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风云录
五代十国是个魔性的时代，它没有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荡气回肠，也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逐鹿的跌宕起伏，如同任何一个乱世，在叛变、夺位的政权更迭下，一个个王朝粉墨登场又匆匆落幕。好在，这也是一个短命的乱世，短短五十年后，北宋便以统一的姿态强势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硝烟虽然散尽，那些关于五代十国的传说却依然在历史深处回响，比如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石敬瑭。自古，留名于史有两种，一是千古流芳，一是遗臭万年。毫无疑问，石敬瑭属于后者。
公元936年，依然是藩镇割据、小国林立的乱世风云。大争之世，城头变换个大王旗不新鲜。这一年，身为后唐保义、宣武、天雄、河阳、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以“割地”“称臣”“称儿”的代价得到契丹的支持，登基为帝，史称后晋。在群雄混战的五代十国，石敬瑭之所以能出圈，是因为他的底线。不，对石敬瑭说“底线”二字，好像是对底线的不尊重。他恬不知耻地向年少他十一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称儿臣，从此，历史上有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新名词“儿皇帝”。这不是底线，最多是脸皮太厚，最无底线的是他张嘴就把幽云十六州许诺给了契丹，且很守信用。
古有云“重诺守信，人必近之；狡诈欺蒙，人必远之。”重诺守信之人，历来被中国人所推崇。季布一诺、季札挂剑无不是千古美谈。相反，春秋时期的晋惠公因为不守诺言，不讲信用而被唾弃。话说晋国公子夷吾为回晋国做国君，许诺秦穆公说:“如果得以回国，愿将晋国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同时，他送信给晋国大臣里克说:“果真能立为君，愿将汾阳的城邑封给您。”对河西之地渴慕许久的秦穆公甚是愉快地派兵送夷吾回到了晋国。结果，穿上晋惠公马甲的公子夷吾背弃了诺言，他大言不惭地对秦穆公说:“当初我把河西许诺给您，今有幸回国继位。大臣们说，土地是先君的土地，我不能擅自将土地许给秦国。”当然，他也没有把汾阳城邑封给里克，反而夺了他的权力。
与晋惠公相比，石敬瑭却是个特别“守信”之人。当初被后唐大军围困，他修书向契丹耶律德光求救之时，慷慨许诺割让幽云十六州、每年贡帛三十万匹、以儿国自称。他的手下大将，未来后汉的建立者刘知远认为条件太过屈辱劝谏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果然是有远见的刘知远啊。可惜，一心做着皇帝梦的石敬瑭根本不听。听的是早有觊觎中原之心的耶律德光，史书称其“大喜过望”。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于是，他爽快地答应，秋高马肥之时就倾国赴援。不久，耶律德光亲率五万骑军长驱直入，直抵太原。石敬瑭出门拜见比自己年轻十余岁的耶律德光，“论父子之义”，“恨相见之晚”。几个月后，后唐土崩瓦解，耶律德光亲立石敬瑭为帝。对自己这位“父亲”感激涕零的石敬瑭也立即兑现诺言，向契丹奉上幽云十六州的地图、户籍，彻底把它们割让给了契丹。
这十六州，连绵分布在长城南侧。其中，莫、瀛两州更是深入到河北平原的腹地。众所周知，长城，历来都是中原王朝阻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南下的重要屏障，十六州划出去，整个华北平原，基本处于无险可守的境地，只要愿意，契丹骑兵随时可以长驱深入，直捣中原腹地。终其后汉、后周、北宋、南宋，无数人都为收回幽云十六州而努力。后周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北宋太祖赵匡胤设置“封桩库”，欲采用赎买政策收回十六州，可惜计划随着他的去世而被搁浅。宋太宗两次发动战争，却均以失败告终，徒留杨家将老令公撞死在李陵碑前的悲壮和“七郎八虎闯幽州”的惨烈回荡在童年听评书的每个黄昏。直到两百多年后的大明朝，朱元璋灭了元朝，将元顺帝赶回草原深处干回他放牧的老本行，幽云十六州才被收归中原。
被钉在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石敬瑭，不冤。
史书记载，石敬瑭一生都对辽太宗耶律德光百依百顺，毕恭毕敬。每次书信皆用表，以此表示君臣有别，称辽太宗为“父皇帝”，自称“臣”，为“儿皇帝”。每当契丹使臣至，他都跪拜受诏敕。除了每年按时按期供奉三十万布帛，每逢吉日庆典之时，吉凶庆吊之事，他更是不遗余力的慷慨解囊，赠送珍玩器物，一致当时后晋为契丹运送礼物的车队相继以道，络绎不绝，成为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公元942年，吐谷浑强盛一时，不断秀肌肉，威胁到了契丹的安全。于是，契丹主子很生气，派遣使者前来问责，结果石敬瑭忧郁成疾，一命呜呼，结束了他受尽屈辱的一生，时年五十一岁。真可谓“成也契丹，死也契丹。”
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灵柩前继位，成为后晋的第二任皇帝。石重贵倒是比他爹有骨气，甫一继位，就不顾国力差距，力排众议，上表契丹“仅称孙不称臣”，随后又多次挑衅，两次大败契丹。这锐不可当的架势，永不服软的态度，总算替他爹挽回了点颜面，且大有一雪前耻之势。
可惜！可惜作为皇二代的石重贵与大多数的二世祖一样，长在富贵之中，籍已成之业，身不知稼穑之劳，耳不闻鼓鼙之声，驰骋遨游，沉迷畋猎，宴饮无度，醉生梦死。加之国内天灾不断，藩镇拥兵自重，契丹连年寇边，朝廷只能重增赋敛、括率民财以充军费，人民不胜其负。石重贵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他排挤重臣，重用外戚，宠信小人，听信谗言，致使朝政益坏，国力亏空。俗话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短短几年，他便离心离德，失掉了民心、军心和人心。
公元946年，在各方野心家的煽动下，他下诏北伐，就此走上亡国之路。主帅杜重威心怀异心，消极避战，最后阵前降敌。紧随其后，后晋的将军、大臣们纷纷投降，积极踊跃的生怕落后于人。眼见大势已去，石重贵无奈打开了宫门和城门，上表请降。《资治通鉴》载：“帝脱黄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随后，他和太后被迁往开封府，他随身携带的内府金珠被迫交出；他想从内库取数段帛，被告知这已经不是他的东西；他向自己原来的旧臣求酒，被拒；他想召见从前的宠臣相见，不往。史书说他“惆怅久之”。想来，国破之耻，偷生之辱，遭遇之悲，人情之凉，让他真真切切体味到了何谓亡国之痛。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不久之后，同样遭遇亡国之痛的南唐后主李煜，他笔下的诗词何以如此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戚戚了。
与石重贵的落魄潦倒相反，辽太宗耶律德光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他人还未到御赐手诏先至，他以绝对胜利者的姿态对石重贵说：“孙子，不用担心，我一定会给你个吃饭的地方。”史书载：“帝心稍安，上表谢恩。”史书还载：“公元947年正月，百官易素服纱帽迎契丹主，伏路侧请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驻马高阜，命起，改服，抚慰之。”随后，鲜衣怒马走进后晋都城的耶律德光登上城楼广而告之地说：“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不奇怪他何以与石敬瑭相见恨晚，因为，他们一样的无耻。史书又载：“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诏书赐后晋之藩镇。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奔驰而至，多么富有画面感的文字啊。
最终，石重贵被耶律德光封为“负义侯”，流放至渤海国故地黄龙府。公元974年，石重贵病逝。
煌煌青史，巍巍皇权，回望后晋，传不过两帝，时不过十年，却是生的窝囊，死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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