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月山谷怒家女
2009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一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云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这60元是哪级财政拿的？
审议发言中，来自怒江州的怒族代表丁秀花谈及边疆民族贫困地区乡村医生待遇的话题时，李克强副总理插话问她：“你们那里的乡村医生每月的补贴是多少？丁秀花如实回答：“一个月是60元。”
李克强副总理更加关切地问：“这60元是哪级财政拿的？”
丁秀花代表望着李副总理，回话的语气略微显得有些不轻松：“这60元还是省财政补贴的，我们县级财政拿不出钱来。”
她顺着话题延伸说：“国家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加大了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点建设，基本实现了县、乡、村医疗一体化，成效显著，但在我们怒江州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丁秀花所说的客观原因，首先是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发展滞后，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较弱。怒江州99.9%的面积为大山陡坡，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部分贫困群众生病后，无力筹集到自缴部分的医疗费，迫不得已放弃就诊，这显示出“看病贵”。
其次是怒江州的乡（镇）、村级医疗卫生资源紧缺，医疗卫生服务条件较差、质量不高，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从而导致“看病难”。
一方面，乡村医生待遇低，乡村医疗力量薄弱。怒江州谷深坡陡，山广人稀，且自然灾害频发，乡村医生的医疗卫生和预防保健任务十分繁重，而他们的生活补贴仅为每人每月60元，这就迫使乡村医生不单是奔忙于繁重的医务工作，还得下大力气应对全家的生计问题。这样的情形，很难引进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仅有的乡村医生也积极性不高。导致乡村医疗能力不强，医疗资源不足。
另一方面，乡镇卫生院经费紧张，基础设施落后。近年来，国家虽然不断加大对乡镇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而对于怒江这样的边疆民族贫困地区来说却是杯水车薪，致使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难以更新换代，医疗物资匮乏，大量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不能在基层解决，群众难以享受到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
丁秀花当着李克强副总理的面，对如何破解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提出四点建议：1.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对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2.加强对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和医疗卫生队伍的管理；3.加大对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疾病防治的资金支持力度；4.为农村医生开展工作提供良好的服务和有力的保障，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安心本职勤于本职，不再为生计而奔波。
丁秀花代表的建议，引起政府部门高度关注。通过多方努力，从2010年起，丁秀花所在的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乡村医生每月的生活补贴从60元提高到400元，这些补贴经费，由省、县两级财政共同承担。
2009年5月，怒江州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到上海寻求援助。通过积极争取，怒江州卫生局与上海瑞金医院达成对口援助协议，这家医院派出5名医疗专家到怒江州工作，协助当地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蓝月山谷丙中洛
沿着怒江上行，经过几个大拐弯之后，你会惊喜地发现大峡谷豁然开朗，眼前躺着偌大一块群山环抱的平坝，几条小河绕坝而行流入怒江。坝子里房舍井然，阡陌纵横，农作物长势良好。坝区的西边，高黎贡山最高峰嘎娃嘎普雪山闪耀着银白的光芒。这就是远近闻名的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
“这里是个被群山环抱、肥沃富饶的乐园，几条小河和溪流缠绕谷坝灌溉着精耕细作的种植园，山谷的正前方，凌空高耸起一座雄伟雪山，在月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这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描述的“蓝月山谷”景象。
丙中洛分明就是“蓝月山谷”。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怒江州泸水县副县长丁秀花，她的家乡就是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蓝月山谷”。
颇有名气的丙中洛丁大妈是丁秀花的妈妈。
向记者讲起妈妈和家庭，丁秀花说：“20世纪90年代，尚未进行旅游开发的丙中洛来了一些背包族游客。当时，不要说村里，就连乡政府都找不到一家旅馆。背包族们来到我家，妈妈就把我们赶到草楼去住，腾出房间让给客人。有位旅客对我妈说，怒江今后旅游业肯定会很发达，建议我们开一个家庭客栈。妈妈记住了旅客的建议，1998年，她贷款5万元，开始修建家庭客栈。没预料到，客栈建成后，生意异常红火。到当地旅游的客人，不约而同入住客栈。他们坐在小木屋的火塘边，喝着茶聊着天，由陌生到相识，而后结伴离去。”
丁大妈名气大，不仅仅因为她是丙中洛最早办起家庭客栈的人，更缘于她的多民族多宗教而和睦相处的大家庭很受人称赞。
丁大妈家里有10多口人，由6个民族和3种宗教信仰的成员组成：丁大妈是藏族，她的丈夫是怒族，大女婿是白族，二女婿是傈僳族，三女婿是壮族，儿媳妇是纳西族；丁大妈信仰天主教，她的丈夫信仰藏传佛教，儿女们有信仰基督教的，也有信仰佛教的。
丁秀花说：“我们虽然是怒族，妈妈从不反对儿女们与其他民族恋爱通婚，‘幸福是不分民族的’是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当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就连平时的饮食习惯也有所不同。其实这是皆大欢喜的事，一旦全家人团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露一手，做出自己民族的特色菜供大家分享。多民族多宗教组成一个大家庭，各有各的习俗。妈妈常常告诫我们，多民族多宗教家庭，只有和睦相处才能幸福兴旺，和睦相处的原则只有8个字：互相谦让，互相尊重。她特别强调，尊重是核心，只有互相尊重，才会彼此欣赏彼此敬爱，才会同心同德，团结进步。”
2009年年初，一位省级领导在怒江州贡山县调研，他慕名来到丁大妈家作客，十分欣赏他们的良好家风，称赞其“确实是一个民族团结之家！”
丁秀花告诉记者：“在丙中洛，多民族组成的家庭其实很多，超过一半的农户都是这样的。”
受家庭“民族团结、共同进步”思想的影响，丁秀花代表认为，在祖国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一些边疆民族地区依然贫困落后，边远山区农民的生产生活仍然十分困难，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团结进步。只有通过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切实改变边疆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贫困落后面貌，力促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不断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让祖国四面八方共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和美阳光，让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惠及江河平原、高山峡谷，民族团结进步才会更加坚实，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才会越走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会为时不远。由此，她以人大代表的名义，极力反映边疆民族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疾苦，为改善他们的现实处境鼓与呼，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建议把农村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通过深入细致地调研，丁秀花代表发现，怒江州一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群众科学文化等综合素质较差，致使他们社会生产力低下，安贫乐道，因循守旧。她还了解到，一些热爱学习喜欢读书的山区孩子，好不容易升到高中，却因家庭承受不起学杂费之重而惜别校园，或回家务农或外出打工。其实，这些孩子有追求有志向，奋进意识强烈，是山乡脱贫致富的希望之光，他们的辍学让人痛心。
一个地方要发展，离不开科学文化的支撑；一个民族要进步，必须拿教育铺路。利用调研所得进行认真思考，丁秀花认为，要在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发展教育，必须帮助贫困学生家庭减轻经济负担；要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推行义务教育是最好的办法。其实，全国各地早已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而丁秀花的心愿是，把农村高中教育也纳入全国义务教育，这样一来，一些家庭困难的农村高中生就不会因为经济拮据而望校兴叹。
2008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丁秀花提出《把农村高中教育纳入全国义务教育的建议》。
她在建议中说，把农村高中教育纳入全国义务教育，率先在农村普及十二年制义务教育意义很大，首先是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的高中教育既不属于法定的义务教育，也不属于国家大力扶持的高等教育，这就使得高中教育成了整个国民教育链条上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孩子接受高中教育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率先在农村实行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可以通过建立制度，保障城乡孩子都可以享受到高中阶段的教育，促进全民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其次，可以整体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对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较高，起码应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义务教育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推行十二年制义务教育，意味着适龄青年必须接受高中阶段的教育。再者，要实现社会公平，就必须帮扶弱势群体，而最好的帮扶就是发展教育。
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的审议发言中，丁秀花代表说：“就普遍性而言，初中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相比，高中毕业生的知识面更宽悟性更高，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更容易发展进步，更容易有所作为。建议把农村高中教育纳入全国义务教育，率先在农村普及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可以尝试在一部份边疆民族贫困农村进行试点。”
这个建议，丁秀花在全国人代会上连续提了3年，终于落地有声。
云南省人民政府于2011年7月28日印发的《云南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 》中明确规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扩大对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助面。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2013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政府工作，在对过去五年工作进行回顾时说：“国家助学制度不断完善，建立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实现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各个阶段全覆盖，每年资助金额近1000亿元，资助学生近8000万人次。”
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丁秀花代表在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还书面提交了《关于从国家层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怒江州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试范区的建议》。
云南怒江州处于“三江并流”腹地，该地区不仅对流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还对怒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起着重要的防护作用，已被国家列入自然生态重点保护区。然而，由于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对自然生态的保护义务和保护难度远远超出怒江州的承受能力，加之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不少农民向陡坡要粮向山林求薪维持生计，使当地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损害。
怒江州98％以上的面积是高山峡谷，坡度在25度以上的山地达76％。由于耕地资源匮乏，有限的耕地难以承载过量的人口，加之怒江流域的泸水、福贡、贡山三县国土面积的61%被纳入自然保护区范围，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不到40%，人与地的矛盾十分突出。寻求生存的老百姓死死盯住江边面山上那些陡峭的山坡，强占陡坡实施耕种，靠广种薄收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一块块与云雾为伴的耕地，像一张张写满贫困与无奈的“大字报”，贴在陡峭的山坡甚至是尖锐的山顶。这种在陡坡上开荒耕作的土地，当地农民就叫它“大字报”地。细心的人发现，怒江山区农民使用的锄头，要比其他地方常见的锄头短得多，这是怒江人便于跟陡坡拼命而特制的。
人地矛盾尖锐，造成严重生态恶化。老百姓滥用坡地垦荒耕种导致的水土流失，无情地冲淡了收获的希望。在许多地方，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就盼着贴在山坡或挂在山尖上的那一亩三分地，为全家带来一个好收成，而人算不如天算，常常一阵泥石流袭来，一切都化为乌有。在怒江州，因泥石流和滑坡而危及生存的农民有2.3万人。一位官员在怒江考察时痛心地说：“你们种的不是粮食，是灾难！”
当地能源结构单一也是导致怒江州生态环境受损的重要原因。而今，怒江农村老百姓仍然以砍柴为薪延续火塘不息。全州年均民用木材指标是84万方，除去老百姓盖房的部分，被当作薪柴烧掉的达50万方。有的老百姓为了生活开销，希望的目光就悄悄瞄向山坡上的林木。那是几年前的事了，福贡县鹿马登乡有个僳傈族寨子叫腊马洛，听说那个寨子里有几户最穷的村民，其生存之道就是砍柴挑到山下卖。他们上山砍柴，挑柴下山去卖，一个来回要走两天，而赢利也就是七八元钱的样子。
怒江农村百姓“垦荒耕种、砍柴伐木，通过原始手段向大山要粮要钱”的生产生活方式，致使当地植被逐步减少。现如今，海拔1500米以下的原始森林几乎荡然无存，在海拔1500米至2000米之间的植物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滑坡、泥石流、山洪等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通过调研与思考，丁秀花代表在建议中说：“保护生态环境在怒江州显得尤其迫切和重要，当地老百姓责任大任务重，而他们生活困难和环境保护资金短缺却成了严重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当地百姓只能扛着保护生态的重任在坡地上继续耕耘‘大字报’，不然就没法生存。连生存都成问题，还能有效保护环境吗？要驱马儿跑，必须让马儿吃草。要让当地老百姓不垦荒耕种不砍柴伐木，对生态环境实施科学保护和有效修复，就要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消除温饱之愁，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怒江州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如果实施生态补偿机制，通过经济补偿等方式把山区群众从垦荒耕种、砍柴伐木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生产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甚至通过经济补助、移民搬迁、技能培训等办法，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引导他们从事其它产业，这样就能处理好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社会的矛盾。”
人民群众有困苦，人大代表有所呼，人民政府有回应。
2012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上午的开幕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报告政府工作，他在报告“2012年主要任务”时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巩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成果，加强生态建设，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坡耕地治理，严格保护江河源、湿地、湖泊等重要生态功能区。他还说：“我们要用行动昭告世界，一定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于2014年7月24日刊发了一篇新闻，标题是《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惠及怒江州1.8万农户》，原文如下：
“4432元，没错！”近日，福贡县向农户发放了2013年度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金，马吉乡木加甲村村民咱利普手拿一沓人民币，开心地与妻子商量着用这笔钱买化肥、猪仔，搞好生产，发展养殖。去年，我州纳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省级公益林面积为46.65万亩，省财政给予生态效益补偿资金461.84万元，项目涉及全州4县25个乡镇，直接惠及1.8万农户。全州共有111名农民专职从事公益林管护工作，年人均收入达7200元左右.
“过去，我们农户人家从没指望这山上的林子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经济收入，现在不同了，国家给补贴。我们得把林子管好，这些都是摇钱树。”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人，是泸水县秤杆乡阿赤依堵村村民李老二，从州里几年前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以来，他一直在村里当护林员，巡山护林，一个月有500元的补贴。他还盘算着在有条件的林地下养殖土鸡、种植草果，发展产业建小康。
目前，我州的国家级、省级公益林已实现生态效益补偿和管理全覆盖，全州森林覆盖率逐年上升，达72.96％，为国土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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