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老师
于老师，学名于旺兴；他是我们村第二任公派住村教师。
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他接替跛子李大先生做了校长。彼时里，村小在我家前街，刚由村东河涯头颓废的庙堂里搬来。
于老师并不出众，长方脸，“少白头”，中等偏上的个子，鼻梁突出，右眼有点斜视，常年一身上黑下蓝或者下黑上蓝中山装，倒是胡子刮得锃亮，其时他也不过30余岁。他有个大儿子随他跟校念过一段书，我们同班，大概都7岁。于老师有两个儿子（经年之后，才听说于老师又添了一位小女），大儿子叫“大生”，长得有点黑，二儿子叫“二白”，皮肤白皙。我至今都想不通，于老师恁么有学问的一个人（彼时里他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为何单单就给两个儿子取了这么两个俗气的名讳？！
于老师二儿子来过我们村小几次，比他大生哥还高，比他大生哥白胖，吃饭爱“挑食”，样子却不如他大生哥“敦厚”。
大生个矮敦实，但他不是好性子。他随父亲吃住，但小孩子的玩性却控制不了，常饭前饭后避过父亲的眼视后街玩耍。大生身有蛮力，一不高兴就打架，我们打架多是他赢。后来我觑出了“窍门”，“借力打力”，从此大生“狗啃泥”不少。但他从不求饶，也不服输，也不告状给父亲。
于老师很偏袒他儿子，我也常因此课余间受到他格外的“照顾”。但这时他儿子大生却站起来为我“抱打不平”。
学校早、午、晚放学，都是整队唱着歌，然后分开年级走的，我基本总是排头。有一次放晚学，我不知是记挂着我饲养的小兔，抑或是肚子饿了，还没等到下校崖（土语ai，即台坡；黄河滩区房舍修建在隆起土台子上，称为“房台”）头,撒腿就跑，被于老师赶前几步撵上，一把薅住耳朵，疼得我嚎啕大哭。那天有孩子告知我的母亲，回家母亲问我原因，我不说，同桌的堂哥说了，母亲护犊心切，马上立在圈旁的台面上，冲着学校“吼”了好久。过后想来，母亲的“吼”也不过是一种宣泄，那年月父亲外地工作常不在家，母亲极为要强，她是生怕家人被别人瞧不起，担心自家的孩子受欺负。自然，母亲吼完，又是一番对我的“修理”。
我们小学有一溜大北屋，青砖黛瓦；几年后又新建了一排南屋，白墙赭顶。但一直没有院墙。靠近第一排校舍东首偏南，有间不大的低矮的青砖瓦房，门口朝西，那是住校校长的灶房。透过灶房门口向西望去，校舍前是一排整齐的桐树，宽宽大大的叶子，衬托出校园的宽阔和深邃。经年之后，我再一次回眸，伫立我烧过锅底的早已颓废的灶房门口，我儿时眼中开阔的母校，已彰显得尤为狭仄。
彼时里，我们很多学生，都给校长烧过锅底。一把把碎柴，一个不大的木制风箱，咕咕哒哒，引火后浓烟把滚。大概柴草受潮，亦或是学生们“活儿”不精。
我记得于老师在铁锅里团过菜团（树叶或者菜叶和上地瓜高粱面子），呼（土语，即贴的意思）过大黑饼子（当时瞧不出什么面粉），基本没看到过于老师炒过啥菜。有一次我一边烧火续柴一边问校长，饼子和饭菜一块煮了吧，这样省事（我母亲有时候就一块煮）。于老师瞪我一眼，低声说：“烧你火，别多事。”我感到委屈，想了好几天，终于还是在一天吃中饭的时候说给了我母亲，母亲慢慢停住了夹饭的筷子，瞅了我半天说：“真的吗？”
我不懂母亲问我这句话的原因，但不久之后，母亲常常在菜地拔些菜来，指派我给于老师送去。有一次，于老师喊住我，说：“告诉你母亲，不要再给我送了，你家也不好过。”我回转身来，瞥见一向不拘言笑的于老师，眼睛潮湿。
其时，我村小学，就于老师一个公派，还有其他一男一女教师都是民办，本村选配的。他们似乎都很惧校长，于老师在校，他们无论备课或者教学，都很紧凑；于老师外出开会或临时有事离校，他们都说说笑笑，很是放松。我读四年级那年，校舍由后排搬入校园前排东首的教室，出教室三五步，就是崖头下的大湾（我们叫坑）。四年级班主任，我记得姓李，上他的课程，颇感轻松，上课随意小声讲话，也可以走动。一天自习课上，李老师和我摊开棋盘，厮杀军旗。恰被遽然踏门巡查的于校长堵住，慌乱中李老师脸色煞白，连忙拿我的破布书包遮挡住。
1976年秋季，我们班级升初中考试（升学制度已经由原来的大队和学校双重“推荐”，改为考试成绩录取），我们毕业班18个学生，16人被公社办联中（联中离我们村2里半地）录取，升学率、录取率均列全学区榜首。大队部为老师们举办庆祝联欢会，2位民办教师欢呼雀跃，唯有于老师一人独坐一隅。在我们毕业离校的班会上，他数度哽咽。考上学的家长们，给他送来了大枣、石榴、蔬菜、花生、向日葵、鸡蛋，于老师挨个弯腰鞠躬。日后，他把这些东西如数送交村中的代销点上，全部给学生们换成了学习用具。
我读书的村小教室后面，是并不宽绰的台基，台坡离房舍约有2米宽，台坡斜长约10数米，坡度大约45度角。 期初台沿台坡栽满了紫穗槐，紫穗槐叶片扁长椭圆状对称排列，枝条一人高余，可编框织篮，叶片捏揉有股臭味。值此第二春，于老师发动学生自家中带来铁锨、水桶，划方刨坑又添种上了刺槐。紫穗槐为簇生，刺槐为独株，两者高低搭配，错落有致。春夏里，紫穗槐葳蕤茂盛，刺槐花开如棉絮，很远闻之即有丝缕清香。我们同学常在季节里攀树或用长杆勾槐花，拿回家去让母亲擦糊糊、烙咸食。彼时里，很多人家家长，都让上学的孩子不忘给于老师带一点吃。
于老师作为一校之长，还兼任着三年级到五年级的语文、数学两门课程的教学。学生们偶尔也学唱几首歌曲，比如“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是革命事业接班人”，还经常上几节劳动课。差不多每年冬天，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师生一起动手和泥“脱坯”，晾晒干后，用来堵窗户御寒，也制作土坯炉，供大雪天生火取暖。我常常偷家里的大蒜，拿到学校火炉煨烤着吃，咬一口绵甜。一段时期内，全学区盛行“白卷英雄” ，“学雷锋做好事”，有很多人并不看好教学，学生课程不上，大白天结群成伙为五保户抬水、扫院，为生产队牛羊刈草，猪圈挖土垫栏。于老师看在眼里，常常摇头叹息又阻止不住。但不久他就想了个法子，规定三年级以上自带煤灯晚上到校补习。这一招，却引发了学生们的兴趣，我们兴高采烈自制灯具，制作的煤油灯五花八门：有用钢笔水瓶子的，有用胡萝卜的，有用胶泥捏制成的。至于我的灯，是二哥用铁皮围成的，倒上煤油，一头扯出芯子做灯捻，燃之忽忽悠悠冒黑烟，第二天睡醒口里鼻里满是黑灰。
于校长的家，距我们村有10余里地，来校回家都是走着，那时不懂他为何不买辆自行车。有一年春天家里养蓖麻蚕，我随母亲起更到村西湾沿劈蓖麻子叶，朦胧的乡道上突然冒出黑乎乎蠕动的一条黑影，吓得我和母亲停手禁声，等那团黑影过去，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人。母亲小声对我说:“孩子别怕，那是于旺兴老师。”于老师大概是自家里拿东西，起早摸黑回返学校。
自此之后，我就格外注意于老师的动向。发现他一星期之内至少回家2至3次，且每一次差不多都是傍晚我们学生放学，他安顿好儿子大生吃过完饭后，并找好夜间作伴同学，才拎起包包急匆匆步行回家（我也曾多次作为大生的夜宿伴侣），翌日天不放明，于老师就准时返回学校。母亲后来说，于老师家里有个痨病多年的婆子。
小学毕业后，我顺利地考上了董桥联中，从此开始外出求学，一直到20里外的齐河四中，到几百里外的泰安学校，直至毕业国家分配小城参加了工作，直至结婚生子，有了房子有了家庭。
我离开那所村小之后，尤其是工作之后 ，几乎再也（记不清了）没有见到过于旺兴老师，慢慢地，于老师的身影和与他有关的印记，也变得斑斓不清，日子一久，便很快淡出了我的视线。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有一天，于老师“突兀”“拜访”了我小城中的家。走进大门，望见于老师满脸腆着笑，容颜却已大变，似“孔乙己”的再版。而此时我对他往昔的惧怕，也一刹那荡然无存。随行来的，还有他的小女，个头比她父亲还高，高挑的身材，挽着发髻，细腰长腿，皮肤白皙。
于老师照面就说：“你变了啊，读小学时候，你可是干瘦干瘦头发蜡黄的呀！”我未置可否，热情接待。但彼此的生分显而易见。原来那年小女招到县棉纺厂做工，工厂离家太远，于老师说女儿初来乍到，啥也不懂，想来思去，城里就我比较熟悉且可靠，让我帮衬帮衬，照顾照顾。
那天吃饭刚一撂筷，于老师双手作个揖，口中打着哈哈，匆匆忙忙带着女儿走了。我开始还想着于老师的交代，但过了些日子之后，便忘没影了。我既没到厂里找过他女儿一次，于老师的女儿从此也没再来过我的家，直至棉纺厂解体。
第二次于老师蓦然来家（也是最后一次），与第一次来相隔了5年。这次来师生见面都很尴尬。我的尴尬是于老师迈进门槛就急急火火塞给我100块钱，说是我们都是亲戚了，帮个忙吧，想法把他的大孙子我的大外甥户口弄成非农业（当时我一脸懵怔，后来得知，我老家的一个近支堂妹，嫁给了于旺兴老师的大儿子于大生。于老师的二儿子于二白，顶替了父亲的班。）；于老师的尴尬是我推拒着不接这个钱。我诺诺说着钱我不能收，我也没这个本事。他塞我拒，我拒他塞，就这样僵持了起来，最终，于老师收起钱，口袋一掖，满脸羞愧和失望的掉头走了，尽管我追出巷道去拽他拉他回来，于老师始终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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