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生活
八岁那年妈妈和爸爸去宁夏银川打工，把我托付给姥姥照看。姥姥住在南院，这是相对于舅舅家的北院所命名的。南园是一座不大的老房子，全部是由蓝灰色的砖砌成，红色的木质雕花窗上封着墨绿色的纱网，整个院子由北面的三间主屋，东边的一间厨房和门楼下的两间杂物室构成，厕所在院子的西南角，紧挨着鸡舍，姥姥为防止鸡满院子乱跑，专门买了蓝色的纱网将鸡舍罩得严严实实。鸡舍的北边则被姥姥开辟成一小块菜地，种植白菜，菠菜，豆角，黄瓜，茄子等许多种类的蔬菜。
虽然在姥姥家只有一两年，我却觉得无比漫长，幸好有表妹作伴，也就度过了一段难忘欢快的时光，我们都在向阳小学读书，我大表妹一级，两个班在隔壁，每天一起上下学。我们无话不谈，每天最开心的就是在上下学路上溜到小卖部买五毛钱的泡泡糖或辣条，当然我并没有零花钱，大部分都是妹妹请客，倒也说来惭愧。只有夏天每日上学前，姥姥会发五毛钱给我们买雪糕，五毛钱的雪糕种类无比丰富，也很美味，像大头啦，老冰棍啦，雪碧球球啦，冰葡萄啦……
那段走了无数遍的小土路上常常有一丛从的紫茉莉开放，长势繁茂，花瓣小小的呈粉紫色，但真正让我们感兴趣的还是其开花后所结出的小黑球，也就是紫茉莉花的种子，我和表妹喜欢将许多小黑球收集起来捧在手里玩耍。再往前走会遇见一排杨树，每逢暮春时节，这些杨树长得枝繁叶茂，春风拂面，洁白的杨絮四处飘荡，我们跳起来追逐那些大而洁白的杨絮，村子里各户人家的房屋墙角处也总是会积起一堆厚厚的杨絮花。
“为什么大人们不把这些杨絮收集起来做棉衣呢？它们长得和棉花差不多啊”我满脸疑惑地问表妹，
“我也不知道，不如我们把这些收集起来带回家吧。”
“好呀，姥姥肯定会很开心。”
回家后姥姥只是叫我们把那一堆扔出去，真扫兴。至于为什么，还是我在后来几年接触网络才知道的。（杨絮不可以当棉花用。杨絮是杨树的种子，没有棉花纤维的韧性，无法进行人工或者机械纺织使用，且杨絮燃点较低，干燥后易点燃，且燃烧速度快，当棉花使用时安全性低，同时杨絮上含有花粉的成分，易引起不良反应。）
有时我们想要另辟蹊径，重新寻找一条通往学校的路，现在看来也只不过是不远处的一条小岔路，但就在那条小岔路上发生了我和表妹足以记一辈子的事。我们俩走到一半，发现一条大黑狗蹲卧在一家深绿色大门的人家前懒洋洋地打着夏日的盹，我和妹妹小心翼翼地想要从它面前悄悄溜过去，突然表妹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朝着大黑狗卖弄鬼脸，还扔了几个小石子，那条狗闪电般地跳起朝我们扑过来，
我当即对表妹大喊：“快跑!”
于是我俩发疯似地朝前跑着，我一边跑一边对表妹喊：“快点 !”
而表妹惊慌失措地喊着：“姐你快跑，啊啊啊啊，姐你等等我 !”
最终我俩战胜了那条大黑狗，并用生命得出一条经验：不要随意得罪那些看似温顺的动物，以及跑得比狗快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自保。
河北的夏天总是下暴雨，姥爷给我和表妹买了两双一模一样的红色雨靴，用圆珠笔给我们做记号，一双写七 ，另一双写八，以年龄做区分，然后我俩就穿上到外面踩雨玩。当大雨在街门口汇集成水流，我会折很多纸船，放到雨水上面，它们就真的随着水流漂走了，一个从未见过大海的小女孩圆了远航的梦，虽然总是漂不远的，但我和表妹玩得不亦乐乎。
当然晴朗的夏日夜晚也别有一番趣味，我和表妹早早地写完作业，搬出家里的小板凳，和姥姥一起坐在路口的大树下乘凉，路口早已聚集了许多邻居，他们都是按耐不住家里的燥热跑出来的，即使他们的子女贴心地为家里装上了空调，他们也不舍得打开用，那些奶奶们人手一个竹蒲扇，谈论着一天的家长里短以及村里新鲜的八卦。二年级时学了张衡传，书里面讲他小时候坐在自家院子里数星星，于是我就学着他的样子一颗颗地数，幻想着成为像他一样的科学家，直到一百多颗数不清时才放弃。
七点半前一定要回家看天气预报，等着石家庄或郑州的预报出现，因为姥爷为很多村子做伐木工，几乎每天都要外出，天气预报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晚上我，表妹，姥姥，姥爷总会在睡觉的一两个小时之前上床，除了看电视什么都不干，遥控器由姥爷掌权，他看什么我们便跟着一起看什么，大概是动物世界，抗日战争电视剧，还有乡村爱情之类的。等到姥爷困了，我和表妹就会换台看一些动画片，譬如金豆剧场，银河剧场……每当听到那句熟悉的“我们回来了”就激动不已。当然我们不可以看到很晚，有时候关掉电视机只有八九点，是睡不着的，我和表妹就开始说悄悄话，猜拳挠胳膊，规则就是“石头剪刀布，谁赢了就享受另一个人为她轻轻挠胳膊的待遇”，或者拿着手电筒钻到被窝里玩纸牌或五子棋，一边玩着还要小心提防姥姥的每一个翻身，生怕把她吵醒招来一顿训斥。当天气格外炎热，连大风扇也褪去往日的荣光，对这夏日难挨的燥热无济于补时，姥爷就带我们上房顶睡觉，我们带上一张大大的凉席，沿着梯子爬上去，聆听着晚风吹过杨树叶留下的哗啦哗啦声，顿觉清凉。
姥姥总是在下午空闲时和村子里的其他奶奶打麻将，她们都认为打麻将讲究风水，有一个哑巴奶奶总是胡牌，她们竟一致认为是她坐的那个地方风水好，于是下次打麻将大家都抢着坐那个位置。姥姥家有一个很大的淡绿色立式橱柜，上面印有一些传统的中国式水彩，墨绿色的叶子柔软地向外舒展，淡粉色的花朵静静地开放，橱柜的最上方还有两只活泼的小喜鹊，似乎在嬉戏打闹。这个橱柜是我和妹妹最喜欢的物件，因为姥姥总是喜欢赶集买一些零食储存在这里，每隔一段时间，我和表妹就会来这里“寻宝”。有一次我们发现了姥姥的秘密，本来是要找零食的，结果在最上面一层的格子里找到一瓶鲜艳的红色指甲油，我和表妹兴奋不已，
表妹说：“这是奶奶买给我们的吗？奶奶太好了吧”
而我则推测：“姥姥都没告诉我们她新买了指甲油，所以肯定是她自己想涂，姥姥还像个小女孩呀！”
我俩谁都不服气，拿着这瓶指甲油去问姥姥，姥姥很害羞得看了我一眼，忍不住笑了，但她拒不承认是自己想涂，只是拉着我和表妹的手，在院子的银色不锈钢洗衣盆里给我俩仔仔细细地洗了手，然后打开那瓶指甲油，帮我们每人都涂了两遍，我把五根手指张开，不碰到任何物体，在风中等着它们晾干。
我说：“姥姥我也帮你涂吧。”
姥姥宠溺又严厉地看着我:“我不涂。”
她始终坚守着长辈的威严，虽然如此，我至今都觉得那是姥姥买给自己的，只不过是通过我和妹妹圆了一些少女时代的梦，五十多岁的姥姥依旧充满少女心，这至少说明她是幸福的。
姥姥负责我们的衣食起居，她不苟言笑，有时我们想让姥姥笑，就做一些搞怪的动作，姥姥忍不住就开始憋笑，那模样着实好玩，姥姥总是细心负责的，她将我们的一日三餐及衣着打扮都安排得妥妥贴贴，日子过得十分安稳。姥姥擅长做饭，每天早上她都会给我们准备鸡蛋，这些鸡蛋来源于她悉心喂养的几只老母鸡，每天就产两三个，多则四五个，姥姥是舍不得吃的，通通给了我们，或是煮鸡蛋，或是加了香油的蒸鸡蛋，或是放了红糖的泼鸡蛋，总之都是给我们吃的，不曾见她吃过几个。而午饭常常是手擀面配上当季的炒菜，或是大米，大多数时候是手擀面，因为姥爷喜欢吃面，夏日午饭也常见粉丝拌黄瓜搭配小米汤。
每当姥爷挑起一筷子面条吃到第一口时，总是大加称赞地问我和表妹：“李庚吃果子，什么呀?”
“不错！ ”我俩异口同声地回应到。
“有人吃大蒜没？”
“没”
“吃面怎么能不就蒜呢，给e（我）拿一头来，恁都（你们）不吃e（我）吃。”
姥爷总会故意搞笑，说出一些经典台词，譬如“李庚吃果子，不错”，每次吃面都会问一遍，他说这是在村里看戏时记下来的台词，然后大家一起心满意足地嗦面，有时他又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读音，逗笑得我们前仰后合，这似乎成了大家彼此间的一种默契，也只有我们家的人才能理解这些暗号的含义，这大概就是家人意义中的一种外在体现吧。
姥爷几乎每天都外出为人伐木，他是个幽默勤劳的人，但不知从哪年染上了酗酒，也许在我出生之前就有了，这一点成了这个简单家庭里唯一的不和谐因素，每次姥爷都醉醺醺地开着他的三马车回来，姥姥能从众多三马车的声音中判断出哪辆是姥爷的，然后提前打开街门，迎接劳累了一天的姥爷。那时候偏僻的村子里还没有查酒驾的交警（如果村子里有交警姥爷肯定不敢开），我每天都为姥爷抓一把汗。晚上十点的乡村早已万籁俱寂，姥爷若还不回来，姥姥会十分担心，然后拉着我和表妹到村口等他。等到姥爷进了家，着实免不了一顿训斥，姥姥总是打他的头，拧他的耳朵，一边打一边念叨着：
“你这个酒鬼，一直喝，一直喝，你不知道隔壁那个人喝到酒精中毒死了吗？”
而姥爷总是坐在棕色的木制大椅子上，抓抓脑袋，一副笑嘻嘻的模样，转过头来对着我和表妹说；
“看见了没，她担心我，男人啊，不吸烟不喝酒，白在世上走一走 ！”
他总是有出口成章的无数歪理，我和表妹相对而视，无奈到了极点，只得连哄带骗地拉着姥爷去睡觉。
姥爷不出门工作时，姥姥总是派我们两个监督他不要喝酒，他走到哪，我俩便跟到哪，但似乎不管什么用，因为他的酒遍布村子各处，像什么田间地头、小卖部门口、熟人家里、三马座椅底下、房顶上……总之我们是看不住的。兴致来时，姥爷也教我们一些东西，譬如秋收后大家会焚烧秸秆（当时还没有禁止焚烧秸秆的政令），我和姥爷坐在地头，他一边抽烟一边看着燃烧地越来越旺的秸秆，感叹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心想：“姥爷真是个有文化的人，居然可以想出这么合适的句子来形容这片燃烧的秸秆。”
接着他补充道：“这是毛主席说的。”
我点点头，只是觉得这个句子很美就记下了，初中时才知道与农民革命根据地有关。姥爷年轻时当过兵，对毛主席很是崇拜，自我记事到现在，姥爷家里一直挂着毛主席画像，画像旁边还贴着“光荣之家”的称号。
这两年的寄居生活既平平淡淡又无拘无束，我充分了解到姥姥一家的可爱之处，至少相对于妈妈严格的管束，我的确松快了许多，得以充分展现孩童的创造力，切身体会乡村人的朴实无华，一切都符合着自然的生活规律。很多人与事也最终融入到八九岁的血液中，成为了我身体与思想的一部分。我很幸运体会到这样纯洁的亲情， 也最终在那里为懵懂的童年埋下了快乐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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