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寂寞大道
朱子的寂寞大道
郑建光
一
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痛心疾首，试图借周礼整饬社会，创立儒学，周游列国十四年，推行仁爱。思想家注定与寂寞为伍，直至晚年意识到“克己复礼”、“吾其为东周”的理想彻底破灭的时候，偏偏有人在巨野大泽里狩猎打死被他当作麒麟的瑞兽，孔子大惊失色，喟然长叹：“吾道穷矣！”过去了一千六百多年，孔子终于等来继承衣钵的人——朱熹。请允许我这样说，相信你不会指责我唐突先师，玷辱斯文。当你走进孔庙大成殿，发现朱熹是以四配十二哲的身份配祀时，一定会认可我的观点。这十六位先贤除了朱子，其余都是孔门弟子啊。所以，人们才会将这两位中国思想史上的巨人并称“北孔南朱”。
我与朱子的缘分始于南溪书院，他出生在这座书院里，因而有幸与他攀了乡党。那时叫溪南馆，是郑安道的别墅，朱松任尤溪县尉届满寄寓于此。庆元党禁得洗雪，郑氏后人将溪南馆捐给政府，在朱熹去世后的第五十三个年头，宋理宗为溪南馆御书“南溪书院”，始有此称。2006年，我到朱子研究会工作，办公室就设在书院里。从此，我在这座仿宋建筑的院子里，或漫步在半亩方塘之畔看天光云影，或呆坐在沈郎樟的浓荫下，猜想他种下这棵树苗时的年龄。晴好的夜晚，邀约一二挚友在山门一侧那段白墙下置席小酌，仰望书院飞檐上的那轮泠泠冷月，谈论朱子。是的，他的一生清凉，属于他的月光也像书院前浅浅的青印溪水流，安静、清幽，不事喧哗。
今人不见古时月，我们跟着李白说了千余年也不一定对，我分明看到这轮冷月陪伴他走过一生啊！朱熹出生时，北方大片国土失陷，大宋南渡。父亲去建州谋职时他才七八岁，种下那棵今天已是冠盖如云的沈郎樟，走向青印溪中的小舟，随父母迁居。朱熹是个早慧的孩子，幼年时由父亲教授读完《孝经》，他在书卷的封皮上写下“不若是，非人也”的稚拙小字。在家乡父老的爱心浇灌下，朱熹在他出生和受启蒙的南溪书院附近一带播下的智慧种子，不知不觉中已经长成问天、画卦、二度桃等诸多美丽的故事。
朱熹十四岁，父亡。朱松临终前把家小托付给崇安五夫里好友刘子羽，并让儿子跪拜胡籍溪、刘勉之、刘子翚为师。刘子羽在五夫府第旁另建别院（后世称紫阳楼），专供孤儿寡母居住，刘勉之后来还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他。年轻人谨遵父嘱，把失怙之痛深埋，心无旁骛师事三位先生，在屏山书院、兴贤书院寂寞的月光中读书成长，举业功成，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中进士，那年，他十九岁。三年后，朱熹任同安主簿，步入仕途。他在同安任职期间，为官贞正，正风俗、兴教化，政绩卓著，被人称赞为“三年之绩，有百年之思”。他三十一岁时正式投在李侗门下，在西林院一住三月，朝夕受教，经历了一次自称“尽废所学”的自我否认，完成了逃禅归儒的思想升华。朱熹年轻时受家庭、老师和社会风气濡染，长期耽于佛老，赴临安考试时随身携带的竟然只有一本佛学著作《宗杲语录》，小舟沿着新安江行至桐庐时，他听到山寺钟声，随口吟诵：此去江湖随沤鸟，粥饭何时共木鱼。这一年如果落榜，他或许会遁入空门。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担忧，他二十四岁首次拜会李侗时，对佛学侃侃而谈。李侗眉头紧皱，未置可否，只是让他去圣人经典中求义理，循循善诱地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朱熹在同安政事之余，再三思量，才渐渐体会到李侗学问的精义。如今不少人热衷于禅宗，好像比落在实处的儒学反而高明，不知是什么道理？南怀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佛家是百货店。不论是谁每天都得吃饭，没病无需上药店，百货店虽然热闹也没必要天天逛呀！我们真该认真读一读朱子，先弄清楚孔子所喟叹的“吾道穷矣”中的“道”是什么。
二
朱熹就是为“道”而生的人。他一生“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四十多日”，没有政治家的话语权，却怀揣修齐治平的抱负，走的是一条探索东方哲学关于终极真理的大道。这注定是一生的寂寞之旅，“道不行,乖桴浮于海”，他耳边回响着孔子的声音，抬头望了一眼这条大道，每隔一段都有孤寂而顽强的身影：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李侗……他不再犹豫，决定启程。
我们知道在程门四大弟子中，杨时最为二程所器重，他在河南颖昌师事程颢归闽之际，老师不无得意地说：“吾道南矣！”后来，杨时又师事程颐多年，回福建传播二程之学，成为江南洛学大宗，闽学的开山。杨时弟子千余，以罗从彦最为得意，他曾在镛州龟山书院说：“惟从彦可与之言道。”朱松在政和八年（1118年）入闽之后，主要同剑州一带的龟山弟子从游，和李侗同时师事杨时高足罗从彦，潜心于六经诸史和二程理学。所以，李侗对朱熹的《四书》教育自然表现出洛学一脉以《中庸》为本的理学思想特点。后世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并称“闽学四贤”。
北宋五子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继往开来，使儒学再放光明。朱子的功绩在于集北宋以来理学乃至孔子以下思想之大成，把中国文化推上一个新的高峰，康熙皇帝在李光地编纂的《朱子全书》的序言中，评价朱熹“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这句话被尤溪人镌刻在南溪书院的山门上。《宋史》说：“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到了朱子这里“焕然而大明”，评价多么高啊，如果孔子看到了儒家思想再现辉煌，相信他会高兴地说：吾道未穷！
朱子的精神是纤尘不染的月光，从南宋的天空照彻到今天的大地，天地间的无数行旅都在仰望它，没有人感到漫漶不清。他的思想像湿润的雾，像清朗的月光，像不可触摸又无处不在的空气，在世道人心中流淌，无际无涯。
南溪书院和屏山书院仅仅是朱熹接受教育的地方，他真正传授孔孟之道始于岳麓山下“朱张会讲”之后。朱熹任同安主簿时才二十二岁，年轻有为，可以大干一番事业。但他的确适应不了宦海风云，不要说年轻时，就是到了五十二岁，依然不懂“规矩”。那一年，浙东闹饥荒，宰相王淮举荐朱熹提举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相当于管理国家专卖和财税事务），到浙东救荒。他一踏入嵊县、金华、衢州、龙游一带，就开始惩处一个又一个贪官污吏和恶霸豪强，一道道奏请捅到了朝廷大臣、州县官吏和强宗豪右的痛处。特别是六劾台州知州唐仲友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闹出一桩严蕊案，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唐知州与王宰相即是同乡又有姻亲关系，朱熹只能憋了一肚子气回到武夷山。他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时尚且如此，年轻时当然就更没有当官的“悟性”了。他从同安回五夫里家居十几年，期间有多次做官的机会，二十九岁那年，以养亲请祠，差监潭州南岳庙，开启了一生奉祠家居的生活主调。奉祠是宋代为年老或多病官员设立的领薄俸无职事的制度。朱熹一生奉祠十二次，总计二十一年零十个月，有官不做，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奇葩。因为，他被那条寂寞的大道深深吸引。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从闽北到潭州拜访张栻，与湖湘学者论辩于岳麓书院，三年后，写成《中和新说》一书，确立了问学宗旨。如今，“朱张会讲”的座椅还傲然居于岳麓书院的讲坛，仍然保留着当时处于中国学术文化最高端的两位大师的体温，不知道今天有谁敢端坐在上面？湖湘多才俊，前不久，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现任院长朱汉民微信中获悉，他们正在评选历史以来的湖湘十杰，不知道张栻是否榜上有名。朱教授敦厚儒雅，因前些年在朱子后学陈淳研讨会上刚刚认识，我就不好意思问他朱子成为一代宗师也是由谁评出来的吗？
这里，我还要悄悄地说一声，在那场会讲若干年之后，湖湘学派领袖张栻带头倒帜反叛，学子尽被朱熹收归门下，如果张栻位列十杰，不知道湖湘人士是否会认可。
朱张会讲这一年，祝孺人去世，朱熹葬母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寒泉坞，并筑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他在寒泉精舍（也称云谷书院）著述讲学，会友聚徒，前后达八年之久。首批门徒由此从其问学求教，其中最著名者有后来成为他女婿的黄榦。黄榦追随先生二十余年，“闻其言论，观其举指”，坚守师说，始终不二。值得一提的是，朱熹与湖湘学者论战取得胜利的热情尚未消退，浙学领袖吕祖谦来访，在寒泉精舍相聚半个月，整理编辑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以及程颢、程颐、张载语录，共十四卷，命名为《近思录》。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已经形成了朱熹、张栻、吕祖谦“东南三贤”主导的局面，因此，《近思录》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传布。他送吕祖谦回金华时，江西学者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等前来铅山鹅湖寺与朱吕会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因为鹅湖论辩，鹅湖寺后来扩建为鹅湖书院，这可能是老佛之宫向儒馆妥协的特例。
前几年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把鹅湖书院做为地主大宅院拍摄。我考虑许久，要不要给王忠强山长打个电话，后来还是放弃了。信州、饶州一带朱子门人遍布，他们的后人不管我操什么闲心？中国历史上儒释道并立，一座禅林宝刹变成了儒家书院，意义之重大，今人怎么反而忽视了呢。如果接下来跳出一个人拍着胸脯对书院管理人员说：“你们也奉祠去吧，我要把这里改造成山庄会所！”怎么办？如今，除了读书人，谁没钱？我们难道就得眼睁睁看着洒在寂寞大道上的月光消失？贫贱不能移，朱熹为母亲守墓时穷得叮当响，在寒泉精舍早期就完成了《太极图解》《伊洛渊源录》等一批重要的理学著作，鹅湖之会以后，又完成了《论孟集注》《周易本义》等等，如果耐不住寂寞坐冷板凳，标志着集孔孟思想之大成的朱子理学体系怎么能够形成？拜谒寒泉精舍时，我见到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屋宇尽废，仅剩下一片不大的竹林和一方水塘，还有祝夫人孤零零的坟茔。我从武夷山五夫里凭吊屏山书院废墟和参观兴贤书院之后，驱车百余里到达建阳崇泰里时，已经暮色四合。从处于五夫里老街闹中取静的兴贤书院，到深藏在崇泰里一个山坞中的寒泉精舍遗址，心理落差很大，在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感到有一股寒气袭来，朱熹走的真是一条寂寞的“大道”啊！寒泉精舍对面山头有一座西山精舍，为蔡元定所建。蔡氏自幼受理学陶冶，慕名前往寒泉精舍求教，朱熹以友待之。他们各自在精舍前筑灯台，夜晚张灯相望。灯明则无事，灯暗则有疑，约次日相聚研讨。两人经常对榻讲论诸经奥义，自月升至月坠，不知昼夜。那些年，这两盏心灯与寒泉坞上空皎洁的月亮，抚慰了多少学子饥渴的心灵啊。
三
朱熹艰辛地跋涉在寂寞的大道上，治理南康军期间，他在白鹿洞书院一边授徒一边著述，修订完成了《四书集注》初稿。
朱熹到浙东救灾前，台州知州唐仲友已升迁江西提刑，只是尚未赴任。他掌握了唐仲友贪腐等劣迹的事实后上了三篇奏章，都被王淮压下，匿而不报。朱熹的言辞越发严厉，对方也为自己辩护，王淮才将他的奏章呈上。朱熹一边仍旧前往发生旱情的州郡视察，一边上书，前后六次弹劾唐仲友。王宰相不得已废了唐仲友的职位，改授朱熹为江西提刑。这样的结果很容易让人误会朱熹劾唐是为了争夺江西提刑职位，他梗起脖子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干呢！”道不行,乖桴浮于海，他再次请祠。朱熹的梦想在山林、在书院，只有洒在寂寞大道上的月光才能让他找到内心的安宁。武夷山有刘氏族人修建的水帘讲堂，他在五夫里读书时，常随老师刘子翚前往修习半年数月。刘氏还在下梅村置田二百亩，设歇马庄，往来极其方便。他与吕祖谦在寒泉精舍共商编订《近思录》，完成后邀诸友同游武夷山，灵秀的山水给他留下了美好回忆，此番复归山林，决定在那里创办一所精舍。一代大儒遁迹山林，吸纳天地山川之灵气，寂寞求索，这样的清苦生活几乎伴随朱熹的一生。
他到浙东赈灾期间，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刻，历史上《四书》之名称首次出现了，形成了备受当时知识分子关注的四书学，并有渐渐凌驾于五经学之势。后来，朱熹在武夷精舍著述讲学达六七年之久，正式序定汇集了他毕生研究成果的《四书集注》，他借助独立于五经学之外的四书学体系，建立了复归人性的人本主义理学文化思想，标志着他完成了寂寞大道上的最重要的思想探索。至于明代统治者指定科举考试以朱子注释的四书五经为标准，的确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朱熹虽然也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但对科举制度是持抵触态度的。他十岁始习举业，却沉迷于孔孟之道，对做干禄程文没有一丝兴趣。朱熹说他到考中进士只做过十五六篇举业文章，对科举之弊感慨良多，“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类似的言论在《朱子语类》中俯拾皆是。科举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他没有全盘否定谋生计之途，但一再强调对“圣贤学”与“举子业”应当有所侧重。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朱熹竟然感叹“没有读书人”，在他眼里，“禄蠹”算不上读书人，因为“仕”之所学“优”在科举，不知学问之“大道”。书院教育与官学、私塾不同，前者以继承和弘扬中国道统文化为己任，关注人的自身价值和人格的养成，探索终极真理，后者则主要针对举业教学，为学子铺设通往仕途之路。有些人说朱熹培养了多少多少进士，的确没有必要这样“抬举”他，我们不要误解古代书院的功能，朱子做的是道德文章，传授的是圣贤之学，可不是应试教育那么简单呀！
四
寒泉精舍是朱熹弘扬道统理想的第一次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复兴白鹿洞书院之后他的思想日臻成熟奠定了基础。那是在鹅湖之会三年后，也是他自同安主簿卸任后首次出山，差权发遣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之麓，在宋初已是闻名天下的四大书院之一，此时，竟然仅存瓦砾榛荆、衰草荒丘，遗迹难辨了。朱熹上任伊始，亲赴白鹿洞书院遗址踏勘，看到那里山青水秀，幽静清雅，好生欢喜，断然决定尽快加以修复。随即发牒分派军学教授、星子县县令筹备复兴事宜，并上书朝廷，奏明复兴白鹿洞书院的意义和理由：考此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之旧者，独此儒馆莽为荆榛……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奏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朝廷和各级官府只重佛道，尊儒不力，忽视书院的委婉批评。同时对佛道泛滥、寺观遍立而危及儒学地位的状况深感不安，从而表达出决意与之抗衡的紧迫感和焦虑心情。
我们到白鹿洞书院时天空刚刚放晴，因为此前连续降雨，所见景物一尘不染，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我与管理处主任郭宏达也是在研讨会上见过，算是老熟人，他说：“今晚一定要住在当年朱熹为师生住宿而建的延宾馆，感受一下书院的气氛。”世间的好山水多为佛道占据，居然给儒家留下这样一方胜境，先得感谢朱子。当晚月光如水，白鹿洞显得愈加清幽，步入书院讲堂，重温一遍挂在墙上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仿佛看见古代学者论辩的身影。在这里随处可见赵朴初、启功、欧阳中石等人书写的楹联，我问郭主任润格多少，他说不花钱，现在许多人想写，还没地方挂呢。是啊，白鹿洞是什么地方，管你什么名家站在中国文化高峰面前也得贬值呀。
朱熹亲手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相当完整的书院建设纲领性规章，对书院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成为南宋书院的标准化规约，而且成为元、明、清各代书院学规的范本，甚至各级各类官学也“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时至今日，台湾各大小书院依然沿用。书院教育体现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类似于现代的研究生院。倡导学术自由，实行开放式讲学，重视质疑问难，讨论争辩。这与朱子心仪孔圣不无关系，他在梦中神游到曲阜，“胜日寻芳泗水滨”便是他心迹的流露，可惜金兵的铁蹄挡住了朝圣之旅。《论语》有一段话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庄子》也有类似的记载：“缁帷之林，坐休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圣弦歌。”后世学子为追求功名利禄，哪敢相信读书可以这样自在，此情此景，多么令人羡慕啊！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大自然是实现“澡身而浴德”的最好课堂。朱子追慕孔子讲学遗风，后来在武夷精舍时，“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颂，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留必数日……”原来，朱熹并不是板着一副冷面孔的老夫子，我们不要误会呀。他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返”。 师生在休假日一边游玩山水，一边质疑问难，不亦乐乎。
白鹿洞书院讨论争辩的讲学特色，成为南宋书院的优良传统，也为后世书院遵循沿袭。在此期间，朱熹日益显示出深刻的哲学分析能力，在“东南三贤”中已经成为思想学术的核心。南宋中期以后，理学大体分为程朱和陆王两派，特别是在《近思录》问世后，即使是陆王派的思想家，也大多认同“濂洛之学”作为宋以来学术思想的渊源。书院刚刚修复时，朱熹诚恳邀请曾在鹅湖之会上与他争得面红耳赤的陆九渊来讲学。陆九渊高兴地接受邀请，讲授《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勉励师生不要“惟官资尊卑，禄廪厚薄是计”，并盛赞复兴白鹿洞书院之举，是“起废以新斯堂，其意甚笃矣”。朱熹深受感动，一再表示：“熹当与诸君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将他的讲义刻石永存，以警学者。尽管在学术上有分歧，但在那条目标一致的寂寞之旅中，他们是同道。如今的莘莘学子十年寒窗为了什么，唯有高考一途，然后挤进公务员队伍，或者找一份高薪的工作，成了现代“禄蠹”，值得深思啊！据后人记载：“陆九渊登白鹿讲喻义一章，环而听者千人，田夫野老有闻而泣者。”听讲者达千人之众，其中还有“田夫野老”，正是先圣“有教无类”思想的体现和白鹿洞书院教学开放性的有力证明。
五
武夷精舍选址于五曲大隐屏峰下，与复兴白鹿洞书院时不一样，朱熹不靠官府资助，亲自擘画，“使弟子具畚锸，集瓦木，率相成之”。他说不到半年时间“堂成而始来居之，四方之友来者亦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查史料，武夷精舍面溪背山，占地三亩许，在隐屏峰下两麓相抱之中有屋室三间，名为“仁智堂”。堂之左右各一室，左谓“隐求室”，乃朱熹住所；右为“止宿寮”，为待客之用。山麓外有一山坞，以石累为“石门坞”，坞内为生徒群居之所，称“观善斋”。外有墙门，额题“武夷精舍”。根据朱熹的说法可以推断精舍不是一次性建成，工程至少延续到半年之后，只是他偏爱此地，“堂成而始来居之”，此“堂”当指“仁智堂”，即精舍的主体建筑。如今，武夷精舍仅仅剩下一段残壁柱廊被钢化玻璃包住，已经闻不到宋时的气息。毫无疑问，武夷山申报双世遗如果缺了朱熹不可能取得成功，当地政府对他亲手创办的书院给予保护也是应该的，哪怕只是断壁残垣。
朱熹去世后，武夷精舍作为家塾式书院，由其子朱在、其孙朱鉴相继“葺而广之”。几十年后，朝廷命有司再次扩建古心堂等屋舍，随后，不少学者来此或就近筑室建堂，读书讲学，如：刘瀹、蔡沈、熊禾等。闽北一带到处都是书院，文化繁荣，因此才有“道南理窟”之誉。
创办武夷精舍是朱熹在刚刚复兴白鹿洞书院两年后的又一影响巨大的举措。精舍落成，众多学子投在他的门下，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蔡元定、黄榦、詹体仁等。传统教育注重师承，书院这种师带徒的教育模式至今值得借鉴，据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等少数院校准备推行本科生导师制，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转眼之间，朱熹步入了花甲之年，此时又受朝命再度出山，知漳州。他依然不改“为生民立命”的襟怀，挑战权势。在漳州的全部更革，可以用正经界、减税赋、敦风俗、播儒教来概括。但是，来自官僚大臣和豪强富室的阻力，让他实行起来困难重重。任期未满，他因长子去世请祠治丧，凄惶北归，一年多的更革弊政努力以失败告终。孔子不是为鲁国而生，朱子也不是为南宋而生，他们是中华道统谱系上的耀眼星座，朱熹政治更革的失败无损于探索圣贤之学的大道，因为他在漳州传播儒学取得了可喜成就，尤其是新收了几个得意弟子，其中龙溪乡贡进士陈淳最善于领略阐发朱子理学思想，为程朱理学文化向南方偏隅深入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够了！
朱熹回到闽北，决定从五夫里移居建阳考亭，实现先父的遗愿。朱松“爱其山水清遽，欲卜居未果”，他念先父之志，在考亭买旧屋数间，又在宅旁建一藏书楼。不久，朱熹调赴潭州之任，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最后一次出山把他引向一场空前的灾难，那就是庆元党禁。朱熹“落职罢祠”回闽，重新踏上寂寞的大道，在藏书楼之东建竹林精舍，远自川蜀的学生慕名而来，其门人高足多聚此讲论。竹林精舍成为他晚年聚徒讲学之所，考亭成了四方学子新的朝拜“圣地”。
六
2012年，我借参加福建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在武夷山召开的机会，重访考亭书院，发现这座刚复建十几年的仿宋建筑，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由于没有充分发挥书院的功能，徒有其名，走向没落荒废只是时间问题。朱子后裔对复兴朱子学不敢说不热心，今年清明节，闽北朱氏联合会牵头祭扫朱子墓，参加人员主要由各地朱子后裔和海内外朱子研究机构专家组成，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台湾社会活动家朱高正博士等著名学者也参加这次活动。我第一次拜谒朱子陵墓大约在七年前，今天看到这里的唯一变化，是有人臆造出一口巴掌大仅可瓢饮的“半亩方塘”。此时，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央视《百家讲坛》准备的部分讲稿，在第一集《童年与启蒙》中有一段话，大意是：沈郎性格内向，老成持重，才思不凡。六岁时有一次随群童在尤溪郑氏馆舍前的沙洲上嬉戏，一会儿即离群独自端坐，用手指在沙上画写。大家趋近一看，画的竟然都是八卦符号，无不感到惊异。后来人们把尤溪的这块沙洲称为画卦洲，连建瓯也附会这件事建了一个画卦亭……其实，附会名人事迹的例子很多，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人们都具有对历史名人景仰的心理。半亩方塘也不是仅尤溪一处，五夫里和婺源也有，只要是历史遗留，只要是先辈们崇敬圣贤的产物，都值得保护，以表达对在寂寞大道上艰辛求索的先贤的缅怀。如今，有些做法太随心所欲，就成了对圣贤的亵渎和对后人的愚弄了。弘扬传统文化，传播朱子思想，需要做实实在在的功课。还是在墓地前，面对一个伟大的灵魂，听到身旁的当地朱子后裔说，考亭书院朽坏多年无人过问，终于抵挡不住那次雹灾而坍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像当时有人把鹅湖书院选做地主大宅院外景地拍摄电视剧，我再次无语。
儒释道三教并立，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历史上有过百家争鸣、互争长短的时代，正如统一和分裂一样，是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是，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主流地位是不争的事实，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一个明证。当然，这不是什么好事。还有更可怕的是发生在北魏、北周、唐、后周四次烧毁寺院，杀死僧人的灭佛运动，即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都应当令后人吸取教训。我没有反对佛道的意思，但儒家卖的是粮食，我自然成为这家店的主顾，对药店和百货店只是偶尔光顾。洒在寂寞大道上的月光温馨而宁静，尽管有时显得深邃，却也透着清朗，绝没有佛道那种神秘、玄虚和诡谲的色彩。书院这种民间教育机构大多设立在山林僻静之处，最早出现在唐朝，而正式形成教育制度则是朱熹创立。江西、福建的书院大多由朱熹及其门人弟子热心创办，对书院教育的勃兴和传播儒家思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前述中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史称“闽学四贤”，三明四占其三，南宋时期闽西北一带文化繁荣的景象与闽学勃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福建在唐代共有进士57名，而三明境域仅伍愿一人榜上有名。自从朱熹在南溪书院诞生之后，文风蔚起，迨至宋末，三明（指今天三明市辖区县）共出了518名进士，可谓人文辉耀。古代书院教育不以盈利为目的，孔子收徒束脩仅仅是几条猪肉，我没有查到朱子收徒学费是多少，想必也不会太高。可惜如今没有多少人热心公益教育，时间过去了八百多年，人们还是像朱熹治理南康军的时候一样，热衷于建寺庙，有几个人愿意投资书院？听说有位企业家在厦门创办了一所筼筜书院，邀请许多学者做公益讲座，前面提到的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也曾经到那里讲学。希望这种无关“干禄”，不以应试教育为目的的民间教育机构越来越多。2009年，我参加编纂《朱熹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主编张立文），因为撰写词条之故又重新查阅清刻本《南溪书院志》，发现南溪书院数度兴废，明代时建筑规模最为宏大。尤溪县根据《南溪书院志》等古籍记载，投资近三亿元复建南溪书院建筑群，目前已经竣工。再次仰望星空，仔细分辨书院上空的冰轮清辉，其实我们并不陌生，期待南溪书院的教育功能也能够恢复甚至超过历史上最鼎盛时期，让那一轮曾经升起在尼山，倒影曾经出现在周敦颐的莲塘，也曾经与程门小院积雪交相辉映过的月光，能够沐浴到更多的人，让芸芸众生体会到安静的心境。
朱子门人弟子有姓名生平可考者达数百人，许多人为传播朱子思想学说，不惧孤寂，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我相信，在那条寂寞的大道上，在朱子的身后，还会有更多的人自觉留下他们的身影和足迹。
原载《厦门文学》2023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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