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军人的家国情怀
在北京海淀区军休所某栋楼19层的阳台大玻璃窗前，每个黄昏，总站着一个头发银白的老人朝着故乡的方位凝望，夕阳衬托着他凝重的表情，橙色的夕阳下他的白发更显沧桑，他目光深邃得像一本书，那本书里藏着他一生心中都以释怀的往事。这位高个、体型偏瘦、腰板笔直的老人名叫赵义民，是我的三舅父。
我曾多次去北京看望舅父，每次见面他都会对我讲一些他在部队的经历与故事。听得我热血沸腾，瞬间就有想当兵的想法；也听得我潸然泪下，有时会忍不住哭出声来。
舅父赵义民，1946年10月出生于陕西泾阳县王桥镇社树村，六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老五，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所以我称呼他三舅父，舅父从小聪明好学，小学、中学，曾担任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班级劳动委员、班长，共青团支部书记等职。那年月虽然家里贫穷，但外公外婆无论怎样艰难，都要供几个孩子上学。
1964年部队在应届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即将初中毕业的舅父报了名，他说当兵是他一直的梦想。男儿有志保家卫国，家里也很支持，经过县、专区严格体检和政审，入围到省里体检。最后一次省里体检，舅父却因慢性鼻炎被刷了下来，说是不适合驾驶新式歼6战机。
当飞行员的梦破灭了。沮丧的他，情绪低落地从西安回到县武装部汇报情况，一个军官对他说：“飞行员没验上就算了，现在有个部队正在县里征兵，其中要招几个优秀学生，入伍后送到部队学校学习。部长说你符合条件，如果你愿意当兵，就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定了快点来告诉我们。”那一刻，之前的失落一扫而光，他欣然答应，转身跑步似地离开武装部沿着泾惠渠南岸步行回到社树。当他把验飞行员和当兵的事给外公外婆讲了，外公很支持舅父，但外婆有点不舍，怕当兵离家远会受苦。
没过多久，他终于等到县武装部的入伍通知书。那一刻，全家人为舅父高兴。新兵在县集中那一天，三舅父胸前戴着大红花，胯下骑着枣红马，当公社、村上干部群众敲锣打鼓欢送的那一刻，他却瞧见母亲在一旁偷偷抹着眼泪。这种母子离别场面，让人不由想起“儿行千里母担忧”那句话。据舅舅说，我的母亲那会正怀着我，挺着大肚一直把他送到分水闸。临别，外公外婆再三叮咛他，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
1966年6月，军校毕业的舅父，主动要求到西藏去工作。经过组织批准，他被分到解放军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拉萨大站机要股工作。也正是这一次的西藏之行，成了他一生心中难以释怀、千各一方的父子永别。
舅父回忆说：漫长的进藏路是他生命中一次难忘的行程。到了青海，进藏的交通工具成了问题。那时，西藏还处于封闭状态。西藏的军用、民用物资全靠青藏办事处下辖的5个汽车团运输，不管是军队还是地方人员，去西藏执行任务都是单位自行解决进藏用车。西藏军区每周从西宁发一辆40个座位的班车（大轿车），主要解决军区军人和家属进出藏问题，不对外。没有特殊情况的人员进藏，就要靠等待机会搭乘向西藏运送物资汽车连队的车，连队若有副驾驶空位才会答应捎带。所以，没有十天八天的等待是进不了藏的，他足足等了一个星期才联系到了进藏的车辆。
6月18日，他终于搭乘汽车一团二连的车，经历了漫长的进藏之路。全连几十辆装满进藏物资的解放牌大篷车，浩浩荡荡从西宁出发，向西爬行在青藏公路上。舅父坐的车驾驶员姓王，是一个有着5年军龄的上士老班长，巧的是，王班长还是个陕西老乡，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舅父心里不由得踏实了很多。王班长很热心，他告诉舅父，第一次进藏，会有高山反应，哪里不舒服赶紧告诉我，有队医，别耽误。舅父笑着说，有那么严重吗？
经过日月山、倒淌河、青海湖、茶卡、都兰、诺木洪三天半的跋涉，终于到了格尔木市。为保证进藏车辆的安全，连队要在格尔木市休整3天。第二天，格尔木大站机要股的王参谋带他到格尔木市转了一个上午。舅父说：说叫市，简直就是戈壁滩上一个荒凉的大兵营。这里虽说是哈萨克、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地，由于少数民族是游牧生活，所以平时很少能见到当地的老百姓。除了市政府几栋办公平房和地方运输、修路单位外，就是汽车1团、3团、35团、76团，还有部队的汽车大修厂、解放军22医院、格尔木大站。街上只有一个小商店（部队营院都有自己的小卖部）、一个照相馆、一个邮电所、一个理发店。所谓街道，就是公路，公路把这些兵营分成了东西南北角。东南角是汽车一团的营区。王参谋说，这里虽苦，海拔要比西藏低（海拔3700米），你去要做好适应艰苦环境和高原缺氧的准备。
从格尔木到唐古拉山属于青藏线的中段，这段路是最难走，最危险，最艰苦的一段路。当车队驶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时，突遇到八九级大风，霎时飞沙走石，黄沙遮日，天昏地暗，犹如《西游记》里唐曾一行西天取经，路遇妖怪使出魔法一样。一路上除了砂石荒漠，就是绵延不断终年不融的雪山，有时也会遇到成群结队的藏羚羊及野牦牛。到了唐古拉山兵站，兵站旁边竖有一块大石，上写海拔5300米。他们越过唐古拉山口后，终于在半个月后的7月2日下午2点，颠簸了2000余公里，经过几次有惊无险地，冰天雪地，凛冽寒风，严重缺氧，顺利地到达拉薩市。在大站机要股适应了两个月西藏气候后，为锻炼学生兵，大站机要股10月份将他派到藏北当雄兵站机要组工作。
当雄距拉萨不到200公里，地处藏北与藏南交界，西侧群峰起伏、雪峰尖峭、巍峨峥嵘、绵延不断。海拔4500米的当雄，严重缺氧，环境恶劣，气候多变，常年7、8级大风不断，昼夜温差30摄氏度左右，常年平均气温1.3摄氏度。向南延伸的念青唐古拉山，山高平均5000—7000米以上，有常年不融的多个冰雪主峰。当曲（藏语意是沼泽）河穿越当雄向南流去，大片的湿地和草原，周边群山围绕，犹如一个小盆地。当曲河河上有一座桥，河西是县政府办公的几栋平房和空军当雄简易机场（用过一次后成为看守机场）。河东是当雄兵站、地方运输站、公路道班，还有一个商店，一个邮电所，一个新华书店。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加起来也就300多人。
当雄兵站是营级单位。站里编制有炊事班、警卫班、接待班、卫生所、加油站、电台、机要组，共计60余人，在当雄算是个大户。兵站主要任务是接待进出藏部队人员和家属的食宿。舅父说他们机要组有2个人，轮流值班。平时上班，除安排政治、业务学习外，都要有一个人参加站里的接待工作。舅父第一次参加站党支部改选时，由于他学习上进，工作勤恳，做事严谨认真，以高票当选支部成员，在支部分管青年工作。
1968年4月，舅父和一名站领导到拉薩大站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研讨班，学习交流经验。一天正在开会时，机要股老魏来到会议室把他拉了出去，很沉重递给他一份电报说：“这是一个汽车连指导员从当雄兵站捎来的电报，看了可别太难过。”他打开电报一看，是二舅父发给他的，电文是：父病危，想见你一面，速回。看完电报，舅父说他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泪水不断眼窝涌出。老魏看到这个情景，赶紧把他扶到宿舍，不停地安慰。大站领导和与会的同志闻信后，也都来看望安慰他。
自古忠孝难两全。父亲生命垂危，父子却难相见。那一刻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到父亲身边，可回家的路程要一个月之久。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不回家了，给家里电汇500元。一是想着再给外公治疗，二是万一不行就给外公添置一些后事用品，以表他这个远在边疆儿子的孝心，他的想法得到了股领导和站领导的同意和支持。他们都说，这样考虑比较实际，还能解决一些困难。舅父当即给家里电汇500元，在汇单上简说了不能回家的原因。舅父还给我说，那500元是他7个月的工资。
舅父说，5月28日接到二舅父的来信，信中说：父亲是4月19日病故的。在此之前，天天念叨着义民怎么还没有回来，当把寄回来的钱告诉外公后，外公很欣慰。直到最后一刻，外公还念叨着说：“路太远啦，路太远啦……”。千里之遥，隔断了父子最终没能见上一面，
“路太远啦”这四个字，从此像一枚钉子钉在舅父的心上，“路太远啦”是父亲临终不能见儿的遗憾，“路太远啦”也成了儿子终生难以释怀的内疚。1969年11月舅父接到调动命令，因交通问题，1970年1月才离开西藏到北京任职至退休。
赵义民，一个把一生都献给祖国的国防事业的人，舍家离乡，以军营为家，以肩章上的重任为先，用一腔热血，写下一个无悔的人生。他遗憾的是，作为儿子，未能父母膝下行孝。他说每次他听到《天路》这首歌，便会想到漫长的青藏之路，在西藏当兵的日子。如今，天上有“神鹰“”，地上有”巨龙，西藏的交通已经四通八达，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万里之遥成了近在咫尺的距离，青藏线上也不再寂寞苍凉，各处景点四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特别是藏族同胞，在短短几十年，从奴隶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新时代，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舅父对我讲述的时候，不自觉地就哼起《天路》这首歌，他说：“我会经常唱这首歌，倒不是我是一个业余歌手，而是释怀长久压抑在我心里愧对父亲的内疚，也是为西藏的今天，发自内心都由衷地高兴。”舅父唱着，我听着，泪水悄悄滑下脸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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