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父亲
匠人父亲
李界
我的父亲可以说是一个能工巧匠。
他是木匠。他购置了锯子、刨子、墨斗等全套木匠工具。家里小到板凳大到床他都会做。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他就用木板给我制作一副乒乓球拍。每天用书包背着拿到学校，课余时间和小伙伴们在水泥桌上打球，别提有多神气。不知父亲会不会造梁修房，反正村里没人请他去做木匠活。
他是篾匠。他把屋后的竹子一根根砍倒，然后用锋利的刀子划成一捆捆竹条。用竹条编制背篼、箩筐。不过每次母亲用刚编好的背篼去背柴禾就说磨背，不舒适。好在没花钱买，而且用一段时间就磨顺了，母亲也就不多说了。
他会编织渔网。他从街上买来鱼线，一有空闲就一针一线地编织，两三个月后渔网成型。这时，他找出早已收集好的废锡锭，放在铁锅里熬成锡水，然后倒进磨具，一个个鱼缀就产生了。他把鱼缀拴在渔网底部，一张渔网就编织成功了。夏季涨水，父亲就提着渔网在小河里捕鱼。他撒网的技术特棒，把渔网套在手上轻轻往后一摆，然后尽力撒出去，一张大大的圆形的网就落入水中。
至于农活，父亲天生就会。插秧打谷、播种施肥、田间管理，好像刻在他的脑里，什么时间该干什么活，清清楚楚。农活里技术难度最大的是犁田，需要人、牛、犁铧三样协调配合。有时天刚蒙蒙亮，父亲就牵着牛拿着鞭、扛着犁铧到农田犁田。早上9点钟左右，我背着牛吃的草，提着父亲吃的饭来到农田，只见一大块田已经犁了一半。这时，牛拖着犁铧在前，父亲拿着牛绳牛鞭在后，口里吆喝着牛，步调一致地犁着田。牛先抬头看见我背着草，然后嗷了一声就不犁了。父亲只好卸下牛背上的犁铧，牵着牛上了田坎。在田坎上，父亲坐在石头上吃饭，牛站在旁边吃草，新犁出的一畦畦田土还散发出泥土的气息。父亲要趁着周末放假犁好田插上秧。
他会雕刻，雕刻出的人物画栩栩如生；他会编织草鞋，夏天他常常穿自己编织的草鞋。
其实，父亲的主业是教书，是个教书匠。在父亲60岁的有限生命里，有40年的教书生涯，而且30多年是民办教师。父亲亦师亦农的身份，注定了要边教书边干农活。父亲一开始教书就和村里的农民干活一样记工分，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后每个月有几十元的生活补贴。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转为公办教师，工资才得以提高。
父亲学历不高，没有文凭。为了增长知识提高学历，父亲坚持函授学习。每当夜深人静，父亲总在煤油灯下啃着一本本厚书。经过近10年的努力，父亲终于拿到中师毕业文凭。这张文凭是父亲唯一一张文凭，也是他最高的学历文凭。他一直用油布包裹锁在抽屉里，害怕弄丢了。
父亲一直在村小教书。那时村小是五年制，学生人数众多，每个年级就一个班近50人，全校200多个学生。而教师只有7人，最多没有超过8人。1至3年级，每个老师既教语文又教算数；4至5年级，才一个教语文，一个教算数。偶尔每个老师还要兼职教一下图画课和科学课。教师都是民办教师。一开始村里主要让下乡知青来做老师。后来知青回城了，就让村里刚毕业的高中生来做老师。这样总算保证学生有老师教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学升初中还要考试录取。那时学生只上午上课，下午老师要干农活，学生要帮助家里放牛、扯猪草。为了提高升学率，几个老师决定学生每天早上7点30分到校，免费为他们上两节课。早课后学生才回家吃早饭，9点30分又赶到学校接着上课。好在那时学校离家都很近，有的几分钟的路程，最远的也就十来分钟。父亲有严重的哮喘病，特别是冬天常常躺在床上起不了床。但只要有课，他强撑着身体也要走进教室上课。那几年，我们村小在全乡9个村小中升学率是较高的。有一年，乡中学在新入学的4个班中，根据升学成绩确定一个班为重点班。在50人的重点班里，我们村小考上的占三分之一，轰动了全乡。
那些年，村里还开设扫盲班，把那些不会识字不会算数的大叔大婶们集中起来学习。父亲就利用周末节假日为他们上课，教他们识字算数。为此，这些和我父母亲同岁的大叔大婶们碰到我母亲也改叫“先生娘”了，弄得我母亲不好意思答应。父亲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乡亲们谁家里有红白喜事，父亲都免费去为他们写对联。乡亲们也在农忙时免费帮我们家干一些农活。
父亲长期担任学校负责人。每学期开学前，他要乘公交车到几十公里远的城里新华书店领取新课本。下了公交车，还要花1个小时用箩筐一挑一挑把课本挑回学校。其间尽是田间小路。每次见他放下担子都是满头大汗，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寒暑假，父亲要逐一检查每个班的课桌椅。面对坏了的课桌椅，他的木工手艺就派上了用场。他抽出一两天时间，把坏了的课桌椅全部维修好。
我的匠人父亲就这样，学校开学忙于教书，节假日忙于拾掇农活、木匠活、篾匠活等。现在我常想:那么多的事，父亲怎么干得了，这些事要是放在现在让我干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但在写下这些文字时，父亲生前做过的事就像放电影一样呈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确实会干而且干了那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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