开单干多年了，中国上下亿万人民卯足了劲儿，打了一个个生产仗。粮棉油，鸡鸭鹅，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民的腰包鼓了，腰杆直了。
我读大学那年，父亲把老院的草屋推倒，翻盖了宽敞明亮的新瓦房。电灯自不必说，每个房间都有。这以后，电话、电视机、电风扇、电冰箱、空调......一个接一个进了房间。此时的父亲早已不用编筐子篮子了，他的徒弟们开办了条编工艺品厂。厂房里24小时灯火通明，村民摇身变成了产业工人，制作精美的条编工艺品远销各大城市及国外。母亲的纺车也早已挂在了厢房里，只有蜘蛛在那上面蛛丝结网。家中的衣柜里，四季衣物挨挨挤挤，但母亲依然坐在明亮的电灯下，穿针引线，为她的孙字辈制作一些小衣物。
我也早已离开了父母，告别了牛屋，在城里有了自己宽大的房子。书房里那盏灯光线柔和，映照着满墙满柜的书。历史上那些人，那些事，便从这书里随着灯光进入眼睛，走进心里，比满仓爷讲得详细，却不如他讲得动情。
在这城市的中央，东方红大街两侧的高楼大厦里灯火辉煌，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光闪耀着夜晚的繁华。窗外的人民路大道，更是华灯璀璨，如一颗颗硕大的珍珠，映照了整个天空。这一街的灯如一条火的长龙，蜿蜒着伸向远方。它的尽头，在乡村，在生产队里的牛屋，在父母的庭院，在打麦场的戏台。那曾经微弱的光努力地燃烧着，行走在奔向未来的路上，越烧越旺，照亮黄河两岸，照亮万千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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