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的背影
母亲走后4年，父亲撒手扔下我们兄弟姐妹4人，独自远行。这一去，同往常不一样，父亲就再也没回来。许是我是长子的缘故，我得到父亲更多的爱怜，小时候我可以自由地翻看父亲的书柜和衣袋，也可以躺在父亲温暖的被窝里。父亲离开我的很多日夜里，每一夜都是那样的漫长。在我眼里，白天眼前尽是世人匆匆的背影，晚上却只留下父亲一个人独自远行的背影，是那么的孤独，一个人在寂寞的黑暗里艰辛地行走，只有偶尔的月光和星星相伴。时至今日，父亲背影总还是在我眼前渐近渐远。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祖父去世，靠祖母一个人拉扯父亲和两个比他还年幼的弟妹。祖父在世时，家境尚好，请了私塾。后由于祖父去世，家道中落，只读了一年私塾的父亲，就结束短暂学历，7岁起就开始给人帮工，从小放牛、犁地、背担，凡是能做的父亲都会去劳动。
童年时幼小的父亲、身体单薄，从早到晚劳作于山林田间。没饭吃，经常是有一顿无一顿；没衣穿，总是衣不遮体。虽然艰苦，但童年的快乐，还是留在父亲清晰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深情地回忆童年，其中有一年的大年三十，父亲还到有钱人家帮工，吃了顿香喷喷的猪油炒饭，回家时捎回油炒饭，大年夜一家四口人终于吃顿饱饭。那时父亲觉得很自豪，可以用稚嫩的肩膀，帮祖母担起家庭重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积极投身革命，参加土地改革。从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贫苦之家，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从此，父亲义无反顾地走出家庭，参加革命工作。他曾对我们子女说过：“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哪有我们穷苦人的今天。”父亲参加工作正好是21岁，长期的营养不良，父亲只有一米六多一点的身高，身材瘦削，面容严肃刚毅，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就先后担任乡农会主席和大湾区（乡）长。
父亲很少讲过去，他只说过：“除了土改按政策参加分田地，他还保护了一些过去善良的有钱有地的普通人。因为大家都是乡亲，在困难时还接济过自己。”父亲是个旗帜鲜明、光明磊落、正直无私的人，他非常痛恨土匪和恶霸，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父亲带领本村翻身农民，投入剿匪和反霸的斗争中。后来父亲曾写有回忆文章《青山战斗纪实》，父亲在枪林弹雨中，肩扛步枪参加战斗的背影，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父亲说：“有一次，他到区里开会，回来时，他用步枪挑起用布包好的乡里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在田野里走了大半天。”那时的父亲该是多么豪放。
从此以后，父亲用他赤子之心，满腔热情投身革命，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国家干部。在我年幼时，父亲为了工作，长年生活工作在乡下，即便是在城里也是早出晚归，很少照顾家庭和儿女，整个家庭的担子几乎全部落在母亲的身上。
由于父亲工作出色，在县里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我记忆中历任镇雄县云岭乡长、支部书记、第八区区长、昭通地委检查组组员、镇雄县委监委干事、昆明调查组组长、大湾区委副书记、县委监委秘书、副书记、县革委政工组副组长兼整党建党办公室主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共青团镇雄县委书记、镇雄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县物资局副局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室主任。
父亲从政，两袖清风，最恨贪污腐败分子，在他任职时期处分过许多贪污贿赂的干部，由此也结下不少冤仇，但还是得到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称赞和好评。父亲一生蒙受许多不白之冤，但他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和对贫苦人民的深厚感情始终不变。
我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父亲那时虽然已经到城里工作，但还是经常下乡。只是每月初回来几天，领了工资又走。父亲回来时，很多是在深夜，有时于天不亮又匆匆离去。因为，那时下乡工作，没有交通工具，再远的路，也全凭双腿走着来回。那时父亲给我的印象总是模糊的匆忙的背影，长期一套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服，缝补过几次，上面有许多新的和旧的补丁，一双布鞋，一个军用帆布挎包，挎包上也有补丁。经常是要下乡很久才回来，没两又很快的走了。
那时，我只在想，父亲如果不是这样劳累工作，我们一家的生活就没有来源，看到父亲如此艰苦工作，每次父亲回来，我们兄妹在他面前总是很听话，不忍心让父亲为我们担忧。后来，才知道其实父亲虽然在乡下工作，他的心除工作外，都在牵挂着我们兄弟姐妹。父亲每次回来，总要把家里的水缸挑满水。我儿时的乐趣之一，就是跟在父亲的身后，看着父亲挑水时铿锵有力的背影，到了家门，父亲掏出一小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葵花籽给我，望着我贪婪的样子，想必那一刻一定是他人生中最幸福开心的时候。
父亲从参加工作后，一直担任领导干部，同时又是政治运动的“运动员”。几乎每次运动他都要受牵连、受批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父亲极大的身心迫害，不仅不能工作，还白天夜晚的被批斗。除了自身被“革命群众”批斗外，县里如有其他的领导被斗，还要被造反派拉去陪斗，但父亲始终不肯屈服。有一天晚上，父亲被通知去接受批斗，正值初秋，那晚雨下得很大，母亲和我们姊妹四人，那时我的小弟还没出世，我们一直卷曲在床上，静静地等待父亲归来，小妹已经熟睡，雨却越来越大，直到深夜，父亲才回来，全身淋得湿透。原来父亲在批斗完回来的路上，看见树上的梨子被风雨吹落，便用斗笠拣了装回来给我们吃，自己却被雨水淋湿。
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乐观主义者，只有在家里和母亲谈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时，父亲才显出了忧虑和伤心。父亲被造反派打倒后，有一段时间赋闲在家，除了读书，开始学做木匠，父亲说：“如果没有工作，只有当木匠算了。”其实做木匠不是父亲的真实愿望，何况他的木匠活也实在不怎样。大约过了没多久，造反派通知父亲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父亲又背起他从前的那个挎包，不同的是，这次带上了我，那时我才7岁，是父亲用他坚实的肩膀把我背到干校。
在干校的日子里，白天父亲和一起到干校接受改造的那些叔叔、阿姨们一起劳动，晚上还要组织学习。干校的伙食是有规定的，父亲总是让我先吃饱，剩下的他才吃。到了晚上，我们家因为只有父亲工作，母亲只是偶尔做临时工，家庭困难买不起蚊帐，父亲守在我身旁，不停地为我驱赶蚊子，而第二天他还得去参加劳动。
长期以来，母亲一直在县城做临时工。母亲为了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经常埋怨父亲，抱怨父亲当领导也不给她解决一个正式工作，并且还列举谁家谁家的男人当了官，妻子便有工作，而且还是很不错的工作。父亲听了，很是冒火，他大声对母亲说：“我一个放牛穷人，是共产党给了我今天，我怎么能用党给的权利为自己牟私利，你能做临时工就已经很好。”其实父亲知道，母亲做临时工很苦，大多是在建筑工地上挖土方、抬砖头，还有就是在冬天到烟叶复烤厂做很苦的体力活，即使是这样，母亲还要到处去求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又一次站在被批斗台上，这次又说他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文革”后期，父亲被当时的县革委会从干校召回，重新安排工作，担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莫名其妙又成了“四人帮”这条线上的人。父亲总是那么不走运，为右派平反，自己差点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当权派，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受到迫害。
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反倒成了“四人帮”的人，父亲对批斗他的人说：“我哪是谁的人，那些高级领导又何尝会认识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我不过是在执行当时的政策和上级文件精神。”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有人来跟我父亲说：“只要你写出当时的县委书记郭金榜是‘四人帮’的嫡系爪牙材料，就放你过关，还可以官复原职。”父亲怒斥道：“县委书记郭金榜也不过是执行当时的中央路线政策，他也不认识什么‘四人帮’，我怎么能违心说假话。”从此，父亲就离开从事多年的组织工作。后半生，父亲主要从事《镇雄县志》的编纂工作，直到退休。
父亲是那种不轻易流泪的人，我只见过父亲流过二次眼泪，一次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父亲临危受命主持全县悼念活动。那几天，除回来吃饭，父亲整天都在县里设置的毛泽东主席灵堂工作。每次回来，父亲都会流泪，他对我们说，没有毛主席，就不会有他一个放牛娃的今天。另一次是我母亲过世，父亲伤心痛哭。父亲之所以如此悲伤，全是因为我母亲的苦。
我母亲自从踏进这个家门，所有一切家务，全是母亲操持，除养育儿女，母亲还要去做临工，补贴生活。而母亲刚好把94岁高龄的祖母服侍离世，在祖母去世仅一百零几天后，母亲积劳成疾因病去世，母亲去世时仅61岁。未成家之前，我非常痛恨父亲和母亲哪种不停的争吵，每次争吵都给我一种莫大的伤害，因为我爱他（她）们，我不愿父亲生气，我更不愿看到母亲受气哭泣。
我不到17岁那年考上云南省楚雄卫校，要到离家800公里以外的卫校求学。父亲送我到学校，那一夜，我和父亲睡在学校宿舍床上，父亲睡不着，坐在床上替我驱赶蚊虫。我半夜醒来，望着父亲光着身膀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怕惊醒我，此刻我看见父亲很瘦，肋骨和血管清晰可见。第二天，父亲陪我到城里买了蚊帐，坐车送我回到楚雄东瓜山上的学校，父亲舍不得花3角钱坐车回楚雄城，独自一个人走路回楚雄城，望着父亲一个人在山路上独自行走的背影，我没有哭，只是流下一些眼泪。一辆公交车开过，卷起一阵尘土，湮没父亲的背影。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心中第一次有了落寞。父亲用一个多小时才走回到楚雄城。父亲后来说，那一路他心里很难过，看到我那么小就离开父母求学。那时，我意气风发认为自己已经是成人，是一个男子汉。
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参与编写《镇雄县志》，任县志副主编。《镇雄县志》1987年正式出版，是云南省建国后出版最早的县志之一，其时父亲已近退休之年，仍拖病弱的身体，四处采访，收集资料，没日没夜的写作，县志的写作倾注父亲多年的心血。我印象中《镇雄县志》的编撰大概可分三个阶段。1980年12月至1983年12月父亲同刘平山先生、蔡永枢先生用了3年时间收集300万字的资料，写出80万字的初稿，作为云南省的第一部县志初稿，参加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南方片区县志稿评议会。1984年1月至1985年11月，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补充，形成100多万字的二稿。1986年1月至9月和王荣义等同志在第二稿的基础上，撰写出第三稿。1986年12月当时中共昭通地委批复同意定稿，参考省、地志办的意见，作了最后一次修订，将审定稿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亲的挚友陇兆麟先生曾在《云南史志》2003年第1期上撰文《缅怀项国香先生》，文中写道：“《镇雄县志》纂修，项公从初创到完稿，名为副主编，实亲主笔全程，竭尽所能，功不可没。”这是《云南史志》和陇兆麟先生对父亲参与编撰《镇雄县志》所做工作的肯定。
《镇雄县志》出版迄今正好30年，已经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料库，为研究地方历史和文化提供宝贵而真实的历史资料。诸如丁抒所著《风雨如磐的日子：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所引：“譬如云南镇雄县官方记载说，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这里所指的镇雄县官方记载，所注出处就是来源于《镇雄县志》。还有罗建平在《罗氏与罗甸国之关系史考》写道：“五、熊本讨泸州夷的事，《镇雄县志》记载：‘神宗熙宁七年，朝廷令熊本率兵征讨泸州夷。芒部、乌蒙首领，遂归附宋朝。芒部被置为西南番部大巡检使司。’”其后，更多关于研究陇氏彝族祖先中一个非常重要人物济火，见《三国志》记载：“建兴三年（225年）丞相亮南征。济火积粮通道，佐丞相擒孟获，命世为罗甸君长。”此文中的济火，文献中通常又称火济。有资料显示，在研究火的姓氏中的这段：“济火以鹿里分与其兄莫布，即芒部，为德施氏而创业贵州，今《镇雄州志》有七里营，为武侯收济火处，见《镇雄县志》。又云莫布为济火之子，火济深目长身，面黧色而白齿，习战斗，尚信义，善抚其众，诸蛮戴之。武侯使李恢由平彝通道进盘江，火济献粮通道，助兵有功，世长其上。火济牂牁帅，实为罗甸中兴之祖。后世混作始祖慕齐齐及其活，今正之。”主要用《镇雄县志》为佐证。从这些研究文章或资料中可见，《镇雄县志》已经成为研究地方历史和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
父亲在县志出版发行后继续主持编纂《镇雄年鉴》1986至1992年卷近60万字，与邓培基先生合著《镇雄风物志》《镇雄人物志》《镇雄大事记》备受各界好评。随后，父亲陆续写下许多有关镇雄自然风貌，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名人传记等文章，在《乌蒙文化》《彝族文化》《云南史志》《昭通师专学报》《云南名胜辞典》《镇雄文史资料》等刊物上发表，计89篇，达20余万字；发表在《云南南学》《中华诗魂》《云南诗词》等诗刊上的诗词作品200余首；另和镇雄9位诗友共著《闲庭漫吟》诗作一部，被国家图书馆收藏。晚年，父亲退休赋闲在家，在方格宣纸上用毛笔亲手书写《镇雄志乘》。全书计36卷，100余万言。《镇雄志乘》内容详实，资料丰富，客观真实，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亦可补《镇雄县志》之余缺，是父亲留给桑梓和后人的一笔珍贵历史文化财富。
父亲在从事县志写作期间，采访结识许多镇雄在外的著名人物，有常绍群先生、陇至中先生等。走访了在镇雄工作的许多老领导，他们中有云南省军区副司令范金标（范金标在红军长征时期曾任周恩来的警卫员）、原镇雄县委书记张白林、副书记邓军等。通过书信和在台湾的镇雄籍文化名人申庆璧先生相识。他们和许多熟知见证镇雄人文历史、社会发展变迁的老人都为《镇雄县志》最终的成稿和出版提供宝贵的资料和详实的回忆史料。
父亲一生致力地方历史文化收集、整理和研究等工作，他在《昭通师专学报》1996年第二辑上发表的《镇雄陇氏源流考》和在《彝族文化》（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1996年年刊上发表的《镇雄陇氏本末》等文章均用详实的史实和文献资料，对镇雄陇氏的渊源、传承、后裔支系及人物进行详细的考证，对镇雄的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发扬有很大的意义。父亲在《镇雄陇氏本末》中写道：“细考陇氏先民，以一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栖居边陲一隅，繁衍生息，越千年而延续，固非上帝安排，而是时空给予之生存条件，以及该民族适应环境之能力。”
后来，父亲为修项氏家谱，对家谱的修撰进行研究，并在《云南史志》1998年第四期上发表《家谱学浅见》，对于修撰家谱的意义，父亲在文章中认为：“我们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三部史书系列，一是国史，一是地方志，一是家谱。这三部书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家谱可补地方之不足。国史里没有的，地方志里有；地方志里没有的，家谱里有。家谱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怎么说它反动呢？”盛世修史，家谱这种特有的家庭史，正是对国史和地方史有力的补充。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父亲对于民间兴修家谱的重要性的认识。并进一步提出：“写谱书，文理要讲究，文字要精练，要有可读性，要有存史价值。写谱书应包含着人文地理，迁徙变化，时代背景等。”虽然家谱没有固定的格式，但从父亲文章中还是可以读到修撰家谱的规范性，特别是在编写谱牒时应遵守的客观真实性，不得随意夸大和缩减。
父亲在地方历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著述很多，不能在此一一陈述，以后通过对父亲遗著的学习和研究，用专门的篇幅来传扬。父亲的这些文史研究成就，源自于他勤奋好学。旧社会父亲只读过一年私塾，解放后，父亲受组织委派到昭通读一年的干部文化速成班，所以父亲一生只上过两年的学。而父亲凭着对家乡、对历史、对文学的执着和不懈的追求，终于成就自己在地方文化、地方历史研究和地方民族文化研究等事业。
父亲是在秋天的时候病的，父亲的生日也是在秋天。以前，哪怕再艰难，母亲在世时总要给父亲过生日。母亲直到过世也没有给自己过上一次像样的生日，那时母亲常说：“你爸爸很苦，一个家全靠他去工作，没有你爸爸，我们娘母几个都要讨口去。”所以每年父亲的生日，母亲总是要给父亲过生日。
2001年父亲生病的这个生日，也是父亲在人世的最后一个生日，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给父亲买新衣服。只可惜，父亲在半年之后就过世，好些新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父亲知道自己患癌症后，只是一阵轻轻的叹息，他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完成。父亲自己安排后事，为自己写了挽联：“生无所谓幸，死无所谓哀，恳恳勤勤数十年，阳世心愿已了，是当去矣；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清清白白一辈子，阴司令吾回归，何必来焉。”这首挽联是父亲在病床上写的，只有一个胸襟坦荡，心底无私的人，才能写得出这样气概不凡的词联。其时，父亲癌症晚期，要忍受很大的痛苦。为了不影响我们休息，他用双手紧紧抓住床杆，不哼出声来，只有到痛得难以忍受时，才会痛苦呻吟几声。
后来，父亲完全没胃口，为最后的生存，他平时最不爱喝的牛奶和稀饭，父亲象吃药一样地坚持吃。他说那样可以少输点营养药，虽然是公费，也不能浪费国家的钱，更不能给子女增加负担。到了后来，父亲在床上完全起不来，可父亲还是和往常一样并不为自己着想。
父亲病重期间，他的诗友、文友常来看望他，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看见父亲忍着病痛，和朋友们说古论今，谈文读诗。父亲曾对我说，当和朋友们谈诗论文时，分散精力这样病痛会减轻许多，时间已就好过得多。
父亲去世后，昭通市地志办，原在镇雄工作过，后离、退休后回昭通居住的郑永恒、谭正良等31位老同志发来唁电悼念。陇至中先生在昆明家中发来唁电，在电文中这样写道：“惊悉国香先生不幸逝世，吾门几代不甚悲痛，先生为家乡历史文化作出卓越贡献，英名不朽！”随同唁电，陇至中先生以近90高龄亲笔为父亲写下：“毕生心血镇雄志，传世文章赤水源。”的挽联。
父亲在病榻上，只有一次对我说，他这一生没有留给子女任何财产。听到这些我泪流满面，父亲为了养育我们兄弟姐妹，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过着极为清贫的日子。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任何物质财富不能比拟的。
青山处处埋忠骨。父亲去世后，埋在县城郊外很远的一座大山上，永远留在他毕生热爱的家乡。父亲生前走遍家乡的山山水水，在3千多平方公里的镇雄大地上留下了他一串一串脚步和背影。如今他安葬的那片山林很寂静，只有溪流相拥、高山相伴、松柏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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