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姚安教育
明清时期的姚安教育
朱德宣
明清时期，既是封建科举制度得以在姚安推行的两个朝代，也是姚安教育步入封建正轨的唯一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有一批封建官吏对教育的重视，朝廷的教育政策和科举政策在姚安得以较好地贯彻执行，使得姚安府及所属州县的教育一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这就为姚安府人才培养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办学形式
明清时期，姚安教育有官办和民办之分。据民国《姚安县志》记载，明清时期，姚安有儒学、书院、社学、义学等形式。其中，儒学，是姚安明清时期教育的主体；书院，是一种重要的补充；社学、义学，属于蒙学，是基础教育。下面，具体说说各种教育的情况。
（一）儒学。儒学，又称庙学。为什么叫儒学？这是封建王朝主导下兴办的一种教育，目的是为封建王朝培养人才。所以，要进入这种地方读书，必须具备一定条件，通过一定的考试录取，然后享受政府的经济资助。学成后，通过科举考试，最终步入仕途，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正是因为儒学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培养的使科举人才。所以，从科举考试到儒学教育，都必须贯彻执行封建统治者的主导思想。什么是主导思想？就是几千年来被历朝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发展到程朱理学阶段后，明朝统治者明确将朱熹对儒家学说的阐释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此后，《四书》、《五经》及朱熹对《大学》、《中庸》等经典的注释，就成为想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的必学教材。所以，这样的教育，其实就是儒家教育，所以称之为儒学。又因为，既然这种教育是以儒学为宗，那读书的地方，除了必备的学馆外，还必须有孔庙、尊经阁、明伦堂之类的建筑设施，以此对学生开展尊孔、尊经和必要的礼仪教育，让学习者能够读书明礼守制。所以，儒学又称作庙学。
儒学，既然是官办教育，从朝廷到地方，统治者就有对教育的主管和分管的职责划分。一般来说，一府、一州、一县，知府、知州、知县，便是所属地区教育的主要负责者，然后专职设置官员分掌教育之责。一般是府设教授、训导；州设学正、训导；县设教谕、训导。他们，既是各级教育行政的主官，地位相当于政府的副职；同时，他们又是所属生员的老师，是具体从事教书育人的先生。姚安府下辖姚州及大姚县。其中，姚州与姚安府同城。故明朝时期，只设府学而不设州学。到了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才在姚州设置州学，并分配学额8名。
明清时期，能进到官办的府、州、县儒学的读书人，称为生员，亦即通常说道秀才。每年，朝廷对各府州县的生员都有指标限定。通过考试合格的生员，可以享受政府的经济资助和提供的吃住条件。这样的生员又分为廪膳、增广、附学生三类，主要是享受待遇上的区别。姚安府学建自永乐元年、癸未（公元1403年），按照朝廷规定，姚安府每年生员录取20名，廪增无定额。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裁撤姚安府，以府学20名分入姚州8名，大姚县8名，白盐井4名。廪增也分别划分到以上州县。自此，姚州廪膳生员30 名。
姚安府儒学，是姚安府生员读书的地方。历经明清两朝，办学历史较为悠久。据《李通志》记载，姚安府儒学，位于府城南。始建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且历代都有扩建或修建。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公元1505年），知府任宏、王嘉庆相继重修。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知府王鼎主持新建堂斋、号舍。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知府吴嘉祥、杨日赞相继建礼门、凿泮池。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知府赵澍又新建崇圣祠。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知府杨应霈重修。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分守道李忠臣将大成殿移建到明伦堂的前面。崇祯十年 （公元1637年），知府孔德元、教授张斌重修。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知府林本元、教授王肃重修。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知府任道立、知州王治国修葺殿庑，建立坊表。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知府丁炜、知州胥琇捐俸重修。康熙五十年（公元1771年），坊表倾圮，宫墙坍塌，知府王廷琦、知州管棆重修。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代理知府任宜中、知州管棆率两学绅士捐资扩修殿庑、门墙，学校的规模较之前有了扩大。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知府杨辉祖、知州钱恒重修。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知府施坦、知州丁士可重修。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姚州人夏诏新为庙学捐送大理石栏杆。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知州庚祥、学正吕畅扩修崇圣祠。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楚雄府知府裴聪、知州额鲁礼、学正李雄飞、王垲倡议捐资重修殿庑及大成门。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知州吴嘉恩扩修崇圣祠。咸、同年间，庙学建筑严重损坏于战火。同治十一年，“咸同之乱”结束，官绅捐资重修大成殿及崇圣祠，重建两庑及大成门。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贡生丁兆奎监修照壁。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生监捐资重修大成殿。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学正张敬捐俸置两庑神牌。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大成殿即将倾圮，知州易为霖筹资修建。这次修建，是由廪生刘诚、任揆道共同负责完成的。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知州曾楫筹资修葺两庑，任然让廪生刘诚负责施工。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知州周应方修复圜桥。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890年），学正段世清，修建了宦、乡贤、忠孝各祠。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公元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儒学，是为科举服务的。科举废除，各级儒学业从此停办。虽然停止办学，但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县长王世球仍然修建了儒学的照壁。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县长崔崇，又提用教育款项重修儒学两庑、棂星门、楼房三楹，还在左右两旁分别添建三楹房屋，将它用作民国姚安教育局及民众教育馆使用。解放后，延续了明清两朝及民国时期的姚安儒学，改用为粮食行政及粮食储备场所。以后，随着时代发展，儒学所有建筑，均被拆除殆尽，消失在历史的场合自重。
（二）书院。姚安的书院，有官办和民办两种。官办一类，一般都是由知府向省级申请获批后，在府内筹集资金创办，或利用原有建筑改建。书院是教育层次较高的教育场所。到这里接受教育的，可以是儒学的生员，也可以是已经取得一定身份的读书人或官吏。一个书院，可以由一个人负责主讲，也可以聘请人员到书院讲学。一般来说，倡建者和维修者，也都是书院的主讲人，即宗师。由于讲学者的学历层次一般都较高，且又都是饱学之士，热心教育，乐意培养人才。所以，他们讲学的内容，不独政府规定的科举应考内容，更多的则是能够体现主讲人思想的理论主张或思想学说。
姚安最早的书院出现于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是知府黄澍所建。叫做栋川书院，位于姚安府城外西北隅。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重修。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知府杨日赞增建前后堂和左右室。万历初年，朝廷下诏禁止办书院。于是，栋川书院一度被废除。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知府姚偕将栋川书院移地新建于府城东边。光绪年间，甘雨曾就城外西南隅的观音寺改设书院，书院名称也叫做栋川书院。想必，此时位于城东的原栋川书院已经不复存在。由以上办学经历来看，栋川书院，是一所带有官办性质的书院。办学时间大约超出二百多年，是一所办院时间较长、对姚安教育有较大贡献的书院。
明朝中后期，姚安还先后出现过两所书院。一所是三台书院，是思想家李载贽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出任姚安知府后，在德丰寺禅堂设立的一所书院，叫做三台书院。听政之余，李载贽便来三台书院讲学。主要是宣扬他的思想学说。听讲人的范围当然就非常大。因为三台书院没有专门的讲学场所，而是利用禅房来讲学。所以，很可能随着李载贽的离任，书院也就难以为继。还有一所书院叫做南中书院。位于府城东关，建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是分守道李材所建。南中书院建成，教授董金为此撰《南中书院记》。文中记载了南中书院兴建的情况。现将全文抄录余下：
“明兴，天下郡县多书院。贤出国昌，轶于隆古。姚安旧有书院，名栋川，卓隘且圮。后奉裁，改祀武侯，竟废矣。嗟呼！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彩也。大参李宗师来镇兹土，锐意作人，谋及郡守及士大夫、父老，佥同状上，两院允其请，爰相土市地，创立于城之东，光明宫之西。为门二重，为舍二十八。前为堂，后为楼，各五间。楼左右为厢房各三间，饰以绘事，撩以周垣，规制宏丽，为三姚壮观。其木石工作之费，取诸赎金，虽用民力，而偿其值，毫无扰焉。落成之日，名其堂曰‘正学’，名其楼曰‘南中书院’，以南中名，志地也。堂匾曰‘修身为本’，宗旨传自孔曾，学之正也。宗师公暇，升堂讲究，率不外此。楼匾曰‘万物一体’，必各得其所而后满其修身分量，学之大也。登斯楼也，爱人成人之心，其油然而生乎！楼下匾曰‘敬业’。姚士敬业，乐群于斯，共明此学，直寻孔曾坠绪，庶几哉吾道且南矣。师名材，号见罗，江右丰城人。壬戌进士，为分巡道。”
从董金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南中书院的办学宗旨，也由此可以窥见姚安古代书院的一般情况。
清朝时期，姚安相继出现过几所书院。
一所叫麟凤书院，建于康熙二年、即癸卯年（公元1663年），是知府倪巽生所建。但是久已废弃。
结璘山馆，是土官高奣映于康熙年间归隐结璘山后所建，纯粹属于私人办学。名为“馆”，实则是一所规格较高的书院，，类似于今日的高等学府。办学时间不长，但办学效果却十分显著。民国《姚安县志》说：高奣映通过结璘山馆“裁成后学，及门之士，成进士者二十二人，登乡荐者四十七人。”由于高奣映是影响较为广泛的知名学者。所以，他的学员不独姚安府的读书人，更多的是来自滇、川、黔三省广大地区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文化人。所以，学员中考取举人、进士的人数比较多。从统计数据上看，高奣映结璘山馆，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培养出来的具有进士身份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姚安整个明清时期培养的同类人才的三倍。从这个角度来说，高奣映在教育上的贡献，是姚安历史上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鳌峰书院。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姚安府被裁撤，姚州改隶楚雄府。州人夏诏新捐银一千六百两，士庶公捐七百两，将姚安府闲置的府署购买下来，用前三层创办鳌峰书院。所以，鳌峰书院也是一所私人兴办的书院。
大成书院。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知府丁士可建于尊经阁右边，还为书院每年专设馆谷六十三石，以作山长（即书院院长）束脩（俸禄）。这样，就能确保书院能够长期办学。清咸同年间，大成书院遭遇十余年战火，被迫停办，房屋设施均已圮坏不堪。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州人朱士云筹集经费修葺上房讲堂及书舍四间。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廪生刘诚筹集经费新建书舍六间于讲堂外。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代理知州王琳筹集经费新建上房三间。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代理知州梁正麟提拨寺租，设舍生二十名，月给膏火（即灯油钱），考取优秀者作为大成书院的舍生。科举废止，大成书院也同时废除。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举人甘季贤呈准办改办养节堂。宣统年间，举人甘孟贤由改办女子学堂，专门教授女学。大成书院，也是一所办学时间较长，对清朝中晚期姚安教育文化有过重大贡献的一所书院。特别是甘雨、陈廷杰等德高望重、学养丰厚的经师长期执掌大成书院，既大理营造了姚安的经学氛围，也培养了一代代优秀人才，造成了姚安文化享誉全滇的盛况。赵鹤清、由云龙等一批后起之秀，都深受大成书院的教泽。
德丰书院。道光年间，州人官全将德丰寺改办书院。到了光绪年间，还聘请掌院教授。但数年后停办。。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改设县立两级小学。
凤岫书院，光绪年间，光禄马驷良创设于光禄凤岫山。后改设为栖凤学堂。
（三）社学及义学
社学和义学，都属于启蒙性质的初等教育。
姚安兴办社学的情况。据高奣映《问愚录》记载，宣德年间，土官高贤代理知府期间，曾在姚安府创办社学八十四所，还“给蒙师廪饩”，就是给蒙师发放禄米等生活物资。由此可见，高氏土司对发展姚安初等教育做出的贡献。嘉靖年间，知府王鼎也“增修社学”。此后，知府杨日赞也“选师劝课”。
义学，也称义塾，是通过用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设立蒙学，学生多为寒门子弟，实行免费上学。也有通过有钱人捐款兴办的义学。实际上，高贤代理知府期间创办的八十四所社学，应该是由高氏土司捐献塾师“廪饩”而创办的，也应属于“义学”范围。
清朝时期，姚安义学也层出不穷。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知府丁炜、土州同高宗亮在府城文昌宫设立义学。 雍正五年（1727年）知府李孔嘉重修，知州钱恒捐献俸禄重设，每年给塾师俸禄为三十石稻谷。此后，还相继在仁和三元宫、城西马游坪、代苴村玉龙寺、普淜、城北就成村百老庵、妙峰山庄房、铁锁乡土县丞旧署、城东法乐寺、武都卫等地设立义学。据《甘志》记载，以上九馆，每馆每年发给馆谷二十石。咸同之乱，这些义学都被迫废止。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楚雄府知府陈春灿到姚州会商义学问题。知州李光舒召集州属绅士议决，从夫马公租内，每年拨银九十两作为义学馆馆金。每馆年给馆金十两，垂为定章。
除以上办学形式外，明清时期，姚安还有一些较为灵活的教育形式存在。其中，义学之外，还有私塾。比如咸同年间，由于长期战乱，儒学、大成书院及义学都被迫停办。但民间私人办学却仍然存在。甘雨避祸官屯乡连厂村，期间，曾长期于此设帐教学。同一时期，赵子骧一家由光禄镇避祸到江尾村，就以设帐教学谋生。后期返回光禄镇，还继续办了一段时间的私学。这些只是属于层次较低一点的私塾性质的办学形式。层次较高的师徒关系也在不同时期出现过。万历年间，陶希皋弃官回里，除教授自己的三个儿子，也还有别的读书人来向他求学。后来，陶珽致仕归来，向他求学的，不仅有姚安府范围的学生，还有不少是外地学子。清中期后，赵子骧到姚安城拜举人李泰为师，并结为忘年交，已是佳话。赵鹤清拜甘雨先生为师也是有所记载的事实。
二、办学成效
明清两朝，时间长达五百多年。这五百多年间的教育成效是不好用数字来衡量的。但不通过一定的统计数据由不便说明问题。教育，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办学形式，除了整体提升办学地区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人员的文化素养外，还应该体现在培养的人才多寡上面。
怎样衡量封建时代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贡献？我想，应该看以下几类人员的多寡：一类是国家级人才，第二类是省级人才，第三类是秀才中的贡生，第四类是秀才，亦即生员。很明显，国家级人才，制度就是通过参加朝廷举行的会试选拔出来的进士一类人才。如明朝时期的刘莹、杨道东、偰维贤、陶珽，清朝时期的契仲琇、甘美、李天骏、饶有亮、胡寿荣等。据民国《姚安县志》记载，明朝，姚安共有进士4名，清朝有进士5名。省级，指的是通过省一级的乡试被录取的一、二榜人才，即正榜和副榜（正榜的称为举人，副榜也是举人，只是比正榜的略差一点）。明清时期的姚安举人还是比较多的，如李瑄、刘莹、郭如磐、陶希皋、陶珙陶璟（副榜）、蔡友松、甘氏五举、赵鹤清、由云龙等。据民国《姚安县志》统计，明清两朝，姚安共有举人93名，其中明朝33名，清朝60名。贡生，一般是指府州县从所属生员（秀才）中选取优秀生员进贡到朝廷太学读书的人员。贡生又有拔贡、恩贡、岁贡及例贡之分。拔贡是等级较高的一类贡生。明朝，姚安从未有过拔贡。清康熙开始，姚安拔贡陆续出现。如施岳、刘墉、夏诏新、叶方远、向庚、许良度、黄理中、王尊仁、曾希孔、由从政、甘叔贤、赵鹤清、甘德辉、甘德芳、郑仰桥等，共计23名。明朝时，姚安有恩贡13名，清朝有31名。明朝岁贡214名，清朝有岁贡210名。清朝还有例贡37名。
生员，即秀才。也许是秀才人数太多，民国《姚安县志》里面没有统计数据。在整个科举系统里面，生员，应该是学历层次最低一等的知识分子。知识层次较低，又没有获得举人、进士这样的身份，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有仕途。然而，也不是绝对的。没有取得功名，在特殊时期，也能步入仕途。况且，没有取得举人或进士身份，也不代表学识与学养上的差距。马驷良、赵子骧，都只有生员身份，生于特殊年代，他们都以军功而被朝廷破格提拔为四品道员，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他们的学识和才能也是相当出众的。赵子骧书法功力深厚。马驷良在诗文书画等多个方面，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甘雨，一生科场不得意，但长期主讲大成书院，培养了众多具有高素质的文化学者。就连自己的四个儿子，个个都是举人。因此，姚安有“一门四举子”的佳话。高奣映的情况有些特殊。他出生在一个世袭土司之家，有无功名，对他来说，没有实际意义。现在，有人说他曾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举人身份。这完全是不懂历史的主观臆断。事实上，他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也无需参加科举考试。他还在幼年的时候，就已是未来土司的接班人。才成年，就获得朝廷批准，正式成为姚安土司。后来参与平定吴三桂余孽叛乱，还因功“特授参政”，但改变不了他的吐司身份。他虽然从未取得科举身份，但他创办结璘山馆，竟然培养出进士二十二人，举人四十七人，同时他一生著书达八十余种，其学识和学养之高，成就之大，岂是一般举人、进士可以企及的？
三、对姚安文化的影响
姚安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文化人和众多的科举人才，有效促进了姚安社会进步和姚安文化的发展。尤其是陶珽、高奣映、甘雨父子、赵鹤清、由云龙等一批杰出的文化精英相继出现，奠定了姚安作为文化名邦的历史地位，使姚安在整个古代云南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主要体现在具有文化倾向性标志三个发展阶段。
（一）以陶氏父子、高奣映为代表的“阳明后学”成为晚明至清初时期云南学界的翘楚。明朝实行“改土归流”，“流官”开始主政姚安。一方面，进入姚安的“流官”，绝大多数都是学有所成的饱学之士；另一方面，自永乐元年兴办儒学开始，姚安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姚安学人开始走向外地，外地的官员来到姚安。就在这一进一出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姚安。姚安文化开始同中原文化同呼吸共命运。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王阳明心学，在全国文化思想界产生广泛深远影响，对明朝占据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是一个不小的冲击。王阳明及其继承者的思想和学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姚安的教育和文化。嘉靖年间。姚安府大姚贡生王凤鸣，赴京谒选，就以王阳明为师学习心学。万历年间，陶希皋也曾就学于阳明后学的重要人物罗汝芳。作为阳明后学的桐城派重要人物李载贽任职姚安府期间，曾创办三台书院，并在书院讲学，宣扬的应该是他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学说和思想。后来陶珽也曾就学于李贽，还与李贽的弟子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袁中道两兄弟过从相当密切，书信来往不断。阅读陶珽、陶珙两人的文章，可以明显感受到李贽和袁氏兄弟对陶氏兄弟在思想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深刻影响。纵观陶珽的一生经历和文章，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不仅在生活上对佛教有着虔诚信仰，对僧人有着非比寻常的亲近感。这与李贽非常亲近僧人特别相似。陶珽生活晚期，“逃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还自称是俗家弟子。他资助过妙峰山德云寺的创建，还为《径山藏》的校核和刊刻付出重要贡献，又与彻庸一道，不远千里，从浙江请回了一部《径山藏》。所以，他对佛教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这与他“逃禅”的思想和行为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他还有意识地将佛教的禅学思想引入儒家学说，走出了一条儒释相融的治学之路。这在明后期的云南学界是有开创性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妙峰山开山禅师彻庸，先前的法名并不叫彻庸，而叫彻融。当他拜访陶珽并向陶珽求教儒家学说，陶珽向他阐释中庸思想，并指出中庸思想与禅学在义理上是相融相通的。陶珽看到彻融对中庸学说心领神会，便将他的法名中的融字改为中庸的庸字。从此以后，彻融禅师便成为彻庸彻庸。陶珽著书甚富，如《阆苑集》、《续钟伯敬史怀》，文选如《续说郛》和《四大家文选》。其中《续说郛》，还被《四库全书》存目。他的书法艺术，也达到了明朝时期的一定高度。用董其昌得意弟子担当和尚的话来说，便是“乃国朝有数名手也。只让董玄宰一筹，当与慎轩比肩。”可以说，陶珽的书法艺术，在当时的云南书法界，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连担当这样有书法造诣和成就的僧人，都对陶珽无比钦佩。
高奣映，主要生活在清康熙年间。本来，高奣映放着土官的位子不做，却醉心于做学问和教书育人。在做学问的道路上，他又深受前辈陶珽的影响，走的更是一条儒释道间宗、且又相融相生的治学道路。由于他家里有丰富的藏书，读书勤奋，又有过目不忘的天性，且他读书还与一般科举中人有所不同。他无需受科举考试的局限，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所以，他一生醉心研究学问，“凡经、史、子、集，宋元以来先儒学说，与夫诗、古文辞、佛藏、内典皆各窥其底蕴，而各有心得，···观政东川，增订《来氏易注》。年余回里。即退居结璘山，著《金刚慧解》、《太极明辨》、《就正录》、《理学粹》诸书。”成为当时云南学界非常具有特色的博学大儒。正是因为高奣映涉猎广泛，且又不受学界阻拦，学识也就非比寻常。这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一些传统学术观点的看法上。尤其是对道家学说中的重要概念及观点的新颖解释，具有一种挑战性，体现了浓厚的学术精神。这在清初云南学术界非常难得，就是在清初的整个思想界和学术界也是少有的一种见解和精神。所以，由云龙曾经引用清季北平名流对高奣映的评价，说：“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非过论也。”
明末清初，由于有了陶珽及高奣映这两位大师的相继出现，“阳明后学”在云岭大地得以颇具特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境界和面貌。
（二）以夏诏新、饶乙生、甘雨、陈廷杰等人代表的理学教育，使姚安成为清中后期滇中儒学的重要传承地。清朝初期，云南社会，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但随着改朝换代和吴三桂叛乱的结束，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科举制度得以正常推行。就绝大多是读书人而言，通过科举考试求得出路是必经之路，也是正途。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姚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也逐步走入“以经学教授诸生”的道路。蔡友松，康熙五十年（公元1771年）中举后，曾做过光山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知县。归里后“笃行力学，著书甚富”，讲学乡里，培养的弟子非常多。夏诏新，雍正七年、乙酉（公元1729年）以拔贡身份为官，相继出任过四川遂宁线、成都西安知县，又升任会理知州、泸州同知，再擢升永宁兵备道。致仕归里，热心办学，不仅将家藏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送入书院，他还在经、史、子、集、诗赋、词章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 饶乙生，姚安府学岁贡，“性端重沉毅，博通经史，读性理书有得，遂厌科名。居家奉亲，教授生徒，取先儒语录与‘六经’，刊其异同，精思力践。凡日用伦常事务，皆守先哲成法”。“游其门者，无苦督责而智慧日开。”著有《穷理惺心集》、《敬斋日记》。甘雨，字润之，一字慰农，晚号卧云老人。父亲甘荣禄、叔父甘荣昌，一生均致力于理学，教授学生以讲解义理为主。长辈的治学思想深刻影响了甘雨，他少承家学，潜心宋明理学，精思力践。从少年开始，便协助长辈教学。咸同之乱期间，奉母居山，设帐授徒以维持生计，拒绝接受回民义军的委任。乱后返城，修复栋川书院，又主讲大成书院，教育学生以知耻为本，扩充四端为用。著有《读书谈》、《四言训》、《补过斋十箴》，独力纂修州志，厥功甚伟。晚年学修益密，成为姚府理学的集大成者。巡抚张凯嵩、谭钧培相继赠以“学懋修齐”、“坊表攸资”的匾额。赵州李彪称赞甘雨：“学养深沉”。昆明陈荣昌则赞誉他：“内笃至性，外则卓然有大节，自励励人，一衷于圣贤之道。”道光年间，王安忆也是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学术上淹贯经史，所作诗文，“三姚”人士无不争相揣摹。陈廷杰，深受甘荣禄陶熔，承先启后，敷教益宏。曾主讲大成书院，裁成甚重。甘雨四子，成为举人之后，便都无心再求更大功名，而是继承家学和家风，再学问上不断攀登，取得重大成就，还在教书育人上取得突出成就，较好地发扬光大了甘雨的学问和操行。由于上述这一批的影响和带动，姚安一时间人才辈出，强劲的理学研究之风影响非常广泛。
（三）以赵鹤清的书画诗词及园林艺术、由云龙的广博学识和著述为代表，使姚安文化在省内外都占有了一席之地。赵鹤清、由云龙，虽然年龄又一定的差距，但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上承陶珽、高奣映的求学精神，具有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形成了开阔的视野，在较为广阔的生活及艺术视野之下来从事学术或艺术活动。
先说说赵鹤清。还在少年的时候，赵鹤清便跟随到外地做官的父亲，来到河南开封。在这样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又是文人云集的地方，度过了他由少年到青年的美好时光。这一期间，他不仅直接接受父亲的教育，还通过父亲的关系，拜师学艺，深得北派绘画艺术的精髓，成为学有所成的年轻画家。从河南回姚安后，又远游江南，投靠时任宁绍道道员的亲戚马驷良。在旅居杭州期间，来往于苏杭和上海多地，拜访几位海上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虚心向他们学习南派绘画艺术和园林艺术。在学习和对比当中，他比较透彻地认识了南、北两大画派的长短优劣，采取取其长而避其短的态度，最终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画风。学成归来，又踏遍云南山水，充分运用西洋画和摄影技法中重视光的运用的原理来进行国画写生，创作出一幅幅既是写实的又是富有创造性的写生画，汇集成画集《滇南名声图》，流传于后世。赵鹤清与由云龙一道，以姚安举人身份，到河南参加清朝最后一次会试。二人均落第，都不失望。听说京城要开办京师大学堂，二人便又到京城碰运气。通过报名，又都被录取。不同的是，由云龙读完了三年京师大学堂，然后被留在北京朝中任职。赵鹤清却在中途被朝廷分配到京城开办的中、小学堂任教习，专门教授学生图画课。几年后，外放广州。辛亥革命前夕，罢官回到云南，从此辗转于云南地方官场。公务之余，仍不忘书画诗词创作。据说，创作于公元1915年的一幅以猫为题材的国画，曾获巴拿马国际金奖。参与昆明市政园林建设，亲自设计与堆砌的石山“彩云崖”，至今还是大观公园的一个传统景观。三十年代初，已进入花甲之年的赵鹤清，旅居南京，往返于上海、苏杭之间，后被国民党陆军学院院长、上将杨杰将军聘为秘书长，得以再次重游北京和北方诸省。此间，经历了东三省沦陷、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等重大事件。阅历和眼界更加开阔，所作书画和诗文，更具时代气息和艺术功力。解放后，当选为政协常委。创作思想与时俱进，曾借用毛泽东主席诗句“一唱雄鸡天下白”创作一幅国画，参加国际展赛，再次获得国际大奖。他的写生国画集《滇南名胜图》、诗集《松泉游草》、词集《松泉词钞》，曾经多次再版流行于世。
由云龙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后，留在朝中做事，深感云南落后，急需发展教育。于是，离开北京，返回云南，四处奔走，倾力倡办教育。辛亥革命爆发，当即投身革命，先后出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教育司长、省政府政务厅长、秘书长。又积极投身反袁斗争，出任护国军都督府秘书厅长，后改任实业司司长、云南盐运使等职，又一度代理云南省长兼省政务厅长。为了发展云南实业，曾赴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致力于发展云南电力、自来水等事业。1927年后，又先后出任省教育厅长、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长等职。解放后，由云龙被选为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副主席、省文史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参与处理中缅划界问题。由云龙不仅是民国时期云南革命和发展的重要功臣，还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为云南文化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担任省图书馆馆长期间，编印《图书目录初编》，收入图书五万多册。翻印清代非常具有科学价值的《植物名录图考》。该书收入云南植物三百余种。负责编辑刊印《云南丛书》152种，1148卷。参与者有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等文化名流。还与周钟岳、赵式铭、方树梅修编《新纂云南通志》，主编《姚安县志》（民国版）。公务之余和赋闲期间，他埋头读书和著书立说，又整理古迹。他的著作非常多。有《定庵提跋》、《石鼓文汇考》、《滇录》、《桂堂余录》、《涵翠楼藏书题记》、《北征日记》、《东游日记》、《西行日记》、《南旋日记》、《高峣志》 、《定庵文存》、《定庵诗存》、《定庵诗话》、《越缦堂诗录初集》、《续录》、《词录》、《漫游百咏》、《滇诗纪事》《滇故锁录》，等等。体裁和内容都十分丰富。他还喜爱书画，初学颜鲁公、再学石鼓文、石门颂、华山碑，还曾画墨梅和写意山水。他的贡献多多方面的，但有谓突出的还是他的诗文以及对历史文化资料的整理点评。
从以上可以看出，赵鹤清与由云龙，在晚晴时期获得举人身份，接受过良好的封建文化教育。但是，在时代的发展浪潮中，他们紧跟时代的步伐，使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了云南文化的佼佼者。
纵观明清时期的姚安教育，其发展情况，值得认真总结。尽管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与新时代的今天，已是格格不入，也无法比拟。但历史是无法割断的，也是不可否认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唯物史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提供的方法论，对早已成为历史的明清姚安教育进行梳理和总结，是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的。
（朱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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