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地活着
我没有记生日的习惯。小时候，母亲总会在我生日这天清晨笑呵呵地问我：“我们家艰日有个人要长尾巴，你晓得是谁吗？”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歪着脑壳反问：“妈，哪个长尾巴呀？”母亲卖关子，要我猜。直到母亲手里魔术般出现两个煮熟的红鸡蛋，我才醒悟是我过生日。隔会我要伸手摸下屁股，生怕长出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出来。后来母亲英年早逝，我初中未毕业缀学流入社会，居无定所，好多年遗忘了自己的生日。
蓦然惊觉，二零二三年过去将近一半。生命之树，不经意又刻上一圈年轮。岁月真是不饶人啊，我们年轻时有的是精力、梦想、激情，却因为单纯、无知，错过一些机遇，浪费许多光阴。等到进入中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年龄越来越大，记忆力退化，纵然想做很多事情，无奈心有余力不足。我们无法抗拒容颜的衰老，难以弥补生命的残缺与遗憾，却可以做到健康快乐地过好每一天。
一
我的快乐首先来自坚忍。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脸上总是含着微笑，是从容的步伐，是义无返顾的前行。感谢年少时那段苦难的岁月，炼成我的坚忍性格。
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小就明白，要摆脱贫穷命运，走出山沟，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刻苦努力，成绩优异。然而命运捉弄人，初三上学期因一场重病休学，在家务农。就在打算一年后复读之际，更大的打击来临，母亲病逝，粉碎了我的大学梦。父亲要我学门手艺。我随邻村一位木匠师傅跑粤北山区，学做木工。在那人烟稀少、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林，我常常望着蓝天白云发呆。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下去吗？我多么不甘心命运的安排！师父看出我的心思，那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他拿半年的学徒工钱塞到我手里，说：“你不是做木匠的料，回家读书去吧，再不要来了。”那一刻，我感动得哭了。
回家后，我一边务农，一边参加成人教育，拿到了财会中专文凭。我为了能够进入体制内工作，也就是有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没有去深圳打工，而是跑到耒阳城区做民工，等待招工的机遇。我先是在金盆塘谢家做米粉。每天凌晨五点就起床，淘米，辗米，压粉条，挂在竹竿晾干，再打包，让老板娘踩三轮车去市场销售。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月工资仅仅只有六十元。当时正值夏天，蚊子多，我睡在中医医院建筑工地的竹板上，夜夜数着星星进入梦乡。父亲为了我的前程，毅然卖掉两间土屋，帮我买了一个城镇户口。恰好耒阳农业银行招聘十名职工，我兴冲冲报了名，笔试成绩第四名，因为不晓得找关系送礼，面试被淘汰。父亲有位故友的儿子名叫李晖，在审计局工作。他同学是衡南县江口镇建筑公司经理，承包了西关一个工程，便介绍我到建筑工地做小工。搞建筑很辛苦，我白天卖苦力，晚上在工棚昏暗灯光下看书写作。期间，我认识了西关居委会水电工刘少斌。少斌爱好文学、书法、音乐，我们一见如故。工程竣工后，我应聘到西关旅社烧锅炉。旅社老板姓姚，在居委会担任治安主任，待我还不错。由于工价太低，我做了一个冬天，就没做了。第二年春，在五一东路摆书摊，兼及卖香烟。生意并不好，经常受城管大队的气。有一次从长沙黄泥街批发书籍，让扒手把本钱扒走了，我两手空空逃火车票返回耒阳，遭遇耒阳火车站联防队员的毒打，被打得流鼻血，眼睛肿，额头两处受伤。
考虑到摆书摊办不到营业执照，我就在刘少斌支持下，在金盆塘开租书屋，仅仅经营三个多月便关了门。适逢朱家湾族兄朱文作从技校学成家电技术，就与我合伙在灶市街道办事处彭桥路租下一间门面，我卖书租书，他搞家电维修。门面老板姓伍，是街道武装部长。两口子对我俩很好。店子取名文科书画社，经营了将近一年。一九九四年春，我听说市水泥厂即将招工，便通过一个远房亲戚符俊华的介绍，到该厂做临时工，在原料车间打石头、搬运渣土、配料，虽然也是苦力活，但避免了日晒雨淋。我边打工边等待招工，还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三年后拿到大专文凭。
机遇终于垂青我。一九九五年七月，国营耒阳市水泥厂旋窑生产线建成，面向全市招工，我考取第二名。本以为熬出头了，谁知政审时让别人搞关系把我刷下来了。走投无路之下，我通过在灶市街道当副主任的表哥谷国成出面，找厂长谢年富求情，交一万两千元集资款，弄了个聘用合同制工人指标。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命运转变，宣告多年漂泊生活的结束。我从一名烧炉工干起，脱颖而出，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厂部考核员，并被一分厂党支部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两年后，又一次打击降临：工厂改制，让郴州老板承包，变为民营企业，职工全部下岗。恰好耒阳市广播电视局招考六名记者，我喜出望外报了名，笔试成绩排名第二。我吸取过去的教训，通过熟人给局长送礼，被拒之门外，最终我在面试时被淘汰出局。事后我才知道，另外一个应聘者关系比我硬。此时，我听说耒阳报社需要一名记者，托人出面找社长陈徐德，渴望成为报社记者，终究未能如愿。面对人生的逆境，我没有自暴自弃。下岗失业之后，我毅然走向经商之路，在灶市东风桥开南杂店，一心一意经营数年，在城区买了房，结婚生子，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二零零一年，命运再次眷顾我。耒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急需一名秘书，经过耒阳报社谷经农老师的推荐，我幸运地得到大队长谢规华的赏识，进入公安机关工作。我身兼数职，秘书、档案员、宣传干事、水电管理员，一个人干两三个民警的活，任劳任怨，还经常在各级报刊发表交警新闻稿子，引起了耒阳市公安局局长肖强的关注。他委托副政委张仁芳三次上门找我，说服我去公安局秘书股工作，实际就是跟肖强局长当秘书。肖局长出面找市编委领导，为我解决了事业编制。我感恩戴德，加倍努力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承担了各类综合材料的撰写任务，还兼顾新闻宣传工作，每年在百余家报刊发表的新闻稿接近两百篇，连续十年被评为衡阳日报社优秀通讯员，多次被评为人民公安报社优秀通讯员。业余时间，我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在一些文学刊物开始发表诗文。《人民公安报》剑兰副刊经常有我的散文和诗歌作品。我先后加入全国公安作家协会、湖南省作家协会，还在二零零七年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煤油灯》，成为公安系统有名的笔杆子。
回首过去这段坎坷的历程，我不得不相信命运，但又没有屈服命运。不管现实多么残酷，我始终微笑地面对生活。我的网名“微笑”，就是这个寓意。我没有在种种挫折和困难面前倒下，而是锲而不舍，奋力拼搏。我常怀感恩之心，感激生命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感谢那些破灭了我的理想甚至带给我苦痛的人。我认定只要努力奋斗，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二
我的快乐也来自于善良。善良与快乐，就像一对母女，善良是为人之本，快乐之源。一颗善良的心，使我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始终收获着无穷的快乐。
我曾经租住在灶市锦源大楼八年之久。那栋破旧的房子是农业银行抵债来的，连水电都没有。全栋住户，不是下岗工人，就是卖小菜的个体户，还有民工，收废品的老人。总之，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四楼有位姓陶的奶奶，腿脚行走不便，子女不在身边。我经常在工余帮陶奶奶到楼下挑水，还承担了整栋楼住户的水电维护。过年的时候，我帮每家每户写春联，由此赢得很好的人缘。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感到开心快乐。
我因为善良和轻信别人吃过很大的亏。一九九四年冬，陶奶奶的弟弟老陶在经济开发区工作。有一次，他对我说，开发区在招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是他战友，可帮我安排工作。为此，他索要了我两千元钱，说是打点关系用。然而，一个月、两个月过去，此事再无下文。我跑到开发区一打听，根本没有招工这事儿，这才知道上了老陶的当。两千元钱自然未能讨回。这可是我卖苦力十个月的血汗钱哪！我从水泥厂下岗后，在东风桥开南杂店。石镜符家坳一位老乡找到我父亲，说他哥哥许立程是郴州市政府秘书长，可以帮我安排单位。说起来，许立程少年时曾跟随我父亲学木工。父亲听信他的话，给了他三千元钱。可是，我们等了几个月不见回音，父亲无奈之下，带我赶到郴州市，找到许立程秘书长。许听说了这事，十分生气他弟弟的诈骗行为。这笔钱，自然打了水漂。从郴州回来后，七十多岁的父亲老泪横流，自责是他没用，我反倒安慰起父亲来：“钱没了可以赚，您保重身体要紧。既然命运注定我不能进入体制内工作，那就一心一意做生意。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一颗善良的心使我做过两件足以终生自豪的事情。一是为一个十三岁的见义勇为少年伸张正义。二是用爱心唤醒一个植物人。第一件事发生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八日，湘煤六处子弟学校初中一年级学生彭健，趁学校放假半天的机会，邀了几个同学去学校后山脚下的耒水河边玩，恰遇七个流氓对两女生欲行不轨。彭健挺身而出同歹徒搏斗，并在身负重伤时报警，110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危险中的两个女生救出。可是，学校和市政法委以彭健违反了学生不许私自到河边玩的校规为由，不承认他是见义勇为，几千元医疗费用也无处可报。彭健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上访找有关部门讨要说法，还到电视台和报社投诉，毫无结果。我听说后拍案而起，连夜写成三千多字的通讯稿发表在十多家报纸，《人民公安报》《今日女报》发了头版头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市委政法委认为我是在故意给耒阳抹黑，向我施压。我没有退却，在《光明日报》记者唐湘岳支持下，以《是见义勇为还是违反校规》为题，在《光明日报》连续追踪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近百家网站转载和展开讨论，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组和上海东方卫视对我进行专访。十多所高校的教授写信给我和彭健声援。在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耒阳市委副书记王礼忠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认定有关部门的结论是错误的，认定彭健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召开了表彰大会，号召全市中小学生向彭健学习。
另一件事发生在二零零五年八月，东湖乡玄芝村十七岁的少年黄琼遭遇意外车祸变成植物人，连续七十多天没醒来。黄家为抢救黄琼卖掉了房屋，陷入绝境。我听说后，一边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站呼吁爱心人士捐款，一边发动全局民警和自己的亲友捐款。公安局局长肖强支持我的做法，带头捐款。短短两个月，募捐几万元。我还联系衡阳作家朋友刘定安解决了黄琼的姐姐读高中的学费。在社会各界帮助下，黄琼终于被抢救出来。他醒后能够开口说话，我又通过交警队李庚华为他找了位老中医免费治疗，黄琼能够生活自理。遗憾的是，两年后，黄琼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突发重病死亡，黄家再次陷入绝境。我找到有关部门为黄家解决了低保待遇，并列为计生协生育关怀帮扶对象予以长期帮扶。
耒阳作家刘华江先生写过一篇《朱文科印象》，情真意切回忆跟我交往的点点滴滴，并对我有些评价。他写道：
“文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性格温和，待人热情，不摆架子，朋友很多，老中青三结合。他对年长的称某老、某老师，对同辈的称某某哥、某某姐。他人脉广，讲哥们义气，乐于助人，喜欢帮忙，朋友有事相求他都热心帮忙，文友聚会他都尽力参加。我找他几次帮忙，他想方设法帮我解决。我知道耒阳有多个业余作者加入省作协都是他帮忙推荐的。他为一个作者加入省作协的事，还亲自带作者去长沙找省作协领导。文友出书找他帮忙联系出版社，他都有求必应。他不记仇，甚至对曾经伤害过他的人，背后诽谤过他的人，只有找他有事相求，他都照帮不误，装作不知道对方背后非议过他。他心胸开阔可见一斑。”
“文科又是一个热心文化公益活动的人。他以前是耒阳市作家协会的常务副主席，每年带领会员到处采风，组织各种文学活动。今年市作协换届，他当主席本来是众望所归，特别原因他被选为执行主席。仔细想来在一个群众组织中安排这么个职务，有点不伦不类。其实，他不是主席也是主席，因为作协的日常工作基本是他包揽，作协办的刊物《湘南文学》是他主编。耒阳市文联在今年六月才姗姗来迟。之前，耒阳市、衡阳乃至省外一些文艺团体有什么事，就找他联系，外地文友，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到了耒阳，基本都会慕名联系他，他从不推辞，再忙也抽时间热情接待，陪同参观。长沙、衡阳、郴州、浏阳等外地的文艺活动，邀请他出席，他也乐于参与。我多次跟朋友们面前说，文科是我们耒阳市地道的基层社会活动家。”
感谢刘华江先生对我有如此高的评价。言辞自然有过誉之处，却真实反映了我的为人处事风格。在耒阳，无论是市领导还是亲朋好友，都亲热称呼我为“朱科长”，其实我什么长都不是，可能是因为平时我待人热情又热心，乐于助人，才会赢得普遍的尊敬。人生苦短，人心难测，芸芸众生，尘埃一样活着的我们，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有多大的才华和事业成就，而在于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包容的心，奉献的心，尽自己的能力，多帮助别人，奉献社会，这就是一种快乐，也是活着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三
我的快乐，还来自于情趣。情趣是以兴趣为基础的，有了兴趣才能发展到情趣。一个有很多兴趣爱好的人，必定是一个有情趣的人，一个有情趣的人，必定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尤其酷爱读书、买书、藏书。我每到一座城市，首先想到的是找书店。为了一本心爱的书，我曾得罪一位借书不还的朋友。我涉猎广泛，不只爱看文学书，法律、历史、哲学、医学、生活、旅游乃至看相算命等各类书籍都看。如今，我家里藏书有一万多册，夜深人静，坐在清流斋书房看书，简直就是一种美妙的享受。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使我享受到恬淡宁适、心安理得的快乐，远胜过服饰的奢华，强过家宅的堆金积玉。这一屋子的藏书，也会是我留给子孙后代最为宝贵的财富。
文学是我的宿命。人们总认为写作是苦差事。我恰恰相反，写作带给我的是无穷的快乐。因为，我把写作当成自己与心灵对话的独特方式，从不强迫自己写东西，也不刻意追求成名成家。文学是我精神的家园，写作是我快乐的源泉。失意时，我会逃循到写作里去；欢乐时，我会表现到写作里去；孤独时，我用笔与纸填补空虚；苦闷时，我会把愁和苦发泄到笔尖。我也许成不了大作家，我可以成为一辈子的“坐家”；我肯定成不了大富翁，却能够拥有一笔最丰富的精神粮食。
旅游是我的第三大爱好。我参加工作后，每年要去外地旅游多次，也爱邀约一帮文朋诗友去周边县市采风。每去一个地方，我要写篇游记。我的散文集《远方的橄榄树》就收录了一百多篇游记。最近三年，由于新冠疫情我中断了旅游，但今年又开始游山玩水了，先后到安仁、永兴、乐昌、韶关等地游玩。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寄情山水之间，能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洗尽心灵的污垢，眼睛吞吃美好的风光，重新投进生命的快乐之中，是对浮躁心灵的最好拯救。人人都是地球村的匆匆过客，生而不知从何处来，死后不知到何处去，生存就是旅游。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兴趣爱好。我喜欢交友，朋友遍布全国各地，真诚的友谊会带给我的是温暖和欢笑。我喜欢研究地方文史在《文史博览》《档案时空》等杂志发表过大量的文史作品，出版了几部文史专著。我尤其痴迷研究和传播红色文化，发表过很多红色历史文章，经常在机关单位、学校、社区、部队讲座。我更喜欢运动，在公安局工作时热爱跑步、打羽毛球、骑单车，进入中年后改为每日散步不少于一万步，坚持八年了。持之以恒的锻炼让我拥有健康的体魄；我也喜欢上网、玩微信、耍抖音，足不出户也能知晓天下事；我喜欢听音乐唱歌，它让我忘却了忧愁和孤单。一曲《橄榄树》甚至激发过我要去新疆沙漠的欲望。节假日，我有时也喜欢跟志同道合的文友打扑克，玩一种名曰“三打哈”的游戏。牌友们自称哈子，从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
四
我的快乐更来自于知足。中国传统观念，评价一个人是不是混得好，主要是两个标准，要么是当官，要么是很有钱。我两样没有一样，长期无心仕途，不愿巴结权贵，也安于现状没有走经商的道路。因此，在某些人眼中，我并没有混好，没有多大出息，无权无势，不能帮助家人和亲友解决什么难题。但我内心世界很充盈，也很快乐。作为初中没有毕业的农家子弟，我起点低，起步晚，能有今天的社会地位，已经很知足。我生活上衣食无忧，儿子培养成材，身体健康，文学上有所建树，九泉之下的父母该是感到欣慰的了。
作家刘华江在文章中写道：“文科是一个热爱工作任劳任怨的人。他对工作就像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领导要他干秘书，他钉在那个岗位就是十五年。机关秘书是项苦差事，不但要有较好的文字功底，而且要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来。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有几个人愿意安心坐在电脑边码字呢？还要摸着领导的心一字一句地码就更难呀！在耒阳市，安心从事秘书职位十五年的能找出几人？又有几个干了十多年秘书的人没有得到领导恩赐个官衔？老是像牛牯一样默默耕耘的文科却没有提升。有位作家说，提拔了吹牛拍马的，冷落了当牛作马的，文科对证了后一句。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更是一个忘命写作的人。对写作，他有钉子精神，有钉子挤劲，挤出时间，有钉子钻劲，只进不退，越钻越深。才三十多岁的他，笔耕不息二十年，在各级报刊发表文章三四百万字，著有多部著作。201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血色野菊》，长达60多万字。他对我说，为写这本著作，他写了五十多支笔。古人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他没有捻断须，但是不知道每天要牺牲多少脑细胞。俗话说，句向深夜得，心从天外归，他的加班加点无法统计。附带一句，他的家庭状况也不如人意，他是在无情的压力下和无聊的干扰中写作的。他背着沉痛的包袱，要工作，要应酬，还写成几本大部头，真是不可思议！”
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前些年，我辞掉了几个民间组织的职务，很多社交活动和应酬尽力谢绝不参与。我也不喜欢抛头露面，每天生活很有规律，白天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早晚坚持散步，晚上读书写作。节假日，跟一帮志同道合的文友游山玩水，打打牌。我只有一个朋友圈子，且这个圈子只有十几个人，少而精。人到中年，要过减法的生活，努力卸掉生活中负能量的东西，包括看淡名利、权位，远离社交应酬。多点时间用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用在锻炼身体上，不要浪费在无意义的社交上，不要耗费在负能量的事情上。对于我来说，就是静心读书写作，研究历史，潜心做学问，这样活着，才会充实快乐。
记得二零一四年八月，我组织耒阳民协会员到南阳镇采风，在辖神庙找寺庙主持宽满抽了一仟，乃第十三仟。仟云：“为客多年运不通，行船又被打头风。如今来问前程路，说与寻常大不同。”这位老尼为我解仟，说我前半生命运坎坷，但以后会越来越好。其实，人的烦恼与痛苦，往往是由于欲望太多太高而不能实现造成的，惟有知足者才能拥有无与伦比的欢快，惟有知足者才能淡然面对经历过的苦难。当然，知足并不代表停步不前，知足中更要看到自己的不足，鞭策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坚忍、乐观、积极向上的心，继续努力着，奋斗着。
我卑微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是平凡的；我微笑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是坚忍的；我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是知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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