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者”视角下的返乡叙述——“梁庄系列”之管见
拓荒者的抵达
“非虚构”自身有着强大的包容性，正如李敬泽所说，“看上去是个乾坤袋，什么都可以装”。而这也说明了“非虚构”这一写作样式尚未形成一个有着准确门类和特定概念的文学体裁。若是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则可发现，非虚构作品在审美特质上有其相同之处。首先，真实性是非虚构写作最重要的特征。作家必须基于真人真事进行创作，“让人物和故事具有某种实证性，可还原性，可以与具体的环境相对应，保留可靠的真实经验和生活场地”，尽可能地通过文字趋近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以反映事实的真实状态；其次，非虚构写作提倡“行动”和“在场”，强调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介入事件的“亲历性”。即是说，作家要获得真实丰富的信息，就必须主动介入生活，带着问题意识沉潜于复杂广阔的社会纵深处，深入解读当下重要的社会现象背后问题的核心；最后，文学性也是非虚构作品不可缺少的要素。虽说记录真实、呈现客观事实是“非虚构”最主要的目的，但对艺术的追求也尤其重要。
结合非虚构写作的特性，“梁庄系列”中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作家主体的“在场感”。
创作主体的在场，是非虚构写作获得真实材料的重要手段。萨特的“介入说”强调“行动”的哲学精神在文学上的体现，“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己经介入了”。即是说，文学创作就是行动，就是介入社会生活；作为一个“行走的个体”，作家需要亲自介入事件。无论作家采取何种见证方式、获取手段如何多样，其评判的尺度和最终旨归都应当落在创作主体的“在场”，由此基础上获取真实可靠的第一手写作材料。作家主体的“在场感”，是保证非虚构写作拥有“非虚构”品质的前提。梁鸿就是如此，两年间她对攘县梁庄长期、细致、全面的田野调查，完成了《中国在梁庄》的创作——“2008年和2009年，我回到梁庄……和村庄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同样地，自2011年1月至2012年5月，梁鸿从吴镇梁庄出发，奔赴全国十余个城市，采访了包括梁庄及其他梁庄亲戚、吴镇老乡在内的300多位进城农民，记录他们的打工经历，并把书中主要人物的工作简介整理成表格置于《出梁庄记》正文前，保证了作家在场的真实性。
此外，非虚构写作的“在场”并非单指作家进入写作现场的行动力，作家的写作也不是简单的对现场感的诉求，写作者需要在行动中实现身份与角色的转换，从“幕后”转到“台前”，与写作对象直接发生碰撞，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因而，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集中出现在众多非虚构叙事作品中。“梁庄系列”中，作家的“在场”使得她并不忌讳在文中出现“我”的动作、言语与思考，如《中国在梁庄》第一章开篇《回到攘县》一节，梁鸿带着三岁的儿子坐在驶向县城的火车上，看着火车行驶时掠过临近的树木、庄稼与村庄，不禁对接下来的故乡之旅满怀期待。然而双脚真正踏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却犹如闯进迷宫，对故乡失去了记忆与归属感。甚至读者时常能看到梁鸿当时的内心感受：“有些麻木，有些疼痛，也有说不出的苦恼，仿佛有一层迷雾遮住了我通往乡村的道路。”“如果他杀害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女，我的心态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在这样的文字面前，梁鸿的困惑、怀疑、纠结、怯弱、回避、哀伤，还有潜意识中的疏离与优越感等隐秘情感在进行着“自说自话”的叙述，她没有遮蔽内心的一些负面东西，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到极为真实的“在场感”。
其二，口述实录的人物访谈。
在表现乡村时，知识分子常以思想启蒙的精英话语去代替农民发言，以自上而下的高姿态俯瞰农民的苦难与愚昧。而梁鸿的“梁庄系列”放弃了一贯的作家为农民代言的叙事模式，文本的大半篇幅基本保留了被采访的梁庄人与外出打工者的采访实录素材。借助采访的形式，农民被给予了去思考与表露心声的机会，他们口语化的表达可能是碎片化的、前言不搭后语的，但却有着鲜活的乡土气息。
在和村民的交流中，通常是由父亲梁光正说明来意，梁鸿再根据关注的问题进行发问，如“我”会让老贵叔讲讲梁庄砖厂的变迁，“我”请父亲梁光正聊聊他的政治斗争史，往下牵出人物的讲述与回答。从访谈对象的身份来看，作家选取的人物多为梁庄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成年闰土”等边缘群体，让他们说出自身面临的困惑，思索现代化进程给未被得到重视的一部分乡村群体带来的内心震荡与心灵创伤。
《出梁庄记》延续了前一部作品的体例，依旧用楷体对访谈内容进行标识，以和作家自己的叙述作出区分。《中国在梁庄》的访谈内容覆盖了乡村的村庄变迁历史、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留守儿童教育、留守老人、道德伦理等方方面面。《出梁庄记》的话题则更为集中地围绕进城打工农民的打工经历展开，由打工者的讲述引出农民对城市的看法。最典型的是梁鸿问了每一个在外打工的梁庄人“以后想不想回梁庄”，在西安蹬三轮车的虎子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回答说“打死也不住西安”，“有办法了还是回家。……在外面挣个钱真难啊”，“谁都想骂你，都觉得你是下等人，可以欺负你”。虎子的两三句话点明了农民与城市相互敌对的关系，城市居民看不起进城农民，农民对于城市充满了抵触与疏离情绪，只把城市当作赚钱的暂居地。
其三，真实的经验与文学性的接壤。
在传统文学的分野之下，非虚构写作的界定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然而非虚构文学具有的“真实性”标签是有明确旨归的。国内最早使用“非虚构”概念的学者王晖认为“可以按照文本所体现的作家的写真意识、文本再现的似真程度以及读者接受时的真实感效果等三个方面因素，将非虚构文学划分成‘完全非虚构’和‘不完全非虚构’两种主要类型”。这里划分非虚构文学类型所依照的标准是“真实”。作为非虚构写作的率先提倡者，李敬泽十分注重“非虚构”表达真实的能力，认为作家如何在非虚构的写作中建立一种“真实感”是读者判断作品好坏的标准。王光利认为“非虚构文学是一种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以‘在场式’体验为旨归的文学形式”。
综上看，“非虚构”对应的是“真实”，非虚构作品强调写作事件的真实和作家真实的经验。
为呈现真实，除前文提到的作家主体的“在场感”与口述实录的人物访谈给读者营造了真实的阅读体验，梁鸿的“梁庄系列”运用得更多的还是如临在场的细节的真实。她记录了许多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尤其是在面对采访对象时观察他们的表情、眼神、动作、习惯。梁鸿和五奶奶说话时，旁边七八岁的孙女儿十分闹腾，嘴上一刻也不得闲，还在大人招待客人的时候窜来窜去，这个细节被作家记录了下来。“小女孩在旁边骂了一句话：‘要你个头不要’”，“小女孩在旁边跑来跳去”。
以上动作伴随着“我”与五奶奶的谈话出现，当读者发现了这个小女孩在一旁的动作后，会不自觉地展开一系列的猜测：这个小姑娘为什么要在奶奶和外人谈话时动来动去，是不是要引起大人对她的注意？她才七八岁大，对长辈出口就是“要你个头不要”的脏话，由此看来奶奶只能照顾她的日常起居，言谈举止等教养问题被严重忽视。由此可知，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而又敏感自卑的农村小姑娘，她的种种举动表明了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家庭教育的问题。
此外，“梁庄系列”的每个章节末尾都附上了几张带有简单介绍的黑白照片，以景象和人物为主，大多是梁鸿在访问途中的实拍，如“承载着过去岁月的老屋”，“田地里的昆生”，“西安出租屋的一角”，“向学和机器对抗”等照片，使读者在接受了语言文字的“真实”后，又通过更直观的图像冲击强化了阅读的真实性体验。
即便很多读者难以界定“梁庄系列”这两部作品的文体边界，将其解读为社会学著作抑或乡村纪实性质的调查报告，但“梁庄系列”的本质特性是文学的，它具备文学作品看得见的生命伦理的力量。《梁庄在中国》不知不觉地带着作家个人浓浓的怀乡情绪，因而情感分量很重，行文充满了个人视角的情感化色彩，如这句话：“我曾经在这座桥上，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月亮。那个黄昏，天色将暗，月亮己经升上天空，是一种奇异的淡黄色，如宣纸，中间一抹轻淡的云，清雅，圆润，恰如青春的哀愁，有着难以诉说的细致。”月亮是中国古典诗歌常见的意象，寓意着离别与思乡的美好情结。少年梁鸿踏上离乡之路必经的青石桥，留给她印象最深刻的即是那抹淡黄色的月亮。梁鸿保留着童年少年时期的浪漫回忆返回故乡，在她的想象中故乡的拥有着诗意般的美好，“黄昏的时候，河边己经人声鼎沸。人们在河里洗澡，在河边的树荫下谈天说地，谈情说爱，在细软洁白的沙滩上仰躺着，享受着星空与大地”。但如今的故乡，已在物理结构上崩塌。
由此，文本中的故乡是两个画面：过去的梁庄与现在的梁庄。
曾经，梁庄人围绕的中心是光亮叔门前那棵大树下的大平台，“夏天，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里就挤满了人，男人、女人一边说笑，传着闲言碎语，一边拿着盆子一样的海碗吃面条。晚上，这里更是歇凉的中心，总是到半夜时分，还有人在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现在这里变成一片废墟，目光所及之处不见人影、不闻人声，没有挤满人的大平台，只剩下荒败的断墙和残破的砖瓦碎片。曾经以姓氏为中心、严格遵循家族规定的制度与习俗的村落，变成以经济为中心、丧失文化凝聚力的聚集地。曾经孩童们可以嬉戏鬼水的坑塘，水质清澈，能看到鱼在水中游动，如今只剩下一片黑色的淤流，静止不动的，能看见死亡的，腐败的淤流。过去的梁庄是热闹的、优美的、质朴的，但此刻作家眼中的梁庄是陌生的、满目疮咦的。城镇化引发了村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水土流失等一连串后果，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村庄己失了血。
当一个村庄的外在结构受到冲击时，其内部的生活、伦理、文化必定也会衍生出诸多问题。如乡村教育系统的崩溃、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异类群体的边缘化、乡村政策的不稳定、乡村道德信仰危机等等。这其中，梁庄小学的消亡以及消亡背后的原因是作家最为担心的。
村里唯一的小学留不住学生，己经关闭了十余年，曾经有段时间还租给了邻村人办养猪场，因为此，校门口上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被人恶意涂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里面的教室也己遍地灰尘、破旧不堪。梁万明总结了梁庄小学的办校历史以及消亡的原因。80年代，村里人出资出工盖起了梁庄小学。那是梁庄学风最兴旺的时候，村民对学校的态度无一不是景仰的、热情的。曾经梁庄学龄儿童的升学率接近百分之百，而现在村里的升学率不升反降，很多孩子初中辍学不上了。万明哥进一步指出农村孩子早早退学的原因：一是高校大学生制度改革，国家只收费不再分配工作；再是某些基层领导克扣教师的工资，不愿再对教育操心；三是村民们思想消极，“读书无用论”逐渐变成一种普遍心态。这些原因的背后指涉的是整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催人向上的精神的消失。梁庄人的物质生活比过去进步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人们的精神状况：父母一年到头外出打工，孩子只能放在家中由老人代管，把挣钱放在第一位，漠视孩子的教育；孩子多半沉迷打游戏、上网、逃课，早早辍学跟着父母打工。对以梁庄为代表的中国乡村来说，村里小学的关闭意味着文化的解体，村民对教育的虔诚、热情转变为麻木、涣散，乡村的文化氛围慢慢消失，也让人感觉到了这村庄的内部结构正在失去它的生命与活力。
梁庄只是中国大地上无数个村庄的其中之一，一个没什么特别之处的村庄，却恰恰因为它的平凡，一个小小的梁庄在现代社会中的突变、衰败、更新、离散、重组，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代大多数村庄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走向。
梁鸿在此前的文学批评中谈到了“外省”这一概念。自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间，“乡村/城市”“乡下人/城里人”“本地人/异乡人”“上班族/打工者”等对立词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划分得愈加明显。在径渭分明的文化冲突下，“外省”概念被突出显现。“首先，它是实在的地理位置的差别，具有空间的含义，‘外省’意味着一块空地，与‘中心’相比，它自由，充满个性，有许多可供涂抹的空间，但是，却也因为被放逐，而生长出根深蒂固的杂草，有荒芜己久的肥沃土地，更有随时被占领、被统治的可能。”即是说，“外省”意味着贫穷、落后与边缘化，代表着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截然不同的劣势地位。正如叶君所说：“城市对乡村的蚕食，以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求生，乡村往日蓬勃的生气渐渐消散，呈现凋敝图景，形成新的乡村现实。”梁庄从外部形态到内部村落文化的逐渐被瓦解的过程，正是大城市不断吸纳外来廉价劳动力、蚕食落后地区剩余价值的结果。以梁庄为例，向城市扩展的高速公路占去了大量农村的耕地，选择在梁庄周围开办的化工厂、挖沙厂毁了清澈的河道，造成了梁庄生态环境的恶化。尽管梁庄大部分的打工群体能通过外出打工攒的钱在村里新盖房屋，但这是以牺牲他们自身的利益为前提的。住在潮湿、拥挤、阴暗的出租房里，呼吸着混杂了重金属颗粒的污浊空气，放任孩子留守老家而得不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这是中国从不同地方出来的打工者的相同命运。
此外，“外省”也隐喻了一种文化位置。“‘外省’与‘中心’有着某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差别，是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区分，代表着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权拥有程度的不同。”生活在城市中心的“城里人”有着天然的话语优势，他们瞧不起进城务工的“乡下人”，对待这些外来人带有一种文化歧视。在西安、东莞、深圳、北京等大城市久居的当地人，从不与外地打工者来往，即便生活在同一空间中，彼此却互不认识。如梁鸿了解到北京郊区有一个叫“河南村”的地方，这里租住的外来打工者几乎占该村总人口的80%，但是河南村的本地人与其他租户的互动仅限于收取租金。住在这儿的河南人只是借居者，没有权利享有当地人所拥有的任何优待。其次，城市户口意味着特权与优越，工作待遇、赔偿损伤都要比外省来的“乡下人”高一个等级。梁鸿在北京采访的正林是一个商装设计师，即使他在大城市有着一份体面的职业，农村户口给他造成的影响却很深：住房公积金交得少，城市户口可以算工资的12%，农村户口只有6%，少了一半，养老金和其他福利也少将近一半；以他的工资在北京只能勉强支付日常开销，没房上不了户口，意味着孩子不能去好的幼儿园。相反，他那些北京本地的同事，工资多半拿来消遣娱乐，不需要担心住房问题。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巨大差距促使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年背井离乡，要么把孩子留守在乡村，要么带在身边却不能给予陪伴，这又从客观上造成了下一代教育的失衡，使之带来的文化落后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梁庄现象”之所以能代表现阶段中国大部分乡村面临的严峻问题，就是因为梁鸿并不是单一地批判“乡土”或“现代化”，而是把“梁庄”放置在“乡土”与“现代化”两者合力的作用下，从整体的比较视野发现并记录当下乡村在现代价值的理念参照下遭遇的现实困境。
“他者”姿态构成的悖论
返乡叙事历来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存在，这种由地域构建的人类乡土意识作为一种经验反复被作家们提起。“梁庄系列”恰是一个归乡者再次进入故乡的自白。“我的村庄”“我的小河”“我的亲人”，字里行间都向读者表明了作家以归乡人的身份进行叙述。尤其是在文本中加入的被采访者声音，多为“我父亲”“老贵叔”“建昆婶”“我闺蜜”，亲戚邻里的称呼建立了亲切感，也在不动声色之间消除了读者与书中人物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声音丰富了文本的叙事视角，构成了众声喧哗的复调氛围。
然而，“我”一再强调自己家乡人的身份，其内心真实情感却是“我”从未真正进入过梁庄。经历了艰难重返后，“我”的心情也变得沉重，“返乡者”的身份在叙述过程中逐渐转变为梁庄的“他者”。“我”纠结于“梁庄的女儿”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自觉规避启蒙者俯瞰式的批判视角，但“知识分子”的身份时常与“梁庄的女儿”发生背离，于是在“我”的乡土书写中面临着纠结、仿徨、游离、矛盾、挣扎等不确定因素。最后无法完成叙事的超越，也无法对现实妥协，无奈只能再次选择出逃。
自梁鸿以“返乡体”的形式书写梁庄后，一批贴着“返乡日记”标签的文本开始广泛传播，如王磊光的《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等非虚构纪实类作品。至此，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出现了一批以作家的返乡亲身经历为主的“返乡”叙事。
返乡写作的兴起绝非偶然事件，它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对“故乡”和“怀乡”等经典命题的关注，但其表现内容与写作姿态己经不同于传统的乡村书写。有学者指出这类写作“以个人记忆和亲历为经，以社会问题和考察记录为纬，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出自己返乡所观察的乡村生活”，其中“返”尤为关键，点明他们的写作路径是从城市返回乡村，写作视角则是站在城乡互动的视野下对乡村状况再审视。这既表明了特殊的写作源起，也强调该书写是农裔知识分子对长期陌生化乡村的重新认识。
除此之外，以梁鸿为代表的返乡写作又因写作主体与写作对象的亲友关系，故而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之外，增加了一种以“重返”故乡为目的的“亲人视角”。这种自带浓厚个人情感的“亲人视角”，是作家在叙事过程中有意让家乡的亲人们通过“人物自述”的方式讲述自身的生活经历，旁带着他们对于社会种种问题的理解，形成自我的叙述话语。而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实录又与作家亲自介入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以及作家作为文本叙述者的视角构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复调叙事与对话氛围。
在“梁庄系列”中，“我”的身份造成“我”在观看梁庄时出现了多声部的复调叙事。“我”是一个离开了梁庄的返乡知识分子，“我”眼中的村庄是“蓬勃的废墟”，由“我”在梁庄的行动轨迹搭建了叙事的主体框架。在“我”的叙事外，还有被采访者们讲述自己了解的事实，发表他们的观点与思考。同时，“我”的看法也许会和其他主体的看法冲突。《中国在梁庄》的前两章“我的故乡是梁庄”“蓬勃的‘废墟’村庄”集中笔墨描述了作家回到故乡、看到梁庄发生巨大改变后的陌生感体验。在作家“我”的眼中，这些改变犹如巨大的“疮疤”，直接毁灭了“我”对故乡记忆中的模样：高速公路破坏了原有的道路格局，一排排新修的两层小楼房显得“不伦不类”，长年没人住而倒塌的房屋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坟墓”，还有不注重排污的下水道，废弃的梁庄小学……虽然她没有直接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从她标题取名含带“废墟”一词也能看出作家难以抑制的批评态度。
从梁庄人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梁庄是另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观：新修的马路大大缩短了从村庄到城镇的距离，年轻人外出打工能攒钱回村里盖新房，显得气派，家里有老人帮忙带孩子能减轻许多压力，忍受饥饿的日子己经过去了，经济条件得到改善就是他们最直接最迫切的愿望。作家以梁庄人的身份“返乡”，作为一个亲历者看见了梁庄在今昔对比中呈现的环境恶化、乡村凋敝的种种问题，这促使她回归到知识分子的身份，以旁观者的视角审视梁庄人的做法。第一人称（以梁庄人的视角介入梁庄的事情）和第三人称（退回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表观点）的不断转换，使作家拥有了兼具叙事者与故事人物的双重视角，再加之每个采访人物自己的讲述也是一个个独立的“自我”，对于同一个问题，映射在不同人群的眼里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出梁庄记》西安德仁寨一行中，被采访对象的主要职业是蹬三轮车。关于三轮车夫的话语叙事中，出现了多声部叙事：三轮车夫自身的讲述；官方的新闻报道；作家作为叙事者的态度。以万国大哥、万立二哥、虎子为主讲人，道出了梁庄人在西安拉三轮的辛酸：“不交黑钱就办不来牌照，明的一年要交两千两百五十块，暗地里还要交一些”，“明着讹钱。还是底层，他们欺负你”；即使交了钱，还是有城管和“黑狗子”来抓，车夫要拿回车就必须找到“托儿”交罚款；西安市里人都态度傲慢，觉得拉三轮就是低人一等，直骂他们是“臭蹬三轮的”“你就个卖菜的”；因为共同的不公平遭遇，三轮车夫们紧紧抱团，一群人通风报信、打架、混战，有时只是为了一块钱的尊严。以上代表了三轮车夫的民间话语叙事。在官方叙事中，万立二哥们的形象被完全颠覆。
如梁鸿在网上摘取一则标题为“三轮车夫耍赖致公交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XX市顽疾”的新闻报道，大致内容是市区内现有大量无牌无证三轮车非法营运，不仅干扰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与市民出行，更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这篇报道最后说明了三轮车必须被清理的真实原因：因为该市的城市阶层拥有汽车数量日益增加，黑三轮车肆意驾驶、随意停放的做法，占用了道路资源。三轮车是官方眼中的“顽疾”，属于被清理的那一部分。万国大哥们的抱团抗争、逃避抓捕，是仗着人多势众“阻挠执法”。一个场景的两个叙述，因为各自所站的立场不同，其表述、形象完全不同。这两个声音互相碰撞、冲突，作家并不急着结束，而是转向第三重话语叙事，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城市建设与贫民权利的问题：城市不断发展，向现代化迈进，那些老旧或者废弃的城区拆迁之后建立的是高档小区、商场、公园，这些都是为城市阶层、中产阶级服务的。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他们只住得起偏远、廉价的地方。城市急速扩张，需要建造更多的房屋以服务更多的人，但显然农民工群体并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由此，三轮车事件拥有了三重话语叙事，三者互相映射，尽可能地丰富了这一事件的语义内涵。
在西方哲学中，“他者”是相对“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的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宽泛而论，他者是一个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这里笔者仅引用“他者”借以说明梁鸿与梁庄的关系。其着眼点在于梁鸿为求学离开家乡多年，因为有了一段时空与文化的距离，她与梁庄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梁鸿不再同属于梁庄的“自我”，自然就成了梁庄的“他者”。于是，借助外来“他者”视角，梁鸿在书写态度和情感态度上都和梁庄保持了一定的距禺。
梁鸿二十岁时离乡求学，许久未在梁庄长住，她对村庄的发展变迁、人际关系一概不知，只能依托父亲梁光正来开展她的实地调查与采访活动。年过七十的父亲是梁庄的“活字典”，梁鸿不仅从父亲口中了解到梁庄大致的家族历史与整体面貌，也借助父亲在村里的名望，使得梁鸿的出现不至于过分突兀。采访时，父亲作为“我”和梁庄人的联系纽带，全程参与“我”的话题讨论中。如父亲带着“我”去砖厂的机井查看，老贵叔以为又是来调查的人，正欲阻挠，看见是父亲才爽朗一笑，并告知梁鸿关于砖厂的事情；多数时候乡亲们会准备一桌酒菜，以父亲牵头，众人得以高谈阔论，就着梁庄的人事打开话匣子。当父亲不在场，时时会有尴尬的窘况发生，“我”与乡亲们面对面地不知所措，谈话无法正常进行。
另一方面，“我”对于梁庄人而言，也是“局外人”。乡亲们见到父亲，都热情地打招呼；见到“我”，却是一幅陌生和警惕的样子。当地的妇女喜欢聚集在一起话家常，但她们的情绪大多不会在外人面前显露，所以当“我”走进她们身边，想插一两句话时，她们的窃窃私语立即停止，对“我”投来打量的目光和暖昧的神情。显然，“我”并不属于她们的圈子。如果说2008年的返乡让梁庄人感到陌生是阔别己久的缘故，2011年梁鸿再次回到梁庄，梁庄人仍是一脸的怔忡，“他们对我还是陌生的，就好像我不是梁庄的闺女，好像我不曾回来过、从来都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过交集”，这则说明梁庄人并没有真正承认“我”梁庄人的身份，在他们的心里，“我”己是城里人了，不再属于梁庄。
在文本中梁鸿于某种程度上表露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与精英意识，显示了“我”与他们是不同的。如梁鸿在梁庄拜访清道哥，看见嫂子在后院沏茶，“我”见嫂子的第一眼印象是“发质己经枯黄，没有任何光泽，毛蓬蓬的，配着她不停眨巴、溢着眼屎的眼睛，更见苍老，有一种滑稽的哀伤”。显然梁鸿的印象是不礼貌的。
一般来说，农村妇女在招待外客时，即便没有好点儿的衣服，也一定会修饰一番，在作家的眼中嫂子却是不修边幅、“滑稽”的苍老妇女。紧接着，清道哥拿出了八个荤菜与十来个做好的素菜用来招待梁鸿一行人，但是梁鸿看见这些时令蔬菜“是种在这鸡粪之上，踩上去，臭水立即渗了出来”，她匆忙地逃了出来，忍着不想中午吃的“时令蔬菜”。从梁鸿的态度可看出，她不由自主地将自己代入了“整洁”“干净”的一方，与之对应的是“遗遏”的嫂子和脏乱的农家生活。而这些不审慎、不礼貌、不考虑是否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话语，也能察觉出作家情感的疏离。
由于这种情感的疏离，梁鸿时常表现出对事物的不甚热心与冷漠。在西安她了解到又有一个老乡的三轮车被逮了，出于好意她向《华商报》的记者打听了一句，但记者没有回信让其如释重负，她并不想应付这些不必要的“麻烦”；梁鸿在深圳见到了自己的堂妹梁静，梁静讲述以前做过打电话推销的工作，这让她想到：那些让人疲惫而愤怒的广告电话就是小静这样的姑娘打来的，这些年轻孩子可能就是我们的堂妹、堂弟。但是知道了这些会让作家以后耐心接听吗？梁鸿诚实地回答“更多的时候还是会不耐烦的”。
也因情感距离，梁鸿在写作过程中不断产生逃离的念头：“我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的念头：我其实己经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走了”，“我一直都想逃跑。逃跑，赶紧回去，回到明亮的、干净的、温暖的和舒适的城里”，“面对奶奶滔滔的泪水和期待的眼神，我甚至有些烦躁，我想逃跑”……引发作家想要逃离的念头有很多因素，一是生活环境的糟糕引起了作家的不适，散发着怪味的城中村和拥挤的出租屋，是梁鸿走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二是长时间的旅途磨灭了她的勇气，一种厌倦的感觉在心里愈发滋长；三是面对亲人们遇到的麻烦，既无力解决又不想牵扯其中，这种压抑的情绪促使她逃离。
按照传统的乡土返乡叙事，知识分子带着浓浓的乡愁进入故乡，必定会抒发其与故乡血脉相连的缠绵情谊。我们理应在“梁庄系列”看到梁鸿如何表达对亲人们的亲近，但恰恰相反，我们意外地发现梁鸿在重返过程中有意与梁庄亲人们保持着情感距离，甚至产生一种想要逃离的冷漠。
法国理论家马歇雷指出，一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多种多样的，而作家往往只能站在一个意识形态立场去写作。梁鸿早早完成了农裔知识分子向中产阶级的转变，因长时间不了解农村的现实困境和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所以她需要去介入现场，通过调研、体验等方式进入底层。但还有一部分作家本身就来自他们所叙述的阶层，如萧相风、郑小琼等人，在开始创作前就是流动在各个城市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所以他们的写作更具有个体经验的色彩。由于个体经验的不同，知识分子与出身底层的“平民作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郑小琼、萧相风们本身就来自底层，他们自己写自己的生活体验，更重要的是，书写者与所书写的对象是同一的，这使得他们所提供的底层经验更为可靠、“真实”；梁鸿从农民阶级跨步到中产阶级以后，她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是城市化的、现代化的，只是写作的需要她必须走进阴暗的、潮湿的、逼仄的空间。梁鸿毫不掩饰地写下自己对出租屋的鄙夷，在西安二哥的那个小套间里，她甚至忍着不上厕所，因为满屋让人憋气的“污浊气味”令她难以进入。厕所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有论者注意到梁鸿的视线多次落在了农民家庭内部的厕所环境，这在其他文学文本中是很少被关注的一块景观。事实上，正是这种生活细节的差异让我们得以窥探到城市精英为自己与其他人群建立的区隔边界。
由此我们发现，梁鸿的“返乡”与她返乡之后的“他者”姿态构成了悖论。那些梁鸿接触到的梁庄人与被访者，不会察觉到自己的生活环境是肮脏或拥挤的，更不会如梁鸿那么“反感”，因为这己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最坚实的部分。对梁鸿来说，她介意的是生活质感；而对农民群体来说，更需要在意的则是生计。在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下，“出现了一种典型的断裂，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生活的断裂，一种经验和另一种经验的断裂”。学者杨庆祥提到的这种“断裂”，将我们的社会分裂成不同的群体，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因为“断裂”，不同群体之间，每个群体的内部之间极易产生背叛，这就导致了群体和群体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甚至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这是一种意义上的‘围’，我们彼此自动区隔，拒绝去观察、记录、对话，最终拒绝理解彼此”。或许梁鸿的返乡举动正是要打破围墙的隔阂，她忍受着生理的不适，“以一种强迫的决心往下吞咽，为了向自己证明：我并不在意这些”。而事实是，“我”己经忍耐到极限了，那种令人生厌的出租屋生活并不属于“我”。
艰难重返，在于梁鸿对乡村的陌生以及对亲人的疏离。来自城乡、阶层、文化上的隔阂与差异使梁鸿意识到了自己不可能抵达“梁庄”的世界。
“重返”乡土进退失据的两难
自现代性发生以来，知识分子就陷入了一种生存困境，同时也开始了漫长的身份认同的历程。梁鸿以及黄灯、王磊光等农裔知识分子，虽然出身农村，但不可能再返回农村。他们从农村逃离，来到城市生活，失去了自我精神供养的源流，不知道故乡的未来要走向何处，自己要向哪里去。梁鸿以非虚构的方式重新走近自己的故乡，她在观看梁庄的同时，也显露出作为知识分子个体的“游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出走故乡以后怎么办？基于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疑惑，她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寻根之旅。
以今天的社会发展方向来看，“现代性”己经布满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生活的细微缝隙，“传统”“乡土”“村庄”几乎被固定为与“现代性”潮流行之相悖的反向情绪。在这一情形下，非虚构写作的实操尝试（甚至跨学科运用到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模式），实质是回到“传统”“乡土”这些文学术语的发生场——有具体空间指向的乡村。
以“重返”梁庄的姿态去回望梁庄过去的风景，前提是作家在身体和行动上己离开了梁庄。她试图站在相对客观、相对理性的立场来呈现梁庄的变迁，一再强调自己能做到的“只能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在血缘关系上，“我”确实是梁庄的一份子，但从内心而言，“我”是从梁庄出走的“异乡人”，与梁庄人迥异的生活环境和思维方式都说明了“我”不是梁庄人。
顺着梁鸿的“他者”姿态，在文本中经常能看到梁鸿不好言说、不忍批评的暖昧态度：“我又能指责谁呢？”“我又怎能告诉他们，这己死的、肮脏的坑塘，也应该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春梅自杀后，她那长年在外打工的丈夫根儿终于回来，作家本该就春梅的话题询问根儿一些外人无法回答的隐秘，好让春梅的故事内涵更加丰富。但是，作家不忍追问根儿的痛苦，“尽管我很想问他，是否收到春梅的信？如果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配手机？难道他不想春梅吗？”关于春梅自杀的叙述最终结束在梁鸿没有问出口的追问中。作家谨慎地注意到自己的“他者”身份，始终警惕自己的尖锐批评是否会对村民造成伤害，也使得她不能提炼出问题的核心剖析，文本也呈现出力度不足的单薄。
当梁鸿真正进入乡村生活内部，不可能顺理成章地畅行无阻。以一个批评者面对文学文本的理性态度去面对复杂广阔的农村图景是难以实行的，正如她自言，“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有了这一考量，作家不敢做出判断，在她的立场上，她没有资格做任何道德审判，更没有资格替梁庄做出判断，她所能做到的就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梁庄和她故乡的亲人们。由此可知，梁鸿的“梁庄系列”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重塑作家个体，但却无法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改变或完成其书写对象——梁庄与梁庄背后承载的“中国”。
作为梁庄的表述者，梁鸿只能“陈述”，不能“显示”，她只能如实地陈述自己看到的梁庄现象，而对被采访者的心理活动却不能如虚构作家那般基于文学想象“揣测”。他人的言说经由梁鸿的文字加工到达了文学层面，作家不可能将她采访到的他人隐私公之于众，或者被采访者有选择性的、保留了事件的某些细节再告知梁鸿。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虚构”写作提倡的真实性，也是非虚构作品的缺陷之一。
《中国在梁庄》收集的材料大部分是村民的直接陈述，也有一部分是梁鸿听从他人转述得到的故事，如己被监狱关押的王家少年、自杀的春梅、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清立、悲伤过度的光河等人。春梅喝下农药后，抢救无效死了，“我”又如何知晓春梅自杀的缘由呢？梁鸿告知是自家的堂嫂和春梅关系比较好，通过和她的一番交谈了解到春梅是一个干事利落的年轻媳妇儿，自从丈夫在外打工不回家后，变得日益焦躁。堂嫂认为事情坏在她怂恿春梅给丈夫根儿写信，所以堂嫂叮嘱“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信寄出去以后没等来回信，春梅又听说了邻村王营一个媳妇儿上吊自杀的事，内心的郁结愈发严重，长期的压抑导致她喝下敌敌畏自杀。如此看来，春梅的故事有起因、有经过，甚至还有曲折的波澜起伏。但是，春梅内心的挣扎与思念丈夫的焦灼，这些隐秘情绪又怎么会告知堂嫂，梁鸿又如何保证堂嫂的话是真的呢？尤其是在堂嫂叮嘱了梁鸿不能说出去后，这番言说的真实性以及抵达人物内心何种深度，就更难判断了。况且春梅恍惚的精神状态真的是得了“花痴”？梁鸿不能进一步走进春梅的内心，没有足够的材料支撑作家进行深入思考，最后只能做出浅尝辄止的评价和抒发一些浅显的唱叹。显然，非虚构处理的“真实”涉及的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那么梁鸿记录的一些事情既是文本的“真实”，同时又属于他人的隐私。关于春梅到底是不是因为长时间见不到丈夫产生的性压抑问题，梁鸿无法随意推测。
从这一角度来说，非虚构拥有的“真实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作家进入人物内心的权利，也使得非虚构作品的复杂内涵远不如虚构文学。
梁鸿写作前强调要排除“先验的意识形态”，她为自己设定的叙事思路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诚然，梁鸿是带着“梁庄的女儿”的身份与“亲人视角”的情感重新进入乡土的。这种叙事身份拉近了她与乡土之间的距离，并使得她在感知乡土时是以理解与同情的平等姿态，而非知识分子为乡土“代言”的俯瞰视角。在这样的视野里，乡民变成开口说话的叙事主体，与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在场声音形成彼此领顽的复调叙事。最重要的是抑制写作主体“局外人”的身份可能带来的叙述霸权与视角遮蔽。实际上，作家未能达到这一目标。抑或说，作家难以真正进入叙述对象的话语系统。
前面的论述中己提到，作家与村民看待同一个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不在一个思维层面上。于是，梁鸿便她很难做到仅限于现象学还原，完全抛弃“先验的意识形态”。相反，当“叙事主体越是刻意剥离、规避这些意识，越强化了它们的在场性”。尤其是作家意识到了个体难以突破由社会整体形成的问题时，我们看到充斥在文本中个人情感的冲突和身份认同的模糊性。
在《中国在梁庄》中，我们察觉到作家进入梁庄时拥有的两个角色。一个是作为“梁庄的女儿”，曾经在梁庄生活的美好回忆让这个梁庄的女儿不自觉地带有“经验自我”的特征，也即前文所述的“亲人视角”，是离开梁庄之前的“我”；另一个是逐渐脱离了农村、久在城市定居的现在的“我”，是以知识分子立场打量梁庄的“叙述自我”。
由此，两个“我”在不同视角的转换中担任了两种角色，梁鸿对梁庄的情感态度也随着两种角色的互换发生变化。一方面，“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的再次审视，有着反思的作用；另一方面，以“叙述自我”的角色再次进入话语场域，有可能让“过去的梁庄”渐生想象性成分，也会在不经意间造成对“经验自我”改写、增删、臆想的可能，尤其是当回忆中的先验经历过于美好，更会加剧作家的偏颇态度。曾经的坑塘是幼时作家最喜爱的小天地，所以她会如此痛惜甚至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如果当你看到今天村庄的坑塘，你就明白，这种‘溢美’是因为它今天的‘死亡’，彻底的‘死亡’，毫无拯救的可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生态的可持续化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彼此牵衡；而梁鸿对过去自然风光的溢美和对当前生态恶化的放大，使文本过于沉浸在乡村己成“蓬勃的废墟”的悲伤中，她对村庄生态“毫无拯救的可能”这一盖棺定论，也直接扼杀了窥探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暖昧关系的可能。原先梁鸿要避免的先验观念是“苦难的乡村？己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然而，从文本实际的叙事效果和价值指向来看，作家恰恰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些观念。
按照梁鸿的叙事逻辑，她要从梁庄中看到乡土中国的形象，将梁庄的经验与中国普遍化的经验结合起来。那么我们不得不警惕，梁庄的变异是否能代表中国乡村经验的异变？梁鸿抓住了农村现代化发展面临的转化、困境等种种问题，然而她过于看重负面的、凋敝的信息。梁鸿所取的章节名“蓬勃的‘废墟村庄”，“今天的‘救救孩子”，“被围困的乡村政治”“孤独症患者”“无名之死”，都与沉重的死亡气息相关，很难不让人怀疑她原本想避免的那些先验观念的的确确呈现在文本中。
准乎此，非虚构对应的是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与娱乐化、个人化与“私人化”的书写泛滥，“非虚构”在某种意义上重新疏通了知识分子与社会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互动。但我们有必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对话与互动的有效性：知识分子所呈现的话语空间是否深化了我们对当前中国现实的认知？重新与现实建立联系是否让知识分子找到了更开阔的世界？无疑，长期的边缘地位与学院体制使知识分子的思维形成了一种封闭的系统，与之对应的还有自身的“无身份感”。梁鸿无法认同自己能够真正走进梁庄——“重返”梁庄，又该“重返”到哪里？实际上知识分子的“游移”来自他们的写作并未获得真正的生活实感，也无法与公共空间建立一条行之可行的沟通渠道。
许纪霖曾评价知识分子“永远是最不安分的，总是不愿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即使他们己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总是要不断地寻求着突破与更合理的归宿”。梁鸿的“不安分”表现在走出书斋、寻求实感的生活，可是却在寻找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勇气，又重新回到了书斋。梁鸿原本设想自己会像战士一样，向未知的挑战展开积极探索和思考，但是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她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姿态：有不解、迷惘、厌倦、悲哀，以及更深的忧虑和一种宿命般的无可奈何。行文至最后，梁鸿这样写道：“‘我’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无力感？‘我’在代谁哀叹、诉说？……或者，它只是作为中产阶级的‘我’的浅薄和软弱而己，‘我’却把这些作为乡村生活和精神的全部。”她并没有因为写作的对象是梁庄的亲人而放弃自己中产阶级的身份。事实上，梁鸿不断在进退之间拉扯、逃离，她要梁庄人说出自己的故事，要揭开底层人群的悲欢离合，并试图和她以前所在的阶级和解。而她在这段和解的过程中，深深展现出来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失败感。如李洱坦言：“我们描述一种失败感，深入一种失败，并考虑这种失败，而且这种失败最终变得无法改变、无法更改，我们无能为力，非常无奈。”当代知识分子丧失了公共空间的话语权，这种“失败感”让李洱感到无奈，也让梁鸿意识到了自身的“羞耻”。
如前文提到的——梁鸿的非虚构写作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重塑作家个体，但却无法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改变其书写对象——梁庄与梁庄背后承载的“中国”。换言之，并非梁庄需要这两本书，也非梁庄人要别人来把自己的生活付诸纸上，是梁鸿的“我需要它”。“对于我来说，重返梁庄的第一冲动不是想揭示梁庄的真实，而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的源头，以弥补自己的匾乏和缺失。”梁鸿在写作过程中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追问和探索，是作家最终抵达那条“河流”彼岸的方式。
梁鸿在青岛找寻小柱死亡的真相，毋宁说是她在找寻内心的和解。从不敢面对、害怕面对，到鼓起勇气来到青岛，来到小柱打工的工厂，梁鸿想知道小柱是怎样走上他的死亡之路，更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去看他：“在他生病最后的日子，我曾经回过梁庄，但我没有去看他。”“那次回家，我待有七八天时间，我都没有去看他。”“为什么我不去看他？”“我就是没有去。”每一次的追问，都在更深一步拷问梁鸿的内心，同时也在拔起她心中的那根刺。直到梁鸿承认那个真正的、说不出口的原因——“我不关心他，我对他没有了感情”，打破了作家表面的亲善与伪装，使之坦诚地面对内心的冷漠，重新认识自我并重建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
言说的拘囿
“乡土”是现当代文学极重要的关键词，以乡村为中心的乡土叙事占据了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但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这个主流文学曾出现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一次是‘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发生于80年代初期。”进入21世纪，在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背景下，城乡之间的壁垒被打破，“新农村”建设给乡村、乡土写作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当作家失去了惯有的熟悉的乡村经验时，很多作家“智慧”地采用一种回避的策略，冷落乃至忽略了当下乡土的存在。
而“梁庄系列”的文学意义在于它在创作内容和表现方式上少了同类型作品中的失真、扭曲、同质化、老调等现象；它让我们更尖锐地意识到在面对如此庞大、混杂的现实时，文学究竟能做什么。“梁庄系列”所涉及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乡村外在形态的崩塌与内在肌体的破坏，坚守土地的留守农民与离乡进城的农民工的苦难史。它赢在“真实”二字。这种真实“既杜绝了‘怀恋式’、‘挽歌式’的乡愁，也拒绝在历史的视野中发掘‘一根筋’式的人物来展示农民的命运和永久的人性潜流。”在书中，我们发现当下农民会随着城市化浪潮作出改变，他们己不是我们脑海中“僵化”的农民形象。就改变的层面而言，他们既不会固执地烙守乡村传统而不知变通，在他们的身上也并非只涵盖了城市化的消极因素。梁鸿让每一个梁庄人都充当一个言说的主体，用个体的亲身经验告诉我们，新世纪农民的生活困境不能单单用贫穷、苦难来概括。
梁鸿企图以“非虚构”的方式“重返”故乡，直面故乡己经支零破碎的现实，去和书写的梁庄世界缔造更深的关系。但是，当她真正进入乡村内部，故乡早己物是人非。一方面，梁鸿己经无法适应农村生活，在城市形成的精英意识改变了她对家乡的态度；另一方面，村庄内部也没有真正接纳她梁庄人的身份，而始终把她视作局外人。
尽管作家通过“梁庄系列”揭示了梁庄在现代性的裹挟下经历的创伤与异变，提出当代社会农村与城市的结构性矛盾问题，但由于作家自身阶层的局限以及生活和写作的限度，当个体难以突破由社会整体形成的问题时，我们看到的是充斥在文本中矛盾冲突的情感态度与暖昧不明的身份隔阂。“作品或许正因为记录了自己反映中的偏见，记录了一些简单成分的不完全的真实，它才是一面镜子。”同样地，从这面镜子也可以看出梁鸿笔下存在的不足，即她固执地在文本中暴露内心堆积的矛盾、纠结与游移，完整记录了一个返乡知识分子重新进入乡村内部的陌生体验与情感疏离，同时显露出己经被边缘化的当代知识分子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迫切与焦虑。因此，梁鸿的意义不仅在于以文学重返现实的返乡行动、呈现当下乡土写作的多样性，而更引人沉思的是知识分子始终面临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精神困惑。
在中国城乡现代化的复杂历程中，以梁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返乡”写作，承载着知识分子面对农村问题的公共意识与责任意识，也暴露出知识分子在把握社会整体发展态势的思想局限。这也表明，如何处理自我身份与城乡关系这种“亦此亦彼”的身份困惑是返乡叙事创作主体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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