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出培根铸魂的作品
◎廖令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也正处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大潮当中。无论如何变，我们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以不变应万变。什么是自己的事情？对于个人而言，我以为至少有三：一是强身健体，没有好的身体一切都是虚妄；二是培根铸魂，增强精神力量，增强正气、志气、骨气和底气，坦然应对波云诡谲的外部变化；三是做无愧于心、有益社会的事。这三件事情都很重要，其中，培根铸魂一事最为根本。培根铸魂，增强精气神，对于做好人，做好事，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传统哲学和医学来讲，生命的源头就是精气，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精气足，生命气象自然氤氲。为人处事，也要讲究精神与气概，曾国藩说“一分精神一分事业，十分精神十分事业”“奄奄一息，决难成事”，可见内在的精气神，决定着事务之精进。
作家的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作家的创作就像一棵树的生长，思想是根脉，深扎于泥土，吸取和输送养分；精神是枝干，格局开张，顶天立地；艺文是树叶和果实，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有此三者，堪称“嘉木”。一个作家写出培根铸魂的作品就是一棵树，一群作家写出一批培根铸魂的作品就是一片森林。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森林里，餐风饮露，春华秋实，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就会凝聚成流，汇聚成海。
作家王国猛的散文随笔创作，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培根铸魂的创作，堪称文学的“嘉木”。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明月清风我》《吹尽狂沙》，处处透露出“根”与“魂”的人生意识和强劲力量。我在他的书中，领悟到了一个作家如何写出并写好培根铸魂的作品。
其一，须襟怀正大气象。
艺术评论家陈传席先生认为，“正”就是正派、正规、正气，正即高尚，反映在文艺上即气韵正。反之即邪、怪、低下；“大”就是“大气派、大气势、大大方方”，反之即小巧、小气、纤弱、扭扭捏捏。王国猛的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正”、“大”和“气”。究其根基，是源自国学正典的深厚学问。王国猛是古代文学的硕士，受过系统的古典文化教育，他的学问体系，深耕于经过千百年的淬炼和涤荡的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相连，经史典籍、人文掌故、诸家述论，以及儒学、道学、理学、心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俯首即拾，葳蕤生光。他尊崇传统、扎根传统，阐述政经，议论时风，臧否人物，对谈心境，都是以传统学问为要点和根基。
学问的意思，不仅在学，还在于问。古代圣贤的大学问、大气象，无不来自于学与问，特别是问，是一个学人的胆识与勇气的表现。相较于学，王国猛的文章更重于问，问得光明，问得大方，不仅“问它”，也“问已”，不仅“问物”，也“问心”。王国猛的问，是省觉思辨，思虑本末，论列是非，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之后的“所以兴怀”，是司马迁报任安书时的“略陈固陋”（即自己本来的意见），这都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体现。在《明月清风我》中，王国猛在谈论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就先对自己的现实处境进行坦诚地切问，适宜的人生该置于何处？每当走近这样的思维世界时，他绝不会藐视天地、小觑自然，而总是将自己的位置坐标与天地自然联系起来。我在他的文章中看到最多的，是他如何与“自然”相处，感受山川河流、花草鸟虫、清风明月、白云飞瀑；如何养浩然之气，亲近自然，享受自然，向往自然，追崇陶渊明、王维等古典诗人的无我境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任自然”，痛快淋漓，光芒万丈，“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便是自然、真实而朴素的大境界。
王国猛善于在充沛着天地正气的自然世界之中养自己的浩然之气，这是有渊源的。1988年始王国猛在江西省地质科学研究所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翻山越岭，穿林过涧，纵览风云，勘探大地，与天地和自然结下不解之缘，他说自己“河山满视野，天地入胸怀”。他在《胸怀人生》里写道：“人的胸襟从来就有云泥之别。胸襟大者在天地之间，其次在山河之间；胸襟小者在斗室之间，甚至在方寸之间。”这种兼具天地意识和自然情怀的气势和格局，对于一个人、一篇文章的正大气象，是不可或缺的根与魂。
美学的最高境界“气韵生动”在王国猛的散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他主张“以气驭文”，认为以气驭文方能行稳致远，这是散文创作的心法，何尝不是人生的心法。王国猛说：“现代人的文章，看不出道义主张，表达的大都是前人咀嚼了无数次的剩情残思，只在文字上翻着花样把玩，但因严重缺气，所以文章便如那脱离了松柏的藤条，软软地趴了一地，读来松散无力。气盛则言宜，磅礴壮丽，大有可观；气沮，读来如观无心之树，如赏无果之花。”又说：“韩愈文章为何总给人气势如虹之感？因他一直高擎仁义大旗，大胆为儒家思想张目，始终代表着主流正道。”在王国猛的《明月清风我》《吹尽狂沙》以及《今日方知我是我》《微言大义》《别有根芽》《经略天下——另眼看三国》《吹尽狂沙》等著作中，都能领略到那种气势如虹的气魄，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那些文章都有来自于道义、志向、理想、情怀的正气。
其二，须坚持守正创新。
正如笔墨当随时代，学问也应当随时代，学问只有与时代相互激荡，回答时代的问题，回答现实中人的问题，方能历久弥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守正创新，在王国猛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他擅长创新性的转化运用。并非一味地旁征博引、老调重弹，停留在古人的文藻中不能自拔，他是先打开现实世界的窗户，走进世俗的生活当中，把古代圣贤和传统典籍中的观点或论述，抽丝剥茧，鞭辟入里，阐述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人生境遇，用传统的学问来解剖和探寻现代世界的复杂性。与此同时，他又将现代的经验去验证古代的学问与伦理。我很喜欢这种通过以古鉴今、以今证古的形式与古代圣贤和传统文化对接起来，也只有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切近当下现实世界的省觉和思辨，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更为深刻的理解。
王国猛的文章还有一股新的风气。继余秋雨之后，文化散文一改此前阴柔、低回、轻浅、纤巧之风，更加宏阔、浓郁和沉重。后来又提倡“大散文”，许多作家在史料与文辞的撷取上，无尽地徜徉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当中，却在对人生的扣问、行走的深度，以及生活的质感和痛感上，像一叶舟辑浮于水面，未能像冰川一样深沉于水底，其流弊渐露，那就是穷究典籍，怪僻野轶，贩卖知识，空洞抒情，风格只有扁平的“大”，没有锐利而且深邃的多维向度。王国猛的文章短小精悍，不仅节约写作与阅读的时间，还非常直接有力地拉长另一种时间——思辨的时间、内观的时间。阅读其文章，常常被新颖独到的识见和论述所击中，就像禅宗里的棒喝一样，紧接着就会带着他的问答，走进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什么能够产生如此的牵引力量？那就是真诚，这是王国猛文章的特别之处。《明月清风我》《吹尽狂沙》不仅真诚地说出自己的处境，而且爽利地发出天地之问、古今之问、是非之问、时势之问、人生之问、生命之问，这些问题是从我们当下的真实处境开始的，他对自己的观点见解、好恶长短，不会遮遮掩掩，闪烁其辞，环顾而言它，而是以率真为第一，以讲真话为先声，少有旁枝斜径，装腔作势，也没有太多纤柔委婉和细枝末节，往往能够一语中的，直指根本，酣畅淋漓，仿佛一股真气冲出。这种风格在当今散文随笔的创作中，是一种久违的古典文论之风，也是一种重启的时代文艺新风。
其三，须致力澄明通透。
既是培根铸魂的工作，作家就应该力图使文章澄明通透，光明俊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浩然之气贯通心手，联通读者，打通世界。澄明通透的要害在于文史哲的融会贯通，既有隽秀的辞章，渊博的史识，通达的哲学，又有独到的见识，温雅的情理。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提出“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王国猛以《明月清风我》《吹尽狂沙》《别有根芽》为代表的散文，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在于澄明通透之余的文质彬彬，在于其君子之风，从四处吹来。比如《明月清风我》包含历史典故、哲理、人生感悟，文化生活，文学艺术诸篇，文理情俱备，充满简约隽永的辞章，很多文章也都是条理分明、叙述通畅，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是可以朗声诵读的美文。我们都知道，《史记》是一部雄深雅健的人文巨著，文以载道，旨归立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亦是一部文辞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酣畅淋漓的文学作品。王国猛的文章就比较接近《史记》的风格，但为了在较短的篇幅当中，把事情讲透，把观点摆明，立意高远，见微知著，他另辟蹊径。比如对于史与哲的融合，他并不追求丰富全面的史料，不追求多么深奥的哲学思想，而是采取收敛的方法，综其一事，聚于一议，横向例举，最后以“我”的介入，万物随转，收于一心。我所说王国猛的哲学——如果可以归入哲学范畴的话，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主要是那种实用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从个人身心体悟出来的点滴所得，也就是叶嘉莹先生所说的“兴发感动”，即以超过外物的局限，透过心与物之间的交感或结合，产生一种激励感发的力量。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当今我们谈论哲学，既是奢侈的事情，也容易把人与物，把自己和他人，把现实与未来置于危险的境地，主要也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太多可以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的哲学。经文史哲的融通化用，王国猛的文章也显现出通识的底色和澄明的气质，一如他评价鲁迅的文章那样，“个性飞扬，锋锐无比，暗藏着深厚的底蕴，闪烁着思想的火花。”评价木心的文章那样，“文章留白中的澎湃的热情，理智的思考，还有经久不息的孤独，以及无法言说的快乐。”
作家如何写出并写好培根铸魂的作品？王国猛的文艺创作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襟怀正大气象，坚持守正创新，致力澄明通透，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方能涵养大家气象、民族力量和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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