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星空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孕育，挣脱高塬的重重羁绊，横冲直撞青、川、陇、宁、内蒙、陕、晋七省、自治区，横穿一万里，奔袭到河南。
《水经注》有云：“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在传统人文地理中，以长江、黄河、淮河和济水“四渎”为这个民族的血脉。班固的《汉书·沟洫志》认为：“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由此确立了黄河“四渎之宗”的地位。
而作为“宗”的黄河，与淮河、济水均有宗亲般的交融。据史料记载，黄河数次侵夺淮河，1194年第四次改道，豫东、皖北、苏南北、鲁西南，被黄河侵入661年，此所谓黄河“夺淮入海”。《晋书地道志》说：“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決为荥泽”可见济水也是被大河侵袭的对象。济水，源于济源，一路向东，才有了济南、济宁这些历史人文的称谓。大河能夺其流，可见大河之霸道。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我们的黄河就具有两面性，她既是哺育华夏文明的母亲，也是最为危险的暴龙。
黄河自洛阳孟津由高原而平坦，河床淤积泥沙越来越厚，黄河河床越来越高，渐渐黄河河面就高出了地平面，遇到雨季，河水满溢，就泛滥成灾。宋代之后，随着河床不断增高，黄河水患越发严重；到了明清时期，黄河就成了王朝最为头疼的问题。
当黄河冲断邙山，出了桃花峪，挣脱了大山的束缚，跃进空阔的大平原，呈一泻千里之势，就被赋予“豆腐腰”“悬河”的无奈称谓。
滚滚黄水全靠堤防约束，才能东流入海。由于高悬于地面之上，所以黄河动辄决口改道。据记载，从先秦到民国的2500多年中，黄河共决溢1590次，改道26次。“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黄河，给沿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让我们来盘点下那些治理黄河名臣吧，他们在黄河治理的历史上，可谓是灿若群星。
大禹的之功，自不肖赘述。
历史的指针定在公元前七年，这是黄河治理有史料记载的元年，从斯时开始到西汉末，先后出现了两位治理黄河的名臣。
其时的西汉王朝，经历几任昏聩君主，早已耗光了“昭宣之治”留下的遗产，摇摇欲坠。这一年，关中地区发生地震，黄河水位暴涨，下游泛滥。贾让，这个水利专家脱颖而出。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制定治河方略的名臣。针对汉代黄河河患频发的原因，提出了以"宽河行洪"思想为主的全面治理黄河上、中、下三策；上策主张滞洪改河，中策提出筑渠分流，下策则为完缮堤防。他全面地对治理黄河进行了方案论证，彼时的治黄三策，对后世治河产生了重大影响，更是古代治河思想的重要遗产之一。
公元三十年年至公元八十五年的西汉。王景这个名字，之于黄河，就是座灿烂的里程碑。他是第一个对黄河进行大规模治理的水利专家，有“王景治河，千年无患”之美誉。王景依靠数十万人的力量，一方面修筑从濮阳城南到渤海千余里黄河大堤，另一方面又整治了汴渠渠道，新建了汴渠水门。王景治河，确定了黄河由济北入海这一条河道，使得黄河稳定了近八百年。
经过王景的治理，应该说，一直到北宋之前的河患，还算不得严重。即有天公不作美河水泛滥，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局限于黄河。长江也时有水患，荆襄一带，江汉一带自古都是水患的重灾区。农耕文明就仰仗水利，历史上早有西门豹治漳，李冰理岷，公叔敖治淮，郭守敬治运河之先例。而黄河治理，却成了历史上最为频繁的治水工程。隋唐时期，虽然黄河也有泛滥，但是中央在黄河两岸筑有粮食大仓，黎阳、兴洛、回洛等仓储用于赈灾。河床虽有泥沙淤积，但是水患循常。随着唐宋两朝，城市规模的空前发展，人类建设宫殿、房屋民居，大量采伐沿岸林木。唐宋间三四百年，黄土高原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极为严重，黄河自此开始大量携带泥沙。
王景治理的黄河故道已有千年，河道淤积极为严重。
建都于黄河畔的北宋都城汴京，时刻被水患威胁。北宋建国后的80多年中，黄河下游决口就有30多个年份，逾50多次，也最终酿成黄河的第三次大改道“商胡改道”。北宋一朝对治理黄河也有着极高的热情。当时政治家王安石主政，主持开展浚河、引黄、引汴发展淤灌等治水工程，在治黄技术上有了不少创新。
元朝的贾鲁，曾率17万军民治理黄河水患。他疏浚过的大河支流河段，后人称之为“贾鲁河”，就是现在从郑州主城区穿城而过的“贾鲁河”。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一条河，可见当时和后世对贾鲁治河功绩的肯定。元末，黄河改道，泛滥严重“浸城郭，飘室庐，坏禾稼”，整个黄淮地区受灾严重，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草标儿女、易子而食”。贾鲁这个治河专家，采取疏塞并举之策，恢复黄河故道，救百姓于水火之间，可谓功勋卓著。其治下改造和开设的黄河河道工程质量也最过硬，直至明清还有“铜帮铁底”之誉。史书评价贾鲁治：“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汉之贾让，元之贾鲁”。
明代，黄河泛滥更加严重，徐有贞考察大河上下，提出治黄史上著名的《言沙湾治河三策疏》。即：造水门、开分河、挑深运河。他借鉴历史上的治黄经验，采取以疏为主的方针，改良了汉朝王景的制水闸之法，采取“置门于水而实其底，令高常水五尺”的办法，根据水的流量来控制水流，既保证了运河通航所需要的水位，也调节了水大而引起的溃决之患。他的治河三策采用了疏、塞、浚并举的方法，经过数年苦心经营，终于暂时平息了决河之患。
明中期，李从心任九江提督总理河道，俗称"李总河"。李从心政绩卓著，被后世称为治黄专家。他“筑堤逼河保灵州”共筑河堤六千余丈，打造“通济新河”全长六十七里，“借运河转疏资诸水”，使河南、山东、江南漕粮按时入京的几率大增。
李从心之后的潘季驯，是个值得多费些笔墨的人物。潘季驯奉三朝简命，先后四任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前后持续二十七年，是明代治河名臣中在职最长的一位。他在一生四次治河中，不辞辛劳，上到河南，下至南直隶，每每深入工地，“轺车所至，更数千里”，“日与役夫杂处畚锸苇萧间，沐风雨，裹风露”（王锡爵《潘公墓志》），对黄、淮、运三河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治河原则：“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为了达到束水攻沙的目的，潘季驯更加重视堤防。他把堤防比作边防：“防敌则曰边防，防河则曰堤防。边防者，防敌之内入也；堤防者，防水之外也。欲水之无出，而不戒于堤，是犹欲敌之无入，而忘备于边者矣。”他总结了当时的修堤经验，创造性的把堤防工作分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种，因地制宜地在大河两岸周密布置，配合运用。他对筑堤特别重视质量，提出“必真土而勿杂浮沙，高厚而勿惜居费”，逐一锥探土堤”等修堤原则，规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修堤措施和检验质量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的《两河经略疏》是其治河的经验总结，对明代以后的治河工作产生深远影响。清治河专家陈潢指出：“潘印川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说，真乃自然之理，初非娇柔之论，故曰后之论河者，必当奉之为金科也。”近代水利专家李仪祉在论及潘季驯治河时说：“黄淮既合，则治河之功唯以培堤闸堰是务，其攻大收于潘公季训。潘氏之治堤，不但以之防洪，兼以之束水攻沙，是深明乎治导原理也。”德国河工专家恩格斯叹服道：“潘氏分清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的一种方法，此点非常合理。”应该中肯的说，在河患十分严重河道变迁频繁的明代，潘季驯能针对当时黄河乱流的情况，提出束水攻沙理论，并大力付诸实践，是一种超越前人的创举。在我的家乡现在还沿用遥堤、缕堤、格堤、月堤作为村庄的名字，可见其治河思想的源远流长。
到了清初，朱之锡任河道总督。在他的治下，各地黄河汛期守更的水夫，如果发现阴雨天气不赴堤日夜值班的，扣除工食直至旷尽，并责令管河厅、道严加核查，及时撤换。各地河道官员的升调降用，一律要等到下一任官员到任时方可离任，且河道官员不得身兼他职。每年年末对官员的任职情况予以考核，考核通过者予以奖励。”这制度设置，类似于当下的年度述职制度。他规定：“在汛期前，各地要备足应急材料，以防河堤决口。特别是洪灾多发的濒河、临河两岸的州县必须预先做好筹备。地方上出现的强占夫役、卖富佥贫、发洪水财等私弊百出的问题，当严责司、道、府、厅各级查报，凡是发现官吏徇私舞弊，隐瞒不报的，以渎职罪从严论处”。朱之锡功绩卓著，为顺治重用，著《河防疏略》一书，为治河之要略。
清代康熙一朝，出了两个叫于成龙的著名人物。他们曾一起共事，均官至一品总督，都清正廉洁、勤政爱民。
出生早的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谥号清端，即清端公于成龙，籍贯山西；出生晚的于成龙（1638-1700）为汉军镶红旗人，字振甲，号如山，谥号襄勤，直隶固安人。《清史稿》记载：“同时两于成龙，先后汲引，并以清操特邀帝眷，时论称之”。又称两位于成龙为老于成龙和小于成龙，直隶坊间有民谣称颂道：“前于后于，百姓安居”。歌谣中的称呼表现了直隶百姓对振甲于成龙的高度尊重。
今天我们说的不是电视剧《廉吏于成龙》中的于成龙，而是黄河上空璀璨夺目的一代治河名臣，振甲于成龙。他任河道总督期间“豁免河夫 设立河兵”河夫改河兵，“可谓变而不失其正”，也是清朝兵制超出前代的创举。“抱病治河 鞠躬尽瘁”其在治河任上病危，对儿子永裕说：“我现在病入膏肓，药饵已经不能治愈。治理两河关系国计民生，卧病治理是断然不行的。赶紧上书，请皇上另派贤能大臣，不要耽误了国家大事，加重我的罪过。”直到生命的尽头，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治理黄淮，抱憾终身。
康熙十年（1671年），靳辅在赴安徽就任巡抚途中，路经河北邯郸，见吕祖庵壁上题有诗句：“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甚为惊异。经询问，次诗为游居吕祖庵中的陈潢所题。两人相见，甚为投契，靳辅即请其作幕。以后靳任河道总督，陈潢随往，凡治河之事，靳辅必相垂问，潢必竭诚解答。因此靳辅十多年来的治河成就，皆与陈潢谋划。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南巡阅工时，问靳辅：“尔必有博通古今之人为之佐！”靳辅说：“通晓政事有一人，即陈潢，凡臣所经营，皆潢之计议。”他还说：“臣垂老多病，万一即填沟整或卧病不能驰驱，则继臣司河者，仍必得陈潢在幕佐之，庶不歧误。”康熙帝准其所请，赐陈潢佥事道衔，参赞河务。靳辅、陈潢的治河思想在于“鉴于古而不泥于古”，“有必当师古者，有必当酌今者”，“总以因势利导，随时制宜为主”。最后陈潢以妄称屯垦的罪名被削职，“解京监候”，怀恨而死。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靳辅为陈潢平反昭雪，同乡张霭生将其治河论述，编为《河防述要》一书，为后世治河者所借鉴。该二人作为清朝治河的代表，已被电视连续剧《天下长河》所宣教，这里不再赘述。
康熙三十七年张鹏翮出任河道总督，其时正值黄河泛滥，水患连年。上任前康熙帝指示张鹏翮“必须摧毁拦黄坝，清除芒稻河淤塞，开通黄河水道，依次兴修水利工程。”张鹏翮钻研治河理论，总结前人经验，博考舆图，仔细勘察，提出“开海口，塞六坝”的治河主张和“借黄以济运，借淮以刷黄”的治河设想，采取“筑堤束水，借水攻沙”的作法。并按治河方案指挥数十万民工治河。在张鹏翮的任内康熙帝曾三次南巡指导治河（康熙帝先后南巡六次）。康熙帝十分倚重张鹏翮治河，称他得到了治理黄河的秘笈，对大臣们说：“张鹏翮自从出任河道总督监督河工以来，每天都乘马巡视堤岸，不辞劳苦。如果天底下做官的都像张鹏翮一样兢兢业业，那百姓们还有什么非议呢？”
乾隆之后，大清国力骤然下降，治理黄河的事务也没有康乾鼎盛期那么频繁，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黄河在嘉庆中后期，又开始泛滥。到了道光年间，更是泛滥成灾，两岸百姓苦不堪言，治河成了当时最为重要的朝廷大事。栗毓美横空出世，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创造了“以砖代‘埽’、抛砖筑坝”的治黄经验，是黄河上御水工程的一次革新。用烧砖筑坝，以达到治河的方式，不仅大大降低了治河成本，更是起到了很好的治理效果，这一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当代只是把砖改为了石头。现在你行走在黄河大堤上，映入眼帘的除了鹅黄的翠柳，还有一垛垛码放规整的青石。在汛期，险工段还会截柳滚石，加固堤防。
清末，在帝国大厦势如累卵之时，黄河两出大患，丁宝桢于同治十年，治黄河郓城决口。他亲赴工地，指挥抢险。同治十二年，黄河再次遭遇大决口，丁宝桢又一次挺身而出，军民同心，历时半年筑起了高十四尺、宽三十尺、厚百尺的障东堤。 二百五十里的障东堤修好后，近百年来黄河此地不曾再决口，保证了方圆几百里村庄的安全。
从宋元开始，治理黄河就成了中央政权的重中之重，处理不好就会有亡国之灾，元朝的迅速覆灭与治理黄河不善就有着很大的关系，清朝的迅速衰败，也与黄河泛滥有着不小的关联。
黄河下游的河南、山东是这个国家的粮仓。在封建王朝，治理黄河水患都是国本之重，在治黄历史上的名臣，可谓群星璀璨，他们都是保卫黄河护佑生灵的河神。作为出生在黄河岸边的个体，窃自认为，对他们的感恩和功勋，电视剧《天下长河》无论怎么赞誉都不过份！他们是黄河的魂。
到近现代，以李仪祉、张含英为代表的水利专家们继续维护着黄河的安澜，为我国经济文明和社会稳定的发展都立下了不世之功。
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深知大河之患，以最快速度建设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河患才渐渐趋于湮灭。正如诗人贺敬之在《三门峡歌》中的慨叹：“神门平，鬼门削，人门三声化尘埃！望三门，门不在，明日要看水闸开。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
黄河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我们沿历史的边角，仰望大河之上闪烁的星空，你会发现那些治河的铮臣都是一颗颗耀眼的星。由此，我会联想到黄河九六大洪水、长江九八大洪水中那些凡身肉体的战士，他们视死如归，铿锵前行，他们何尝不是长河中的一颗星，正是这漫天的繁星，才护佑着我们这个国家，保卫着我们的安宁。
凝望这大河之上的星空，当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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