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山 仰 止 ——回望阎纲老先生
当一位功成圆满名动天下的人老了，背负着一身荣耀，回到生他养他的地方，尽管时非昨日，童年和离别前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但游子之心回到了原点，脚踏到了实处，开始对接既往，融入真正的民间生活，自会有太多的感触。在不尽的回顾中，有机遇能对自己的人生再行设计和修补，该是很幸运的事。不免要说出“逝者如斯”的话来为自己的这辈子作结。
阎老居京几十年，那里有他的一个位置，而且人生的磨难和荣誉都是在那里得来的。当他起心要回到礼泉时，嵕山肯定知道。他把自己是“嵕山郎”的身世和小名一样牢牢的记着，不会不禀告他的至亲。在他不声不吭低调回乡时，嵕山俯首含笑，泾水扬波起舞，歌咏滔滔，昼夜不息。唯我等不得讯息，未能踮足翘首举手欢迎实为憾事。乡亲邻里和所有慕名者，当竭诚为先生寿。
我所以特别敬仰先生的，是在长达十年之久的那场劫难刚刚结束，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生机发动，正所谓九尽花开时期，文学界就有了动静，萌萌然地暴出了一茬儿干冒时令的作品。在乍暖还寒又阴晴莫测的当下，人们都还没回过神来，到底是对耶？错耶？任谁都难以论定。就在这非常特殊的时期，是他先自站起身来，不计利害的为其呐喊礼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因为文章的好坏全在于作者写作的意图和目的，编辑和评论，首先要弄清作者到底是因为什么和为了什么写的。他深知文学作品不是政治教科书，绝不能妄加猜度，凭空加罪。阎老自有他的操守、他的标准、而且他一不违心，二不糊涂。以他在职场的身份和影响，给这些尚未知名的作家和作品以热情的评论和鼓励，着力把他们推上台面。让他们在文学领域里大显身手，实现其绽放人生之愿，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举动。比如蒋子龙写了《乔厂长上任记》之类意在呼唤“救救工业”的专题作品，便认定他是一位有才气、有个性、前途无量的年轻作家。为了他一篇文稿的修改，竟专程赶到天津与其相约长谈。之后又情深意切地要他能把“以气夺人与以情感人融合在一起”，这真是千金难买的语言。凡此类感人至深的事绩，无不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成人之美的品性。屈指算来，凡露了头角的作家，大都受到过他的指点与帮助，成全每位作家的心是热诚的，他愿意与他们交往和互动。这与那些居高临下无视年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尤其又喜欢挥舞棍棒动用批判手段来证明和维护自己正确和权威的大佬们相比，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出于地缘关系，他还热情鼓动陷于困境中的陕西作家要有敢于突破重围，《走出潼关去！》实现逐鹿中原的勇气和决心。是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陕军东征”的实际策划者和发动者。我遂想起“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道理。
同时他还以他特有的身份和影响，出面为一些不应遭受贬斥和冷遇的作家的作品说话，给以应得的评价和肯定。从不认为这些呕心沥血之作已经成了隔夜的喝不得的茶水。他不是裁判，只是一位真正的评论家，自认为有责任让世人懂得这些作品留存于世的价值和意义。有趣的是，自称“文坛”30后的先生，年龄正好在解放后一代作家和文革后一代作家之间。居其中便如兄如弟，彼此伯仲便有了天然的亲和力。可以不俯不仰以文论文，无所顾忌直切评论，凡下笔都确切到位，恰如医家针砭，均能直达病灶痛点，是以深得两代作家之心。
如若查询他的评论实录，你会发现，凡当名作家与他们有影响的作品，几乎都在他的评论范围之内。作为编辑出身的评论家，他有敏锐独到的观察力，不唯看得准而且看得远，确切的说，这就是超前。当《在烈火中永生》这部回忆录一出版，即引起他的关注，便不失时机的予以夸赞。到1961年被加工成小说《红岩》后，他马上又写出了《共产党人的
因为我是一位文字爱好者，对搬弄文字很感兴趣。觉得单个的文字，只有它原始的本意，但只要把它们挪动一下，在搅拌揉搓中，马上就像多种化学元素发生了化合反应一样奇妙，会呈现万千景象，所以也抽暇写了一些作品。又因为我自认为拙作《父辈》所写的多是礼泉的人和事，有诸多礼泉元素，这都是先生所熟识的，能聊补先生的乡思之情。又闻知先生和许多人不一样的是，不忘根本素重乡情，每常还要与乡党相聚，以吃陕西饭和说家乡话为快事，所以最先想到的便是应该报知先生。世上既有“人不熟地熟”这句老话，我便不揣冒昧的将作品转呈先生，希望能得先生一字之评。在我的去语中，曾说过，先生若在政界，便是我县在京的又一位宋伯鲁。所以以先贤作比，是因为他们有同样的品格和人望。先生推却着一再表示“当不起”，当然是认为对他过誉了。虽然这种不接受也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但我还是不愿收回。尽管世人对他有宗师、泰山、北斗等多种称颂，但乡贤应该是推却不掉的称谓。倘先生再行推却拒绝，我一定会问他一句：“你不是谁是？”
应该说，功成身退是一种境界，而他放下优渥的生活条件，蜗居于县永康颐养中心的斗室中，终日仍以文学为事，继续为其操心发力更是一种境界。而且不嫌老，不弃小，凡爱上文字的人，都是他的知交，都是他的好友。彼此都有着说不完的话。
文学创作在礼泉这块地方，当然也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正像离离原上有草，高高山上有树一样。有关门闭户面壁构思不为人知者，也有乘一时之快挥笔便写的，但终归不能入道，且又太零散，没有繁盛茂密的气象。这给年届九旬高龄的老翁带来的是焦虑和不安，他急切地需要改变这种状况。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刨着“家底儿”说：礼泉还是全国闻名的小戏之乡，出了一些剧本，很有影响，既有这样的创作能力，“就冷怂的写，冷怂的出”。用的是礼泉山沟野洼的土话，这言语对与会作家们有很大的鼓舞和启发。用意不外乎是，一定要发挥所长，绝不能轻看了自己。他怕的是礼泉的文学爱好者们“怂了”，真是“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回想当时场景，足见阎老期盼之殷。为此，县上举办过多次座谈会，作家和想当作家的乡亲们热情相聚，在浓浓的乡情里，倾听先生谈创作。
先生每常爱说“见贤思齐”的话，虽则他说的是自己的学习和作人的态度，但也在告诫每位学人必须要养成向别人学习的态度和习惯。感人至深的是，当他回顾自己发表过的评论，竟很动情的举了张一弓所著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说：这位主人公在抗美援朝战场中失去了一条腿后致残回乡，成了该村的书记。在饥饿来袭，全村四百九十多口人断粮七天临将饿毙时，他勇敢的站起身来，主持开仓“借”粮。虽则是“借”字当头，但这一惊天动地影响时局的举动，当即被作为罪犯遭受逮捕。当他被戴上手铐时，老先生说到生与死、英雄与罪犯，这些关及人性的是与非，这是至情也是至理，老先生的眼里闪动着泪花。他正是以自身的感受，要每个写作者明白什么样的文字才是文学。从而也让大家懂得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所谓春秋笔法，是说在关键叙事中的每个字都有作者的态度和情感。
先生不管是健康状况允许还是有病有痛，即使在疫情肆虐的这几年，他不独频频接待来访的作家们，还亲到一些乡镇村庄看望本土作家。仅去比他年轻多岁的徐良才老人家竟有十三次之多。先生最关心的是他的书稿将如何修改和出版，他不愿意让其创作被尘封，更不愿看到这样的作家被埋没。还不时的走访一些年轻作家，现场指导和鼓励他们。他念念在心的是，要他们都知道文章要怎么写和作家该怎么当。
不停不息忙忙迫迫竟是我们这位老先生的日常。
2021年3月17日是我不能忘怀的日子。
经常不离老先生左右的杨琼钰专为我能与先生畅谈文学和创作，约我是日9点在其家见面，我即从西安驱车赶回。其实与阎老见面已有多次，但单独或小范围倒是没有过的。先生还是那样清简俊朗，挺挺然一派文人学者风范，我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挨坐先生之侧。有小戏传承人蔺志顺、方岩等在座。
于是我便自报家门，诉说自己与文学结缘的经历和作过的种种弃舍与努力，表明我是真真诚诚、实实在在爱着文学的。为了这种爱，我是摊了本的，从没有三心二意过。接着便说我确实怀着不写出《父辈》便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自己的强烈愿望，以及作品出版后的反响和评论。也许是为了给自己作品的不足预作掩护，先自对先生表明文学理论一直是自己的短板，没有这方面的“库存”和“装备”，很有些先天不足等，自然是希望先生不要在这方面考较我。我当时也许是为了把话岔开，便想说些自己从不喜欢看没棱没角的肥囊囊的作品，也不喜欢温吞的连作者自己都说不清个是非对错的作品。想以此请教先生，问一下我是不是有些偏执了，只是觉得不尽合适也就没有说出，先生也无从作答。倒是先生很坦然的说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感受和见解。
他用“忧、愤、深、广”四个字概括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又说散文要学孙犁，文风要学毛泽东。还说自己没有染上文人相轻的毛病，即使年轻作家，只要表现出长于自己的，他都要学习、都肯定、都支持；说他要求自己一定要坚持做到生前有血肉，死后有骨头。又说人生靠的就是精神，还表示他要做到晚节不亏等。
先生是敞开胸怀和我谈他对文学创作所持的态度的。最后先生问我“什么是小说？”议及文体时又说到“散文没写过，就写不了小说，也写不好小说。”这或者是写作的层次或台阶，是固定的程序和规则，正像有一才有二一样，是不能逾越的。而我一动笔就是80万字的长篇，好像这常规被我突破了，成了一个例外。对此，我一时语塞，未能作答。
也不因为阎老是长者也是名人，只是我当时竟忘了，自己曾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散文练笔，早年的《西安晚报》也刊载过我的散文。也没有说及即如《父辈》的前言和后记也都是散文。就中国文学发展史所展现的，也是先有秦汉散文后有唐和明清小说，诚如先生所言，散文和小说的先后是清楚的。而反应在现代作家身上，也没有什么错乱，只是不大在意罢了，并不存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疑问。但时间匆匆，不经意自己已与先生座谈了三个多小时，也许我太过自我和随意，不能再胡乱发问。仅从我在阎老面前从没有过拘谨和不适，便能感受到先生不矜不伐，温馨待人的品德。
可以说，2022年6月14日，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这天是阎老先生编撰的《礼泉作家记盛》和他的专著《我还活着》的首发日。他不顾年迈体弱、不惮辛劳地把平日不声不响埋头写作的二百多位礼泉籍作家收拢编辑成书，对每位作家的大致经历和作品都做了介绍，对其写作的优缺都有精彩独到的点评。其收集范围之广、阅读原作和撰写评语的工作量之大，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当他晨昏不顾、字斟句酌埋头俯案时的辛劳，和正在田间地头躬身点播的农民兄弟一样耗费力气。经年累月，终于使这族谱一样珍贵的《记盛》面世。深值感谢的是，漂泊在外的我们，仍然得到了乡土故地的接纳与承认，我们并未因为游离在外而脱籍。有书为证，我们还是正正宗宗的礼泉人，不能不说是先生有心，礼泉有情，这功这德殊难忘怀。
当然，一个人能“上书”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不管是有职守的公务人员还是平头百姓，每位在编者都是这个“家族”中的一员。但我以为，当你把书在手，欣然自得的给别人指认着自己时，首先要想到的是，阎老先生为什么要劳神百计地编写出这本全国任何县区城市都没有过的《记盛》？这是不是他终老之前对本土作家怀着深得看不到底的期望？是不是他不愿意让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空担虚名？而盛名之下的每个人是不是都应知道该如何动笔了？有先生在，他的一双眼睛无时无刻都在望着你，谁都不能像个没事的人那样过消遣自在的过日子。礼泉这个文学创作大县一定要有灿烂多姿的，足可告慰先生的未来。
且不说没有先生就没有《记盛》，换个人，是谁都做不到的。更没想到的是，先生还有许多未尽之言，竟用了《我还活着》这个惊世骇俗的书名来承载自己的作品。谁都知道，先生的一生是临难不苟、临危不惧、坦坦荡荡、有声有色的！到了这个年龄上，他曾多次说过他不怕死，甚至对所谓的后事也有过叮嘱。其实，生死临界又如影随形，在自知来日无多时，能发出如此悲壮、苍凉、而又振聋发聩豪气冲天的声音，这是他叱咤文坛，守护了、较真了一辈子的老人，用生命的力量发出的呐喊，用以宣泄记忆深处的情感。而今而后，他只能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保全自己的晚节，了却自己为文学事业献身的心愿。
打开《我还活着》，我一字一句的阅读着，咂摸着文字的意味，体念着老先生在特定环境下著述时的心境。因为他曾痛切的说过“历史在悲剧中推进”这句简洁的、深具哲理又发人深省的话，我读得格外用心，直到终篇。他的喜乐、忧愤、他的作人的态度和品格，深深的影响着和感动着我。尤其是用《神仙也挡不住人想人》为题来怀念路遥一文，他引用路遥的知交作家王蓬的回忆说：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单是翻阅十年来的报纸，就把手指头的毛细血管磨破了，不得不换成手背继续翻阅，经过六年拼搏，《平凡的世界》完成了。在该书稿马上就要煞尾收笔，朋友们大摆宴席为他祝酒，但是最后一段文字难产，一秒一秒的煎熬着，他终于为全书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大句号。疯了般地一把推开窗户，将笔扔了出去，扔的很远，叫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冲进厕所照镜子。对着镜子再行叩问：“我究竟为什么？为什么？”放声大哭。
这是一个作家艰难辛苦写作的真实记录。
在27年后，阎老深情的述说：人们没有忘记路遥和他作品中的人物。在这篇纪念文的最后，阎老用了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片头曲、片尾曲、插曲中“山挡不住云彩，树挡不住风，神仙挡不住人想人”来怀念路遥平凡和不平凡的人生。之后又叠用这句信天游的句子做结语，表达了作为评论家的阎老对这位仅活了四十三岁的作家的深切怀念。他对作家群体一往情深，孙犁过世后，他曾写过《孙犁走了，带走了一个文学时代》的纪念文章。他计较的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兴衰与得失。
当我合上该书，并没有掩卷拍案，认为书中这四十一篇正文和多篇附录，从不同角度把先生自己写深写透了。先生的每篇文章都深深的感动着我，在许多作家都对该书发出赞叹时，我却迟迟没有动笔。我所以如此，固然是我的迟钝和不敏，也与我是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习惯有关。这话说的是在几十年前，人们只能到影剧院去看电影，我因此注意到，每当影片放映完后，灯光随即亮起，凡好的影片，观众都一动不动的坐着，沉浸在剧情中，一时不能自已；而影片差的，不值得看的，等不到灯亮观众即夺门而出。这状态竟成了我评判作品好坏的标准，也就是我所以忘了鼓掌也没有任何动作的原因，因为我要思考回味。确切的说，阎老的每篇文章都有强烈的爆发感，是不吐不快，非说不可的，且行文干净快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枝蔓，没敷衍。是真正上好的文学作品。深值我们学习的。
我总觉先生的生活太职业了，不能光是文学，便想知道他在文字之外的活动。从别人的口里我知道颐养中心是在餐厅排队打饭的，有人曾以先生不接受别人的谦让，犹自坚持排队，并且排到几是几，以此夸赞先生在这么小的事情上也不含糊。这肯定是大家都认为他年岁大了，又是忙人，想给他行个方便，这也是人情之常，但先生从不越位。其实在集体生活中，趁排队打饭的机会能多和前后左右的“饭友”打打照面、问好和说闲话也是件很有趣的事。他的生活内容不唯得到调节，而且会更丰富更充实了，并非不是好事。
前不久我翻看微信，看到先生在居室打鸡蛋的情景，这或许是有人来访，先生不能如时就餐，遂自为炊。虽是极平常的事，但也觉得不甚过意。
接着又在微信上看到先生与几位上了年岁的锣鼓爱好者围坐在一起，咚咚锵锵的自敲自打，先生司鼓打板，个个神情专注，面色凝重，极其庄重地把本该轻松的自娱自乐竟演示成严格的操练，不知将要上什么重要的场合？老头子们也太认真了，不由人不暗自发笑。试想他们既童心未泯，又痴心不改，看来人一到老年就真的是弥老弥坚，不管干什么事都由不得自己了。
不过，一想到先生与文学这个主题，我认为人生百年，任谁能量再大，也只是个“有限责任公司”，区别只在于他自行注册经营的这个个体公司，是兴隆了发展了，还是式微了衰落了。依先生的所作所为，早已盈了、满了、超过了极限容量。文坛的成就与影响有目共睹，众口皆碑，早就够得上不负此生了。只有年龄尚有欠缺，可待有情岁月来增补。至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遗训到底是谁给谁的？大多人都忘了。倒是先生却牢牢的记着，并且严格的用于自己。
应该承认，他确是一个大写的人，也确实值得纪念他的学人大写，只是弄不清他到底是文学的守护者还是殉道者？或者也无需弄清，因为在老先生身上看不出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能学习他这种忘我和拼命的精神。
说到最后，我认为实在应该称赞的是，阎老回乡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这可能是他此生一百个正确选择里最正确的一个。有先生回礼。嵕山红了，礼泉火了，他因此成为一个更为成功的典型和榜样。一些在外熬白了头发的老者也等不及似的要各回各的乡镇，想顺着阎老走的道儿向前走，不但要如他这般的活着，努力振兴地方文化，还想活它个百十来岁才够本。
好是需要传承的，只是我们尚不得而知，谁会是我县之后的又一个阎老？
阎老阎老竟成了人们的呼唤。
嵕山苍苍，泾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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