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反为“巧人”取得机会
鲁迅曾说：“要防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这种在中国是常有的”。不论“取得机会”的是否为“巧人”，大概对“一个结果”矫枉过正就会被别人“取得机会”。
以此“矫枉过正”的思维来观照历史，在那些“分久”后到“必合”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尤其如此。若将隋唐与秦汉这两段历史作一比较，似乎能够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在一段历史分裂期后，新建立的统一王朝往往是短促的，而继之再建立的则是一个较繁盛的强大王朝。
经过十年兼并战争，消灭六国后，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但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的统治加剧了秦朝的统治危机，激发了农民大起义，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取而代之的汉朝，经过建立初期在黄老“无为”思想指导下的恢复，相继出现了“文景之治”、武帝大一统、昭宣中兴的盛世期，衰落后被外戚短暂篡权，之后，政权又重新回到汉室后裔手中，东汉还出现了“光武中兴”。无独有偶，隋朝建立后，结束了西晋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加强了南北联系，促进了社会发展。但同样历二世而亡。继之而起的唐朝承袭、完善了隋朝开创的先进制度，先后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历近三百年发展。
我们通常将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作为汉唐盛世共同的归因之一。亲睹前朝因暴政亡国而被取代的残酷事实，确实会使新建王朝的开国者感同身受。所以，他们（光武帝、唐太宗等）克己戒奢、励精图治，都有所作为。但是能保证继承人（汉文帝、景帝、汉武帝）记取这种教训，继承这种政风吗？难道秦、隋统治者不警惕失国吗？当然还有历史时代之因和统治者个人的其他方面原因。这些具体因素都须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综合考量。
我认为从这一角度作分析、解释更为合理：秦嬴政顺应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施展雄才大略，迈出历史步伐，同时也采取了极其严酷的手段，造成了“过犹不及”的结果。隋朝统一后，未采取“严统厉治”之策，统治集团内部重新出现了松懈、分裂，隋炀帝得以继位，其暴政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身败国亡。而汉、唐是在短暂“一统”的秦、隋的末年建立的，接手的是一个有一定统一基础的乱局，而非长期分裂割据导致的分崩离析。所以，汉唐汉唐够实行一种柔和的政策与民休息，使国力恢复并日益强盛。
秦从乱世脱颖而出，武力在成就其王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完成统一后，始皇面临的首要任务当是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开国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以武治国的方略。这正是秦朝采纳法家理论为治国思想的原因所在和必然选择。因此，开国后，始皇帝在中央、地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地方推行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这些措施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促进了国家统一与巩固，便利了各地联系与交流，为秦朝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与社会基础。
秦朝在雄才大略的君主的运筹下，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又促使统治者进一步坚定了好大喜功的作为：北拒匈奴，筑长城，修驰道，一方面抵御了北方匈奴的入侵，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徭役，再加之繁重的赋税和严刑酷法，使人们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到了二世，昏庸的胡亥的残暴统治达到了极点，直接激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秦王朝被葬于农民起义的烽火之中。这好比给气球充气，不断地充不断地胀，到了一定程度，超过气球能承受的临界点后，气球便爆裂了。
而隋朝的建立有很大的内生性，杨坚从北周统治集团核心之一人到代周自立显得相对轻易些。隋朝建立后，前期的统治实际上较开明、宽松，例如《开皇律》废除了酷刑，隋文帝慎用死刑。在占有相对优势的前提下，出兵灭掉了相对弱小的南陈，完成了统一。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确立三省六部制、改革府兵制、推行均田制、整顿赋税制度等。内与突厥部吐谷浑族，外与朝鲜半岛三国、南洋诸国基本保持友好关系，甚至还有和亲之举。
隋文帝并不似秦始皇威严强势，实施的改革也不及秦时那般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加之隋文帝的个人性情，所以，其在位时便有因太子之位的明争暗斗。骄奢纵逸的隋炀帝骗抢皇位后，虽有创立科举制、开凿大运河的大手笔，但大兴土木、巡游无度，三征高丽皆败。因此，引发了农民大起义，甚至还有各地官僚的反叛。最终，隋炀帝的杀身之祸不期而至。
而汉、唐开国后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汉有秦制可承。虽然秦末农民大起义与楚汉之争造成了汉初经济凋敝，连四匹同色马都凑不齐，但经济上的萧条不比政治、思想和文化建设之艰难。所以，汉初，统治者可以“无为而治”，恢复发展生产和社会经济。唐朝则是由一支反叛力量兵进长安，随后自立为帝而建立。而后进行统一，逐个平息、消灭了农民起义军和反叛地主武装，其中有的义军早有降附之心。所以在社会遭到隋末战争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唐朝基本沿袭隋制。因此，汉、唐可以在秦、隋的基础上作一些修补来恢复封建社会秩序的生机。
相比而言，秦、隋更像是一次难产的降临。因为秦、隋是在长期分裂后建立的，之前经历多年的战争或建立政权后经过巩固才消灭对峙政权，完成形式上的统一。而真正需要统一的是全国的政令、经济运行模式和文化发展制度等，这些实际上比疆土上的统一更为艰难。秦始皇和隋文帝可说是面临着相同的课题，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初创或革新的措施。尽管实施的具体制度不同、统治方式不同，加之个人性情不同，但都适应了时代的客观要求和社会发展趋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隐患。而两朝同样都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和方式继位的继承者都实行了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自己终归难逃厄运，都葬送了家国。
两个王朝分别填补了历史的那段空档期。这个空档期不仅考验其创立者本人的治国才能，也考验其长远谋略和继承者的素质。其执政的严与宽、紧与弛，无不影响着政局，也牵引着政局未来的发展，一些事关长远的决策隐患可能会酿成大祸。因为它未经过一个政权必要的巩固成熟期，一旦统治者对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处置不当，就会引起社会动荡直至倾覆，短命而亡，成为下一个王朝诞生并强盛的前奏。
秦、隋却恰似两段“过渡”期，但是，其统治措施并非“白用了许多牺牲”。当然，从其对后朝所起的奠基作用这层意义上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如秦、隋这样的短命王朝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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