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
文庙
从沟底往上走，是一个长长的带拐弯的陡坡。
不知哪年，坡边栽了两行白杨。这树苗极易成活，沾着沟南的黄土就舒展根须，吸足了地气往上长。沟南人春种秋收、来来往往不经意间，杨树苗已窜过沟沿，长成枝干挺拔、叶大荫浓的两行风景。春夏时节，布谷、喜鹊、麻雀等鸟儿在枝桠间做窝、繁衍。树下走过，才听见头顶叫声悠扬，倏忽一下鸟儿已翩然飞落另一棵树叉。远处的崇山巍峨挺立，因主峰之巅建有七级浮屠，沟南一带人们便称为塔儿山。一股山泉水自半山腰淙淙而下，常年在沟南村旁流淌，杨树周边洇出一片湿润。田里劳作了一晌的沟南人，收工时走上这段坡路，满身疲惫便会在阴凉里消解。
戴着草帽、身着鲜艳衬衣的姑娘们，总爱坐在树下水沟边歇息。放学的孩子们也放下割猪草的背篓，脱掉鞋子、猫着腰在溪水里捉虾、捉蝌蚪，欢笑嬉戏。从小在沟南水土里摸爬，孩子们黝黑、皮实、健壮，像田里正拔节的禾苗；姑娘们常年劳作，风吹日晒，却面色红润、姣好，气息鲜活。她们你言我语，热心讨论着家长里短、衣着穿戴，有的抬起胳膊擦一把额前的汗水，爽爽朗朗笑着，成为惹人心热的光鲜一景。每天在白杨坡几个来回，沟南人与土地建立了天然亲情。他们熟知沟里每块庄稼地的长势，熟知玉米、绿豆每种作物的习性，三天两头薅草、施肥，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侍弄。崇山上日升月落，他们顺应时令，守望田园，在古朴的庭院里延续着祖祖辈辈安然纯朴的宁静日月，安享着清风拂面、飞鸟相还的沟南风光。
上了长着白杨的陡坡，就是沟南小学。
这里原是村里的文庙，又称夫子庙，砖木结构，后殿供奉孔子像。老辈人说，文庙始建于清朝道光初年，有了这座庙，村里便文脉通畅，出过好几个在外当官、做事的人物。以前每逢村里有人考学、出门办事，都要在文庙举行祭祀仪式，虔诚地祈求一路顺畅。
原先，沟南没有小学，上学的娃娃要到沟对面的王云去，后来，村里“破四旧”，将文庙里的泥菩萨搬掉，改为沟南小学。沟南娃从此结束了去外村上学的历史。
张先生是在一个冬日的黄昏走进沟南的。接到县教育局的调令，他就背着铺盖卷儿，冒着漫天飞雪从县城一路步行，爬上长长的陡坡，住进文庙里。第二天，当时还很年轻的村长奎子便在高高的楼门上吆喝：“各家上学的娃娃，明天到文庙里集合，不用出村喽——”
张先生的老家在南山里，距沟南有十余公里，但他很少回家，把文庙里旮里旮旯都清理得干净清爽。文庙里的老榆树上，从此响起了清脆的铃声。
冬天的沟南，天还漆黑一片，长长的胡同深处便移动着星星点点的灯火。接着，由远而近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夹杂着稚嫩的咳嗽声。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鼻涕娃，提着马灯，背着母亲缝制的粗布书包，脚穿老棉鞋扑扑踏踏向文庙里走去。
教室里的讲台上，张先生已点着一盏罩子灯，坐在椅子上备课。同学们来齐后，他便开始领读：“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浓重的地方口音，传递着文明开蒙的曙光。
由于起得太早，大部分学生没吃早饭，趁张先生不注意，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火炉边暖腰里烤黄的干馍，不时偷偷啃一口。教室里除了朗朗书声，就是“嘎嘣嘎嘣”的声音。讲台上的张先生威严地扫一眼，“嘎嘣”声戛然而止。目光甫一收回，声音又此起彼伏。下课后，张先生站在讲台上，语气温和地说，上课时啃干馍，是对古代圣贤的不尊重，还影响别人听课，是不允许的。他就那样清淡地一说，许多同学却瞬间羞红了脸。从此，课堂上再没有“嘎嘣嘎嘣”的声音。
沟南有句俗语：“闺女要见婆，男娃要进学。”闺女长大嫁人，见了婆婆才会懂得人情礼法。再顽劣的男童，进了学校才会变得仁义知礼。沟南人惊喜地发现，自从张先生来到沟南，村里的娃娃见了长辈恭敬问好，言谈举止彬彬有礼。文明像春天的阳光，遍洒在沟南的街巷里。无论多么低矮、破旧的庭院，只要有背着书包的上学娃，就洋溢着一丝生气。
张先生渐渐融入了沟南的生活。放学后，他会在沟南的巷子里转转，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在哪个院子，并被热情地邀请进去，用粗瓷大碗喝大叶茶，聊聊家常和庄稼收成。沟南人把他当成村里的一员，路上碰见，相熟的、不相熟的都亲热地打招呼。
张先生的一日三餐由村里统一安排派饭。一块榆木制的小木牌，正面用毛笔写了“派饭”二字，在同学们中间轮流转。牌子传到谁手里，谁家就该管先生饭了。往往还有几天，有同学就早早回去告诉家里：“快轮到咱家管饭了！”做母亲的便会紧接着追问一句：“哪天？”然后，推掉所有的活计，像过节一样算着这天到来。
家境好的人家，会上集割一斤肉，包饺子给先生吃。还会准备四个盘子：五香牛肉、炒豆腐、油炸花生米、过油肉，外加一壶温得热热的酒。放学后，张先生会随着派饭的学生走入他的庭院，坐在小方桌前，在男主人的频频劝请下，小酌几杯。间或还会说说孩子的情况，孩子此时往往臊红了脸，像猫一样躲在角落里。家境一般的人家，也会割一块豆腐，做香喷喷的臊子面招待先生。
榆木牌子终于传到磊子家的三儿手中，这对他们这样的人家是一次待遇上的平等。他兴冲冲告诉母亲，沉浸在兴奋的期待中，上学放学都是蹦蹦跳跳。他终于能在放学路上，在同学们目光的注视下，自豪地把先生领回家了。有好几个同学，下课后已经愿意和他一起玩儿了。他感觉扬眉吐气，走路腰板也挺得直直的。
那天终于盼到了。最后一节课，三儿激动得心口砰砰直跳，他想象着放学路上走在先生身边的情景。下课铃刚响，他慌忙把课本塞进书包向张先生跑去。教室外，先生弹着满手的粉笔末，难为情地说，今天家里来人，就不去他家吃饭了。三儿傻傻地扭头望去，院子里的老榆树下，一个盘着麻花头、打扮土气的妇女，正领着一儿一女站在那里，两个孩子眼光怯怯地望向这里。
三儿回家时，母亲已在小方桌上扣了四盘菜，等着先生进门，屋里屋外飘荡着香气。想起母亲把一颗颗鸡蛋攒起来，上集叫卖才换回这些酒菜，他的泪在眼眶里打转。“给他送去吧。”母亲轻轻说，“先生是怕给咱家添麻烦。”
当他把母亲做的各种菜肴、一大盘包子放在张先生面前时，先生一家正啃着家里带来的凉馍。师母忙站起来，搓着手说，两个孩子得了一种急性传染病——猩红热，山里缺医少药，就带着孩子们来找他们的父亲了。“真是麻烦你们了！”师母对他说话时口气那样的谦恭、温和，并塞给他几个又大又甜的柿饼。他感到局促不安，又隐隐有一丝兴奋。
此后一段日子，文庙里的老榆树下，总会放着一只竹篮，后来，竹篮总是变换着。直到盘着麻花头的师母，带着病愈的两人孩子离去。
秋风落，春草长。十字街口的沟南人掰着指头算来，张先生已在文庙里住了三十年。连三儿的孙子，也背起书包进了文庙。他整整教了祖孙三代沟南人。
沟南人记得，有一段时期，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教室里一个学生都没有，先生也每天在文庙里转悠，未曾离去。几年后，高考制度恢复，文庙里又响起了清脆的铃声。朗朗书声，伴随着一个个沟南娃考入初中、高中、大学，走向外面的世界。沟南人又恢复了在文庙祭奠的传统，谁家娃考上，都要隆重地、虔诚地祭奠一番。
一个黄叶漫天的秋日，两鬓苍白的张先生从文庙里退休，回南山里和家人团聚。先生笃实敬业、向善守诚，用三十余年光阴，在文庙的油灯下书写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育人传奇。
当他走下陡长的白杨坡，回头望一眼文庙时，发现沟沿上密密麻麻站满了沟南的老老少少。
他的眼睛模糊了，没有看清都是谁。
崔海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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