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大师
☐马同儒
“国学大师”称号，更多的应该是个伪命题。凡读书人通读经史子集，包括诸如诗词歌赋的要义，以及天文、地理等，对于一生与书本打交道者来说，遇上博闻强记者，或许能够做得到。通读了的结果，能从博学中形成新的理论学说不易，更多做些传承和授教工作，身上光圈不多，但对社会有积极贡献；最多还是人们常说的“百事通”，即侃家，这类人亦不少，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没有一门可以拿出手的。其实，说起做学问，最多是能够饮“一瓢水”足矣，谁也难以逾越“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的古训。
人的一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做完，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一件事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把每一时期内的事做好就是赢家。对此，做学问尤其是翻古籍的事，在量化的前提下，关键是能选一个突破口有所作为。中国文化，尤其核心内容，比如十三经，历代该被注、义、传、疏的都差不多了，若要出新意，关键在择某一领域，具体说在某一项上有所建树就算是文人了，而那些“大而全”虽阔，不可图，“空而悬”虽明，不可揽，即便做到了训估、考据和注疏，但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即没有经过研究出来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亦不能说成是国学大师。古时候的学问家，一生就是一本书，就为这一本书而费尽周折，消耗了精神。中国的文祖孔子著了多少书？主要还是收集整理了《诗》三百篇，至于那个《论语》，还是门徒和后人收集整理出来的；司马迁就那么一本《史记》，李时珍就那么一本《本草纲目》。一本能够流传下来，就是赢家，就是对人类的贡献。中国历史上只有一本书的人可谓群星璀璨，辉映着灿烂的中华文化长廊。
言与此，再说“国学大师”，它的定义不是概而全，全而精，精而博，世上没有这么好的事，全被一人赶上了。“国学”，顾名思义就是一国之传统文化；“大师”，就像国家评出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一样，无非指在某一学科，学问深厚，思想前卫，成果显著而已，并非无所不能，就像开医院，内外科、小儿科、妇产科，以及耳鼻喉科等均能行，可以包治百病。事实胜于雄辩，实实在在地说，像目前还谈不上什么饱学，刚刚拣起书本没几天，还需扑下身子如饥似渴地学，不可动不动搞个什么“集大成”的垒台，吆喝着若干人摇旗晃动，没见坐冷板凳作了多少“素书”，还听闻有的正文三页半，却先看到满满一页纸的头衔介绍，把能揽到的头衔尽量揽到自己所有，那管旁边坐的就是真命先生呢，恨不得把吃了几天小灶的经历都写上，但毕竟正文与介绍比例不对，据说不得不忍心割爱删去了多少个而悲天呛地，只为担心世人不懂风情，故如此耳。仿佛只有这样，方显“大师”的风度和派头。营造氛围也不是这个营造的法子，历朝历代也没有留传下来这个记载，就是时下没有这个规定和说法，如果硬要拿出一把扇子而遮遮掩掩，那是一个道走到黑没有前途。从理上讲，说小是态度问题，说大是道德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不端的腐败行为。学问就像自然风景一样，评比什么样的等级，它应该有个要素参照标准，什么是好东西人见人爱，亦是个不是标准的标准。对此，应当守住“居丰行俭，在富能贫”的做法，逢人少讲些享受什么级别待遇的荣耀，享待遇与拥有成果多少成为对等关系方可称为正位；多讲些锦囊里装有多少妙言的实力，这才是与人才称号相配和所需要的硬核。好好弄出一本书来传世，让后人去评或“专家”，或“学者”，或“大师”的好一些。总之，德要配位，不然不祥。
大师的修行应当是这样的，盘藤虽苍，亦羡新苗；横水虽壮，亦慕泉溪；山顶虽高，亦俯山根。大师的胸怀应当是这样的，居此高而彼亦有高，手握妙笔而另有墨饱，护于犊子而其亦有信徒。大师的行为应当是这样的，莫赖扫尘依风，它处亦有敝帚；莫结百丈冰块，春天自有风吹；莫顾自家园子，天外还有四海。如果有大师，应该具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性格，像山一样的厚重，临风时像山崖上的一棵松树，自持、固守是遵循的品德；像水一样的坚韧，流淌时像草丛中的一棵幽兰，孤独、芬芳是自然的品质。如果有大师，应该具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胸怀，像水一样温柔，上升时像旋风中的一朵云彩，聚集、快乐、是天空的知遇；像泉一样的习惯，倾泻时像老者的脾气，包容、海涵是尊贵的形象。如果有大师，不是写了多少文，而是没有误导人，他应该是一种风范；如果有大师，他是渡了多少人，还是化了多少事，他应该是让后世敬仰的模样。
故如果有大师，他应该是内观的透明，是一盏不灭的油灯，是照亮黑暗里的光明；如果有大师，他应该是外围的火苗，是一束点燃的希望，是撒向人群中的温暖。总之，如果有大师，他应该像孔子，像司马迁，像曹雪芹，像谦虚一样，像包容一样，像使命一样。
凡言国学之学力，专家多，学者有，大师稀、大师少。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管就位于何处，区别就在于所涉及的领域宽广和范围的大小而已，而最终获得崇高荣誉的范围和多寡，完全取决于到底能拿出手的东西多少所决定。
相关文章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