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着“大山”前行的父亲
题记：父亲走了，扛着命运的多舛和生活的沉重，静静地躺在遥远的岁月里。他的确很累了，要悄无声息地睡了。但他与村子、庄稼以及黄土地的故事却一直醒着，在我的记忆里湿漉漉地流淌。
在千河南岸吴岳支脉的肚挤眼上，安卧着一个小山村，名叫麦峪。那里埋藏着许多关于麦圣和麦子的神奇传说，也埋藏着父亲朴实、亲切而又苦难的故事。每每想起故乡，父亲在蜿蜒的山道上扛着架子车辕，负载着大山一样沉重的麦垛或柴垛，艰难前行的身影，就如电光般触痛我的神经，碾压在我的记忆深处。那车尾与大地摩擦拖起的一股滚滚烟尘，穿越遥远的时光，仍薄雾似的弥漫在我噙满泪水的双眼。
父亲是黄土一样憨厚瓷实的农民，他日复一日地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汗珠落地摔八瓣儿地从田地里刨得一丁点儿五谷杂粮，维系着一家人的光景。日子如一只粗砺的石碌础，蹉跎着从他的生命中不断碾过，但从未听见他痛苦的呻吟声。他的命挺硬，就像南山的青石蛋，滚过一道坎又一道坎，皮实、硬朗极了。记得他曾多次摔下沟坡和山崖，但又十分幸运地爬起来，吃几片安乃近，晚上在热炕上捂一身热汗，歇息两天，又背着日头默默地下地了。幼小的我，曾被父亲的一次次劫难打懵，泪水如撒欢的牛犊，呼啦啦地冲出眼眶，浸润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我在父亲刻骨铭心的感动中一天天地长大。
1 一升麦子换来了个小男孩
父亲何庚，生于何地，他自己不知道，我们全家人不知道，直到他离开人世也一直是个谜，我们估摸着他享年大约70多岁。据户族长辈说，爷爷曾育有三个女儿，无子嗣，想收养个儿子续香火。他给亲戚邻里好话说了八箩筐，让大家帮他到处张罗，但一直未能如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次年蒋介石为了阻滞日军的进攻，令国军在河南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霎时，数千里地面成为泽国，使1250万人受灾，89万人被淹死。在某地一个低洼的村庄，汹涌的洪水瞬间吞噬了整个村子，全村上千口人甚至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生命就此戛然而止。村里有一位刚学会走路的小男孩，被家人送到靠山村的亲戚家断奶，唯一幸免于难。那是一个饥荒和瘟疫肆虐的年代，小男孩在亲戚家恓惶地过了几年。然而，亲戚的日子也实在紧巴得熬不下去了，便领着他加入了浩浩荡荡的逃难大军。在逃荒的路上，亲戚一家人讨得一口吃食，既要给自己的孩子充饥，还要匀给这位失去家人的孩子半口。可怕的饥饿磨灭着人性，折磨得他们自顾不暇。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小男孩在野外被冻醒了，他一咕噜睁开眼睛，发现亲戚已不知去向，自己一个人睡在荒郊的一堆草丛里，四周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丝亮光，远处传来一阵分不清是野狗还是饿狼的嚎叫声。可怜的孩子呜呜呜地哭了。哭着，哭着，他想哭是用来给别人听的，哭给渺茫而漆黑的天地是没用的。他下意识地给自己壮着胆子，摸黑摸索了六七里路，又死乞白赖地跟着另一伙陌生的逃难者向北方涌来。他们流落到陕西省千阳县安化寺，一个逃难者说用男娃换粮食吃。这消息被一位进香的村民听到后，告诉了麦峪的郑姓老伯。老伯赶到安化寺，与逃难者讨价还价，最后以一升麦子成交。逃难者领着男孩，跟着郑老伯来到麦峪。郑老伯从麦洞里揽了一升麦子，交给来人，小男孩便成了郑家的孩子。郑老伯问来人，孩子几岁了？叫啥？家住哪里？来人摇了摇头。郑老伯又狐疑地看着面黄肌馊，只有一炕沿高的小男孩，孩子满眼惊恐地也摇了摇头。来人背着一升麦子，满意地走了，郑老伯急忙去灶窑里端出一瓦盆烙饼和玉米面墴，递到孩子面前。小男孩不由分说地接过瓦盆，狼吞虎咽起来，不一会儿，便吃了个精光。从此，小男孩如一只浮萍，从远方飘来，在麦峪的郑家扎了根。
初来乍到，郑老伯十分喜欢这个意外得到的儿子，有什么好吃的，也不藏着掖着，全都给他，并热情地叫他牛娃。牛娃到新家后十分勤快，整天一句话不说，只是个埋头干活。小小年纪就外出拔猪草、搂树叶、去山林里捡柴禾，甚至挑着两半桶水前歪后颠，洒了一路。谁问，他都不啃声。大半年过去了，他还只是“嗯”地一声，乡邻还以为郑老伯用一升麦子换了个哑巴。郑老伯早年曾作过货郎，挑着针头线脑蹿遍了千陇两县，手头略有盈余，也算是村中的富户。但被他抽大烟，把家中的光景抽到中落。人常说：没儿的人心瞎。不是亲生的，心里就是隔着一层纱。滴水成冰的大冬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郑老伯让牛娃翻沟爬坡，去安化寺旁的烟贩子那里给他买大烟泡。牛娃买到大烟泡，一路上手冻得如刀割一般，他用嘴里的热气不断地哈着一双小手，也无济于事。摸遍破烂的衣服，仅有的一只衣兜底儿还贯穿。无奈，他自作主张，把大烟泡含在了嘴里，将小手缩进了袖筒，踉踉跄跄地向家里赶去。回到家，郑老伯烟瘾正发作，当牛娃从嘴里取出大烟泡，交给爹时，大半个大烟泡早已化在他的胃里。郑老伯气急败坏地顺手拿起墙根的一只鞭杆，对牛娃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毒打。牛娃既不啃声，也不躲避，默默地挨着雨点般的皮鞭。不知是被他误食的大烟泡在作祟，还是严重的风寒感冒。牛娃挨完皮鞭，倒在炕头昏昏沉沉地睡了两天两夜。郑老伯赌气也没管，以为他再也起不来了。谁知，第三天早晨，牛娃一咕噜爬起来，又狼吞虎咽地吃完半笼高粱面“憋辘轳”，背着背篓又出村搂柴禾去了。
2 私塾里还没坐热的矮条凳
清瘦的风儿，臃肿的云儿，在麦峪的天地间寂寥地徘徊。这是一个拍一巴掌，整个沟畔山崖都能听见响声的小世界。山里的阳光没有长，山里弯弯的山道儿没有长，山里的草芽儿、花瓣儿、树条儿却嫩生生地长起来。
牛娃长到大约六七岁的时候，该进私塾读书了。郑老伯才想起该给牛娃上户口了。他走到村公所，办事员问孩子的名字，他说叫牛娃。颇有点文墨的办事员说，这名字太俗了，便信笔在户籍簿上给牛娃起了个官名：郑来存。郑老伯有了儿子，儿子有了官名，郑家就有了续香火的，郑老伯心里有说不出的滋润和满足。他叼着旱烟袋，在院子里转悠了很久，猛地，他在鞋底上磕掉烟锅里的烟灰。对牛娃严肃地说：“你放下背篓，跟我来吧。”牛娃不声不响地跟在爹的屁股后，走进了村外的一家私塾。初来乍到，牛娃新奇极了，看着戴着眼镜穿着整洁干练的教书先生，以及窑洞里乐淘淘的孩子，他感觉自己像掉进了蜜糖罐儿。谁知他把私塾里的矮条凳还没坐热乎，与同伴们还没混个脸儿熟，就被爹叫回了家。原因是私塾里的学费太高，家里的一个姐姐因霍乱夭折，另两个姐姐十七、八岁就出嫁了，家里还有一大摊子活要等着他去干，娘好话说了一笸篮，爹说让他呆在私塾里，我们大家都喝风屙屁呀！就这样，牛娃唯一的一个读书机会便被老固执的郑老伯剥夺了。
日头每天从东山慢吞吞地爬起来，又从西山静悄悄地沉下去。山里的树儿、草儿无论天黑天亮，也无论你看见了或看不见，它都在默默地挣扎着，向上努力地生长着。牛儿哞哞，羊儿咩咩，鸡儿咕咕，喜鹊喳喳。傻乎乎的牛娃像咀嚼山沟沟里的苦曲菜一样，咀嚼着艰辛而苦难的时光，却被凄风苦雨中的别样景致所陶醉。在他的眼里，这里的黄连也是像甘蔗一样甜滋滋的。就这样，他羸弱的生命像一株孤独的艾蒿一样，无可选择地插进了这块贫瘠的土地。
牛娃不是别人，他正是我可亲而可敬的父亲，而郑老伯无疑便是我的爷爷了。
上苍似乎做了一件糊涂事，让一个脚丫子刚踩到这个世界不久的牛娃，懵懂中与自己的亲人天地两隔，甚至不知道自己姓啥叫啥，而又稀里糊涂地挑起了延续我们郑氏家族香火的重担。
3 遗失在黄土犁沟里的童年
牛娃退学后就跟着爹下地了，第一趟农活便是吆牛犁地。爹一直叨叨个不停，给牛娃讲怎样扶直并把稳犁把，怎样用搐绳牵引牲口沿着犁沟前行，如何用口令指挥它们掉头。牛娃的个头还没有犁头的把儿高，爹就让牛娃扶着犁把下方的横拐耕田。初学耕田，牲口不听使唤，老是往犁沟外拉。牛娃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扶着犁拐。遇到犁头冒出地面空行时，他不得不用一张小嘴横着叼住鞭杆，双手抬住犁拐，调整犁头与地面的角度，让犁头再次插入坚硬的地皮。被犁头翻起的碗大的土圪垯，像河道里的鹅卵石一样横七竖八地躺满脚下。他一双小脚磕磕绊绊地被牛儿牵着在这些土圪垯中奔跑，一不小心，被绊倒了。而两头耕牛并不知道他的小主人已躺倒在地里，继续努力地向前拉着。牛娃一只手抓着犁拐，始终不松手，他怕牛儿跑了找不到，他更怕铁犁头戳到了牛的后腿。就这样，牛娃被牛儿向前拖了七八米，在爹的一声断喝中，牛儿终于停了下来，不过牛搁头的绳索已经绞作了一团，牛娃瞬间变成一个灰头土脸的泥孩，额头的汗水融入土屑，化作满脸泥巴。爹从地上拉起他，重新帮他套好牛搁头，让他再次赶着牲口下地了。就这样经过多日的摔打滚爬，牛娃基本能驾驭这两头牲口了。
耕田人为了不累着牲口，都是天刚麻麻亮，乘早吆着牲口扛着犁头下地，正午太阳挂在中天冒花花时才卸掉犁头，然后赶着牛儿去山坡上吃草。爹每天9点多将早饭送到地头，牛娃将犁头插在田里，让牲口喘气歇息，然后便不声不响地一屁股坐在土圪垯上大口吃起早饭来。爹则从牛娃手里接过赶牲口的鞭杆，用鞭杆把儿在松散的土圪垯中不停地插着，他在检查地是不是犁通透了，看有没有丢下硬棱子。如果地耕得不匀不透，免不了就是一顿数落。一天，有一头老黄牛老是使性子，用搐绳拉，用鞭子抽，怎么也不听话，梗直脖子将犁头往犁沟外拉，田里满是没犁到的硬棱子。爹送来早饭后，瞄了一眼犁过的田地，二话没说，从牛娃手里夺过鞭子，对他就是劈头盖脸地一阵毒打，末了还觉不解气，一怒之下把一陶罐米汤踢倒在地里，让牛娃再次用䦆头把那些硬棱子挖掉才准他吃馍。牛娃皮实极了，挨了打竟没哼一声，也没掉一滴泪珠子。他不声不响地挖完那些硬棱子，然后才默默地吃起篮子里变凉了的冷馍，不过米汤再也喝不到了。
日头像一盏灯亮了，灭了，又亮了。牛娃的脚印踩踏着两头牲口的蹄印，默默地在田地里循环着，丈量着，但他永远也丈量不出被犁头一寸又一寸剖开和支解了的黄土地，到底有多长多厚。牛娃的童年丢失在蜿蜒的黄土犁沟里，牲口和犁头虽然不会说话，但在漫长岁月里的磨合中，它们真正成为牛娃人生中至诚的亲密伙伴。几年后牛娃便把一对牲口和一支犁头玩得十分娴熟自如，他犁过的田地，犁沟笔直匀称，放眼望去新鲜的土壤通透平展，乡邻们个个赞不绝口。于是，他便成了家中耕田的“精壮”劳力，直到他的青年和壮年，他都成为生产队犁地的一把好手。别人嫌背着日头拐犁沟太累，他却傻呵呵地乐此不疲。
4 一上午压折三条担子
牛娃约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老母亲端着一只粗瓷碗，站在锅台前给爹盛玉米面糊糊，她用勺子在锅里舀着，舀着，便倒在了地上，永远也睁不开眼睛。爹按照母亲生前的遗愿，给牛娃着急火燎地张罗着婚事。牛娃娶妻成家了，妻子比他小近十岁，且俊俏贤淑。牛娃非常感激爹，干活更勤快了。家里除过没粮没钱外，水缸永远都是满满的，院子里的柴垛码得像座大山。
几年之后，我出生了，如一只纤弱的艾草，从贫困的时代缝隙中钻了出来，挤进了这个苦难的家。牛娃有了第一个孩子，便有了从苦日子中奔甜日子的劲头。而我有了一个父亲，有了一个让我永远双眼噙满滚烫热泪的父亲。爷爷有了我，像捡了个宝贝圪垯，便不再下地了。一天晚上，父母亲都被叫去生产队的会议室参加批斗“恶霸”地主的会议，爷爷搂着我，哼着童谣把我哄睡着了。他也歪倒在土坯砌筑的背栏上睡着了，谁知再也没有醒来。爷爷走了，父亲便成了家里真正的顶梁柱。
父亲是一个精壮小伙，能吃能干。他一顿能吃四五个大馍，对付一小瓷盆面条或搅团。母亲抱怨他，一年挣不了多少工分，日子全被他吃穷了。父亲便勒紧裤带省着吃，母亲很少给全家人做干面，顿顿都做面片与汤混合的连锅面。就这，饥一顿，饱半顿的父亲，力气仍大得惊人。生产队请了个瓦匠要做泥瓦，需将两个几百斤重的麻石碌础竖起来撘建操作台，三个人合围都没把麻石碌础竖起来，父亲走到跟前，让别人躲到一边，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弯腰嵌住碌础的底端，“嗨”地猛一用劲，沉重的麻石碌础便应声稳稳地竖在了预定的位置。
秋天，圆鼓鼓的豆荚串儿，红彤彤的高粱穗子，门栓般粗大的玉米棒子，在晶莹透亮的阳光中挤挤攘攘地站满田野。饥饿的人们口里咽着唾沫，想象着黑油油的高粱面“憋辘轳”和金灿灿的玉米面“墴儿”填进肚皮的舒服滋味。
秋收了，队上组织社员掰玉米棒子，并按收获的棒子斤两计工分。人们边采收，边用笼筐往地头挑玉米棒子过称。父亲嫌笼筐太小，装得太少，赶黑在家里用荆条编了一对深六十公分、直径约一米多的大笼筐，一次能挑个二三百斤。谁知他一上午竟将家里用来挑水的三条水担全压折了，只得仓促做了一条更结实的简易担子。母亲生气地数落他：“怎么没把你的脊梁骨压折，可惜祖上传下来的三条桑木水担，全被你糟蹋了。”
5 镜子给他借来一束微弱的阳光
山里的水十分金贵。逢大忙天，邻里之间，借米借面不借水。村里仅有的一口水井深53米，井下经常坍塌，淤泥已积满井底，吊桶放到井下，只能打少半桶稠泥浆水，全村人吃水成了严重问题。村里要安排一个人到井下淘井，队长派谁谁都不愿下去。父亲自告奋勇地要下井，母亲和我怎么也拦不住。大清早，父亲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碗玉米面糊糊，换了一身破衣烂衫就被人用绳子吊到了五十多米深、黑咕隆咚的井下。那年代手电筒都是稀罕物，更别说电灯了。人们从家里拿来两面镜子，一面放到井房外的阳光下，另一面搁到井口的木墩上，调整两面镜子的角度，金贵的阳光便从露天的那面镜子上反射到井房内的那面镜子上，再从井口垂直反射到五十多米深的井下。我不知道灿烂的阳光，从井房外被这些简陋的原始工具相互传递着搬运进来，再穿过五十多米深的黑洞，投放到父亲跟前还剩多少，父亲能看得见吗？井口只有筛子那么大，而父亲说井下的空间竟有一个涝池的面积，且到处都在坍塌。父亲用洋镐和铁锹不断地在井下挖，然后将泥巴和砂石装到铁桶里。井口边的辘轳上临时添加了两只吊桶，四五个人合围在一起用力摇着辘轳旋转，一只桶下行，另一只桶上行，淤泥和砂石被不断地从井下吊上来，倾倒在井房外。不时有村民掉落在井里多年的水桶被父亲打捞上来，在井房外码了五六只，锈迹斑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已到了吃晌午饭的时候，井上的人们轮流回家吃了饭，而父亲一人毫不停歇地在井下挖了一天，没见一口汤水。
太阳在井房外十分努力地照了一天，它尽可能把最多的、最明亮的光线洒到那面镜子上，但太阳也有累的时候。黄昏时分，挂在西山尖的夕阳恹恹欲睡，光线像垂垂老人的目光，无精打采。无论人们怎么调整两面镜子的角度，都无济于事了。幽深的井底漆黑一团，父亲摸黑干着活。他在井下喊着问井口的人们：“井底下怎么这么黑呀？你们再挪挪镜子”。人们嗤嗤地笑着回答：“太阳被黑云遮住了，挪镜子不顶用了。”此时，井房外的淤泥和砂石已堆成了一座山，队长说井还没淘干净，让父亲再忍一忍，再加把劲。老实巴交的父亲在井下泡得透湿，又冷又饿，早已精疲力竭了。他平生第一次撒了一个谎。他对井上的人们喊：“崽娃子，再不把我吊上井口，我就直接将屎拉到井里，让你们大家好好尝尝我巴巴的味道”。队长想了想说，也罢，劳碌了整整一天了，把他吊上来吧。父亲从井口上来后，趴在地上几乎起不来，人们搀扶着他，他才挣扎着站起来。队长掏出两元纸币、一盒九分钱的“羊群”烟递给父亲，便算是一天的酬劳。此后，十几年里，父亲下了多少次井，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6 谁动了粮仓里的封印
生产队在南院办了个养猪场，要找一个饲养员，社员们都嫌跟猪打交道，整天要钻在屎尿里，臭气熏天，还常常惹跳蚤和虱子，都哼哼唧唧地不愿去。队长问父亲干不干，父亲说收麦子垛麦子都是活儿，你派我干啥我就干啥。于是，他就背上背篓，拿上扫帚进了养猪场。夏天大忙季节，父亲每天将猪草割回来，用菜刀一刀一刀地剁碎，在一口三尺见方的大铁锅里和着麸皮煮烂，将每一头猪喂饱喝足，打扫完圈舍卫生，还要去照看生产队麦场上的麦子，让其他社员回家吃饭。队上建了一个临时储存和周转粮食的简易厦子，前檐完全敞开，几个圆锥形的麦堆亮晶晶地码在里面。保管员在每个麦堆的底部，沿着圆周线，用一尺见方的梨木印模，在麦粒上盖满了大印，一行行由麦粒组成的立体文字便嵌印在麦堆的底部。这看似简单的“麦印”，就成了麦堆神圣的“封条”，谁要使稍微动一下麦堆，麦粒向下一流，“封印”就没有了，队长就认为麦子有可能被盗了，就要追究看管人员的责任。
那天晌午，父亲揣了一把镰刀来到麦场，别人都回家吃午饭了，他一个人独自在粮仓里打了一会儿盹。走出粮仓后，麦场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他转到麦场边儿，猛然发现麦场下边的玉米地里长满了猪娃们爱吃的打碗花、嫩枝苋、灰灰菜，他想在粮仓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玉米地给队上的养猪场拔些猪草。他一头钻进玉米地里忙活起来，拔着，拔着，竟忘记了时辰。直到吃罢午饭的人们返回麦场，到处吆喝着找他，他才从玉米地里钻出来。谁知一场灾难正无声无息地向他逼近。人们走进粮仓后，大惊失色，几个大麦堆的“封印”全不见了踪影，原来光滑圆润的麦堆现在到处都是大坑小窖，有些麦堆甚至被夷为平地，粮仓内一片狼藉。有人呐喊着：“偷麦子了！贼偷麦子了！”父亲看到此情此景傻眼了，将抱在怀里的刚拔下的新鲜猪草全扔在了地上，他感觉明晃晃的天瞬间坍塌了，眼前一片黑暗。全队的社员围着父亲，七嘴八舌地质问父亲，怎么看的粮仓，麦子叫谁偷走了？甚至有人说父亲是监守自盗。父亲落寞地站在麦场上，整个下午都在接受驻村工作组的调查。队长派人到我们家来搜查，两只土窑洞，连老鼠窟窿都找遍了，没有找到一粒粮食，有人说肯定是藏到野外了。经常替队长出谋划策的“舔尻虫”揭开我们家的锅盖，小半锅正在冒着热气的高粱面搅团正在咕嘟咕嘟地响着，母亲搂着满脸惊恐的弟弟，给队长说我们家已经断粮几天了，这几斤高粱面还是我从娘家拿来的，孩子都饿得吐酸水哩。刚从学校回来的我，正等着吃锅底干嘣脆的高粱面锅巴，看见屋里挤满了叽叽喳喳的人，又听说父亲偷了队上的麦子，我愤怒极了，差一点跟他们拼了。据说新收的麦子，未晾晒干以前还没有过称，因此那粮仓里到底有多少斤麦子，老天也不知道，唯一证明偷还是没偷的就是盖在麦堆上的“封印”。“封印”没有了，麦堆子的原状发生了变化，出现大坑小窖，没偷也只能算作偷了。锅里的高粱面搅团全干结成硬块，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吃一口，我想吃锅巴的愿望也泡汤了。晚上，队上组织社员给父亲召开批斗会，你一言，我一语，动员父亲老实交代，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父亲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地站在主席台前，聆听着人们对他声色俱厉的声讨，如坐针毯，他怎么也说不清道不明事情的真相，他的确没拿生产队的一粒麦子，不知如何向愤怒的群众交代。我踮着脚尖，爬在会议室的窗台上，里面火药味很浓的辱骂声、谴责声，如麦芒似枣刺，穿透墙壁，穿透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刺中我的自尊，泪水刷刷地流个不停，最后竟像粘稠的浆糊一样模糊了我的视线。里面灯光下的人们，全变成了影影幢幢的黑色怪影。队长最后做出决定，扣罚我家三百斤麦子。那时的三百斤麦子就是我们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呀。母亲拖着个小弟，只有父亲一个劳力。开会迟到要扣工分，上工稍微来晚要扣工分，每月不出满勤要扣工分，猪场的猪娃病死要扣工分，一年下来也挣不到多少工日。每年别人拿着口袋分粮食，而我家要等别人分完后，再向队长死乞白赖地借粮食。今年借下的明年要扣掉，这样年复一年，永远也分不到粮食，只能是个借。
父亲被这个灾难打愣了，第二天喂饱猪场里的猪崽，打扫了圈舍，腰里系了一根麻绳向土桥沟走去。临行前他眼圈红红地叮嘱我，听妈妈的话，好好念书，照顾好弟弟。当父亲走远了的时候，我隐隐地感觉到这话的分量似乎很沉，如一只生铁秤砣压在心口。不能再犹豫了，我拔腿就跑，去村里叫上隔壁的二叔向山沟里赶去，父亲在沟叉里的一棵老核桃树上系好了麻绳，站在树下老泪纵横。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扑上前去，紧紧地抱住父亲的腰，泪水像决堤的洪流，哗哗地冲出眼眶，将我幼小的心儿淹没，将我眼前的天和地淹没。我越哭越伤心，喉咙里像有好多个珠子在上蹿下跳，不停地打着“叽呴儿”，怎么也停不下来。二叔领着我和父亲回家了。一夜之间，父亲的年轮好像咕咕噜噜地转过去了好几年，时间没老，院子里挂满青果的杏树没老，他却苍老极了。
多年后，村里的一个小伙喝醉了酒，站在人堆里倒核桃似地说，十二年前，他与几个小伙伴放学后去西原捉蚂蚱，路过麦场的粮仓，看见里面没人，又对麦堆子上盖着的“封印”很好奇，便一股脑爬上去。他们在光滑整洁的麦堆子上挖大坑，玩“埋死人”的游戏，玩了一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悄悄地溜走了。当 “偷麦”事件发生后，他们原本想去给队长解释清楚，但一个大点的孩子说，事情弄大了，谁也说不清楚。于是，他们达成默契，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了。几个贪玩的孩子，一个恶作剧，无意间给父亲的命运中涂抹了一笔耻辱，差点要了父亲的老命，也使我家无故背上了三百斤麦子的沉重债务。
7 一根老玉米棒和半碗白菜炖肉片
一年后，父亲离开了养猪场，与另一位社员去队里的牛圈养牛。耕牛是那个时代除过人以外最金贵的宝贝，丝毫马虎不得。父亲每天大清早起床，吆着一头驴子去割紫花苜蓿，回来的时候驴儿驮着两大捆青草走在前面，他用一条特结实的桑木扁担，再挑两大捆青草跟在后边，他是把自己当牲口一样用，从不知道偷懒和惜力的老实疙瘩。返回后，推着独轮车去土场拉土垫了牛圈，还要参加生产队中午的集体劳动。收工后，别人都回家吃饭了，他要赶着几十头牛儿去沟底的水泉边“饮牲口”。牛儿围在一起，有滋有味地喝着清凉甘甜的泉水，不时地抬头望着他，哞哞地叫着。父亲叼着一个旱烟锅，有滋有味地吸着。牛儿吃饱了，喝足了，而他却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
晚上，大部分社员都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与另一位饲养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几十头牲口铡草，准备一夜的“干粮”。父亲铡一会儿，就停下来给十几米长的牛槽里添满青草。牲口们低着头，可着劲儿香甜地吃着，时不时欢快地打着响鼻。铡完草，父亲又爬在炕洞口烧了炕，然后上炕歇息，不一会儿，就听见饲养室里沉闷的打鼾声。
冬天，草儿脱去了绿色的绒装，蓄积力量，躲到地下打瞌睡去了。饲养员只有铡风干的玉米秸秆和麦草喂牲口了。父亲每天晚上铡着玉米秸杆，偶尔有一个或两个漏收的玉米棒子被他发现，如获至宝。他铡完草，烧炕时用一根细竹棍插在棒子芯儿上，用温火慢慢烤熟，然后摸黑带回家来，给我和弟弟吃。弟弟嫌老棒子太硬咬不动，不愿吃。我接过烧得黑乎乎失去玉米本色的老棒子，一点点的啃着，咀嚼着，虽然味道不咋样，但吃到肚子里还是挺舒服的。饥饿已使人失去了对窘迫生活挑剔的欲望，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对各种异类食物的认同和接受力。我吃饱了，可以舒心地睡去了，而父亲呢？
那是一个大干快上的年代，公社的农建专业队要在各村各队抽调人员，父亲又被停了饲养员的活计，派往专业队平田修地。施工员每天用皮尺给每个人划定八个立方的土方，每个队员要在天黑之前挖掉，运走。并且不能 “推光头”，要在勘测的地平上挖出两尺的凹槽，然后把地表的熟土填上，把生土运走。父亲长年累月栉风沐雨地干着。随后，又被调到宝平路草碧大桥的建设工地，他住在草碧镇老街的二层木板阁楼上。冬天北沟的寒风呼呼地从板缝里灌进来，人们彻夜冻得上牙跟下牙打架。工地的大灶上两个月左右改善一次伙食，偶尔打得半碗萝卜、白菜炖大肉片，父亲舍不得吃，又会用毛巾裹住，摸黑带回家来，让我和弟弟解解馋。父亲把艰难留给自己，毫不犹豫地从自己贫窘的生活中分割出一部分香甜和滋润来，默默地分享给我和弟弟，这让我幼小的心灵一直沐浴在温暖而炽热的感动中。
8 山村里最憨厚的义工
乡下缺衣少穿、没钱断粮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境界却极为豁达和崇高。村里人不管谁家建房，从来不用包工，也不用花钱请泥水匠和小工。主家只需备好木料，叫一两个木工即可，所有的工程量全有“行情”的乡邻义务帮工。冬闲时节是村民建房的大好时机。老实、勤快而又力气大的父亲无疑就成了帮工的好手。父亲从小练就一手打土坯的绝活，他打的土坯四边周正，光洁瓷实，棱角分明，泥水匠用着顺手称心，砌筑的墙体端正结实。一垛土坯五百个，别人最多一天只能打一垛，而他能打一垛半。木模子搁在圆圆的磨盘上，父亲穿一件汗衫，手执平顶石锤稳稳地站在一边，助手在土坑里给模子加满新鲜的泥土。父亲一眨眼便跃上了石盘，他双脚踩实松散的泥土，然后两腿左右开弓，用鞋底利索地将模子边沿多余的土屑刮掉，便双手高高地提起石锤，“嗵哧”“嗵哧”地狠砸起来，两尺见方的木模子上，碎盆口大的石锤在上蹿下跳地飞跃，人在随着有节奏的锤声呈顺时针旋转，双脚在石锤下往来穿梭，锤锤相扣，声声震地，锤停模开，父亲弯腰迈步，转眼一块崭新的土坯便被父亲稳稳地码在垛上。码土坯是一个技术活，别人码了一垛土坯，第二天来一看全平躺在土场上，碎成一堆无用的土圪垯，而他码的土坯横平竖直，块块交错，平衡相托，一直晒到干透了都纹丝不动。土坯打好，到了砌墙的时日，父亲扛檩上梁、搬运土坯、挑水和泥、抱砖上瓦，样样活儿都干。哪里需要，随声一个招呼，他就上那儿。没有一分钱工钱，主家拿出“宝成”或“大雁塔”香烟，挨个散几根，就算是酬劳。几十年里，谁家建房，父亲都没落空，他的汗水洒遍了村里每座古老的屋舍。而他自己由于没钱买木料，一直住在爷爷传下来的两孔有裂缝的窑洞里。
9 黏在麦田里的夏虫
“算黄算割”，“算黄算割”。当杜鹃鸟儿着急地一遍又一遍挠着小山村敏感的神经，麦峪人便盘算着，憋足了劲头，磨利了镰刀，把这个肥硕的夏日撂倒，美美地赚它个仓满囤满。
大包干后，家里分得二十多亩山坡地，父亲和母亲每天起早贪黑，整天忙得屁股不沾炕席，脚后跟都快打后脑勺了。尤其是夏收季节，大片的麦田前几天还黄中夹绿，几个毒日头蒸烤下来，说黄就全齐刷刷地熟透了。为了不使吃在口边的麦子被冰雹打落，被梅雨淋出芽来。父母亲每天鸡不叫就吃过早饭，然后背足一天的干粮和饮水，带上磨
石、镰刀早早地上山了。进入麦田，他们的身子就被牢牢地吸附在麦浪的边沿，就变成一只贪婪蚕食金色波澜的“夏虫”。一天十几个小时里，他们头戴草帽，手握镰拐，腰儿始终向麦子和大地匍匐着，以致将挺直的腰椎折成一张弯弯的弓。浑浊的咸咸的汗水不断从额头滚落下来，模糊了视线，父亲顺手用袖口抹一把，手中的镰刀继续嚓嚓嚓地切入麦海。镰刀钝了，立马蹲下来，拿出磨石嚯嚯嚯地蹭几下。饥了，嚼几口干膜。渴了，给喉咙里灌一气子凉水，又分秒必争地收割起来。严酷的夏日和大片的麦田，把父母亲变成一台在麦海里高速运转的“机器”。一天没有吃饭，我早已饥肠辘辘，握着镰刀，跟在他们的屁股后，始终赶不上趟儿。夜幕罩住了山梁，父亲才从麦田里直起身子，带着行囊，和我们一块儿回家了。门锁开了，母亲用凉水洗把脸，赶紧放火做饭，父亲蹲在院子的墙旮旯里，逐个儿磨我们三人的镰刀。他们始终顾不上歇息。对于长年紧张劳作的山里人来说，做饭、磨镰、吃饭、甚至上茅厕等任何一种零碎事儿，就是一种十分惬意的休息。饭熟了，父亲狼吞虎咽地吃过饭，让我陪弟弟在家歇息，他和母亲又拿着镰刀去离村子最近的麦田里赶夜场了。
10 “肉千斤”顶起生活之重
麦子割完了，父亲和我拉着架子车，沿着凹凸不平的四五十度的陡坡向山梁爬去，上得山来，我早已心儿狂跳不止，大汗淋漓。父亲让我坐在田埂边喘气，他独自一人往架子车上装起麦捆来。他一会儿就将两个小麦垛全装在架子车上，车厢上瞬间矗起了一座巍峨的大山。我帮父亲用粗壮的麻绳把这大山与车厢结结实实地捆在一起。要下坡了，父亲让我双手抓住捆麦子的麻绳，身子贴在高高的麦垛上，两脚踩在架子车的后尾上，以增加车体与坡路的摩擦力。他右肩扛住车辕，一寸寸地向陡坡下滑行。遇到极陡的弯路，车子滑行的速度太快。父亲怕车翻了，将熟透了麦粒从麦穗中挼落。他便咬着牙关，用后脖颈顶住车厢前底，整个身体死死地把即将倾翻的车子扼在原地不动，然后调整角度，一寸寸地向下滑行。我忽然想起了修车师父用来顶汽车的千斤顶，也许父亲就是个天生的千斤顶，顶天立地的“肉千斤”。对于庄稼人来说，麦子就是命根子，掉一粒就像掉了心头一块肉。他们就是受多大的苦和累，也不愿看到车翻了，即将吃到口边的亮晶晶的五谷撒落到尘土飞扬的山路上。
麦车在山梁上缓缓向下滑行，在远处看，只能看见一座金黄的麦垛在陡坡上向下蠕动，车子和父亲的身影完全被大山一样臃肿的麦垛掩盖得不见了踪影。故乡的夏日似一座严酷的榨油机，它将父亲的每一滴血汗榨落到这片土地上，而仅仅奉献给他们最基本的生存依托和念想。有了麦子，饥饿再不会折磨这些苦难的农人。
冬天草木枯黄，山野沉寂，地里的庄稼活儿少了，到了冬闲季节。但冬闲人不闲，农民又从地里走向山野，砍灌木，割荆棘，要千方百计备足全年做饭用的柴禾。凌晨，寒风呼啸，滴水成冰，我和父亲早早地拉着架子车进山了。山路崎岖，坡陡弯急，我和父亲走走歇歇，到达二套沟后，全身都湿透了。为了赶时间，父亲顾不上休息，就拿着镰刀、䦆头钻进了灌木丛，父亲在前面砍，我在后边整理并打捆。父亲砍了一会儿，看我捆的柴禾既松散又参差不齐。就去灌木丛中割了许多满是尖利锐刺的酸枣条子，他先用两根拴着木勾搭的弹绳，将柴捆两端捆结实，再分别将每根酸枣条子的顶端踩在脚下，用粗糙的大手拧着根部旋转，盘活枣条的柔性，然后将两根枣条拧接在一起，铺在柴捆下，又将枣条的两头箍着柴捆用力拉紧，拧成一个死结。然后解下绳子，用这法子继续捆扎其它柴捆。我照着父亲的办法，两只手上扎满了枣刺，血把手套都染红了。父亲干脆让我歇息，自己一个人边砍边捆。下午四点左右，父亲已砍了十五六捆硬柴。父亲和我一捆捆地把沉重的柴禾从沟底背到山梁的大路上。该装车了，柴捆太粗大，架子车的两个轮子较高，车厢又前后活动，无法保持平衡。父亲对我说：“咱们装死车吧。”父亲卸掉架子车轮子，将车厢直接平放在地面上，又用木棒把车厢前辕后尾支稳当，然后把三米多长、八九十公分粗的柴禾，一捆捆横着整齐地码在车厢上。随后又将小山一样的柴垛与车厢紧紧地捆成一个整体。做完这些，父亲吸了一锅旱烟，走到柴垛旁，他弯腰抓住两个车辕把儿，咬紧牙关，向上抬着。车厢后尾着地，车辕在他的抬举下慢慢离开地面。当车辕抬到腰部后，只听他“嗨哟”地一声吆喝，瞬间他的头颅和整个身躯直挺挺地顶在车厢前底上，上千斤重的柴垛及车厢与地面呈45度角高高地悬在半空中，我急忙将车轮推过来，匍匐着钻到车厢下，将车轮对准车厢底部枕木的凹槽口，父亲慢慢地把车厢落下来，稳稳地套在了车轮上。父亲曾说农家的日子是在汗水中泡出来的，农人的力气是一天天地挣出来的，不出力，最后恐怕连一碗稀糊汤也端不起的。他硬是把自己挣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肉千斤”。
回家了，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边推，我们走上了遥远的返程路。遇到下坡，父亲又“肉千斤”似地在前面死扛着，我踩着车尾与大地摩擦着，在蜿蜒的山道上拉起了一股滚滚的烟尘。
11 没有越过去的坎儿
又是一个炎炎的夏日，父亲与我们割完麦子已精疲力竭了，他困得眼皮似乎都抬不动了。为了赶时间，我们抄近路回家。那是一个人们不常走的羊肠小道，麦田的主人，为了防止牛羊糟蹋庄稼，有意把这条小道挖断了。不过挖的沟槽不太宽，人们大步可以越过去。回家的路上，父亲又顺便给家里的那头黄牛割了一些青草，抱在怀里。我走在前面，那条被挖断的小道很轻松地越过去了。父亲也经常走这条断道，我没有在意。当我拐过弯时，“嗵”地一声巨响，我急忙赶过去，发现父亲已躺在六七米高的土崖下。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大哭着跑到土崖下，急切地呼喊着父亲，摇着他的身子。父亲半天缓过神来，让我搀扶着慢慢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回到家。吃过饭，父亲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歇息，谁知这一躺，他挣扎着怎么也起不来了。父亲全身疼痛难忍，咬紧牙关，大汗淋漓。我和母亲用架子车把父亲拉到公社卫生院，医生检查了一下说，主要是肌肉损伤，便打了些消炎针，开了一些跌打药丸，让回家休息。父亲在家躺了十多天，再也呆不住了，又心急火燎地下地了。
父亲一生曾摔过几次大跟头。年轻时，上树给村民打核桃，树枝断了，从高高的树冠上掉下来，他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壮年时，去店坝沟砍柴，曾一脚踩空，落下山崖，睡了半上午，拄着䦆头蹒跚着回到了家。给生产队放牛，一头老黄牛受惊，在狭窄的山道上，猛一回头把他顶下了山坡，被村民救起。厄运像幽灵一样，一次次地光顾他。让他吃尽了不少苦头，但他的命挺硬，没有越过去的坎儿，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被他趟过去了。
12 一棵横躺在院子里的白杨树
母亲晚年患脑血栓后遗症，半身不遂，多年卧床不起。弟弟长年在外奔忙，父亲和我的妻子两人在家精心照料因病失语的母亲。不料，不幸又接踵而至，父亲去饮牲口时摔了一跤，也患了中风，经过多次治疗，能够拄着拐杖勉强自理生活。我在基层政府干了二十三年半脱产干部，由于是临时工身份，拿最少的钱，要跑最多的路，干最多的事。长年吃住在镇政府机关，早晨起来穿上裤子就算上班，晚上脱掉裤子才算下班。有时半夜在被窝里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铃声，又要迅即外出防洪抢险，或搞计划生育突击。对于自己来说，家仅仅成了隐伏在我心中的一个痛，一个愧疚，一个永远也融释不掉的亏欠。不在家的日子，自己谈不上照顾病中的父亲和母亲。孱弱的妻子，一个人既要照顾我两个年幼的孩子，又要忙活田里的庄稼。父亲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艰难地在家里走出走进。他要用一双拐杖支撑自己，支撑母亲，支撑年幼的两个孙儿，更要支撑这个贫病交迫的家。1998年冬天，母亲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丢下我们，丢下孤独的父亲，追随着漫山遍野洁白的霜花悄悄地走了。父亲凄凉而落寞地蹒跚在那个冬天。
为了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我经过多方努力，在离村委会较近的地方买了一套旧宅，将家从山区迁到了川道。但继续耕种山区老家的土地。2001年夏天，我请了假，与妻子带上锅灶被褥，去老家收麦子。只有9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守在新家里。我们在老家用镰刀割完二十多亩麦子，再用架子车一车车地拉到打麦场，上垛，摊场，打碾，翻场，起场，扬场，晾晒，拉运，回到家后时间已过去了近半个多月。女儿对我说，我们上山后，爷爷感冒发高烧，整天睡在炕上说胡话。他说梦见自己回到了小时候的老家，那里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湖水。他家在湖边盖起了漂亮的二层楼，家家养鱼养虾，还养河蚌，人们吃着雪白的稻米，就着喷香的鱼虾。他还梦见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还有两个姐姐。女儿去村医疗室叫来了医生，给爷爷打了几瓶吊针，开了一些药。
我和妻子立即赶到父亲的房间，父亲躺在炕头，看见我说，你们走后我没有照顾好两个孙儿，让两个孩子受罪了。我的双眼涌满热泪，已哽咽着讲不出一句话来。我把父亲拉到镇医院，医生检查后说父亲的时日不多了，让我们早做打算。回到家，我亲手给父亲剃了头，给他穿上新衣。我不知道他真正的老家到底在河南哪里，也无法满足他去看梦中水乡的愿望。我只有把父亲拉到了山上的麦峪老家。当天晚上，父亲又对我说，他看见了河南老家的二层洋楼，以及妈妈给他一针一线做的老虎帽子。说完，他便微笑着离去了。
那夜，村子里的几只狗儿狂叫不止。半夜时，突然起了大风，风儿在外面“呜呜呜”地呼啸着，紧接着屋顶上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雨点声。突然，“轰隆”一声巨响，让人心惊肉跳，震得整个屋子都颤抖了。天亮后，我打开屋门，看见一棵生长了好多年的白杨树被大风吹倒了，他不偏不倚地横躺在院子里。
（原载：2017年6月《阳关文学》）
相关文章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