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婚事与水
◎陆军
谁是未来的姑夫，我们亲堂兄弟姐妹九个猜测了足有半年之久，难度在于每次媒婆领上门来的不是同一个人，高矮胖瘦、黑白俊丑差异颇大。有伶牙俐齿的，也有吞吞吐吐的；有说话和我们相同的，也有带着兰州口音的……这让我们很为难，不知道支持哪个。尽管之前我们得了来人的糖果，并相互商量表示公开支持他成为姑夫时，又来个新面孔，给的糖果比上一个人还多。我们自认为我们的意见很重要，除了站在院子里，齐声向客房里的媒婆喊“谢谢姑夫的糖果！”外，还有直接给姑姑建议的机会，很多时候这种喊话效果并不好。
每遇这事，姑姑通常不在家，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妈佯装生气对站在院子里的我们说：“不要乱嚷嚷，哪里有你们的姑夫？都到外面玩去，别在这里添乱！”看到我妈一脸怒气，我们只好离开，相约直接找姑姑面荐。
这次来的是个矮子，比我的个头大不了多少，上身长下身短，挺可爱，他给的糖果比前面几位都多，我想这位姑姑能镇得住，她会在家里当家长，说话算数，我们便商量要找姑姑推荐他成为姑夫。
姑姑在隔壁堂叔家和闺蜜咬耳朵，窃窃私语。从门帘的缝隙里，我们看到她板着脸很少说话，只听对方说。她俩的谈话我们在门外根本听不到。我以代表的身份在窗子外面大声地告诉我姑：“这个小矮人可以当我们的姑夫。”话音刚落，屋里的两人都咯咯地笑起来，院子里的众兄弟姐妹也在白花花的阳光里朝我响亮地大笑，我想这样的问话可能有问题，便败下阵来，但这并不能改变矮子在我们心中“准姑夫”的位置。
吃完香喷喷的白面条，他油光满面地跟在媒婆后面出了大门，手里拎着空空的塑料桶，看见我们还聚集在街道上向他张望着，他两只手在身上的衣兜里四处翻找，终于找出了三颗小白兔奶糖，给了我和前面的两个弟弟，我们的努力总算获得了一点回报。他的脸在巨大的笑容里显得不很真实，在秋日午后的阳光里，闪闪发光，像一颗棕色的油面皮球。衣服是刚洗过的，皱褶还很明显。他的脸也是洗过的，但在屋里出了一脸的油汗，此时在阳光里泛着红光，黑里透红，成了赫色。
我们多长时间没有洗脸了，已经很难记清楚，这要看天气，如果下雨的频率高，我们的脸上身上，还有穿的衣服就会干净些，如果十天半月没雨，我们只能保持着和尘土污垢的亲密接触，享受着它们贴近肌肤的保护。有些季节，因为长达几个月不下雨，我们都“灰头土脸”的，连自己的父母都认不出来，此时，母亲会用收集到澄清了的洗菜水给我们洗脸，一股浓浓的青菜味，让我们很难受，清除脸上的污垢并非易事，因为积垢时间太长，它变成了皮肤的一部分。
学校要求每天洗脸洗手，否则，不让进校门。这让我们很不习惯，甚至感到痛苦，觉得上学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洗脸和洗手。母亲有时也很生气，说水这么金贵，哪有洗脸的。说归说，如果想让孩子上学，手脸还得洗。
开学的时候，我们的脸上五颜六色，散发着各种各样的气息。我们学生的手脸干净与否和眼下雨水是否充足有很大的关系。雨量充沛，我们和庄稼一样光鲜明亮且茁壮成长，否则，死气沉沉。这让我们一次次感觉到水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每天清晨，我和弟弟在睡梦中被母亲喊起来，朦胧中抬着水桶到三里外的山沟里去找水。在正常年份，老天会赐给我俩一桶还算浑浊的泉水，这是我们一家五口人一天的零用水，包括洗菜洗脸；如果出现旱情，我俩就不那么幸运，空着水桶的次数越来越多，这怨不得我们，我们去时，泉边上还放着五只空桶和站着像我们一样的学生或家长。上学时间就要到了，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无功而返。第二天早起一刻钟，只是空桶从五只减到三只，结果还是空桶而归，这样的次数多了，不敢进门，我们兄弟俩只好独辟蹊径，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到其他地方看看，运气好一点的话，确实能从沟的上部或下部弄一桶水回去，像取得了好成绩似的，心里也被沉甸甸的水填满。水和阳光成了周围生命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我的记忆里缺太阳的日子并不多，缺水的日子却几乎每年都有。
一场雨水之后，我们兄弟俩无需再早起，可以在父母湿漉漉的身影里多睡一会，他们忙着清洗衣物，顾不得我们。在这样的清晨上学，干净整洁，让人感到精神饱满。田野里的树木像艳妆的新娘，水灵灵的，婀娜多姿又多情。学校的桌椅板凳、全校师生的面容和我们一样焕然一新，朝气蓬勃。
上学归上学，究竟姑夫这顶桂冠落在谁的头上，也是我们隔三差五争论的事。姑姑是村子里第一个女高中生，她找什么样的对象成了全村的焦点。
从姑姑高中毕业回家务农时起，爷爷家清澈见底的水缸一直保持着恒定的深度，即使三个月不下雨，那几缸水足够对付以后的干涸日子。一家养女百家求，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可登门者按俗定要拎三五斤家里最清的水来，这在平常年份，也没什么，但在干旱的日子里，水就显得比油还贵重，来者带来的那桶水也够爷爷一家六口人一天的饮用。爷爷对这件事不满意，不想让人说自己借闺女收敛那么点可怜的水资源。爷爷说解决水的问题还得从长计议，不能在孩子身上打主意。要从根子上解决缺水的问题，还得有一股源头活水，还得把两百公里外的洮河水引来。他深情地说，1958年那项“引洮上山”工程虽然半途而废，但那可能是解决陇中人吃水的唯一途径。如何找到水源，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虽然他从大队支书的位子上退下来，但如何为村民寻找稳定、安全、可靠的水源，仍然是他闲暇时间思考的问题。他把我父亲叫去商量了一下，说在大队部的有关会议结束后，私下里给干部们透了信息，就说我姑姑已经有对象了，有意求婚的暂时不要来啦。
这个信息自然是有效果的，但持续时间不长，没出一个月，媒婆找上门来，想落实一下谁家找媳妇没通过她独自来的。在她的脑海里记录着周围几十个村庄的未婚男女，比包村干部更清楚。每介绍成一桩婚事，她能从中得到好处，如果家里缺水，肯定会有人愿意送两桶过来。
爷爷见媒婆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耐烦地说，我家闺女是高中生，对象至少得高中生吧，有句古话说婚姻要“门当户对”，您介绍的哪一位是高中生？这不明摆着不尊重咱闺女么！此话问得媒婆张口结舌，半天没回过神来。媒婆摆了摆手说，“我看重的是人家的家底厚不厚实，吃水条件好不好！”爷爷坚决地说：“我家姑娘得找个高中生！”
媒婆自知无趣地抬腿出了客房门，院子里的光亮刺得她几近睁不开眼睛，甚至有点头晕眼花，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是快六十岁的人了。院墙边的杏树、梨树和苹果树的枝叶在飒飒叫着，掉落的叶子随风在阶前打旋，媒婆突然觉得霜降之后的阳光已经没有之前的那么劲道了，透着阵阵凉意。街道上除了三五个小孩子跟她讨要糖果外，没有大人，秋收将全村所有的劳动力赶到庄稼地里忙碌去了。她拄着拐棍，躬着腰身走出村子，融进通向山顶的那片忙碌收获的田野里。最后，一闪身消失在白云和山顶的交际处。
对我们来说，有没有水并不重要，每日三餐是父母的事，我们只要把作业做完，把脸和手洗干净，按时上学就可以了。我们关心的是糖果和美食，还有在田野里无人管束地疯玩，但对谁是姑夫的事我们也很上心。
媒婆走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父亲像是比以前忙了很多，多数时间在外乡转悠，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已吃过饭睡觉了。
端午节前一天的中午，父亲从集市上来时嘴里哼唱着曲儿，有一阵没一阵，调子可能也不准，但他哼得极为响亮，在村口被风吹送过来：
“八个湾的洮河八百里长
三回头的波涛白云间唱
俺哥哥踩着羊皮筏 浪尖上走
吼一声尕姑舅哩嗓门门痒
啊 洮河浪花开 洮水花儿香
牛羊花儿开在那洮河儿女的心尖上
儿女的心尖上 心尖上
九十九朵浪花往岸上望
红艳艳的牡丹满串串香
尕妹妹手搭凉棚棚 深情地唱……”
那时，我们已经把新柳枝和鲜嫩的艾条一起编成各种图案，插挂在门窗缝隙里，四合院笼罩在一股浓烈的香气中，我们高兴地闻着艾香四处乱跑。父亲的哼唱声就是此时从村口随风飘来的，我们全村的人都听到了。
父亲背剪着手从我家门前经过时，只瞟了我和弟弟一眼就头也不回地直接去了街道那边的爷爷家，他对这些香气无动于衷。那时爷爷奶奶和三叔、姑姑生活在一起，我们和二叔都独立出来另过了，但遇到大事，爷爷还是要和我父亲商量，因为他在家里排行老大，爷爷和我父亲就像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兄弟，有时亲近有时疏远。
我们跟在他的后面，想知道究竟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竟然让父亲过家门而不入。俩人在客房里经过一番讨论后，沉默了半晌，当姑姑给父亲端来一碗甜醅时，爷爷发话了，说“就这么定了，就他了，我觉得可行！”这样，在没有媒婆的参与下，就把我未来的姑夫人选确定了。这事除了我妈之外没人知道。
村里的人，包括那个媒婆，对姑姑的意中人也有过猜测，但不久她就推算出来了，因为方圆内高中毕业的学生也就那么几个。但我们小孩子却不知道，我们也在猜测。没过几天，一个瘦小精悍，圆脸白晳，和姑姑看起来像一对龙凤胎的男人，在父亲叫张家爸的老人带领下来到姑姑家，说是来和爷爷商量姑姑的终身大事，但只是礼节性在家里转了一圈，吃过午饭就走了，我们一帮小孩拦在街道中间，不让他走。姓张的老人笑呵呵地从衣兜里掏出糖，仔细认真地给我们每人一颗，不多不少，最后多给了我一颗。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们只是静静地嚼着唯一的糖果，心里充满了不快。
第二年的端午节，爷爷家酒气熏天，是给姑姑定亲的日子。姑姑嫁给谁，这个长达一年的谜语，终于在这天向村里村外的人打开了谜底。这个姓张的男子竟然是姑姑的同班同学，我妈说两人有夫妻相，他像父亲的堂弟。
后来我们知道，这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听母亲说，他家有三颗水窖，即使三年大旱，也能挺过去。他和其他求婚的人相比，对我们并不热情，给的糖果非常少，每人只有两颗，我们以沉默表达反对意见，甚至背地里喊他“大个子”，但收效甚微。“大个子”的出现竟然让姑姑也不肯和我们一起玩了。这让我们忐忑不安，却又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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