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所 遁 形
无 所 遁形
我推开生锈的铁门。它理所应当地发出年久失修的“吱呀”声。这声音拖的很长也很疲惫，像是老年人说不清痛苦还是欢乐的呻吟。潮湿的空气里满是霉菌发酵的气味，裹挟着恶臭的不明液体顺着墙根渗出门外。阳光从南面的一扇小窗户里透过来，照出灰尘在空气里作无规则运动的样子。窗户下的墙角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水桶和几根拖把。这是一片只有垃圾和废墟的贫瘠之土。
我管理着这个地方，这意味着我在这里工作。不是说这个房间，而是这个公司。我负责整个公司的清洁工作。这是一项令人感到繁重的任务。但这家公司开出的待遇很好。况且我也没得选择。
他们给了我一套橙色的衣服和一个胸牌。橙色的衣服很显眼，让我的身份一目了然。所以我不明白他们为何还要让我挂一个胸牌。我想应该没有人非得要知道一个清洁工的名字。但他们确实不会知道。因为这块胸牌上署有名字的那一栏已经糊成一团黑色。这让我自己有时也会忘了自己的名字。只记得自己姓“张”。因为公司里的人都叫我“小张”。但有时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姓“张”，因为公司里有个叫丁茹的女职员，大家都称呼她为“小茹”，所以我想我可能是单名一个“张”字。但我最终还是接受了我是姓“张”这个事实。因为无论我是叫“张一”还是“张三”，总要比“一张”和“三张”显得更有文化气息一些。
我并不是有意要模仿那些失忆的人。实际上我是记得自己的名字的。但我不会告诉你。有谁会非要知道一个清洁工的名字呢？除非他家的马桶塞住了。那他大可以自己去掏。掏马桶而不是掏钱。当然，我也很乐意他掏钱让我给他去掏马桶。钱代表了话语权。这是我在公司里学到的第一个道理。我没有钱，所以也没有话语权。所以一旦自家的马桶塞住了，我的第一反应一般都是自己去掏，而不是叫人给我掏。还有之所以是话语权而不是权力，是因为我也可以选择不帮他掏。话语权不代表权力是我在公司里掌握的第二条道理。
我习惯地曳着拖把走上三楼。这里是领导办公的地方。总共三厅六室一卫。过道上和房间里林林总总地摆着各种不同的植物。我不是农民出身，对这些都不太懂。但有一天老总鬼使神差地跟我介绍起这些植物来。说这是满天星、那是勿忘我，这是向日葵、那是美人蕉……最后我只认得出美人蕉是哪个，但我对它还是不满意。我想如果它能把最后那个“蕉”字给去掉，放到花店肯定会更好卖。
大约七点的时候，楼梯口上来了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他走路的时候，脸上的肥肉总是一颤一颤的，身上衬衫的扣子总是很艰难的关上腹部的大门，紧绷得让人感到不舒服。他夹着公文包，头上汗涔涔的。毫无疑问，他很具有话语权。看上去爬了三个楼层，他有些疲倦。扶着楼梯的扶手不停地喘气。我认出他是人事部门的经理。出于保密的职业素养，我还是暂且称他为H吧。
H的为人很不错。笑起来眼睛会被堆积的脂肪挤得只剩下两条缝。见到他朝我摆了摆手，说道：“小张，这么辛苦。”我应了一声。实际上我是不感觉辛苦的，反倒是他看起来辛苦得要命，我或许也应该回一句：“经理，你也辛苦了”。但出于没有话语权的缘故，我只是应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话。
H也没有多说什么。他总是一副很忙的样子。但我总觉得一个人忙还是不忙其实体现不了任何东西。我曾经也是很忙的，那个时候的时间大概像是一根皮带，总是箍得我有些发懵。现在它变成了一滩烂泥，变得软乎乎、滑溜溜的。让人觉得恶心。但无论是皮带还是烂泥。对于我的薪资来说显得异常单薄，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在我完成了三楼的所有工作的时候，时间大概是八点，在这个时间点我常躲在二楼的一个储藏室里抽烟。我喜欢一个人这样待着的感觉。这大概是在家里养成的习惯。从储藏室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不远处公司的停车场。我看着或红的或蓝的汽车驶进停车场，把原本的空旷给塞满了有序的队列。从中走出一个个人来，我努力辨认他们模糊的脸和形状。储藏室里烟雾缭绕。我体会到一种不可明言的快感。时间终于在这一刻变成了固体。
我总是不太敢面对人群。人群里的空间总是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逼仄而又局促。独处的空间虽然可能会相对有些狭小，但总觉得让人放松。至少在我那二十平的家里我并没有局促的感觉。
我的住所离公司不远，走路大概要用个十来分钟。只要在门外的那条道上拐进一个黑不隆咚的巷子里，再一直左拐就能找到。住在这里也有好处，就是巷子里总会发生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事情。我的邻居可能是个贼，也可能是只鸡。但既不会有贼光顾我的家门，也不会有鸡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他们可能认为我要么是个贼，要么是只鸭。但使我们能够始终融洽相处的条件不过只有一条：我们拥有彼此彼此的话语权。
为了方便清扫，我拥有全公司几乎所有房间的钥匙。但唯独有一间我是进不去的，那是老总B的办公室，在我看来，老总B总是小心翼翼地在守卫着什么秘密。对此，我表示理解。因为如若不是拥有什么秘密，他怎么能够坐上老总的位置？
但B的打扮却总是很自然。整齐的西装和皮鞋，方正的脸上架了一幅方框眼镜，整个人不呆板，也不睿智。显得温文尔雅，甚至有些平凡无奇。我有幸见过我一个邻居的老板。他穿着黑色的皮衣，黑色的皮裤，戴了黑镜，还蹬着带刺的黑色长靴。在人群很是扎眼。我曾问过老总B要不要尝试一下这样的打扮。B皱了皱眉头说，我又不是黑社会，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的邻居既不是贼，也不是鸡，而是一个黑社会。黑社会是不好的。现在我想到我的邻居可能把我也当成了一个黑社会，那样更不好。我也许应该用枪在他脑门上开出一个洞来，就像电视里演的那样。但我不是警察，这么做难免引起误会，也就作罢了。
实际上，我是有一把手枪的。我把它放在了床头柜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个柜子里。这也许会显得我更像是一个黑社会，但实际并不是。按照古董店F老板的说法，这柄枪正确的使用方法不是用来瞄准然后射击。而是要放在床头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个柜子里，这样可以用来辟邪。我这么做了，但并没有感到周围有什么变化。也许是因为我周身本就没有什么邪灵的缘故。
我不是没有想过这把枪是赝品的可能性。但这把枪的厚重感和具有历史气息的刮擦都毫无疑问的表明了这是一件真品的事实。我想既然是枪，那么就一定可以用来射击的。我可以用它在邻居头上打出一个窟窿来，也可以用它打开老总那扇神秘大门，一窥他的秘密。但后来我想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没有子弹。我打听了很久都没有知道哪里有子弹卖，我也问过我的邻居。现在想来，大概就是那时他把我当作了他的同行。
我觉得我应该找个机会澄清一下，我不过是个制药公司的清洁工。但一直找不到机会。直到二周前，我听对门的老刘头说他在和人家打架的时候被打伤了腿。我本来想提些药去送给他，一来是表示慰问，二来是表明身份。但最近的药价涨的很快，如果要买药，那意味着我要丧失更多的话语权。我想我本来就是个话不多的人。所以更不应该丧失这项权利。我斟酌了一下，最后还是向拐角那边的杨秃头买了个西瓜作为礼物。
我去敲邻居门的时候，他几乎是谄媚着将我迎进去的。我看了看房间里的陈设，本来以为会很杂乱，实际上却出人意料的简单，除了一张床，一台接近正方形的老式电视机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好像就没有什么多余的物品。硬要说有的话，大概就是在墙壁龟裂的的角落里还有一只瘪了的篮球。
我以前只是遥远地见过他，打过几个照面。近看他的模样黑瘦黑瘦的，看着很是机灵。他拖着一条伤腿接过我的西瓜，显得很热情。问道：“大哥，您怎么来了？做了这么久的邻居，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我说：“叫我小张就好。”
“原来是张哥啊，不知有何贵干？”他搓着双手，满脸端笑着问我。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为何他这么殷勤地对我，想想可能是他太热情了。这让我对他的印象大大改观。我觉得他兴许还有救，就说：“以后别干这些打打杀杀的事了。我这次就是来看看你。”
“那张哥是做什么的？想必不简单吧。”
“哪里哪里。只是在卖药的地方工作罢了。”我摸着后脑勺，有些难堪起来。
但他却像抓住了什么重点，双眼放光，连绑着绷带的右腿都变得激动起来。“卖药？原来张哥你是干这行的。干这行可不容易，什么时候也给小弟我一点甜头尝尝。”
这突如其来的请求让我心中一惊。我总不好说大哥原先就是打算给你送药的，只不过出不起药钱。人总是要面皮的。我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嘛……你也知道，我嘛……就是个小人物。……内部的事，哪里轮得到我插手。”他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急急点头道：“也是，也是。”
我没有再待下去，闲聊了几句就离开了。在那里我感到浑身的不自在，就像是身首异处般，灵魂和身体浑浑噩噩地错位了。
我赶忙回到家里，点了根烟。站在一扇不算大但至少还算明净的窗前往外看。这个时候接近日暮，巷子里的黄昏会很快褪去，门外老刘头佝偻的身影和孩童的哭闹会和黄昏一块儿褪去，最后只剩下漆黑一片。我会在地上把烟头摁灭，在黑暗里躺到我的木板床上。在烟雾缭绕中，我睡着了。这意味着当我醒来，黑暗的历史早已走向终结。
我确实醒来了，在储藏室里。我睡得很死，似乎睡了很久。空气里的烟味都已散得一干二净。现在是几点钟了？我没有带表。但看窗外的太阳，应该已是下午。我错过了饭点。但这并不重要。时间也不重要，它就是一团令人恶心的胶状物质。那什么才是重要的？我思索着，有了答案：我可能正面临着被开除的危机。我这次的旷工显得异常蹊跷，但不可否认是它确实发生了，我想我必须要去找H,请求他的原谅。我厌恶这种前途和命运都被他人握在手里的感觉，但这就是现实。
我想我不能待在这里了，这个封闭的空间只会将我封闭，而时间会从它的缝隙中流走，像篮球那样泄了气，停车场里H那辆被喷的火红火红的被叫做“宝马”的汽车还未挪动。“H”还在这里，我必须得去找他，就现在。
我推开门的时候，走廊里正巧有一个人影向这边走来。是个女人的身段。待她走近了，我认出她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女职员丁茹。
她浅笑着朝我打招呼道：“小张，一整个早上都没见着你，我还以为你请假了呢。”我故作镇定地摆了摆手，愈发觉得自己已经无处藏身。毕竟连一个普通职员都发现了我旷工的事实。我没有同丁茹再寒暄下去，反而加快了步伐，径直向三楼走去。
在上楼的过程中，我的脑子里莫名地又浮现出了丁茹的形象。仔细一想才发现丁茹的眉眼其实还挺好看的。但再好看的眉眼在G的面前都会黯然失色。G是整个公司男员工的梦中情人。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我。
我狠狠的锤了自己的脑袋一拳，想要自己走出女人的世界，但这一拳似乎力道实在有些过猛，砸得我脑袋生疼。我这才想起来我是要找H。我在门口的照片上锁定了H那张过度肥胖的脸。就在我准备敲门之际，房间里传来两个人的声音，一男一女。
女人说：“我爸的工作问题没问题吧？安排得下去？”
男人干笑两声。说：“那都不是个事，开掉一个小子罢了，只要你……”
女人说：“成，回去之后随你折腾。”
男人说：“不，我现在就要。”
女人说：“现在不行，还在公司里呢……”。男人没有接下话茬，只有一声女人的惊呼。女人本来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后来就渐渐没有声音。
我想像着H那满是油腻的肥硕身躯艰难的硬挺起来。他张开双臂怀抱女人的时候，像是要将她整个人包裹住。男人包裹着女人，女人也包裹着男人。一层一层地没有穷尽。女人忍耐而欢愉的面孔在扭曲，在男人赤褐色的井喷下被撕裂了。男人露出餍足的表情。
我倚着门，美人蕉就在不远处花枝招展。我苦笑了一会儿，离开了这里。我想回家去拿我的枪。我家那扇生锈的铁门会对我说：“去找你的男人吧，记得带上你的枪”。我会在黑暗里将H的脑袋轰成碎片，任红的白的脑浆洒上一地。H那硕大无朋的身躯会在我的枪下颤抖，抖落一地的白色脂肪。他那根历史的脐带将会垂头丧气地哭泣。
但我没有子弹。
三天后，我接到了公司开除我的通知。我最后一次动身去那里。这次我可以在烟雾缭绕里一直睡到九点、十点。而且不会错过饭点。
当我姗姗来迟，我把全公司的钥匙都交到了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头子手上，我认得这个老头子，就是对门的老刘头。我本来看起来应该恨他。但最后还是没能提起恨意来。老刘头歉意地拍拍我的肩，陪我一直上到三楼。他像H那样气喘吁吁地，辛苦得要命。我本可以指向其中的一间，跟他说历史的脐带的故事。但未免显得我太小家子气。于是我只是敲了敲B总的门，但这个平凡的男人今天不在，他好像从来就没有在过。
现在我丧失了一切，是真正的孑然一身了。我放弃了寻找B，在街上瞎逛。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我坐在市中心广场的铜制雕像下，连抽了十几根烟。那个玩世不恭的作家还说过，刺客分成了自由派和学院派。我想清洁工也可以这样分。在广场上这些背着橙色马甲的人是自由派的，而我属于学院派。学院派的一大特点就是不自由。没有束缚，仅仅是不自由罢了。我在广场上一直坐到黄昏，雕像的触感从火热到达冰冷。到街上，街上仍旧行色匆匆，每个人都在行使着他们的话语权。吵吵闹闹地嚷作一团。
我拐进我黑不隆咚的巷子里，老刘头佝偻的背影一如往常地候在倒挂的铁三角架边上。我去敲邻居的门。想告诉他：现在卖药的变成了老刘头，不是我了。但门一直闷响着，却没有人来开门，老刘头蹒跚着过来，对我说：“他，住在里面的这小子，死了。”
“死了？”
“死了。前几天又和人打架，遭阴了，被刀捅死了。”
“哦”，我应了一声。现在我的邻居变成了鬼。这次，他不会再认为我是鬼了。我盯着老刘头，第一次注意这个佝偻的老人。他现在代替了我，成为了一个学院派的清洁工，和他的女儿一样。他的女儿是个学院派的鸡。我对他说：“G很好看。”他大概摸不清我是在讥讽他还是夸赞他。其实我自己也没明白。但巷子里的黄昏去的很快，黑暗很快把老刘头吞没了。这一次，我也被吞没了。
我推开我家那扇沉重的铁门，这扇铁门也学会了像老年人一样呻吟。
但没有霉菌的气味，什么味道也没有。
墙根的砖块依旧龟裂。
那把枪依旧躺在我床头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个柜子里。
窗外依旧漆黑一片。
我在自己触手可及的黑暗里躺下，使劲握住我那条历史的脐带。没有子弹，黑暗中运行的历史将要结束了。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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