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先锋小说经典化研究进程中的重大收获 ——评姬志海《比较文学视阈下30年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创作研究》
一、当代先锋小说经典化建设的整体学术背景
对缘起于新文化运动以降的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学术界一直将之分为“民国文学”（1917-1949）和共和国文学（1949年至今）两个阶段，对这两个阶段的价值评判上一直都有甲前乙后的评价惯性。与此对应，大部分学者对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指认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现代文学的前三十年阶段。从 1949 年到现在的共和国文学虽然在时间上两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但却始终被遮蔽于前一阶段的巨大背影后面, 一直陷于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这种当代文学（1949年至今）经典匮乏论的虚无主义观点的长期存在，几乎让当下的文学批评面临失去正面建构文学史的能力。可以说，如何客观、科学地处理包括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命名的问题， 已经日益成为摆在当代文学研究界面前的一个紧迫课题。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先锋小说经典化的研究大体可分为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两个方面。
1.综合研究方面的成果有：薛红云2016年11月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上发表的 《先锋文学经典化与先锋批评的关系——从现代性视野出发》；上海师范大学景柯庆在2021年发表的硕士论文《试论当代“先锋小说”的经典化》；吴义勤在2016年的《长江文艺》19期发表的《当代文学亟需经典化》和在2021年《作品》第2期上发表的《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2.相对于综合研究而言，在先锋小说作家经典化的个案研究方面的成果有：刘江凯在2015年第10期的《文艺研究》上发表的《“经典化”的喧哗与遮蔽： 余华小说创作及其批评》；徐凡在《唐山文学》2019年第2期发表的《余华先锋小说的“经典化”——从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出发》 ；郝敬波在2010年19期的《电影文学》上发表的《从影视
总体看来，国内学界对先锋小说作家的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之交，而 90 年代初期先锋派创作上的转型，使很多研究者错误地认为先锋派已经消亡，停止了对它的研究。对新世纪以来先锋派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且主要集中在单个作品的评论和作家个体的研究。这种现象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自九十年代初期迄今，学界针对大部分先锋小说作家在姿态调整或者创作转型后的重大创作成果所作的研究显得较为零散和单一，这种研究不足是目前先锋小说经典化进程面临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就国外的相关研究来看，在先锋小说作家的经典化生成方面，国外的文学评奖机制，尤其是国际文学大奖，可以视为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文学经典化的极大认可，因为国际社会的经典认同的权威性极为突出。以莫言、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作家因获国际文学奖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知名度，在国内外读者那里获得了更高的可信度。目前，这种国际文学对当代先锋小说作家的认同度和认同范围正在日益扩大，这无疑为国内的先锋小说作家创作的经典化提供巨大的推动力量。以莫言为例，对莫言的阐释和评价不仅来自中国的作家、批评家，同时也来自国际文学界。而国际文学界对莫言的评价甚至会深刻地影响到国内批评界的态度和看法。比如，莫言的有些作品因某种批评和阐释曾使他一度陷于危机之中，但放眼国际文学界，他们对莫言的阐释就多有不同。比如德国汉学家郝穆天把《丰乳肥臀》和圣母玛利亚的哺乳联系起来，他用大量的图片展示圣母玛利亚哺乳的场景，通过西方文化来阐释东方文化，在互证中得出的结论是：“我这次故意用我欧洲宗教背景讲到丰乳肥臀的一个解释，这个巨作无疑的是世界文学。”[陈晓明：《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文学评论》，1991年05期。]
综之，当下学界在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经典化的学术建设进程中，迫切需要对具有着近四十年漫长创作景观的当代先锋小说作家创作进行综合考量、深度研究的重磅学术论著，山东科技大学姬志海老师历时五年之久的《比较文学视阈下30年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创作研究》（1989-2019）正是这样一部嘉惠学林的研究成果。
二、《比较文学视阈下30年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创作研究》（1989-2019）的研究前提和基本学术观点
姬志海老师的新著《比较文学视阈下30年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创作研究》（1989-2019）分上下两册，计360,000字，是应中国著名比较文学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征集，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统一赞助出版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系列的第22、23册。作为向世界汉学研究学者集中展示中国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花木兰文化出版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学术出版工作的著名出版社，近年来其所出版的全部系列学术研究丛书，因为全部被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英国的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会图书馆等购买收藏而享誉出版界。
这部专著的问题意识来源于陈晓明教授在1991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中的一个著名观点和预言式判断。在这篇文章中，陈晓明教授认为：“如果把1989年看成‘先锋派’偃旗息鼓的年份显然过于武断, 但是1989年‘先锋派’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 形式方面探索的势头明显减弱, 故事与古典性意味掩饰不住地从叙事中浮现出来……在那些微妙的变化和自我表白的话语里, 我看到另一种迹象。我发现他们在寻找另一种东西, 一种更深地扎根于生存的现实和本土文化中的动机力量……1989年‘先锋派’以其转向的姿态完成历史定格”。[]这一当时在学界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观点。对于当代先锋小说整体创作的科学分期问题，学术意义不可谓不深远，也正基于此，将1989年前后视为当代先锋小说整体创作转向的开始也遂成为学界普遍认定的权威论断。但是，囿于时间上的局限性，陈晓明先生此文付梓时尚不可能看到先锋小说作家的创作在九十年代以后更为长足的发展嬗变，站在先锋小说创作发展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来重新打量这篇宏文，当年其在本文中提出的许多敏锐、前沿性的观点无疑尚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宽拓深掘的空间——与1989年前后先锋小说发生整体转向的上限时间起点对应的下限时间终点是哪一年？造成先锋小说整体创作上发生嬗变的内在社会、文化原因何在？先锋小说发生嬗变的具体文本表现有哪些？这种嬗变完成以后，先锋小说创作是走向了更加成熟和深刻还是迅速地溃逃、分崩离析、风流云散了？正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姬志海老师才在以陈晓明、王宁、张清华、吴义勤、洪治纲、王干、孟繁华、南帆、赵毅衡、谢有顺等既有学者的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启了自己在此一学术路径上数年来的艰苦探索，旨在以1989-2019年为主要聚焦中心，在追踪三十多年来先锋小说创作的缘起、发展、嬗变和演进的整体脉络基础上，尽力对上面提出的若干问题给出他自己的初步回答。
作为专著研究对象的“当代先锋小说作家”，特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后崛起于新时期文坛上的一个重在进行小说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的新潮小说作家群体，具体而言，这一小说作家群体包括马原、洪峰、莫言、残雪、扎西达娃、格非、苏童、余华、孙甘露、叶兆言、北村、潘军和吕新等十三位作家。该书所研究的小说文本范围，集中聚焦于自1989年上述13位先锋作家发生整体创作嬗变前后直至2019年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彰显鲜明先锋色彩的全部小说作品。
该书在汲取既有先锋小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整体把握与个案解读、历史原则和逻辑原则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该书认为：从1989年前后开始，新时期上述先锋小说作家的整体创作即发生了从叙事美学到语言形式，从题材、主题到人物形象诸方面的全面嬗变。1993年可以视为此一嬗变期结束的大致时间节点。
就先锋小说的叙事美学层面来看，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叙事化”走向“故事化”的过程。转型之前的先锋小说作家惯于以元小说、时空颠倒、意识流、拼贴、蒙太奇、碎片、迷宫、潜对话、重复循环、空间化……等各种各样的叙事策略对文本的“故事本事层”进行不厌其烦的“介入”“挤压”和控制。大大打破了传统小说的追求情节连贯、注重故事完整的“故事化”逻辑，而在转型以后，以莫言、格非、余华、苏童、北村、叶兆言、洪峰、吕新、潘军、扎西达娃包括新世纪以后重新返回文坛的马原等为代表的许多先锋小说作家采用的是在叙事层面上以讲故事的现实主义手法为主，在此整体“故事化”的讲述架构之中将现代派、后现代派先锋叙事手法，中国古典小说优良的叙事传统等有机地融入其中的杂糅型的叙事方法。
就先锋小说的语言形式而言，在转型之前，先锋小说作家对现代白话语言的形式化美学的探索和发掘主要是从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语言观的借镜入手的。其对现代白话语言的形式化美学的探索和发掘顺应了现代白话小说史的发展余绪，虽然在这种探索的路途中，也出现了以孙甘露和北村为代表的个别作家在语言实验上剑走偏锋的过于激进的倾向，但毕竟瑕不掩瑜，整体看来，先锋作家们以其实验性的写作几乎践行了新的语言表达形式的各种可能性,他们大都立足求变求新的创作原则,尝试各种语言美学上的创新途径，大大促进了现代白话小说在语言美学规范上的整体提升。随着1989-1993年先锋小说创作向“现实主义化”的外向型过渡、转型的完成和先锋小说长篇创作上的整体丰收，前期先锋小说在语言形式化方面的实验大都转向了小说（尤其是长篇）双声型叙事话语化的方向上来了，转型后的多数先锋作家，都能通过（长篇）小说文本中各色各样的叙述人之口，以仿格体、讽拟体、叙述体和暗辩体……等多种双声对话的姿态，有力地打破了自“十七年”文学以来在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各种“独白型”小说僵化封闭的“单声部”叙事话语的窠臼限制，从而获得了自身叙事话语的极大成功。
就先锋小说的选材和创作主题来看，在这前后两个时期的延展过渡中，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内省性”到“外向性”的发展流变。多数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登上文坛的先锋小说作家如残雪、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潘军、吕新……等,基本上都倾向于以内省的笔触描摹各自生命深处的存在主义体验。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成为了社会的主导性话语，启蒙的受挫，知识分子价值虚无感的增强，“圈地掠夺”式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等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面对物欲洪流、现实生活的愈加荒诞和苍生民瘼的苦难，在旧有的存在主义“内省”主题而外，先锋小说作家们又大力开掘新历史主义哲学主题、苦难主题、知识分子启蒙光环的日趋袪魅主题、宗教主题、乌托邦主题……等诸种崭新的小说主题领域，并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创作实绩。
就先锋小说的人物塑造方面来看，转型前的许多先锋小说作家在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人物观念的影响下，往往故意将人物进行抽象化（如孙甘露、残雪、北村、格非）、甚至是符号化（如马原、余华）的平面处理，譬如在马原的《拉萨河女神》余华的《世事如烟》中，人物都被消解摒弃了明确的性格特征，沦为一个泛指或抽象的符码。而到了转型以后当他们步入第二阶段的创作时，多数先锋作家一改前期将人物平面化、模糊化、抽象化和符号化的创作范式，转而吸收现实主义塑造人物典型的各种技巧，努力地将笔下的各色人物写的尽量地丰满和圆润。在转型后的先锋小说文本中，不难看到一群群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群像从读者脑海中鲜活饱满地一一列队而过。
三、专著的主要内容和重大学术意义
该著共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的“从模仿到创新：当代先锋小说作家的创作嬗变”共由绪论，第一章新时期先锋小说的生成与发展，第二章先锋小说的叙事研究，第三章先锋小说的语言探骊，第四章先锋小说的主题更迭组成。上篇四章旨在借镜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视阈，从“合”的角度对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及其创作进行分类考察基础上的总体评述。旨在阐明：肇始于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创作，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1989-1993年期间的确经历了一个从创作意识到题材、主题，从人物塑造到叙事、语言美学形式的整体转型过渡。
下编的“九十年代以来主要先锋小说作家的创作考量”同样包括四章。第五章，对“存在”的执着扣问：余华和残雪；第六章，知识分子的“袪魅”和乌托邦的反思：北村与格非；第七章，徜徉在“先锋”和“写实”之间：苏童和叶兆言；第八章，中国白话小说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结晶：莫言。下篇四章从作品创作论的“分”的角度，以残雪、余华、格非、北村、苏童、叶兆言以及莫言等七位作家为研究对象，在综述他们各自前期小说创作的研究基础上，重点对其在1993年以后到新世纪以来的创作进行追踪考量。
在全书的结语中姬志海老师总结道：历经1989-1993年这一过渡期间，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基本上完成了其自身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嬗变更迭，进而使得以1993年为大致分水岭将中国当代的先锋小说创作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论断有了充分的学理支撑——
整体看来，就这两个阶段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先锋小说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是偏重于对外来优秀文学经验进行移植模仿的话，那么进入第二阶段以后，这些先锋小说作家的小说创作则无疑是他们将前期沉淀、积聚的外国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诸多小说美学经验自觉地和民族化积极结合后孕育生产的更加美好的宁馨儿。滥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历了1989-1993年嬗变后延展至今三十多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既是作家置身于其中的时代生活主题的折射和反映，又是“后文革”时期中国特殊国情中长期淤积的情绪“矢量”和思想“潜力”在小说这一特殊文学载体中的双重解放，同时也是组成自上世纪80年代外来先进的文学思潮在中国得以放送传播后对此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观念进行成功解构以来开辟的现代小说自由创作所结出的硕果之一。转型前后的先锋小说创作在自身的模仿与创新、启航与续航的逻辑延展中应视为一个血脉相连、生气灌注、不可随意拆解分割的统一有机体，第二阶段的先锋小说创作与第一阶段的先锋小说创作相比不是像一些评论家们所片面阐释的那样不可挽回地发生了断裂或溃散，而是走向了自身更加廓大的开拓和成熟，在经历了化蛹为蝶的创作调整期之后，不难看到，多数先锋作家仍旧带着不失先锋精神的各自名篇佳制，屡屡冲击着中国乃至世界文坛，转型后的格非、余华、苏童和北村等以各自更加骄人的创作实绩不断获得文坛、评坛的经典指认和持续关注，莫言更是在2012年一举斩获备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对作者针对30年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及其小说创作所下论断的最好注解！
从学术价值上看，《比较文学视阈下30年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创作研究》（1989-2019）的出版，可以对学界目前先锋小说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深化和拓展：该著对以马原、残雪、格非、余华、苏童……等13位当代先锋小说作家从1985年前后延展至今的全部小说作品进行研究。这一范围确立能够有效地弥补学界目前对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先锋小说作家整体创作研究不足的缺憾——如前所述，学界对于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的关注和研究成果，主要还集中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这一时间段，自九十年代初的1993年以后至今，学界对之所作的相关研究虽然也有不少进展但总体而言显得系统性、整体性的相对缺失。从应用价值上看：该著的出版，无疑是对当代先锋小说“经典化”号召的有力呼应，对于确认当代先锋小说价值、更加科学地建构新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众所周知，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迄今, 中国当代文学伴随着时代社会的沧桑演进,逐渐由弱至强, 较之于该学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高度政治化、组织化、重主体认知而轻客观事实而言, 在当下及以后继续建构、完善该学科时有必要提出并强调“实”“论”结合而非此前偏重于仅仅以“论” 取胜的新型编写范式。所谓强调“实”，即是迫切要求研究者们着手针对当代文学70多年来汗牛充栋的作品数量、众多的思潮流派进行经典的甄别遴选工作。这其中，当代先锋文学是绕不开的重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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