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门头的姑娘
这里说的门头,不是指大门阁楼,顶棚什的,是指自家、户族;这里讲的姑娘,不是一般意义上年轻的女娃,是指已经出嫁的那些本族女性。
我姓左,贯籍河南光山县泼陂河镇。这里左姓人口不到千人,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有三百年。宗谱和遗伷(祖上历代亡人的名字,按辈份列于其上),在文革破四旧时全部烧毁,我们宗族一小撮人来自哪里,现在也没有厘清。
我关注宗族,特别是关注门头上的姑娘,大概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那时农村时兴拜年。初一拜户族,初二拜舅舅,初三拜岳丈,初四拜亲朋。。。。。。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六,天天都有拜的。农村道路泥泞,没有自行车,更不用说摩托了。拜年任务异常艰巨繁重,让人不堪其苦。拜年走动的亲戚,回头一看,大多是族上出嫁的没出五服的姑娘。
我开始召聚户族开会,商议来年除自家一母同胞的姑娘走动以外,其余全部不走了。大家异口同声,全部赞同。自此,通过拜年,通过那些偶回娘家,慢慢进入我视野的那些姑娘,又慢慢像宣纸上随岁月渐渐模糊的字迹,在我的记忆里逐渐退去。
这缘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交往断了,了解减少;二是她们人生太过平凡,最终都没在俗世红尘留下什么,以致无迹可寻。
这些出阁,嫁到邻村邻乡的姑娘,纷纷作了他家的主妇,别人的长辈。然后,命运的小船,便随了夫的家,在人世的苦雨辛风、惊涛骇浪里,兴衰浮沉,像没有主舵的船,默默然从海面走过,多人几无航迹。
我由此也想到我族上的这些母亲、我的奶奶、我的亲娘。她们也曾是別人门头上的姑娘。
有一天,我发现她们逝去,在我们户族的遗伷上,连个全名都没留下!
我没见过我爷。但我知我爷叫左世堂。我见过我奶,她死于我初中期间的一个大年之夜。但我不知我奶的名字。在遗伷上,左世堂名字右下角,有两个小字,袁氏。遗轴上,所有的逝去的女性,都没有全名。她们死了,还像是男人随手扔在身边的一件衣裳!
而遗伷上,是不记载户族姑娘的身份的。这些姑娘出嫁他人,在他家''仙人簿上"连个名字都署不上。一个女人,如不在科学、艺术上取得成就而扬名立万或因贪婪无度恶贯满盈而遗臭万年,滚滚红尘之中,她的名字,去世之后,大约是存不了多久的。太多的人,百年之后,消失得很干净,像在世上不曾来过一样。
这不公平!我在户族的祭祀聚会上说,以后,我们府上,所有的夫人去世,在遗伷上,都要写上她们的全名。
没想到老少爷们,无人反对,一致赞同。
有点跑偏了。让我来说说我家门头的三个姑娘吧。
一个是我姑奶,名叫左英芳,我爷的娣妹;她是民国时期出生,出生时就赶上地主剥削、军阀混战、加之后来之日本入侵、全民抗战,日本投降后,解放战争又全面打响。地处大别山脚下的我的家乡,广大农村如大水淘洗过一样,一穷二白。食不能果腹,不少人连条裤子都没有,更不用说鞋了。我姑奶,那时十三四岁人的样子,连个名字都没有。一天,破衣烂衫的她,碰到了一支红军部队,她第一次在部队里吃了一顿饱饭。吃完,她没回家告别一声,就随部队南下了。她入伍时部队问她的名字,她说没名字。问她父亲的名字,她说叫左明方,登记的士兵就着左明方的名字,给她取名左英芳。我姑奶在部队后勤部门工作,专门给红军战士做布鞋。她小小年纪,随部队一路行军到湖北黄陂,她从没走那么远的路,双脚都打出大血泡了。不料部队在那里与国军打了一仗,战斗中,姑奶像只落荒的羔羊,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解放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爷左世堂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湖北阴山县的来信。那是我姑奶左英芳请人写好后寄来的。那时她年龄还不算大,已嫁给当地胡姓人为妻,她还记得她的娘家。
后来,我爷拿着那封,腰中缠一褡裢干粮,餐风宿露,花半个月,去了一趟阴山,看望他失散多年的姊妹。双方再次联系,是被政府追认为红军的姑奶逝后的事了。那是2015年秋,姑奶的儿子,我称表叔的人,带着一行人,开几辆车,来到光山,与我接头。他盘查了我和左世堂的关系,到了他母亲当年出生的村子,他还寻问村中老人,当年我家门前,是否有棵高大的皂夹树。答案得到肯定回复后,他才确认了我祖宅,就是他母亲当年的出生之地。
他在村后取了一锨泥土,用纸包了,带了回去。估计那土洒在姑奶的坟茔上了。他走时捧出一张像片,那是他母亲的遗像。老太太目光深邃,颧骨突出,隐约有游击队员的风采。我把它装裱起来,和我早逝的母亲遗像,供在一起。
另一个姑娘,是我姑妈,我这里把父亲的姐姐,称姑妈。姑妈名叫左福英,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
我对姑妈的记忆,底色永远都是生活的贫瘠与命运的悲苦。
我出生于文革时期,在家中属长子。那时家徒四壁。作为长子,整天因饥饿而在家中哭闹不已。因父母时时实在拿不出一分钱买个糖豆满足于我,我小时也没少挨父母掩饰窘迫的训斥。我对姑妈的记忆,源于一次随祖母的旅行。小小的我,脸上还挂着委屈的泪水,步履还有些蹒跚,跟在祖母的身后,走过山岗,走过沟渠,走过多个村庄,在太阳落山之际,终于走进一个陌生的家庭。一个年轻的妇女蹬在我的面前,爱怜地擦我小脸上的泪痕。快叫姑妈!祖母说。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长途旅行。那晚,我、大表哥还有姑妈、祖母挤一张大铺上,我与大表哥睡一头。半夜早已睡熟之际,我感觉脸部被脚丫推拱,我立即醒了。懵懂之际,那脚丫竟在我脸上逡巡起来。这是干吗哦!我竟有些恼怒了。那脚丫并没有停止,它分明在寻找我的嘴巴,我没有防备,口中被那脚丫塞进一粒硬物。我差点叫出了声,嘴巴张开之际,有股甜,一下子就氤氲了我。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姑妈背着表哥,偷偷地给我加餐呢。姑妈呵,在世上,我哪还能吃到比这香甜的糖块呢!
再后来,姑妈引我关注的,就是她的病情了。继大表哥以后,她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或许是月子里为了干活挣(工)分,休养不够,落下了日夜咳嗽的病根。后来,姑妈的脸,永远都是肿的,估计她的心肺,也一样。因家中孩子多,姑妈的病,几乎没有经过医治。她的脸,最后几年,变成乌黑颜色了。那是我初中阶段,我奶去世后第二年,我们走动更少了,一天,突然就接到姑妈的死讯。父亲急忙赶去,想看他世上唯一的姐姐最后一面,结果没能如愿。我们没有能给姑妈送终,特別是没见到她最后的形容,现在想来,心中仍有无比的痛。冥冥之中,姑妈去世前,是期待我们的,她可能有不少的话,要叙给她的亲人。可我们总是自顾不暇,空留遗憾在人间。今年清明前夕,我一日夜梦,在农村的浅山丘壑间与一干人飞翔着打斗。打着打着,竟打到姑妈坟茔前。那座坟茔边没有肃然的柏树,没有花岗的墓牌,坟身几乎削为平地。次日,我电话表兄,言梦中事,嘱其清明扫墓,关注母亲阴宅的尊荣。
表哥己五十有余,在集镇以屠宰为生。那时他可能刚放下屠刀,电话里,我能听到那头刚刚被宰的猪在生命尽头苍白无力地哀叹。
第三个姑娘,是我的妹妹。她叫左忠枝,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出生,那时国家笼罩在阶级斗争的阴醫之中,全国推行计划经济,物质异常奇缺,几乎所有的农村家庭,仍一贫如洗。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不少家庭交不上一学期五角钱的报名费;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在贫瘠的土地上流行,不少女孩,就没有进入学校大门。我妹妹,就是这样苦巴的命运。那时家里供我与弟弟两个上学,已是捉襟见肘了,妹妹到了上学年纪,正赶到农村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都需要劳动力,妺妺,像农村中的普通女娃一样,悄无声息地都成长为一名中国广阔农村的新农民,懵懵懂懂,随了父母,战天斗地。
妹妹没进学堂,看着别人上学,她对知识还是充满渴望。利用农闲的间隙,我教她识字,她学得很投入。记得后来,她已经十五六岁了,还在表达前去上学的愿望。我一度说服了父母,妹妹甚至背上我们用过的旧书包,随矮她很多的小学生,走进村办小学的教室。和那些小她许多的小学生为伍读书,她可能自感羞愧,没有一个月,她就退学了。她随了她二哥,我的弟弟,涌入了外出打工的大潮。
大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由于没有读书,妹妹从另一方面,对这句诗进行了印证。在我眼里,她从没有展现出一种基于知识底蕴的优雅、气质、知性,可怕的,是她的脆弱,储满像火药般易于引爆的自卑。记得有一年除夕,农村电压不稳,黑白电视上的春晚时断时续,一家人围着煤炉,包着饺子,其乐融融。代表中国农民形象的赵本山出场了,我对赵本山的农民形象发表了两句闲言碎语,不经意间却伤害了妹妹。她沉下脸,起身,洗洗手,一个人伤心地睡了。
妹妹一睡不醒。初一天色将晚,母亲才惊慌地召集我们。母亲把嘴伸到妹妹耳边,喊她,她不应;揪她脸,她也没有反映。遍地泥泞,我急忙穿了胶鞋,去找承包村庄大塘养鱼的外地人。我们用养鱼人的拖拉机,拉着我妹,穿越夜的黑暗,路的泥淖,向县城的医院奔去。
那一晚,我一直拉着妹妺的手,一刻也不敢放松。我感觉妹妹的生命,就攥在我的手上。幸亏就医还算及时,她患的是急性恼膜炎。住半月院,竟没留下任何后患症,康复了。
妹妹在外做工,没有在外恋爱寻找伴侣。她是父亲找人作媒,才嫁给县城边一吕姓人家的。妹夫没文化,但识图。做钢筋工。他没野心,又不善交际,总是亲历亲为。几十年也没做成老板,妺妹随他,生了一双儿女。因心疼妹夫,她种菜顾家之余,常常下工地帮助干活。因常暴露在太阳的紫外线照射下,妹妹的肤色,黝黑而缺乏光泽。今年夏初,父亲生日宴上,见妹妹竟然发福了,甚至散发着一股劳动者的膘悍。她不打牌,所有的时尚似乎都与她无关。她手机上没有微信,更没有博客、抖音。那日的宴席上,妹妹上大学的女儿吕月,通过我的微信语音电话,祝贺姥爷寿辰时,妺妺在一边听着,脸上荡漾着欣慰。孩子,已经玉树妆成的娃儿,是从她怀中启航的鲜亮的云帆啊。
以上是我门头的三个姑娘。目前,只有我妹健在,因生活所迫,她竟活得有几分铿锵。
可我们户族或小门头的遗伷上,全然没有她们的名字。她们嫁出去了,她们成了娘家泼出去的水。她们几乎都不能证明,她们来过。
我在想,时常在想,那些把族上姑娘像水样泼洒出去的父亲们,都拼着命维护把有后人的男人名字写在户族遗伷上的所谓族规,可最后,他们自己,又在哪里?
他们的人生,大多颇像狭隘自私的记录员,倾其人生之力,在自家男丁的死亡簿上,只是记下了自己俗陋不堪的名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