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外婆

外婆仙逝于1989年1月2日晚黄昏，眨眼她老人家已经走了二十余年了。 外婆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900年），归复山林时，已年届九十高龄。她老人家出生在漾濞江上游江边的一个叫作石头堆的小山村，属客家人（四川迁徙来的）。成年后，赴脉地路过时，我曾经多次站在漾濞江左岸的公路上，与石头堆这个坐落在一个形状酷似乌龟的山的脖子上的，距县城二十公里的小山村隔江相望。外婆十二岁来县城给人家作童养媳，此时正是民国元年（1912年），外婆说，她还记得进城的那天，官府的人把守在四城门口拿着大剪刀，剪男人们头上的长辫子。

外婆姓李，名玉凤，做童养媳的人家姓胡，也是由四川搬来的客家人。外婆的男人，也就是我外公，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大她5岁，在家中排行最小，外婆先被人称作幺婶，晚年又被邻居喊作胡奶奶。外婆来胡家做童养媳的时候，胡家很穷，只是在木瓜井菜市口上以卖豆花饭为生。外婆进胡家当童养媳的时候，半夜三更，就要爬起来生火烧水，在手磨上将黄豆瓣磨成豆浆点豆花，日子仍然过得巴巴结结的。为了摆脱困境，她老公公（即我母亲的爷爷），不得不抛家别子“走夷方”——去时属英国殖民地的缅甸老银厂卖苦力挣钱，结果一去杳无音讯。多年后，家人方得知他刚到缅甸的当天夜里，就因“暴病”而卒。外公也不得不去“卖丁”——顶替出钱人家的儿子当兵。 外公从军多年，跟随队伍到过不少地方。转战南北的戎马生涯，使外公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又磨砺了才干。退役回乡后，外公被县团防局聘为军事教练。在公务之余，外公开始策划做生意，在外公的指点下，外婆卖起了土杂百货。胡家的家庭状况开始一天天好转。大约三十岁左右，外公不再担任团防局教练，就专心做生意，外婆便一心一意协助外公发家致富。外公过人的“精明”和“胆识”，加上外婆分外的“勤劳”和“节俭”，家里的生意愈做愈大，愈做愈红火。渐渐的，胡家开始起房盖屋，买田置地。到解放时，因拥有可观的店铺房产和山林田地，阶级成分被划为工商兼地主。外婆一家的命运陡然又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从天上坠落到尘埃里。不久，外公又因不堪忍受当年任团防局教练时带兵“剿匪”的历史旧账折磨，自杀身亡，外婆便开始她后半生近四十来年的艰难的人生旅程。 外婆一生共生育了十一胎，十三个子女，其中有两对双胞胎，最终抚养成人了一子四女，其余的都不幸在幼小的时候夭折。五个子女中，老大小古宗，也是惟一的儿子，日本投降那年大学毕业，但他生不逢时，命途多舛，直到老母亲谢世，他都没有走出人生的困境，因而终身都无法尽半丁点儿赡养责任不算，还要总是让老母亲为他操劳，比如月月都要让老母亲颤巍巍的去邮局，贴付邮资，为长期漂泊在外的他邮寄粮票。四个女儿中，二女儿小存弟没有进过学堂，早早便出嫁在外，其余三个女儿均为初中毕业，解放后先后参加了工作。只是三女儿山宗妹，也就是我的母亲，在1958年就因“不识时务”给领导提意见而丢了工作，小女儿小珍弟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因种种原因，自动辞去公职，这两个女儿也难以物质方面，给老母亲尽多少孝心，只有远在临沧公路养护段工作的四女儿小老妹，一直按月给老母亲寄点生活费。 晚年的漫长岁月，无处栖身的外婆，基本都居住在漾濞县城紧临江边的一个大杂院——周家巷15号的一间狹窄的老房子里，这房子还是我父亲土改时分得的，也成为我们一家进城赶街看病和几姊妹进城读书的落脚点。 我大约三岁左右的时候，离开父母跟随外婆一起生活了三四年，到七岁学龄时，才返回山村小学校上学。在读初中阶段和参加高考补习阶段，我又分别同外婆一起生活了三年和一年时间。在外婆众多的子孙中，我同外婆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对外婆的感情也最深。外婆仙逝后，我时不时都会想起她老人家。多年来，我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外婆，却屡屡不知从何处说起。 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乡村野丫头的外婆，从一个小县城里穷得叮当响人家的童养媳苦起，在风风雨雨的几十年里，小心翼翼侍候着一个性格脾气十分火暴的男人，不知受了多少委曲和磨难，终于白手起家，挣下了一份颇为壮观的家产。年近半百之时，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一夜之间，“家破人亡各奔腾”，外婆又几乎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寡老人”。外婆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备尝人间的酸甜苦辣。从外貌上看，外婆给我的感觉实在太平常，普通得与一般的乡村老太太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不是命运将她与我那“身手不凡，致富有方”的外公捆绑在一起，外婆的人生，也许就不会如此曲折幽暗，坎坷沧桑。更令人唏嘘的是，听老母亲讲，即使在拥有“万贯家财”的黄金岁月，外婆仍然过的是粗衣陋服，清茶淡饭的简朴生活，从没有穿金戴银或享用过山珍海味。因而我觉得，外婆曾经拥有过的富贵，只不过是一种“名义”上的富贵，实际上她终生过的都是清苦寡淡的日子。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平常日子，瘦弱枯槁，已逾“古稀”之年的外婆，不是一天到晚，坐在灶门前的矮橙子上，用一柄手摇小麻车，一个人吱咕吱咕扭底线（麻线），就是头戴一顶旧棕帽，弯躬着脊背，在院心的太阳下，用破旧衣服和碎布条条裱糊布壳。到了街子天（当时为10天1街），外婆便背起背篓，拄着一根和自己差不多高矮的竹棍，上街摆一个小摊子，卖布壳和底线。布壳是卖给人家做鞋子用的，伍角一张，底线是卖给人家纳鞋底用的，两角拾根。小时候，我经常同外婆守摊子。印象中，外婆的摊子一天守到晚，也卖不出几张布壳和几根底线，甚至一连几个街子连张都不开的情况，也是常事。 除了冬日暖阳般的“慈爱”和总是闲不住的“勤劳”外，外婆留给我的最难忘的记忆，就是不同寻常的“节俭”和几乎达到忘我境界的“善良”。 外婆的“节俭”，尽管有时可能会让人多少有些难以理解，其本质上，却既不同于一般人意识里的“小气”和“吝啬”，更有别于“视钱如命”的财迷心窍者，而是一个深知稼穑艰难，食物来之不易的贫苦出身的人，从心根子上天然产生“惜衣、惜食、惜物”的朴素感情。外婆平生最看不惯的人，就是浪费成性的人，最见不得的行为，就是暴殄天物的行为。外婆常常唠唠叨叨地教育我们说，一丝一缕，一粒一饭，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耪田种地人，用一滴滴血汗换来的，都应当万分珍惜。尤其是对于粮食，千万糟蹋不得，无端的糟蹋粮食，是会遭天谴雷劈的。有时，发现桌子上或灶头上，泼洒的一粒半粒白米饭，外婆都会小心地捡拾起来，丢进嘴里。对于冷菜剩饭，不论是多少天的，哪怕已散发出馊味，总是舍不得倒掉，而是热热一吃再吃。用今天的健康饮食标准看，外婆有的节俭行为也许不足取，但外婆这种珍惜财物，反对浪费的观念，一万年也许也不会过时的。 外婆的善良，不只具体地体现在她历来信奉的“吃得亏，打得堆”和“吃亏人常在”等“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让别人受损”的处世原则方面，更生动地表现在外婆拥有一颗最富于同情的心上。 外婆平生都可怜弱者，悲悯不幸的人，为了扶危济困，往往不惜倾囊帮助啼饥号寒者。外婆经常灌输给子孙们这样一种观念，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就是行最好的“阴功”，救济最需要救济的人，就是积最大的“善德”。母亲曾追忆说，在她的眼睛里，她的老母亲，无论是对于上门借粮告贷的亲友，还是入户讨饭的叫花子，从来都是佛眼相看，尽量给予力所能及的接济。借米的，只要柜子里有，就撮给米，找钱的，只要身上方便，就拿给钱，要饭的，只要甑子里有，就盛给饭，绝不让人空手而回，失望而归。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艰难日子，外婆依然保持着“解衣衣人，推食食人”的乐善好施的本色。 由于常常做下种种“照顾了别人，亏待了自己”的“傻事”，外婆有时便难免被家人和子女误解，甚至被街坊邻居不无善意的调侃为：“自己的屁股还被海风吹呢，却楞要充观世音”。外婆就是这么一个人，急别人所急的时候，往往不顾及自己的条件和能力，以至于令自己吃尽了苦头。记得有一次，因为可怜其怀里抱着一个约两三岁的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外婆将自己惟一的一件旧棉袄，施舍给了街头一位外地来乞讨的精神有些毛病的中年妇女。以至于使自己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地煎熬了一两个冬天。

自幼耳濡目染，外婆对我性格的影响，无疑是不言而喻的，在外婆的潜移默化下，我不只学会了节俭，更播撒下了我心田的善良的种子。节俭习惯，让我能够适应简单的生活，艰苦的环境，从而增强了自己生命的顽强和韧性，使我像野草一样，只有稍微给点阳光雨露，就能自由自在地生长。而悲悯的情怀，让我历来都关注弱者，同情不幸的人，不论对于什么样的求助者，总是能够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并坚持与人为善的做人原则。任何时候都不敢张狂失态，迷失本性，甚至作威作福，丧失人性。 　 [ 本帖最后由 杨纯柱 于 2009-11-14 10:5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