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玛花开映山红
沐浴着新中国初升的民主政治阳光，感受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温暖，彩云之南百川欢歌，千山沸腾，一派欣欣向荣。1951年5月12日，全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成立，一位23岁名叫李桂英的彝族姑娘当选为副县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彝族女副县长。
彝族历史悠久，是云南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十月太阳历文化。彝族百姓能歌善舞，每到火把节，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隆重集会，尽情地唱歌，欢快地舞蹈。川滇高原彝族的族花索玛花（又名杜鹃花），彝族群众称之为希望之花、幸福之花。
彝家女李桂英出生在滇中峨山的一个彝族山寨——富良棚。从富良棚出发，她一路走来，英姿飒爽，奋发有为。她从事过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参加过革命武装起义和剿灭残匪的战斗，当选为首任峨山彝族自治县副县长，继而临危受命，任中共云南省委大凉山分工委民族工作队队长、凉山西古溪工作队队长等职。她是云南省第二、五、六、七、八、九届人大代表，第一、二、三、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是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1年12月以后，她历任云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任，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切身感受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生生不息的脉搏。
年事已高的李桂英老人而今向笔者回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云南省首先在峨山进行试点，当时隆重地召开了峨山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那天艳阳高照，老百姓就在灿烂的阳光下选举自己喜欢的领头雁。那时是用票选，就是用很粗糙的那种油印纸票来选举。经过层层选举，张自先当选为县长，我被选为副县长，被选为副县长的还有一个哈尼族和一个党外人士。会议场面十分热闹，群众像过节一样高兴。”
老人的话语中流露出感恩情结：“如果不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像我们这样的少数民族被推选为地方领导干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旧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政治制度复杂，老百姓的民主政治权利根本无从谈起。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结束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没有地位没有权利的历史，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民族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愿望。”
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话题，后来李桂英在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这样说：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人人都一窝蜂地当家作主，这也不现实，而是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统一行权谋事，进行立法、监督、讨论决定重大事项、选举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民主选举人大代表，其实是一种权力委托，是人民把本应由自己行使的当家作主国家权力，委托给自己选出的代表。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主体的人大代表，他们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和地方的大事，从而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亲历盛会
1954年8月12日，云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45名全国人大代表，李桂英名列其中。接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通知时，身处凉山西古溪的工作队队长、党组副书记李桂英正在主持一个会议。时间的流水难以泯灭深刻的记忆，老人清楚地记得：“那是个上午的时候，天高气爽，阳光灿烂。我接到通知时喜出望外，后来才知道，我是作为优秀基层少数民族干部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据李桂英回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的9月15日上午9点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1141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精神饱满走上主席台时，大家全部起身欢快鼓掌，整个会场一下子沸腾了起来。毛主席频频挥手请大家坐下，过了好一会代表们才歇下掌声落座。跟随毛主席一起走上主席台的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大会主席团的同志。
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说：“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
李桂英老人激动地对笔者说：“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我还记得，毛主席讲这段话的时候，举手一挥，一派无往而不胜的气势。”说着，她抬起右手摹仿毛主席挥手的动作，接着又说：“毛主席当时还讲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正在前进，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一定能够达到！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毛主席每讲一段话，会场都热烈鼓掌欢呼，这天是代表们最激动、最难忘、最幸福的日子。”
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此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紧扣民主政治的旋律，闪耀着人民主权的灿烂光芒，辉映在人民共和国的辽阔大地上。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当大会宣布毛泽东全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会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的热潮久久不静，有许多少数民族代表把头上的包巾扯下来尽情地挥舞。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根据毛主席提名，大会经过投票表决，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李桂英老人告诉笔者：“我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亲历者，会议盛况一辈子都忘记不了。这次民主盛会一直开到当月的28日才胜利闭幕。9月28日下午三时五十分，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全部议程进行完毕！这时，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大家热烈鼓掌，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起码持续了五六分钟。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庆贺大会圆满成功。”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们跟毛主席握手的场面也让李桂英难以忘怀。有一天，中央领导人和全体代表在中南海的一块草坪上合影。看见毛主席来了，代表们一轰而上，冲到最前面的就与毛主席握到手了。李桂英也跟毛主席握了手。当时的场面那么大，人那么多，能真正跟主席握手的毕竟是少数。李桂英在人丛中发现，许多代表把手伸过去相握，但大多数并没有握到毛主席的手，是代表与代表在动情地握，他们还以为是跟毛主席握着手了呢。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热血沸腾的场面。
话语间，李桂英老人满脸荣光：“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那次是我跟毛主席第二次握手了，第一次握手是在1951年新年伊始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举行宴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去了，当时我们正在北京参加中央民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与会人员都被请去出席晚宴。宴会上还安排了文艺节目。晚会开始前，6个少数民族代表相约给毛主席敬献写有“各民族大团结”的锦旗，其中就有我！献旗时，毛主席热情地跟我们一一握手。这是我第一次和主席握手，当时我激动得不知跟主席说什么才好，望着主席只会喃喃地说：‘毛主席您好！您好！’”
稍作停歇，老人深有感触地说：“说句心里话，我们对毛主席是真心崇敬、全心热爱，是忠贞不渝的。我们党员干部、人大代表，甚至全国各族人民都听毛主席的话、听从共产党的召唤。为什么呢？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反对剥削和压迫，在斗争中翻身得解放，做了国家的主人。党的阳光暖人心，毛主席恩情比海深。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尽心尽力把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英姿飒爽的岁月
李桂英的童年是在贫困的彝家山寨度过的。她从小就喜欢读书学习，但村寨的学习条件较差，家庭经济困难。尽管如此，她还是以顽强的毅力在村里时断时续地坚持读完了小学，并于1945年7月考入峨山中学。她的中学语文老师王以中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教书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当时的峨山中学校长董治安、教导主任董治健等也是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中共峨山县工委在峨山中学秘密成立。这所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校在进步学生中组织秘密读书会，通过读书的形式传播救国救民的革命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革命战士成长的摇篮。王以中老师常常向李桂英讲解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鼓励她参加秘密读书会，启蒙她树立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1948年11月，李桂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整个人生倾注于为党作贡献为民谋利益的壮丽事业。
1948年11月中旬，滇南地区云南人民反蒋自卫军第二纵队第一支队攻克龙武县城后，与中共滇中地工委和峨山县工委共同研究，决定于11月17日在峨山发动武装起义，解放峨山。
起义前夕，李桂英和一位名叫柏群的女同志受领了一个特殊任务。她们分别在各自的书包里藏一支十响的手枪，混在放学回城的学生中间，通过国民党常备队设在峨山县城门口的封锁线，把枪送进城里，作为起义部队里应外合攻打峨山县城指挥之用。行事机警，园满完成任务，李桂英和柏群受到党组织表扬。起义爆发的前一天夜里，党组织又安排给李桂英、柏群和赵桂馨、张兴惠4位女同志一项任务，让她们接应攻打峨山县城西门的战友。后来，由于国民党增援部队突然开进了峨山县城，共产党地下组织不得不临时改变攻城计划。计划突变，情况危急，上级又命令李桂英和张兴惠火速把情报送到前线。此项任务事关重大，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受领任务后，李桂英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好主意，她将写有情报的纸条缝入衣角，与张兴惠一道轻快急行，再次出色完成任务。部队接到情报后快速转移，粉碎了敌人的围歼阴谋。
通过一次次考验，党组织批准机智勇敢、忠实可靠的李桂英加入滇南地区云南人民反蒋自卫军第二纵队一支队，随后又调她到峨山游击大队工作。李桂英和战友们依靠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部队进行武装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成果，壮大革命力量，峨山县富良棚解放后，组织上安排李桂英留在富良棚山区开展群众工作。在家乡，她和同志们进村入户，访贫问苦，帮助父老乡亲解决困难，深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护。在李桂英的指导下，各村寨建立起民兵联防组织和秘密贫雇农团，发动群众跟当地恶势力作坚决斗争。
1949年上半年，峨山富良棚各村寨相继建立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秘密的贫雇农团也公开化了。李桂英和同志们觉得建立村级人民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一年的4月，他们以富良棚的上下寨、塔冲、乐里冲等村寨为试点，开展村级人民政权建设。首先由贫雇农团提出3名村长候选人，然后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村长。群众用豆子充当选票，参加大会的村民各自领得两粒豆子。会场中间并排坐着3名候选人，每个候选人背后放一个大碗，村民按各自的意愿，把两粒豆子分别投进自己赞成的候选人身后的碗里。投豆结束当众清点，得到豆子最多的当选为村长，较少的为副村长，最少的落选。
在当时农村群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基层民主豆选应运而生，随即在革命根据地普及，推进了村级人民政权建设。
1949年7月15日，中共富良棚中心区区委会正式成立。8月1日，富良棚中心区人民政府成立，李桂英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主席。1951年，国家在9个少数民族聚居县搞民族区域自治试点，试点之一的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成立，彝家女李桂英当选为副县长。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大西南。国民党203师团长蔡光明、三青团团长李凡碧及胡宗南特务团团长刘俊辉等182名残兵败将逃窜到川滇之交的大凉山一带，盘据在瓦岗、岩脚、咪咕等地区为非作歹，搅得人心惶惶。他们还依附彝族奴隶主，拉拢民族头人，蛊惑当地民众，制造民族矛盾，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3年2月24日，刘俊辉唆使瓦岗、岩脚两地的反动头人安八耳和安曲土带领200多名武装人员渡过金沙江，到永善县黄坪街公然抢劫114户人家的财物，烧毁19户民房，打死打伤和抓走8名老百姓，制造了震惊川滇康的黄坪事件。为了平息事端，云南省抽调人员组成视察团访问大凉山，时任峨山彝族自治县副县长的李桂英是视察团成员之一。黄坪事件平息后，李桂英被留了下来，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大凉山分工委民族工作队队长，带领同志们在艰险环境中开展艰苦细致的民族工作。
由于历代统治者在当地推行民族歧视政策，造成民族之间仇怨深重；再加之彝族群众对前来相助的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不了解，而逃窜至此的国民党残匪又借势挑拨离间，造谣生事，致使本来就不太平的凉山更加混乱不堪，险象环生，共产党派到瓦岗部落做群众工作的干部接二连三被谋害。残匪利用凉山的险峻环境和混乱局势负隅顽抗，活动猖獗。身处危难境地，李桂英和工作队的同志们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斗争策略。他们诚心诚意为群众排忧解难，与群众交心谈心，争取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细心的李桂英发现金沙江对岸的彝族百姓常常过江来到民族工作队的驻扎地永善县黄葛树集镇赶街，每逢黄葛树街子天，她和同志们早早来到江边，热情帮助过江赶街的彝族同胞背小猪、提鸡蛋…… 一路上与群众谈笑风生，向他们宣讲党的民族政策，揭穿邪恶者谣言；有时还请他们到工作队喝茶、吃饭，趁机调查了解敌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桂英和同志们的诚实友善慢慢儿赢得了大凉山民众的心，当地老百姓支持工作队开展工作，如实向工作队介绍敌情。
李桂英从当地群众口中了解到凉山腹地的西古溪部落没有残匪驻扎，立即派彝族干部去西古溪做部落首领沙马耶戛的工作，想方设法把他争取过来。工作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几多耐心几番努力，沙马耶戛被感化，愿意配合解放军和工作队消灭逃窜到凉山彝区的国民党残匪。
消除匪患，解放凉山，解放军和工作队必须从永善县黄葛树横渡金沙江深入凉山腹地。但金沙江对岸的许多山头都被国民党残匪和反动头人的武装力量控制，情况十分险恶。沙马耶戛提议说，解放军和工作队只要天亮前悄悄渡过金沙江，以原始森林作掩护，就可以深入到西古溪部落的地盘。占领西古溪部落，就等于把住了凉山彝区的脉搏。他的建议被采纳。
1953年6月初的一天，东方天际刚刚露出鱼肚白，李桂英率工作队配合解放军成功横渡金沙江。在沙马耶戛的带领下，部队迅捷进入原始森林向纵深进发，深夜11时抵达征战目的地——西古溪部落。秘密驻扎下来的解放军和工作队暗地里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凝聚群众力量。按照事先的周密策划和战斗部署，当地彝族群众和进步人士诱敌来袭，早有战备的解放军和工作队一鼓作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匪军以毁灭性打击…… 这次肃清残匪的战斗，为解放凉山全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勤恳履职
1954年10月，李桂英离开大凉山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先后任云南会泽铅锌矿团委书记、宣传部副部长，云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云南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1981年12月31日，云南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增选她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5年8月15日，云南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补选她为人大常委会主任。
1985年到1993年，李桂英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8年间，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修订和批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80多件，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140多个，组织代表专题视察5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40多次。为了切实解决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省人大常委会督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3400多件；为保障和促进云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对50多件重大事项作出决议、决定，任免国家工作人员500多人次。常委会组成人员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把立法和监督工作建立在表达群众意志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就立法而言，《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云南省禁毒条例》《云南省公民信访条例》《云南省民族乡工作条例》以及《云南省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等质量高、效果好，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不仅为云南的禁毒斗争、信访工作、民族工作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也为国家相关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
我国“无毒国”的美誉在保持了30年之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泛滥的国际毒潮冲破防线，过境贩毒引发我国毒品问题死灰复燃。据资料显示，1979年，武警云南边防部队查破了全国第一起携带毒品过境案，到1980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的贩毒案件竟然迅速飙升到900多起。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人民共和国，不得不严肃应对日益严峻的禁毒形势。毗邻我国西南边境的“金三角”，是世界最主要的毒源地，云南禁毒斗争处于风口浪尖。
云南对祸国殃民的毒品问题十分警惕，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桂英的奔走呼吁下，禁毒立法迅速提上议事日程。1989年8月26日，云南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这是我国关于禁毒斗争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为了促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制定禁毒方面的法律，李桂英先后3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就遏制毒患极力建言，她陈述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认为毒品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安定，必须严禁，禁毒必须立法，依法禁毒刻不容缓！李桂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较早提出为禁毒立法的人，她的发言引起了会议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就毒患问题组织委员赴云南德宏、保山、大理、思茅、西双版纳等地视察。视察组走访群众和戒毒所，听取当地政府对毒品问题的汇报，对国际贩毒集团与境内毒贩相勾结的贩毒犯罪案件、吸毒人数激增等严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视察中，有委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对当前毒品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起码比云南晚了三年！”视察组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专题报告。
1990年12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为了使《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相对接，以此形成组合拳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切实消除毒品祸害，李桂英带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的同志多次实地调研，对《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进行反复修改，重新出炉综合治理措施更加有力的《云南省禁毒条例》。1991年5月27日，云南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省禁毒条例》，《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同时废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和《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乃至《云南省禁毒条例》的施行，对深入持久开展禁毒战争，严惩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笔者从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于2022年6月21日上午，在昆明海埂会堂召开的云南省禁毒委员会“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982年以来，云南省先后开展5 轮声势浩大的禁毒人民战争，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31.23万起，缴获毒品451.09吨，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51万名，实现了“打得境外毒品不敢大批入境”的目标。加强制毒物品管控和专案侦办，40年破获制毒物品案件4274起，缴获制毒物品2.26万吨，有效堵截了制毒物品走私出境。毒品问题综合治理稳步推进，健全完善组织领导、清源断流、禁吸戒毒、专项整治、数字禁毒“五大体系”，构建完善云南边疆毒品治理体系新格局，为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注入新动能。对10余个被国家禁毒委挂牌整治的毒品问题突出地区进行重点整治，全部实现“摘帽”。玉溪市被国家禁毒委命名为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持续开展“无毒社区”创建工作，截至2021年，全省创建“无毒村”5217个、“无毒社区”847个。云南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地方特点的禁毒之路，为全国和边疆的繁荣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离休以后，李桂英老人一直坚持阅读报刊、翻看文件、参加会议、走访考察，热切关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治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2012年11月，年过八旬的她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进京出席党的十八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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