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琐忆之实验小学
1.转学
其实我和我父亲都是实验小学毕业的，严格地说，我们俩属于不折不扣的校友。但是一直到现在，我奶奶那辈人还会说这是“郁光小学”，父亲那一辈人则习惯称它为“五七小学”。
1979年9月份，刚刚升入三年级的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大梁上进了城，到了古楼南向东拐进一条狭窄的柏油马路，走了大约100米，父亲指着一所大门朝南的学校对我说，以后你就到这里来上学。我内心忐忑，看到大门内又大又平坦的操场，操场的北面和西面都是高台，高台之上屋舍俨然。这里的学校和我的乡村小学校完全不同。我以后真的能在这里上学了吗？
父亲驮着我继续往前走了大约五十米，然后向南拐进一个胡同，在七八十米长胡同尽头向右一拐，搬着自行车进了一座大门朝北的院子。院子的门槛很高，我抬高腿迈进去。父亲把自行车撑好，拿起挂在车把上的提篮，里面装着母亲喂的鸡鸭下的蛋，领着我的手迈进第二道大门。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喊“二姨”，一个齐耳短发的中年女子就从正对大门的南屋里应声而出，一边大声说着“来了！”，一边打量着我说，长这么高了。应声而出的，还有住在西屋的大舅奶奶和住在东屋的二舅奶奶。父亲带着我一一打过招呼，二姨奶奶就说，咱现在就去吧，纪主任等着呢。
二姨，能行不？父亲还是有点不安。
不行也得行，不行我赖着她。二姨奶奶声音洪亮，说，关系很好的同学，能赖。说着她就笑起来。
进了实验小学的校门，二姨奶奶带着我们走进西边高台上的一个办公室，对一个中年女子说，老纪，孩子带来了，刚上完二年级，你看着安排。
这就是纪主任了。她瘦削，脸色有些苍白，带着黑框眼镜，眼神严肃，留着有点卷曲的短发。她看着我说，二年级？我点点头。个子挺高。她微笑了，对二姨奶奶说，我们需要做个测试。
纪主任拿出两套试卷让我做，一套语文，一套数学。试卷不难，我很快做好。只是语文的最后一个题是“看图说话”，然而试卷上没有图，我环顾教室，也没发现，于是就交了卷。纪主任在二姨奶奶和我父亲紧张的目光里看完我的试卷，说，农村转来的孩子，基础差点，从二年级开始读吧。
爸爸和二姨奶奶都松了一口气。
父亲把转学手续双手递给纪主任，她说，已经开学了，让孩子尽快来上学吧。
就这样，我成了实验小学二年级四班的学生，班主任刘凤清老师教语文。
我也寄宿在了住在郁光街那个大院子里西屋的大舅奶奶家。
2.校园生活
我喜欢这所学校。因为我的转学，父亲也几乎成了我们村的能人——农村有几个小孩能去城里读书？又有几个能去那么好的学校读书？
慢慢地，我也知道了，实验小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是聊城最好的小学，也是山东省重点小学。这是一所建于1902年的百年名校，由清朝东昌府启文书院改组而成，始称“东昌府官立中学堂”。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几易其名，1937年因战乱而终止。来源于冀鲁豫35个县的学生一部分回到本地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一部分学生参加了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领导的抗日挺进队。学校改成了军干校，由范筑先将军任军干校校长；抗战中该校毕业学生，有很多人成了中共优秀党员和干部，也涌现出大批著名专家、学者、高级知识分子等。为纪念牺牲于1938年11月的革命烈士张郁光，定校名为郁光小学。后来学校又几易其名，最后定为实验小学。所以，这是一所底蕴深厚的学校，是一所在战火中培养过很多优秀人才的红色学校，是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的学校。
这所学校让我感到特别骄傲。后来学校发了校徽，我每天都把校徽端端正正地别在胸前，上学放学路上，
昂首挺胸穿行在人群里。尤其是后来寄宿在我大姑在马宅街的家里，上学放学都要经过新市场（新华广场），而新市场人来熙往，我挺着胸前熠熠生辉的校徽，觉得特别神气，就差告诉人家说，快看快看，我是实验小学的学生。这也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好学生，不能给学校抹黑。
在实验小学，我第一次读到了《中国少年报》和《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东方儿童》等报刊，这些书让我爱不释手，我发现，我的世界之外还有更大更广阔的世界。读了书，就想给弟弟妹妹分享。每次我绘声绘色地讲完书中的故事，弟弟妹妹都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看着我，我就说，以后你们也去实验小学读书，那里的书可多了。
我也第一次参加了运动会。那一次我站在雪白的起跑线上，凝神听发令枪一响，就一路狂奔，最后得了第一名，还得了一个冠军的小奖牌。也是在运动会上，体育老师发现我长得又高跑得又快，就让我参加了篮球队。下午放学之后，我就换上学校发的运动服，在操场上运球，发球，躲闪腾挪，三步上篮。很长一段时间里，运动服是我最拿得出手的衣服。后来一到周末，体育老师也带我们去铁塔那儿的体育场去打篮球。我们就在体育馆外面的篮球场地上练球。那时候，铁塔商场还没有建起来，体育场周围都是居民，夏天的跑道上长满了草。有一次我们通过一扇门进入体育馆之内，我才第一次看到馆内不但有场地，还有一圈一圈的看台。这让我内心充满了新奇。
自从转到了实验小学，我就开始有了正式的儿童节，也开始知道了儿童节要登上大舞台演节目，演节目之前，领导要坐在大舞台上对着话筒讲话，声音通过大喇叭震得我的耳朵嗡嗡的。也知道了，那一天，所有的孩子都要穿上白褂子、蓝裤子、白球鞋，端端正正戴上红领巾。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大舞台下面，仰着小脑袋观看舞台上的节目。就算看不清楚，一个节目演完，大家的小手也会拍红的。那时候我一直有个疑问，这舞台明明是用来开公判大会的，怎么也用来演六一儿童节的节目呢？那时候，每到公判大会，我们都会排队前往参加，随着一声中气十足的断喝“把罪犯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押上来！”我们就看到几个后背上插着大牌子的犯人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押上来，然后面对观众站成一排。我们就踮起脚尖看牌子上写的罪名，看他们究竟是什么犯。他们的名字上打着大大的叉号，看起来触目惊心，非常具有威慑力。若是有带着脚镣并且裤脚被扎住的，就有人小声说这是死刑犯，怕他们吓得拉尿到裤子里，所以才扎住裤脚的。若是有个女犯人，舞台下就会骚动起来，大家都想看看这个犯罪的女人究竟长什么样，犯了什么罪。小孩子们更是好奇，激动地盯着那个女的，心里想着，怎么女的也会犯罪呢？
大约读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全体同学都搬着板凳到操场，整整齐齐地坐好，听张海迪做报告。当时我们看的是录像，海迪姐姐在银幕上讲她的故事，我们在下面听得心潮澎湃。她说，因为行动不便，她自己无法上厕所，为了尽量少麻烦别人，所以平时很少喝水。银幕上，她的嘴唇干得起了很多皮。本来当时我有些尿急，但是听着海迪姐姐的故事，我决定要忍着，一直忍到最后报告结束才飞跑着去厕所。
学校里有个印刷厂，印刷厂就在我们二年级四班的西边，所以放学之后，我们经常在学校玩一阵子才各自步行回家，而印刷厂被切成细条的废纸就成了我们最喜欢的玩具之一。大胆的小朋友会偷偷拿出来一些纸条分给同学，大家把小纸条编成麻花辫，小帽子，或者彼此之间扔来扔去。
我喜欢新鲜的纸的味道，清香，温暖。我觉得书香，未必指的就是墨香，更多的可能是指纸香。
那时候，校长姓傅，叫傅均，是一个身材高大、慈眉善目的人。听大家喊她”傅校长”，我就嘀咕，她明明是正校长呀。
3.我的三个语文老师
我的三个语文老师都是我的班主任。
刘凤清老师是我二年级的班主任，也是我最怕的老师。刘老师个子高，肤色白，眼睛大，栗色的头发有点偏黄。她平时不苟言笑，大眼睛一看我，我就觉得她看到我心里了，所以马上就端端正正坐好，而且还希望老师再看过来，因为我按照老师的要求坐好了。
刚从农村转到城里上学，我很少大声说话，更不敢和其他同学一样，下了课就疯跑着玩儿，又喊又叫的。我是羞怯的，安静的。但是我很快自信起来，因为课堂上老师讲的东西我都会，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这让老师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柔和。之所以考得好，应该和我又上一次二年级有关吧。
二年级开始学习连词成句。有一天，刘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就是把五个词语连成一句话。可是我理解错了，我把五个词写成了一段话。第二天到学校交作业，看到其他同学的作业本上都是简单的一行，而我的却是半张，我吓坏了，惴惴不安地交上去，等着老师的批评。刘老师来上课的时候，我一直不敢抬头，可是，她一张嘴就说 ，我今天要表扬一个同学，她把五个词扩展成了长长的一段话。说着，她就打开本子读了起来。读完之后，她问，同学们，这段话写得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我心跳如鼓，瞪大眼睛看着刘老师，一脸的不可思议。刘老师冲我笑了笑。下面她说了什么，我就听不到了，我只记得刘老师说我写得好，表扬我了。
从那以后，我尤其喜欢上语文课，更喜欢写作文。每次作文，老师都会表扬我，念我的作文，这让我觉得，写作文是一件既简单又有意思的事儿，所以，我的作文写得越来越长。
以后，当我写文章时，我无数次地想起刘老师。如果没有她，就一定不会有喜欢写作的我。后来在我当了语文老师以后，我也会像刘老师一样，给学生及时的鼓励。每发现一篇好文章，我也会像刘老师一样，满心惊喜地表扬学生。我希望像刘老师一样，在学生心里种下一颗热爱写作的种子。
郭春荣老师是我三四年级的班主任。这时候，我的教室已经从操场西边的高台上，变成了操场北面正对着学校大门的高台上。郭老师当时四十多岁，齐耳短发，说话时喜欢微仰着头，且是和蔼的。
三年级，我已经爱上了读书。虽然有报刊可读，却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求。后来郭老师知道了，会从家里拿书给我看。有一次，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到了郭老师在古楼北的家。郭老师看我的小眼睛频频往那儿瞟，就笑着说，自己去挑吧，喜欢哪本拿哪本。我仿佛得了赦令，一下子跳起来就奔书橱，看看这本，摸摸那本，哪本都想看。郭老师笑了，说，可以多拿几本。
那一天，我们走出郭老师家门时，每个人都抱着几本书。
五年级，语文老师换成了陆秋兰老师，我们的教室也变成了操场东边的平房。
陆老师中等身材，也留着短发。她眼神犀利，犯错误的同学都怕她。
我的作文也是每次都被陆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读的。有一天她对我说，你要喜欢读书，我家也有一些，你可以自己去挑选。
后来，我真的去了她在罐头厂家属院的家。也真的选了很多书读。把这些书读完还给陆老师时，我说我还想读哪一本时，陆老师就会给我从家里拿到学校来。
1983年，陆老师给我报名，代表学校参加聊城县的语文竞赛，我得了一等奖。那一天，陆老师把奖品——一个图案是《丝路花雨》中反弹琵琶的飞天的双层软皮铅笔盒——递给我，高兴地说，知道吗，这次竞赛的作文满分50，你得了48！
她的笑容在那个午后尤其灿烂。我将铅笔盒——这是我用过的最高级的——双手抱在怀里，给她鞠了一躬，大声说，谢谢陆老师！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谢谢我实验小学的三个语文老师，是你们让我爱上阅读，爱上写作，给了我生命里一片可以远航的帆；也谢谢你们，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
4.冰棍和菱角
每个学校门口都会有卖零食的，实验小学也不例外。那时候，零食很少，也不过就是夏天的冰棍和冬天的菱角。
1980年，我上三年级，就离开大舅奶奶家，到我大姑家寄宿了。大姑嫁到城里后，在古楼西大约五十米的路南，租了两间南北走向的房子，里面一间住，外面临街的一间，是她做裁缝的工作室和厨房餐厅客厅。
做裁缝的大姑和我关系最亲厚，别人也都说，我长得像她。大姑做裁缝挣了钱，1980年的下半年她就花500多块钱买了一台外壳橙红色的15寸日立黑白电视机。有钱的大姑对我也不吝啬，夏天中午去上学，她总会给我三分钱，让我在学校门口买一根冰棍，吃完再进学校。
学校门口有好几个卖冰棍的，大多是中老年妇女。那时候没有冰箱冷柜，冰棍都放在保温箱或者保温瓶里。她们有的推着木质小车，把保温箱放在上面；有的把保温箱固定在自行车后架上。保温箱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包着一层纸的长方体冰棍，上面盖着厚厚的白色棉被。中午，她们是不需要叫卖的，停在阴凉处，就会有小学生络绎不绝地交给她们三分钱，她们就打开棉被，取出一根冰棍，再赶紧把被子盖好。
我喜欢看棉被打开时那码得整整齐齐的冰棍，包装纸上红色绿色的图案总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次我买一根红的，下次就买一根绿的，偶尔还能买到淡黄色的。我也喜欢被子打开时那瞬间的清凉，所以拿到冰棍后总想趁着棉被没盖上前多停留一秒钟。
最喜欢的当然是吃冰棍。就是简单的糖水冻成的冰块。因为纯粹，所以冰凉。就算天热得像下火，也不会把冰棍三口两口吃掉的，除非买的时候冰棍就化了，拿到手里摇摇欲坠，似乎下一刻就会掉在地上，而是小口小口地漱，小口小口地吸。开始，冰棍是甜的，吸到一半，剩下的就是雪白的冰，甜度几乎为零。最后，更是纯粹的冰了。
每次买了冰棍，就躲在阴凉处，靠着墙根蹲下，慢慢享受酷暑里的一抹清凉。
其实从秋天开始，学校门口就有卖菱角的了。卖菱角的是个老太太，一年到头都在学校大门的一侧，支起一个小摊，上面的小簸里装着孩子们心心念念的美食——菱角，葵花籽，旁边的罐子里，还有糖稀。我最喜欢的是菱角。是炒熟的小菱角，有的刺还很尖锐，有的就钝了。五分钱可以买十个，十个可以吃一天。买了之后，先小心地避开刺，找好角度，用牙咬开，雪白的菱米就出来了。菱米已经被炒干了，咬一小口细细地咀嚼，越嚼越香。有时候想把吃菱角的战线拉长一点，就把菱米放在双齿之间，用上下门牙慢慢地磨，每磨一下，就感受一次菱米的香。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儿童变成了中年人，但是现在看到菱角，我还是想买一点回家煮煮吃，不过一般都是像牛魔王的角一样的大菱角，那种小菱角已经很久不见了。
一起不见的，还有一去不复返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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