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战胜了邪念
二十多岁时，我曾经产生了一个邪念，且不止一次地想去实现它。此事，我从未对人说过，但我一直没有忘记。
1974年腊月，我高中毕业。那时，出路只有一条：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也就是当回乡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第二年正月，担任生产队政治队长的堂伯找到父亲说：“大队让咱们队出一个人到电磨房推磨，让明法去吧。他上学多年，没干过地里营生，推磨是离身子苦，就去干这吧。”父亲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和同时回乡的伙伴儿们相比，我不用再到地里干活儿，这是堂伯对自己的照顾，我特别感激他。随后，我到村支书家里拿上电磨房的钥匙，走马上任了。
钥匙共三把，两大一小，大的是门上的，小的是钱柜子上的。所谓钱柜子，也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小木箱子，存放加工米面收来的钱。我拿着一大一小两把钥匙，记账收钱都是我一个人干。我的同伴儿，一个比我大9岁、还未嫁人的老姑娘，拿着一把大钥匙，只管干活儿，不管钱和帐。电磨房有三台机器：小钢磨，加工小麦；脱粒机，加工谷子，粉碎机，加工玉米，这两者统称为“推粗粮”。加工小麦时，我俩同看一台机器，推粗粮时，我俩各看一台。当时，根据上边的要求，晚上干活儿，白天休息，以错过用电高峰。
那时年轻，精力旺盛，晚上干一宿活儿，白天睡上一大觉，便活蹦乱跳的，再也不觉得累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干啥呢？我喜欢读书，偶尔借来一本小说，便废寝忘食地读。无书可读时，我便闲得无聊。有一天，我突发奇想：配配电磨房的钥匙吧。
在这之前，我曾在父亲的指导下学过配钥匙。父亲是个铁匠，会打铁，会修配老百姓所用的许多东西，如自行车、锅、瓢、勺子、锁子……当时，没有眼下那么先进的配钥匙工具，配钥匙完全是手工。人们丢了钥匙后，要想用上旧锁，就得配钥匙，父亲便给人们配过钥匙。配钥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剩一把锁，没有钥匙了，这就得拆出锁芯配钥匙；二是锁和钥匙都有，但钥匙太少，多人用不方便，想多配一把或几把钥匙，这不用拆锁，照着原有的钥匙去配就行。父亲给了我两把没有钥匙的旧锁，让我去学配钥匙的手艺。在父亲的指点下，经过一番摸索，终于学会了。照着原有的钥匙去配，父亲没有教我，我也没有配过。这回，我看着电磨房的两把钥匙，心想：“配一下试试吧，权当闹着玩。”
我先配大的，门上的。找来铁片，把大钥匙放在上面，画了个样儿，再用砸剪——一种剪铁的工具，用锤子砸着剪铁——剪出钥匙的坯子。接着，照着钥匙的样子，用铁挫一点一点地挫，直到挫得一模一样。我悄悄地到了电磨房，用配出的钥匙去开锁。“嘎哒”一声，锁开了，我一阵狂喜。初战告捷，我再接再厉，开始配小钥匙，钱柜子上的。同样的事情又重复了一遍，小钥匙也配成了。我到电磨房试了一下，可以打开钱柜子。此事告一段落，我用线绳儿把两把钥匙拴在一起，悄悄地藏在一个地方，对谁也没有说。配这两把钥匙干啥呢？当时，啥也没想干，就是闹着玩。
转眼，到了1976年春天，我被选为生产队的会计。麦子将熟时，队长跟我说：“麦子快上场了，你得回来，不能在电磨房了。”于是，我辞去了电磨房的工作，到了生产队的打麦场上，忙起了打麦、分麦等各种事情。电磨房的钥匙交给了下一任，而我配制的钥匙还藏着。藏着干啥呢？我没有想这个问题，只是觉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配制的钥匙，毁掉怪可惜的。
不久之后，这两把钥匙便引发了我的邪念。一次，我到公社参加会计培训，顺便到新华书店转了一圈儿。书店里新进了一批书，我瞧来瞧去，想买一本，可一看定价，便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我兜里只有几角钱，哪里买得起一块多钱的书呢！一块多钱，如今看来，实在不是一个钱！可那会儿，一个好劳力苦苦劳动一天，仅得3角钱，一个馒头，也只卖4分钱哪！回家之后，我仍然想着那本书。想来想去，我想到了那两把钥匙，想到了电磨房里的钱柜子。我想，等电磨房无人的时候，拿上配制的钥匙，打开门，悄悄进去，再打开钱柜子，不就有了买书的钱吗？我一阵高兴，恨不得马上去干这件事。然而，转念一想，又打了退堂鼓。要是被人发现了呢？人家把我抓起来，交给村干部，再交给公社，那……即使不被人发现，管钱柜子的人也会发现钱少了。门上的锁没有坏，钱柜子上的锁没有坏，柜子里的钱却少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人家会不会怀疑到我的头上呢？父亲会配钥匙，人们会不会怀疑我也会配钥匙呢？要是顺藤摸瓜，会不会查到我呢？要是查出了我……我不敢再往下想。有那么几天，我一直为此事纠结，一会儿想去拿，心里说“就拿一次，就拿一块多，够买那本书就行”；一会儿又不想去拿，心里说“这样的事能做吗？要是被人发现了……”纠结数日后，我终于放弃了那本书，也抑制了自己的邪念。
邪念虽然抑制了，可那两把钥匙还藏在原处，我舍不得毁掉。转眼，到了1977年冬，高考恢复了，我参加了高考。经过漫长的等待，我收到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上学是需要花钱的，我知道家中的困难，不忍心多给家里添负担。于是，我又想到了那两把钥匙，想到了电磨房里的钱柜子，又一次纠结起来。就在我举棋不定、再三纠结时，父亲把筹到的钱交给了我，还对我说：“往后，俺们也不能跟着你了，自个儿要管好自个儿。不管走到哪儿，要有个主见，能做的事，咱去做，不能做的事，咱可不去做。”
“不能做的事，咱可不去做。”父亲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我彻底摆脱了那个纠结。悄悄地，我毁掉了那两把钥匙。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庆幸自己当初战胜了那个邪念。否则，即使无人发现，也会给我的品行留下终生的污点，让我的心灵一辈子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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