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摊位
回宋家湾必会经过马喇镇上的街道。然而这些年，我对镇上的街道越发感到陌生了。街道并不很长，车子开到街道中间时，我习惯往左边车窗探出脑袋去看那个吊脚楼阶沿的左侧角落，曾经的摊位现下空空如也。不知何时，连那吊脚楼也变为了崭新的砖房，阶沿和角落彻底消失。我终究失去了爷爷的摊位，不免怅惘失落。
爷爷在吊脚楼阶沿左角的摊位是我去赶集的动力，也是温情的奔赴。可是如今，我弄丢了这个摊位，连同丢了的是整个童年的赶集故事。当那个一平方大小的混合着头发酸腻气味和肥皂泡沫味的摊位浮现眼前，那些往事又鲜活起来。
爷爷和他的父辈、兄弟一样，躬耕于大山深处，生计艰难。除了种庄稼，爷爷还学过木匠、裁缝手艺，但没挣到啥钱。后来他学了剪头发的手艺，被人们称为"剃头匠",并在镇上寻得一个小摊位。这个摊位所在的吊脚楼，静默地伫立在一个小斜坡与主街道交接的位置，主人家姓钟。面朝吊脚楼，一楼的阶沿左右两个角落，爷爷在左边这个角落。右边的角落是我幺爷的摊位，他是我爷爷的亲弟弟，一位个子矮小为人温和的长者。镇上的人都知道宋家两兄弟是剃头匠，手艺不错价格公道。
爷爷的摊位布置简单，靠墙是一个粗朴的木板小桌，放梳子、剪刀、推子、肥皂之类的用品。小桌右侧有一个齐腰高的木质洗脸架，搁着褐色胶盆和帕子。剃头用品需要爷爷自己带，主人家提供木板小桌、一条灰长的木凳子、洗脸架，还有烧热水的锅灶、柴火等。一个月，爷爷向钟家缴纳几元钱的摊位费。那时给人剃头，连同刮胡子在内只收五毛钱，好些年过后才涨到一块钱。
每月日期逢三号、八号是马喇的赶集日，乡下称之为"赶场".赶场天，爷爷脱下干农活的衣服，稍微收拾后背上灰麻的牛仔包到镇上摆摊。遇上赶场天，我和姐姐放学后就往镇上跑，奔着爷爷的摊位而去。到摊位的时候，爷爷正在忙碌，我们欢快地叫上一声"爷爷",他答应着，招呼我们等会，于是我和姐姐在旁边耍上一会。爷爷往坐着的人脸上抹上肥皂，揉出泡沫后再用剃刀刮胡子，那混合着胡须的白色泡沫让人恶心。我看了一小会就抬头看看楼板，一些蛛网泛白发着光。低头时，我看到爷爷脚边的地上洒落了一些发团，白的灰的黑的头发夹杂着，看着有些发怵。灰长凳子上坐了四五位等剃头的老人，那些穿着青布衣服的老人，头上包着白帕子，帕子有些发黑，没被遮住的头发露出来，看上去油腻黏着的样子。那些老人估计是不常洗澡吧，头发和身上有股酸臭的衰老的气味。那气味不好闻，但我并不十分排斥。
有时等的时间稍微久了，我就去爷爷摊位旁边的棉絮加工店，站在门口看师傅弹棉花。师傅用巨大的棉弓打着棉花，发出"嘡嘡嘡"的声音，这特殊的"音乐"在喧闹的集市中显出别样的魅力。我有时听得入迷，爷爷忙好了喊我们一声，我们便走几步回到摊位边。他从兜里掏出一块钱给我们姐妹俩，叮嘱"雨雨，俊娃，你们不要乱跑哟".从爷爷手里接过钱，姐妹俩飞快地跑开。
拿着爷爷给的零花钱，在街上逛着，我心里有些小小的得意。因着爷爷在镇上的小摊位，我感到骄傲和满足，仿佛自己也是镇上的孩子了，步子越加轻盈欢快。买了一串油汤圆或是吃了一盘两毛钱的米豆腐，我们心满意足地回到爷爷的摊位，给他打招呼先回家了。那时我年幼，不知道爷爷站一整天的辛苦，只知道找他要零花钱，不知道渐渐西斜的太阳把爷爷的影子渐渐拖长。爷爷从镇上收摊回家时，会从水果贩子那里买上降价的桃子、香蕉之类的。尽管那些水果并不十分新鲜，我们仍吃得欢快，嘴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等爷爷收摊带零食水果回家，成为我们姐妹俩每隔五天的盼望。
2003年秋天，姐姐考去了县城读书，赶场天就剩我独自去爷爷的摊位了。后来我也去了城里读初中，失去了去爷爷摊位要零花钱的机会。暑假回家时，我们从镇上汽车站走到爷爷的摊位那里，看到他站着给人剃头。或许是我长大了些，也或许是进了城见到了新式理发店，我对爷爷的剃头摊位感到一种凝重和哀愁。那样古老原始的剃头手法和工具，那样衰老仍旧坚持的容貌和身姿，我对爷爷的摊位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敬意。
爷爷本来身体就不太好，由于种庄稼和长期站立的多方面因素，他越来越衰老、病弱。在他去世前的前几年，他坚持走路去镇上摆摊，可是却不能走回家了。站一天下来，他实在太累了，只好花五块钱坐个摩托车回村里。除去摊位费、摩托车费，以及买生活用品的花销，他一天的辛苦收入所剩无几。即使如此，他还是坚持背着他的牛仔包去赶场，仿佛和摊位有个坚实的约定。
2009年春节后不久，罹患肺气肿的爷爷永久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操劳一生的村庄和剃头摊位。因在重庆主城读书，我没能及时赶回来见他最后一面，这成为永久的遗憾。暑假，我回到镇上，见到爷爷的摊位空空荡荡，想到他在摊位前辛劳的样子，想到再也没有人答应我喊的一声"爷爷",温热的眼泪簌簌落下。之后的日子，我每次经过镇上，都会走近那个角落，试图搜寻爷爷的身影，还有空气中弥漫的油腻的头发味道。可是，我一无所获。
马喇镇街道两边的木房子被砖房取代了，不知何时爷爷摊位所在的那栋木房子也消失了。镇上出现了好几家新式的理发店，年轻人走了进去，不少中老年人也走了进去。街上的剃头匠成为了历史，人们还记得钟家阶沿的宋家剃头匠么？一栋崭新的砖房夺走了我记忆中的阶沿和爷爷的摊位。我为马喇镇的发展变化欣喜，也为失去爷爷的摊位而感到失落。
爷爷一生温和善良，抚育了曾是留守儿童的姐妹俩。他教我识字打算盘，写毛笔字，在我的做作业本上签字。我看他"叭嗒吧嗒"地抽旱烟，记得他身上的烟火味。光阴似水，爷爷离开我许久了，很多记忆渐渐褪色，我甚至记不得他说话的声音。唯独记得清楚的是，他站在摊位前给人剃头、刮胡子的样子，他端着盆穿过小巷子，下到木房子底楼灶房打热水的样子。
爷爷的摊位像一个港湾，是我儿时的希望和愉悦所在。当我长大离开老家，摊位如同一个守护的老者，静默地待我回来。爷爷的摊位还在时，哪怕只是那个空空荡荡的角落，我也感到一丝微薄的慰藉。如今，镇上的建筑焕然一新，许多老人不在了，新鲜的面孔让我感到陌生。消失的木房子和阶沿，消失的摊位。我的慰藉一并消失了，回到镇上的我成了一个没人疼爱的孩子。现在的我接触过不少新鲜事物，也将见识更多大世面，却再也见不着爷爷的小摊位了。我欲哭无泪，心里是沉沉的凄凉和悲伤。
简陋的剃头摊位，凝聚了爷爷改善家庭生计的付出，承载了留守女童活泼欢乐的赶场心愿，容纳了我无限的思念与哀愁。永远的爷爷，永远的摊位。（本文已收入散文集《生命的芭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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