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饥饿记忆
又到了每年农历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在农村俗称“荒月”。“荒月”一般从农历三四月持续到农历六月底玉米收获的时节。由于1987年天气干旱玉米歉收，1988年我们家的“荒月”来得特别早。往年一般四月份才到的“荒月”，1988年三月上旬就猝不及防的到来了。三月上旬的一天，母亲打开装玉米粒的柜子，看见柜子底部仅有稀稀拉拉的几百颗玉米粒铺在上面，还铺不满1.5平方米左右的柜子底部，估计拿出来磨成粉后，勉强够我们一家8口人吃一顿照得见影子的稀粥。
母亲看着父亲说，卜俊，你快点想个办法啊，我们大人饿几餐无所谓，6个小孩子顶不得饿的。父亲愁眉苦脸的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了，我正在努力想办法。他走到房间里，窸窸窣窣的翻了一阵，手里拿着一个黑乎乎的腊猪头皮出来。看见猪肉，我们6个小孩子的口水立刻流出来，12只眼睛像12把刚换过电池的手电筒一样射在猪头肉上，把猪头肉都照亮得反光了。满弟说，爸爸快点煮肉，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得吃肉了。父亲说，这个肉不是给你们吃的，我要拿去换玉米。炕上还有两只腊老鼠肉，你们可以煮来吃。满弟瞬间失望，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就要吃猪肉，我不吃老鼠肉！父亲把猪头皮装进一个尼龙袋，扔进背篓里背出门了，留下满弟在家里大哭大喊。
那天中午，母亲没有煮饭给我们吃，她也没有煮别的东西给我们吃。母亲叫我们上床睡觉，她说睡着就不饿了。我们睡醒后觉得更加饿，我们不敢说自己饿了，只好大口大口的喝冷水。天擦黑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拿着水桶带我们到菜园里，她揭开一个盖在土坑上面的塑料胶布，拿锄头刨开土坑上的泥土，坑里露出了红薯和芭蕉芋（旱藕）。1987年的红薯、芭蕉芋（旱藕）受天旱影响也减产一半左右，往年的红薯、旱藕堆得满满一大坑，今年只有一半坑。母亲捡了一大桶红薯和芭蕉芋，拿回来洗了煮给我们吃，当做我们的晚饭。吃红薯和芭蕉芋的时候，满弟说，妈妈，我要吃老鼠肉。母亲说，我不吃老鼠肉，我也不会煮，你们安心吃红薯和芭蕉芋吧。要吃老鼠肉等你们爸爸回来了再煮给你们吃。吃了红薯和芭蕉芋后，我们肚子胀胀的，躺在床上的时候，大家轮流放屁，房间里全是臭屁味。
第二天上午，母亲喂完猪，提着猪潲桶站在门口，伸长脖子不断往山坳口张望，她心里七上八下的。就在母亲把山坳口看矮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父亲的身影，父亲背着一大背篓东西回来了。母亲急急忙忙跑去接父亲，我们几个小孩子跟着母亲往山坳口跑。接到父亲的时候，她要父亲换过背篓给她背。父亲说不累，马上到家了。父亲说，我昨天下午求了蓝支书半天，他才同意给我们家300斤“缺粮”。我连夜赶到乡粮所，在粮所屋檐下睡了一个晚上。今早粮所一开门，我领完玉米就背回来了。粮所段所长说300斤“缺粮”要分两次给，这个月给150斤，下个月再给150斤。母亲问，你昨晚在哪里吃饭？父亲说，我不饿，我在乡里的水井喝了很多水。今早领到玉米的时候，我抓了两把玉米吞下肚了，现在肚子还胀胀的。母亲皱着眉头心疼地说，你是鸡吗，怎么能吃生玉米。父亲笑了笑，什么都没说。我看见母亲的眼里掉出了几滴泪水，她背过身子悄悄擦掉。
母亲认真计算了一下，300斤玉米粒不够我们家吃到农历六月底新玉米出来的时候。那段时间是农闲时节，玉米已经施肥第二遍，黄豆还没有到种植的时候，地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农活干，父母亲决定上山找钱，拿钱去买米吃。当时玉米粒一斤4毛钱，能找到十把二十块钱就可以买很多玉米。父母亲对工作进行分工，父亲负责去抓蛇、挖竹狸拿去卖，蛇一斤2元钱，竹狸一只2元钱；周末的时候，大哥跟着父亲去捉蛇、挖竹狸。我们几个小的跟着母亲上山找五大片、五倍子、青藤、何首乌、纱皮等土货卖，这几样土货每样都是一毛钱一斤。
到了山上父亲才知道，蛇的影子都找不到；每株竹子下面、大的芭毛蔸蔸都被人家挖出来了，哪里还有竹狸。父亲能抓到蛇、挖到竹狸的机会很渺茫。他每天天一亮就扛着锄头，拿着尼龙袋出门去碰运气，天黑了才回来。皇天不负有心人，天无绝人之路，每年“荒月”期间，父亲总能抓到一两条蛇，挖到三四只竹狸。
母亲在我们家周边方圆两三公里内找不到五大片等土货，只能到山顶上或更远的地方去，才能找得到一些。母亲找到五大片后，我们负责砍成片晾晒。何首乌直接卷成一捆一捆的晒干。青藤要用开水煮好，把外面的一层皮剥掉，卷成捆晒干。我们几个小孩子负责用镰刀把母亲找到的纱皮上面最糠的一层皮剥出去，纱皮的浆粘在我们手上，把我们的手弄得黑麻麻的、黏糊糊的，往往要十几天才洗得干净。
一个月下来，母亲到山上找来的土货和父亲找到的野味勉强卖得七八十元钱，买得两百多斤玉米粒背回家，总算解决了我们一家8口人三四月份的吃饭问题。
我们家比较困难，每年没有多少钱买化肥给玉米催肥，导致玉米的收成不高。玉米的收成不高，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喂猪，我们家的猪一年到头都是吃野菜掺点米糠。每年我们家过年杀的又小又瘦的年猪都是卖一半，留一半。留下的一半到正月十五左右就吃光了。我们都爱吃肉，家里没有猪肉吃的时候，父亲总是想办法帮我们改善生活。他自制老鼠夹抓老鼠，家里的老鼠比较多，每个月都能抓到十几只。老鼠肉膻味太重，抓到破肚后直接煮我们吃不下，父亲把老鼠肉放在炕上炕干了才拿来闷黄豆给我们吃，味道还不错。
每年从收玉米那天起，母亲就开始精打细算着怎么让仅有的粮食够我们全家吃一年。一年到头，我们家中午都是煮很稀的玉米粥吃，这种玉米粥倒在地上就连狗都撵不到。如果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有客人来，母亲只能从我们的饭量中匀一碗给客人吃，饱不饱都是这么多了。吃了稀的玉米粥，我们小孩子整天上蹿下跳，到下午两三点钟就开始饿肚子。饿了也只能忍着，少运动多喝水。母亲每餐都是定量煮饭，不会有剩饭留给我们吃。每当看到对门吕家的孩子肚子一饿就舀一碗饭蹲在大门口吃，我们羡慕得不得了，只能干吞口水。我们饿得受不了时候，只要还没有到饭点，也不会有东西吃，只能拿大拇指在嘴里嗍着。老是嗍着大拇指的结果是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个的大拇指都是两头大中间小，别人的大拇指是黑麻麻的，我们几个的大拇指是白嫩嫩的。到了晚上，母亲稍微煮稠一点的玉米粥给我们吃。一年就过年过节那几天能吃上玉米干饭。
我们家种有红薯和芭蕉芋。每年红薯和芭蕉芋出来的时候，母亲每天只煮一餐饭，另一餐煮红薯和芭蕉芋给我们吃，能省一顿是一顿。到了冬天，母亲会在菜园里挖一个坑，把红薯和芭蕉芋埋在坑里，盖上塑料胶布，不让红薯和芭蕉芋挨霜冻烂掉。
我们家住在高山峒场，山里九分石头一分土，每年只能种玉米、黄豆、南瓜，还有桃子、李果等。在我们家5公里以外的地方是田坝，他们有田有地，既可以种玉米，又可以种水稻，还可以在同一块田里先种玉米，待玉米收获后再种水稻。不过他们没有桃子、李果，南瓜也很少。他们田坝的玉米比我们峒场的玉米早熟两个半月左右。每年农历四月中旬我们的桃子、李果成熟的时候，刚好是他们的玉米准备收获的季节。
到了农历四月中旬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和满弟背着桃子、李果到田坝去跟他们换玉米。我们背着桃子、李果走过田坝的村庄，一路喊着，拿玉米来换桃子、李果咯！拿玉米来换桃子、李果咯！我们走到市场放下背篓的时候，一些嘴馋的小孩子已经偷偷扳着家里的玉米在圩亭等着了。一个玉米棒换5个桃子或5个李果。不止是小孩子，一些大人也会拿家里的玉米来换桃子、李果吃。当然，桃子和李果也可以直接卖。可是我跟着母亲背桃子、李果去田坝五六年，从来没见有人拿钱来买桃子、李果。
一个小男孩拿着两个玉米来换李果。他端着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碗里还躺着两颗亮晶晶的肥肉。我和满弟早上吃的那点玉米稀粥经过一路颠簸，早就消化完了，我们的眼珠全部落在他碗里的大米饭和肥肉上，口水吞得咕噜咕噜响。母亲叫我们捡李果给小孩子我们都没有听见。小男孩看见我们盯着他的碗里看，急忙把碗收到腋窝边，担心我们抢他的饭和肉吃。
我想起了我5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姑妈家，我第一次吃到大米饭时的情景。在姑妈家吃饭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舀在碗里的米饭是白白的颗粒状米饭，香喷喷的，不像我们的玉米粥都是黄色的，粘稠的。我问姑妈，这个是什么饭？姑妈笑着说，大米饭。我看着大米饭直流口水，还没等大人坐桌，我就坐下来开吃了。我一口气狼吞虎咽地吃了三大碗，直到吃撑了我才停下来。我的心思全部在大米饭上，就连桌上摆着我平时最爱吃的猪肉我都视而不见。吃完大米饭了我才开始吃肉。吃了两块肉，我觉得又可以吃大米饭了，我接着吃了一大碗。姑妈家的表哥表姐像看怪物一样，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吃饱了起桌的时候，我差点站不起来。我扶着凳子、柱子、篱笆，好不容易挪步到姑妈家门口的晒台上，想坐下来，可我实在是太撑了，怎么努力都坐不下来。我只好躺在姑妈家门前的阳台上，双手不断摩挲着鼓鼓胀胀的肚皮助消化。我问父亲，这个大米饭这么好吃，是藤滕结的，还是树树结的？父亲笑着说，傻孩子，是草草结的哦。过后父亲还专门带我到田里去看秧苗，果然长得跟山上的茅草一样。我们的对话无意中被姑妈家的表哥、表姐听见了，他们笑话了我很多年。这之后他们每次见我都会问，这个大米饭这么好吃，是藤滕结的，还是树树结的？唉，傻孩子，是草草结的哦。第二天上午，我们准备回家的时候，我跟姑妈说，姑妈，你们家的大米饭太好吃了，我真想在你们家多住几天，每餐都能吃上大米饭。大家哈哈大笑。在姑妈家吃大米饭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饭叫做大米饭，我一直以为全世界就只有玉米粥和玉米干饭，全世界的人都是都是吃玉米饭长大的。我们回家的时候，姑妈给我们10斤大米。母亲不大会煮大米饭，第一餐煮的时候，水放多了，火候把握不好，糊了，饭都有点黑了，但大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煮了一餐后，剩下的几斤大米父亲本来想留着到过节的时候才煮的，但看到儿女们期盼的眼神，他一家伙全部煮完了。父亲煮大米饭的水平比母亲高一点，他放水刚好合适，但还是把握不好火候，把饭烧糊了。
有时候田坝的大人、小孩子来得比较积极，我们放下背篓两三个小时就换得一大堆玉米。换得玉米后，母亲负责剥壳，我们负责脱粒。有时候我们等到天都准备黑了，还是没能换得多少玉米。这时候，母亲就会大声喊，一个玉米棒换8个桃子、8个李果咯，以此吸引小孩子、大人们拿玉米来换桃子、李果。一些群众过来批评我们，说我们不应该给孩子们偷玉米来换果吃，让他们从小养成偷偷摸摸的习惯，警告我们以后不能再来了。我们只是笑了笑，一句话都不说。村民们说得多了，母亲就会抓起几颗桃子或李果递给他们吃。吃人的嘴短，他们也不好再说我们什么了。换得玉米多的时候，母亲跟我们一路说说笑笑回家。换得玉米比较少的时候，母亲一路上背着剩下来的桃子、李果和玉米默默的走着，一句话都不说，我们也不敢大声说话。
换完玉米回家的时候，我们需要爬一个高坡，叫做牙马坡，一般空手爬到坡顶需要40分钟左右，背负东西爬坡的时间另外计算。每次跟着母亲去换玉米，我们不怕肚子饿，就怕爬这个牙马坡。准备爬坡的时候，我们先在山下的小溪里给水壶装满水。牙马坡笔直陡峭，高耸入云。站在坡底，身材矮小的我们，要昂着头，差点往后翻倒了才看得到山顶。我们背上背着换来的玉米，双手撑着膝盖，一步一步不停地往倾斜度达50%的石山坡上爬。刚爬一会儿，我们就汗流浃背，口干舌燥，需要不停地喝水补充能量。实在是累得抬不起脚，走不动了，我们把背篓靠在路边的石壁上，双脚撑着休息一会儿，力气稍微回来了继续往上爬。有时候实在是太饿了，如果当天换得的玉米比较多，母亲会破例允许我们在路边生火烤一个玉米吃，吃完了接着赶路。我们吃烤玉米的时候，母亲在旁边喝水，她舍不得吃，我们分给她吃她也不吃。每次换来玉米，晚上母亲都会煮一餐嫩玉米粥给我们吃。想到晚上能吃一餐嫩玉米粥，我们脚下突然有力气了，一路上说说笑笑就爬到了山顶。每次爬到坡顶，我们都好像失去了半条命一样。站在山顶上休息，凉风习习，所有的疲劳一扫而光，刚才丢失的半条命又捡回来了。
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父亲立即把已经脱粒的嫩玉米放到石磨里磨。嫩玉米浆顺着磨盘流到准备好的水桶里，香味瞬间溢满全家。把嫩玉米浆放到滚烫的开水里捞一捞，再煮十几分钟就可以吃了。嫩玉米粥香香的，甜甜的，粘粘的，含在嘴里，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不用咀嚼就可以吞下肚子里。我们都喜欢吃嫩玉米粥，每人可以吃三四碗。一般母亲允许我们把换来的玉米煮两餐嫩玉米粥吃，剩下的玉米粒拿去晒干，留着煮稀粥吃。母亲说煮嫩玉米粥用去的玉米太多，浪费粮食。
到了农历九十月份，南瓜、黄豆出来的时候，母亲又带着我们背着南瓜、黄豆去换玉米。一个大南瓜换一斤玉米粒，一斤黄豆换一斤玉米粒。当然，我们也可以拿南瓜、黄豆跟田坝人换大米。大米比较贵，两个大南瓜或一斤半黄豆才能换一斤大米，母亲舍不得换。
1988年4月下旬，父亲突然拉红白痢。拉了三天后，父亲整个人蔫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母亲找古师傅开了几副中药给父亲吃。父亲吃了两个星期的中药，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是不断拉红白痢。父亲整个人瘦了一大圈，他的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到眼眶里，两边脸上的颧骨凸出，下巴尖尖的，手指像干树枝。父亲站着就像一个晾衣架，他走起路来轻飘飘、颤颤巍巍的，像踩在棉花上一样，随时都要倒下。哪怕是这样，父亲也不愿意去医院，家里实在拿不出一分钱。到了第三个星期，父亲无论如何撑不住了，用母亲的话说，如果再不想办法去医院看看，可能就会死人。母亲去跟亲戚借了50元钱，请两个亲戚抬着父亲到乡卫生院就医。父亲在乡卫生院住了一个星期，终于不拉红白痢了。病好后，父亲脸如菜色，他浑身松松垮垮的，一点力气都没有，走路好像踩着云朵，脚半天落不到地上。母亲到乡卫生院咨询医生，医生说是身体太虚了，需要买一些营养品，或者是多吃肉补充营养，不然身体会垮掉的，身体一旦垮掉就回不来了。营养品我们家肯定没有钱买，母亲说要杀一只鸡给父亲补身体，父亲不同意，他说家里只有5只鸡，要留到开学了卖掉给孩子们交书学费。
山上的土货实在是找不到了，为了给父亲买肉吃，母亲决定上山砍柴火卖。卖柴火很辛苦，母亲自己上山砍柴，自己挑着每担近100斤重的柴火走差不多十公里的山路到市场上去卖。市场上每挑柴火可以卖得3元钱。有时候柴火一挑到市场就有人买了，有时候还要等很久，差不多天黑了才有人买，甚至挨半价卖给人家。每天去卖柴火的时候，母亲一大早从家里简单吃点饭就出发，如果那天挨等到天黑才能把柴火卖掉，母亲就忍着，一天到黑都不会吃东西。实在是饿得忍不住了，母亲到小溪里喝点泉水充饥，直到把柴火卖掉了才饿着肚子走回家。母亲连续10天每天挑着一担柴火去市场上卖，一共得了28元钱。周末回家的时候，我们发现母亲瘦了十几斤，她脸庞上的颧骨明显高了很多，眼睛凹进眼眶里，看人的时候眼珠圆咕噜的转着。
母亲在市场上一次性买了5斤肥肉，一瓶麦乳精，三把面条，两包盐回来。晚上煮肉的时候，母亲郑重告诫我们，这几斤肉是给你们爸爸补身子的，你们谁也不许吃，都给我一边凉快去。我们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把猪肉分成10份。他把第一份肉剁得碎碎的，小心地把肉放到一个陶瓷罐子里，加水后放在火边慢慢煨，不一会儿，肉香味飘满全家。吃饭的时候，我们边吃边咽口水看着父亲，他就着罐子吃，我们就着一大盘没有什么油水的青菜吃，母亲在一旁呵斥我们。终于，父亲放下了饭碗，他说，还剩一点汤，你们几个分吃吧！我们像一群饿狼一样扑上去，你一勺，我一勺，十几秒钟就把剩下的汤喝完了，根本不在乎热汤差点把我们的嘴巴烫得起泡。汤里剩下的几乎是父亲放入的全部猪肉。余下还没煮的猪肉，父亲也不舍得吃，留着我们周末回来的时候才煮吃。他还是只喝汤，肉都留给我们吃。那瓶麦乳精，我们每个周末回来的时候偷偷抓几颗吃，不到两个月就吃完了。其实父亲一点都没有吃，他一直都知道我们在偷吃，他就是不说而已。那三把面条，父亲也是等我们周末回来了才煮着大家一起吃的。
我和满弟在村完小校读书，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住校，我们在学校里自己煮饭吃。在学校里，我们根本不知道吃早餐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很穷，基本上每家都缺粮，在我们学校能有米煮早餐的人很少。全校仅有两个人有米煮早餐吃，一个是村支书的儿子蓝园，一个是村主任的儿子陈凡，他们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每天煮稀饭吃，他们两个每天都煮干饭吃。村支书的儿子比较高傲，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像要踩小鸡似的，令人难以接近，我们都懒得跟他玩。村主任是做生意的，他在屯里开有一个代销店，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陈凡跟他父亲一样，见人很热情，像招呼生意一样，老远就跟人打招呼，比较容易亲近，我们两兄弟经常跟他玩。每天早上做完早操后，这两个人都会到伙房去煮早餐，然后拿到宿舍来吃。他们吃早餐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到外面去玩了，只有我们两兄弟缩在宿舍里，脸干干地坐在床上。不是我们不想出去玩，而是我们不敢出去玩。我们头天晚上吃的稀饭早就消化完了，如果再去外面蹦蹦跳跳，我们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饿着肚子忍到放学的。那时候，我们最讨厌上最后一节课拖堂的老师，也最讨厌上体育课。
有一天，陈凡正在吃早餐，我们两兄弟四个眼珠落在他不断蠕动的嘴巴上，不停地咽唾沫，浑身猫抓一样一点都不自在，真希望他掉一点在地上给我们捡起来吃。突然，陈凡心血来潮，悄悄的叫了一声，吃饭啊，张家两兄弟。我们异口同声的说，真的吃哦！他含糊的说，嗯。我们像两只饿了几天的老虎一样扑向他的锅头，每人捧了一大捧饭就往嘴里塞。当时大家吃饭都不用碗，直接在锅里吃。陈凡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已经把他锅里的饭吃得差不多完了。他狠狠地踢我们的屁股一脚，哭着喊叫，你们两个野崽啊，怎么像两条疯狗抢饭吃一样，今早我要饿死了。我们两兄弟非常委屈，哭着说，我们刚得吃一点点，你怎么踢我们那么疼，呜呜呜……是你叫我们吃我们才吃的，呜呜呜……当天上午，我们两兄弟的光辉事迹迅速在校园里传播。从那以后，吃早餐的时候陈凡都会躲着我们，蓝园也不敢在我们面前吃了，他担心我们饿疯了会抢他的饭吃。
1988年农历六月初的一个周六中午，我和满弟一回到家就开始翻锅头。锅头里仅有一碗左右有点馊的稀饭，我们迅速分吃了。满弟吃不饱，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拿饭瓢使劲地刮锅头，刮得哐哐响。这不能怪满弟，我们早餐、午餐都没有吃，昨晚吃的那点玉米粥早就消化完，从学校走五公里多的山路回到家的时候，我们都饿得肠子粘后背了。以前我们每次回来的时候，锅里都有每人一碗饭等着我们，凭什么这次仅有每人半碗呢？
满弟的哭声引来了父母亲，他们从房间里慢慢地挪出来。母亲的头发很乱，与平时的干净整洁形象判若两人，她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父亲脸垮垮的，一副愁苦相，他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可以夹死一只爬在上面吸血的蚊子。我们用奇怪的眼神看着父母亲，不知道他们今天为什么不出去干农活。母亲看着我们，眼泪顺着双颊无声的流下来。父亲在一旁唉声叹气。看到母亲流眼泪，满弟停止了哭泣。父亲说，老满，不要哭了，我和你妈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我们正在想办法，不会让你们饿着的。母亲看着父亲大声说，你倒是快点想办法啊，还在那里站着做什么？你要看着两个崽活活饿死吗？难道你想做败家崽去掰嫩玉米来煮吃吗？母亲说完捂着脸跑进房间里大哭起来，边哭边使劲锤床铺，锤得床铺“砰砰砰”响。
母亲平时经常教导我们，不能掰嫩玉米来煮吃，这是糟践粮食。谁掰嫩玉米吃谁就是败家崽，是败家崽就要赶出门去，永远不允许再进这个家。平时我们吃饭的时候，掉一粒米在桌子上，母亲都要求我们捡起来吃，她是绝对不会容忍谁掰嫩玉米来吃的，哪怕是准备饿死了都不允许。不能掰嫩玉米吃是母亲做人做事的原则，她认可的原则问题，是不能更改，不能谈判，绝对不能突破的。
父亲突然伸出手来，左右开工狠狠地扇了自己两巴掌，我看见父亲脸上立即长出十个红红的手指印。父亲咬牙切齿地说，我也不要什么面子了，我们穷人的面子能值什么钱，我去跟吕家借一点玉米。父亲说话的时候，他的牙根不断冒出血来。父亲咳了一声，把满嘴的血吐在地上，他伸出脚来，低着头，拿脚板底使劲地搓地上的血，不时跺跺脚，似乎地板跟他有仇一样。就在父亲把地上的血搓得鞋底准备起火的时候，他快步跑着出门往对门吕家去了。他好像担心自己动作慢了会后悔似的，连背篓都来不及背上。
我们屯仅有我们家和吕家两家，多年来我们家跟吕家关系不大好，经常因为这样那样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有时候甚至要动起手来。吕家仗着老头子吕昌律会杀猪，经常挑着猪肉走村串屯卖，赚了一些钱，认为我们家太穷，不会过日子，历来看不起我们家，平时见面的时候，连正眼都不会瞧我们。
1988年的“缺粮”我们家已经得300斤，前个星期刚好吃完，村支书绝对不可能再给我们家“缺粮”了。用村支书的话说，村里的穷人很多，饿肚子的人也多，每家每年最多只能给300斤“缺粮”，这是救命粮，你们要省着点吃，够不够都是这么多，再也没有了。要“缺粮”这条路走不通了，亲戚们大多是穷人，他们家的玉米根本就不够吃，不可能有多余的玉米借给我们家。用母亲的话说，穷亲戚全部堆在一起，死在一窝，埋在一处。对门吕家有很多玉米，父亲只能硬着头皮去跟吕家借。
一个多小时后，父亲才扛着一小袋玉米粒回来。母亲埋怨他说，怎么你厚着个老脸去跟人家借米，人家刚刚给这么点给我们吊命，有什么用呢？这点玉米哪怕我们每天吃一斤，也挨不到玉米收获的时候啊？父亲愤愤不平地说，我到他们家跟吕老头子谈了半个小时莫名其妙的话才转入借粮的正题，求了他半天，他说他们家的粮食也不多了，不知道还够不够吃到收新玉米的时候，只能借给我们30斤玉米粒救急，到我们收新玉米的时候，要还他40斤干玉米粒。这个天杀的短命鬼，迟早要挨雷劈死的。我看见他们家堂屋的檩条上明明还有8廊整整齐齐的玉米提子挂在上面，他竟然睁眼说瞎话讲准备没有吃的了。真是看我们笨卵三斤半（形容傻到家了），欺负人不留情面，像老虎一样吃人不吐骨头。他仅仅借给我们30斤玉米粒就罢了，还要收我们10斤玉米粒的利息。我看他们家还有那么多玉米，肯定是留着过几天他死了拿来办丧事用。如果不是看在两个小孩子饿得哇哇叫的份上，我真的不愿意要他的这点玉米，真是丢脸丢到家了。父亲一拳砸在桌子上，灰尘蹦起来两尺高，他脖子上青筋直冒，看样子他恨不得再狠狠的扇自己两巴掌。我看见父亲的拳头上红红的，不一会儿马上渗出血来。母亲在一旁默默流泪。我们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
父亲把从吕家借来的玉米粒全部磨成粉，给我们装了够我们在学校一个星期吃的量。晚上，父亲破例煮了一餐玉米干饭给我们吃。我们想不通，不年不节的，父亲为什么煮干饭给我们吃。母亲也不问为什么。吃饭的时候，父母亲只吃了大半碗就说吃饱了。我们年纪还小，没有想那么多，觉得有干饭吃是好事，我们两兄弟每人狼吞虎咽的吃了三大碗，直到把锅里的饭吃干净了才放下饭碗。我们边吃边吧唧着嘴巴说，干饭真好吃，经得饿，如果我们每餐都有干饭吃就好了。父母亲在旁边看着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他们不断的摇头叹气，什么话也没有说。周日上午，父亲又煮了一餐玉米干饭给我们吃。我们两兄弟每人又吃了三大碗。
吃过午饭后，我和满弟挎着米袋去学校。出发往学校前，我检查了一下家里的米缸，发现米缸里黑咕隆咚的，我伸手进米缸底部摸着，米缸里只有稀薄的空气，一点米都没有。我敲了敲米缸，“嘣嘣嘣”的响着空声，声音传到家里的墙壁上后，又反弹回来，回声在我耳畔“嗡嗡嗡”地鸣响着，差点把我的耳屎都震出来。
在学校的那一个星期里，家里空米缸的“嘣嘣嘣”回响声一直在我耳边环绕，像一窝马蜂一样整天在我的耳朵里飞舞、盘旋，搞得我吃不香，睡不着，玩不好，整天头晕脑胀，昏昏欲睡。我老是在想，到周六中午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父母亲会不会还留给我和满弟每人一碗稀饭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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