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周琪
这是位于县城东关生产队水稻田中一块空地上的三间房子，孤零零的矗立在那儿，周围连一棵像样的大树都没有，有的只是纷乱的茅草丛以及随便堆放的稻草垛。此时是冬天，稻田里覆盖着厚厚的雪，白茫茫一片，远远望云，那三间房子就像个孤独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那里度日如年。
下午放学后，我顺着稍稍隆起的田埂，穿过咯吱咯吱作响的积雪，推开了一扇油漆剥落的木门，一阵黑暗涌了过来，或者说有一双大手猛得把我拽进了黑暗中。他连忙起身迎了过来，喊着我的名字，把我拉到了屋里，就像刚才的黑暗一样不容分说。这三间屋是生产队的仓库，一半堆满了生产工具，靠中间的地方停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机头，然后才是他写作的地方。一张木板床，一大块用砖头支起来横着的木板就是书桌了。难以想像竟然没有电灯，照明的仅仅是一根蜡烛头。他连忙从哪里摸出来一根新的蜡烛点上了。嘴里还说“这几天电线断了，没有来得及找人修”。我抬头果然看到悬着的一个电灯泡，在那里像个道具。灯亮了一点，我才看清“桌子”上堆放了一摞书，以及装订后的十几本稿纸，而且每一本都是厚厚的，显示着不同凡想和威严。最前面的一本书上赫然印着几个金色的大字《资本论》。
我和周琪是在一次文学聚会上认识的。
那是1990年，县城里的“五九”文学沙龙已经活动一年了，在一周年的聚会上，一位陌生的头发稍有卷曲的男青年在那里侃侃而谈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以往的聚会中我们都是谈论文学，最多的是诗歌，一小部分人谈小说。大部分是高中学生，一小部分是社会上的青年，比如这位谈论《资本论》的周琪。他说早就缀学在家，偶尔写点诗歌、散文，主要就是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甚至能把马克思写给燕妮的诗歌整首整首的背诵下来，我们站在一旁都目瞪口呆。那一年我在县职业高中读高二，小时候在生产队会议室的墙上看见过马克思的头像，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资本论》真书。那时生产队有几本《毛泽东选集》，放在墙角的柜子里，却没有《资本论》，我坚信生产队长也没有见过。所以一听说这个书名，让我对面前的周琪肃然起敬。
我已经忘记了当时别的文友有没有对周琪感兴趣，反正那一刻我几乎是热血沸腾，当时就与他建立了联系。他告诉他的祥细地址，并约我改天去参观。那一天，他说自己有一间独立的书房，几乎没有人打扰，完全是他的个人世界。
那时我尚且在外婆家借宿，在中山北路东七巷三号的小院子里，我住着院子前门楼西侧的一间小房子，也算我的书房了，只是每天左右邻居、亲戚朋友人来人往，很难安静下来。我想象着在稻田地中间有一间书房，没有任何人打扰，没有上学的烦恼，想读什么书都没人管，想写到几点就写到几点，累了就到稻田里散步，那岂不是美哉。大概那就是马克思当年写作的环境吧。
彼时，我站在周琪的书房里有点蒙了，这跟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没有要求此刻有位像燕妮一样的少女在一旁伴读，至少得有电灯吧，至少得有几把像样的桌椅板凳吧。然而只有我见到的一切，那堆满稿纸的木板上，还有几张煎饼和一碗看不清楚的黑乎乎的咸菜。
那一天，我们聊了一会，显然没有第一次那么吸引我了。我只稍稍知道一点马克思和燕妮恋爱的小故事，可是对《资本论》一窍不通。他不仅谈到德国的经济，还谈到了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说黄油和面包总会有的，可惜我始终是一头雾水。每当我谈到自己喜欢的诗人，那时候我刚读到了美国意象派诗人宠德的代表作《地铁站》，那诗里的“黑色树枝上的花瓣”的意象绕得我头昏脑胀，他说可以用马克思理论去解释，至于怎么解释的，我却一点也没有听懂。对于一位高二的文学爱好者，那时候我懂的不比现在的一年级小学生多。
周琪不上学，也没有工作，就是天天在“书房”里研究《资本论》，像个苦行僧一样，虽然不明白他到底为了什么，我却从不反对他，还充满着向往，我觉得当年马克思也就是这个样子的吧。所以，我们依然成为了好朋友，他请过我吃了几次饭，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学生，从没有回请过他。第二年，我就去当兵了。当兵的第一年下半年，突然有一天接到了他的一封信，信中夹着一张女孩子的照片，原来他要结婚了。照片上的女孩很漂亮，我觉得要以跟马克思的燕妮有得一比。我把照片传给战友看，都说太好看了。牛逼的周琪，原来还有这一手。竟然靠着马克思的《资本论》找到了一位跟燕妮有一拼的女孩，竟然让几百公里之外的战友们交口称赞，连我都感到很有面子。而对兄弟的结婚大喜，我还从来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究竟是寄钱去还是买礼物寄去呢，这真是个头疼的事。最后，我还是遵从内心的想法，寄去了一套书。那时我的津贴是19元，我用了一个半月的津贴买了一套上下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首页空白处写上“祝周琪兄新婚愉快”几个字，就寄去了。后来因为有了这一次，我还给一位新婚的高中同学寄去了一套屏风摆件，只记得屏风上唐代的美女在迎风而舞。这次最后一次送礼物了，之后都跟别人一样开始随礼了。
若干年后，我对人的婚姻有了一点宿命论，很后悔当初送了周琪这套书，实际上应该送《战争与和平》的。那时候，我已经在县婚姻登记处工作好多年了。
“五九”文学沙龙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早就如一缕尘埃消失的无影无踪，只在我心里留下了几个名字，却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不包括周琪。
1995年我从部队退伍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联系到周琪。那时候我也有了一位“燕妮”，想让两位燕妮认识一下，就像我们当初，他用《资本论》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恍惚间，那一次见面我们没有再谈到《资本论》，也没有谈到文学，他说在村部任职了，做了一个在村里不大不小的村干部，好像过云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资本论》一样，更没有谈到那套《安娜卡列尼娜》。
再后来，听说他做起了生意，我感到一阵心慰，一位研究《资本论》的人，做起生意来，那该是多么的如鱼得水。可惜我还深陷于文学的幻觉中，与人相处始终还仰仗一层文学的皇帝新装，便与他惭行惭远了。
一次，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是周琪让他来找我的。
他是来咨询婚姻上的一些事情，这当然是我的家常便饭，几句话就让他如醍醐灌顶，连声谢谢。因为是周琪的朋友，我送了他一本我最新出版的诗集《人脸识别》。他翻着诗集，抬头说周琪早就离婚了，做生意赔了不少钱，前几年又患了中风，稍稍恢复后，现在深圳一位朋友那里打工，看大门。我一脸愕然，但又迅速平静下来。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不管是中风，还是离婚，这都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事了。我的小区里经常会有几位中年人，在艰难而又努力地挪着碎步，他们都是生活的不规律和压力所致。而至于离婚，那就更不值得提了，现在的离婚数据摆在那儿。我关心的是，那位“燕妮”嫂子现在如何了。他说，没有再婚，帮女儿去带孩子了。我说，原来这样，也许，几年后，他们又会在一起了。我看到周琪的朋友暗暗摇了摇头，我便不再问什么了。
那天送走周琪的朋友后，我把书柜里的一套《安娜卡列尼娜》找了出来，那是我从部队带回来的，已经被我翻毛边了，却显得更加厚重。这一套是已故翻译家草婴的译作，我最喜欢的版本。同样我还喜欢他译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复活》。我想，当初我要是送给周琪一套《战争与和平》或者《复活》会发生什么呢。
也许，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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