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然中心主义为理念的文本写作
以自然中心主义为理念的文本写作
黄恩鹏
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生命与生命的关系。对植物的观察，也是对自身生命本质的观察。张国领的写作，可以说是“接地气”的写作。他活灵活现的语言，讲述着个人与所在的自然界之间的联系。“亲在”，或者“此在”，都是个人经历的事件记忆。
与生活相伴的植物之忆，亦是对于亲近的生命常态的描述。植物的形态和语言，唯有纨质内心方能辨析。也因此他将与植物“相处”和观察它们成长的经历，以“碎片”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虽然琐碎，但整体上却串成了一个又一个“生命故事”。比如：《鹊之悲伤》更是人的悲伤。悲伤与悲剧，在以人为主体的生活中失去了生命的色泽。物类的人类，泛灵之剧场，照鉴了内心。《梧桐树之死》是对生态的破坏，也是对城市文明如何建构的思考。如果以牺牲树为代价来建构一个城，那么文明充其量就是一个表象摆设。《爬满金银花的篱笆墙》是灵魂的慰藉。“我以前只知道蜜蜂会采蜜，有了金银花之后我才发现马蜂也会采蜜，每天围绕着花朵的，不但有蜜蜂、蝴蝶，还有土蜂，还有马蜂。马蜂没有蜜蜂勤奋，它在花朵上徜徉的时间少，在花丛间乱飞的时间多，并且它还比较懒，经常采完蜜之后不是飞回自己的巢里去，而是因地制宜地在花架下建起了蜂巢。”这样的描述，非对虫类的研究和观察不能为之。感知的锐敏，也让文字有了生趣。
现代“物活论”也叫现代“泛灵论”。是17世纪诞生的有关哲学的思想。它很好地灌注在了自然主义文学当中。物活或泛灵，让人感悟到自然之妙处，在于人能够体验到它的不为人知的存在。同时也给予人以相当程度上的醒觉。它让人的思考更上一个层次。当然也关联到了“生态中心论”的问题。生态中心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是约翰・缪尔、巴勒斯、奥尔多・利奥波德以及爱默生、梭罗等等。他们的作品，写出了生态与人的千丝万缕联系。比如《沙乡年鉴》和《瓦尔登湖》，以绝妙灵动文笔，描述了那个自然景象，记叙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叙述了人与自然交流的情趣。作为“生态中心论”者，利奥波德强调土地的优劣与人的伦理道德相关，与人的价值观取向相关。“生态中心论”者们道出了“土地的伦理即是人类的伦理”这一重要思考。土地伦理包含土壤、水、植物、动物以及大地上存在的一切。土地伦理观，就是让人放弃征服者的角色，对每一个伦理范畴内的成员暗含平等与尊敬，把山河大地、植物动物，当成共生共长的伙伴。也因为，只有自然生态才是人类的最佳伙伴，只有自然生态人类才生活的美好。
基于此，散文家张国领对于生命大地植物的人性化写作就有了一种非凡的意义了。
土地的生态功能，是与人的态度分不开的。所有的生命，都有尊严，都有被尊崇的理由。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灵性与神性，总会给人类以启悟。每一个种类，都是经典的生物学。物化视观，物活论，作家著文，必要探其本质，从中窥见其真髓。
无处不在的神灵、与风雨霜雪相伴的时光，相伴生的植物。葡萄、金葵、南瓜、柿子，木本与草本等，都是生灵，都是可以相互照映的对象。无论是果实，还是菜蔬，作家像似与一位老友相处，灵趣、自然、坦诚。诸多忆想故事，来自于生活的经验——
“刨完红薯片后剩余的新鲜红薯，就要下红薯窖。下的时候，一个人先下到红薯窖井里，等地面上的人把红薯装在篮筐中，用一根粗麻绳系着篮筐的把手，一篮筐一篮筐小心翼翼地吊着放进窖井里，井下的人将红薯整齐码堆摆放好后，上来用草苫子或玉米秆、稻草盖上井口，存放在红薯窖里的红薯，能吃一冬还和刚从地里出土的一般新鲜。”（《你的卑贱是你的高贵》）文中列举了红薯的几十种吃法，也是民生的生活本态，纵然是在最艰苦的时期，也会让生活多出几番味道来：整煮、切片、粉碎，等等，卑微而平凡的红薯、英雄的红薯、民生赖以生存的红薯，在作家的思考里，提升到了“人”对生命本质的认知：“吃着我自种的红薯，我品到的却是红薯之外的味道。这让我又想到老家人把红薯比喻成‘贱东西’的真实含义，这比喻虽然浅陋粗俗，却正说明了故乡人们对红薯直白亲切的喜爱，喜爱它的顽强高产，喜爱它的不挑不拣自然条件，喜爱它的朴实接地气，喜爱它满满的能量，和低调隐忍的脾性。”（《你的卑贱是你的高贵》）
塞尔西奥・皮托尔说，当你远离你熟悉的地方，来到某个陌生之地，立即就会让你对你过去熟悉的地方变得清晰起来。其实，这就是一种记忆刺激产生的生命味觉。
经历是作家与自然世界结缘的起点，也永久地影响了作家对于人们常常忽略了的植物的认知。人类学家与植物学家所探求的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生命本质。独特的作家更喜欢从另外角度读解植物。对于植物来说，环境决定它们的生存，更取决于人的态度。
也因此，叙事的平实，不夸张，零度抒情，更会是吸引读者的关键所在。一些被人忽略的富于人性化的小事件，也被她写得有滋有味儿。语言叙述很重要，有时诙谐，有时风趣。思考的灵捷与叙事的疏密，比那些不切实际的连篇累牍的大段抒情，反而更具魅惑。比如：
“南瓜好种，有土有墒就能长；南瓜高产，一棵南瓜上，少则结果数十斤，多则结果数百斤，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当家菜。不但南瓜可以吃，它的花炒鸡蛋，堪称天下第一菜；它的梗揭去皮，切成段，开水中焯了凉拌，那是爽口又下酒，它的籽是很多人的最爱，洒上注许盐，放注许猪油，在大铁锅里煸炒至焦黄，嚼一口满嘴香。根本不用嗑，连壳带仁一起吃，那味道真叫过瘾。”（《口令：南瓜》）
喻象的存在与人性的存在，是人与人、人与物的感应。时间是主体，人物、动物与自然天道，洵属同一类。像超现实的童话，植物的“生长”即是行为，风霜雨雪是它们要面对的现实。因果轮回，梦境幻境，并不束缚于生死局限。人如蔬，如树，如藤，如蚁，如瓜果，植物的神性，就在人的周围。所有自然物象，泛灵活脱。作家赋予植物以态度和性格。陶渊明似的本态生活，才有机会发现植物的灵性，也是对人性本质的检验，更是对自然本体和生命灵魂的朝圣。在“美好”的诗意言说里，有意无意契合了荷尔德林“人，要诗意地栖居”或利奥波德有着“生态道德决定人的道德”之理念。这种“美好”，决定了作家把写作视域，放在了对自然万物深入细心而又独特的观察上。也因此，作家叙写菜蔬、树木和果实的栽培，不似资料介绍，而是赋予人性的温热、活脱脱的一章章的“本草圣经”——
“葡萄树的躯干虬劲弯曲，颜色是赭褐色的，表皮既不光滑也不顺畅，像苍老之人枯瘦的大手上，一条条暴凸的青筋脉络，弯曲而粗糙，斑驳的树皮还时常干裂翘起，附着在主干上，像金蝉即将脱下的外壳，又让我想起东北辽原上的亭亭白桦，树身上柔韧而诗意的眼纹。”“近距离看到葡萄树的那一刻，我惊讶异常，因为它和珍珠般闪耀着光泽、玉石般充盈着水分，剔透晶莹、吹弹可破的葡萄相比，反差实在是过于强烈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无法想象，珠圆玉润、甜蜜柔滑的葡萄果实，竟是从这样苍苍艰涩的枝蔓上结出来的。可确实是这样的藤蔓上结出了葡萄。”（《葡萄的奥秘》）
接着再写葡萄叶子、葡萄藤、春季常刮不断的大风沙对葡萄藤的伤害，葡萄藤埋在了土里。而当他把封进泥土里藤挖出来时，又遇到了“生与死”的体验。那是因为人不尊重植物生存的客观规律，而以自己的主观行为，从而对植物造成伤害。以及修枝剪叶的打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叙写了葡萄的甜美。其实是与人的生命艰卓和人的付出联系在一起的。
“亲在”与“此在”，我的行为，与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与逝亡有关。这是不能接受的心灵谴责。我在另一篇谈论自然中心主义写作的文论中这样认为：“一切生灵，皆是永生。因为它们是神明的。因为只有神明的，才是永生的。‘神不灭’对应的是万物生。神赋予万物以轮回。神是物的本体的存在，超越了形体的灵魂的存在。也因此对物象的敬崇，来自相信彼世的存在。”人性的清纯，物性的清澈，无疑让生命充满了希望。
“生与死”的轮回，在《葫芦情缘》中也有体现，那是一次“身碎魂生”的复活：
“两吨多重的汽车重轧致粉身碎骨的葫芦呢？于是我顺手就把葫芦的碎末和籽粒，也算是它的骨灰吧，放在了身旁那棵杏树的根部，并随手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将它们盖住。没想到奇迹出现了！大约一周之后，在我当时看似多此一举、撮土堆起的那个小得几乎看不出来的黄土堆儿上，竟然发出了一个细小的双叶嫩芽。”“两天后，那抔小土堆里，又冒出了两棵幼苗，不，这次不是两棵，而是密密的一簇，被我盖在土壤下面的葫芦籽粒，全都发芽了。”（《葫芦情缘》）
《诚惶诚恐颂白杨》简直是新的“白杨礼赞”，那是群体生命对弱小生命的爱护之诵：“高大的白杨心底非常善良，长到一定身量的时候，它们的树杈上都会为鸟儿提供一个筑巢的地方，那鸟巢虽不能和奥运村那个叫鸟巢的体育馆相提并论，但秋天过后，树叶落尽，它也显得是那么醒目、完美。尤其在寒冬里，狂风怒吼，大有将白杨拦腰截断的气势，远远看去树是摇晃的，但树枝伸出手臂，将怀抱里的鸟巢护得严严实实，让它安然无恙、稳如磐石。闹市里人多、鸟少，如果你往城外走走，出了四环路，白杨树就愈加多了起来，鸟巢也愈加多见。”
庄子《齐物论》中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命题，与“人与天地精神同往来”之大生命观瞻是相同的。事实上，“物化”的诗学本质，与自然天地相通与生命气象的氤氲感。这是创作中的精神因素。对“本我”来说，与世界本质相联类，或可用物化、物忘的观念，加以贯通。那么，读瞬息万变的天地，便浑然忘记自身的存在。这里面有个相融的问题。自然性与人性的并存与通融。将内心腾出来一小部分给身边的自然性，就会与心灵相通，感知所有的呼吸。《请你别再叫我秋葵》是以“你”和“我”的人称，“我”向“你”讲述成长的艰辛。就好像是父与子女的对话，成长的话题，是必不可缺的。将植物赋予人的秉性，更有趣味性。是中国古代的诗歌艺术中的“移情”，张国领将之很好地用在了散文的写作艺术当中了，如同一个趣味性的关于生命成长的剧情再现：“我找来几根一米左右的棍子，沿着你青青的、细细的躯干，插到你脚下的泥土里，用棍子作为支撑，用绳子把你的身体固定在上面。等于是给你搭了个支架，但你好像并不领情，完全没有要依附它的意思，而是与支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依然是我行我素地向上生长，叶肥、花硕，枝壮、杆粗。”“在你长到一米左右的时候，我看到叶柄靠主干处的夹角里，长出了花苞。花苞大且饱满，艳色呈淡淡的品红色。花苞绽放的速度超乎我的想象，第二天就全部绽开了。”“说了不怕你生气，亲爱的金葵，现在我遇到的一个最大难题，是每天如何能摘到你的果实。”
张国领有丰富的诗歌和散文写作经验，他出版了诸多的著作，更是在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作品。也因此，他将中国古典诗歌写作中的“移情”以及“物化”审美等融入到了非虚构叙事文本中，别具品格，相得益彰。“泛灵论”（物活论）之审美创作理念，很好地贯彻在了的文本之中。国领的写作，让自然物象鲜润地崛立、泛活。他让每一个物件，都充满了大小不一的空间活动。时间上，有着宽泛的广延性，上下纵横，向度深邃。新奇的现实或者鲜活的过去。农业文化，博大精深；自然主义，如初相识。
植物的梦境就是绿色的春天。它们与人类其实是一样的，时间与空间的不同，以及自由度的异同，也会让一种理念充满了玄学色彩。植物散文需要的是“通灵”，人与活着的植物的通灵。而无论是借喻，还是反讽，皆是内容。人需要与植物间的经历，需求与被需求，其实只隔了一个很小的距离。也因此，个体的寻找文本体现的是民间叙事，其所凸显的，则会是来自各方面立体的、多元的、复调的声音。作家真正的意图，是通过声音和形象，将诸多活的角色，通过自身的表现来一一道出。但是，无论是陪伴着的狗、还是种植的草，都有人的特质，动物和植物，都有心思和情绪。作家的把握是精准的。人与动植物的世界，是无所猜忌的世界。张国领的非虚构文本，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情境叙述上，而是内在蕴含精神价值理念和对生命意义的积极思考。或可以看作是一部“植物”笔记。迁思妙想，比比皆是。张国领说这样的“植物”，他已经写了几十篇，可以成书典藏。或许，如同故事化了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梭罗的《野果》，自然科学与人的故事，结合得相当完美。
我惊异于张国领对于细节描写的才华，特别是对植物的成长观察上，更是细致入微，简直就是一个植物学家的水准。他的文笔老到、熟练与结构的巧妙以及赋予文本的诗意，精彩绝伦！朴素的语言，对文本的才气倾注，可以弥补现代文本某些学习西方的超前写法。还有就是，个人生活与现实存在没有脱节。现实有童话般的戏剧性。总体是现实的。他的文本，较好地诠注了“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故事或剧情，“讲述者”如若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奈斯那般的展开命题。文本喻示了人与植物的态度可塑性。依据对环境的影响，判断人类的行为与道德价值。散文家张国领以此理念，对自然生命与人本面临的问题进行剖析，如何把生态的利益与人类个体的权利相协调。
植物群落是人的心灵磁场，作家的内心被植物的光亮照鉴。其实我们太不了解植物了，就连天天陪伴在我们的路上、公园里的鲜花和野草，都不一定都认得。而在国领的思考里，不但认知，还知习性，知其本性。海德格尔所言“遮蔽”与“敞开”之辨，在作品里频频闪现。一朵花的存在是美好的，一根草的存在，同样美好。植物群落是一个秘密的群体，虽知者寥寥，但有心者，则是心灵良善者，也必被植物所拥戴。
作家认知植物，也是在认知自己。那么，人与物象之间的角色置换，才会发现，原来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诗性的存在。王夫之认为，文学的镜像体验，缘于对自身生命的关注，它是以有限传递无限的审美势能：“可兴，可观，是以有取于诗。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的正法眼藏。”宗炳认为，内心澄怀味象，方能迎纳万物。我认为：不管天地多么狭窄，一缕清风吹过来草木的味道，就足畅斯怀。
我在一部散文集的自序《谁是谁的果实》中这样说：“自然物象，潜香暗度，以形神之妙，有思无思，返照内心之灵焰。”在自然面前，人应该是果实，承认大自然母体；人还应该是草木，枯萎了可以马上更换！因此，把悲悯、善良、仁慈和对自然的敬畏，当成内心的宗教来尊奉，非常必要。虽然现实大地愈来愈少了自然的“神性”，但我首先要让自己成为自然的果实，才有资格感知内外宇宙，还原灵魂的质朴与高洁。我与张国领是多年的老友，他勤恳的文学理想，其实就像培育植物。体验与被体验，观察与被观察，都是一位作家应有的态度。因此，文学的真正理想，就是要给人们以某种“曙光”意味。一位作家，定然是一位生态哲学家。其实，这个“生态”范畴很大。分为大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两类。自然生态照映人文生态的醉醒，人文生态折射自然生态的荣枯。两类生态，都楔合着利奥波德、罗尔斯顿与奈斯关于人与自然道德的生命辨证。也印证了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所说的“自然挺立着，被用做一只差示温度计，检验人类有没有神圣的情操。由于我们迟钝和自私的过失，我们仰慕自然；当我们脱胎换骨之后，自然就会来仰慕我们。我们凝视泡沫四溅的溪流，心里内疚；假如我们自己的生命流淌正义的活力，我们就会使小溪自惭形秽”这一理念。张国领的植物笔记，其实是一次又一次与植物坦诚交流的故事。他借植物菜蔬的本性，来喻写人类面对自然的态度。
万物有灵，自然泛神。这是“物活论”的核心思想。张国领将这种思想灌注在了文本之中。天地万物，精神永生。一棵树、一根枝条、一块根茎，都包裹着灵魂，只要有泥土的培育，阳光的照耀，就会欣然生长。自然与人类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与权利。
这当然是相当好的创作理念。但愿他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因为生态文学写作，在目前的文学界，并不算多。也因此，在我们行将枯竭的自然主义文学写作上，张国领的写作，就显得弥足珍贵。也由此让我怀念我们早已有之的文学理想。
比如中国古代的山水诗，将山水无穷画大而其中的人却画得很小，无不彰显对自然的崇拜。当然这里面更多的，是作家从中看到的人性。就像《我家的瓜与邻家的果》更是展现了植物性与人性。邻家的柿树长到了这边，这边的瓜秧逾墙而过，爬到了邻家。把两个大南瓜写成了如同两只大黄狗趴在那里，也是独到的发现。以彼物拟此物，以自然性喻写自然性，喻象随手拈来，而且更具形象性与自然灵趣之美。不禁令人拍案叫绝。那么文字所弥漫着的厚重的乡土味道，则是意料中的事了。张国领对于乡村的熟悉也让他对植物熟识无误，并在文中能很好地把握。也因此，生活中在我们看来很是平常的事，在他的笔下，却能够写出活色生趣来。他把人与人、植物与植物、态度与态度、情感与情感，都写得如此真实，如此到位，如此坦荡。在植物散文中，他就像梭罗一样，把自然性即是神性、也是人性这一命题，通过文笔来释解得清楚。这当然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的独到发现。物化审美，两者相融，从而让文字鲜亮起来。在我看来，生命的意义并不全在于春华秋实，更在于把一种美的品格呈现。张国领的植物散文，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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