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理发的那些事儿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小城铁道南汽车站斜对面，也就是现今的“新华路”北首路西，有一家国营“工农兵照相馆”，房子分里外间，很大，走进去黑窟窿咚，摄影员罩了件棕黑色的大绒布，说声：坐好了，笑笑。咔嚓！一声，镁银灯一闪，人便晕头晕脑走出屋来。我之所以如是提说，是因为靠近照相馆的还有“工农兵餐馆”、“工农兵理发馆”。好像时日并没有多久，理发馆搬到了前十字路口“新华书店”西面的电影院偏对过，仍然挂着国营理发店的牌子。
我在工厂那半年，曾去理过两次发，收费2角5分钱。一个年纪稍大点身材魁梧的男人，其他一律是女人，个个披件白大褂，说说笑笑的一副清清闲闲的样儿。新华书店向南走，前大街十字路口往东一点，在县委招待所侧面，还有一家“春晓理发馆”，也是国营的。大约小城就有四五家这样的理发门面。但似乎并没有多少人去理发。我在工厂那段日子，单身宿舍的师傅们和小伙子，共用一套理发工具，有一位姓段的老师傅，大高个，枣红脸，尖鼻头，空闲里给人理发。不知怎么着，后来我就接替了他的“职业”，一晌一夕间，搬个小杌当门甬路树下坐了，脖子上围条短毛巾，咔咔嚓嚓剪头发，推完一个，再来一个。有人端了饭碗蹲在门限吃，有一句没一句搭讪着说笑话；有人在桐树下支个小圆桌儿听收音机，常常是新闻，有时也有广播剧抑或是戏曲节目，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或山东吕剧《姊妹易嫁》，无意之中我还学会了清唱几口。单身宿舍西首紧靠着厂门是传达室，传达是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满头霜发，他是那排宿舍唯一一个没让我理过发的老人。但他嗜好象棋，中晌我睡不着了，便去找他对弈，胜少败多，他就哈哈地笑，过一天一准来喊我再来。
工厂院子里空闲很大，一排排的法国梧桐，春夏里遮天蔽日，秋冬天落叶满地，还有门前有些荒凉的小径，小径四周不高的杂草，间或点缀些白的黄的无名花朵。我每日里起早打扫院子，扫成堆后点火烧掉，然后回房写写日记或读读书。那老头喜欢我的勤利，以至后来我离开那儿很多年了，仍然传来那老头夸我理发手艺好，人又勤快的赞誉，说我使人念想着哩。
我调机关大院工作之后，各个办公室似乎也都有自己理发工具和习惯，小青年们大都互为理发。我很快又进入了这一角色，只是技艺平平庸庸。有一天，我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县长理发，他头发本来稀少，加之我诚惶诚恐，又是第一次给大领导动剪子推子，内心格外紧张，尽管老县长很和蔼地说着家常话，但我还是双手打颤，满头满脸虚汗，却并没有理好。那是我给人推头以来消磨时间最长，也是备受“煎熬”的一次。其时，机关大院能“拿”推子剪刀的不只一两个，我不明白怎么着就有那么多人“多才多艺”，而我不过只是一个“小混混”而已。老黄就乃名手之一，他曾评价说我“敢理”。可见我当时的确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了。
我小时候推头，都是我家大哥给我理。对于我是无可选择，对于大哥却是乐得学学手艺。往往推子夹得头发生疼，使人觉得那不是剪发了，简直就成了拔头发。我因之嘤嘤而哭，大哥就哄我，给我一分二分的小银元堵我的嘴，却十有九次把我头推成秃光光。可我一直喜欢这种理发方式，所以我后来进城后，还是不喜欢进理发店理发。有人说我这是小农民守旧意识，不开化，我总不以为然。我不愿外出理发，大概还有一条理由，就是理发店理发不随便不自由。我头发很浓，自然卷，泰安读书时在前门理发店理发，用梳子梳头，木梳孱细，头发稠密，一用劲，啪地一下就断了，当时我很尴尬，脸都红了，结果赔了2块钱。那个抹口红的女人坑了我，那个时候的梳子怎么能值2块钱呢？我木讷地竟然顺从了。但是，我又不得不进理发店理发，这是因为后来几年中，不知不觉间满城都是理发馆了，且大都热情、周到、耐心，进门子给洗头、吹风、刮脸、焗油，倒省了个人很多麻烦。人多的时候，还可以坐下来翻翻店家备下的旧书报杂志，听听陌路人南北东西的各种消息或奇谈。但这并不是我进理发店的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后来单位没人理发了！不知道是人们不会理发手艺了？抑或是理发技艺不如人意，而没了市场？总之，机关单位的理发习惯，不知不觉中就慢慢地就匿迹了去。
旧西市场有一家个体理发店，位置在当今的“阳光路”中段，“兴业商场”对面，现在早已没了一点儿痕迹。操推子的是个跛子，姓赵，中等偏瘦身材，20年前他还是个30多岁的小伙子，手艺一般，但我常去。一是因为那儿人少清静，二是这人爱说笑，每次去都讲些过去、现在的风闻逸事。有一天下雨，理完了发我俩坐着闲聊，屋檐流水如注，他告诉我他是下乡知青，家在遥远的胶东，靠海，出身“臭老九”家庭，不知怎么就来到了这个小地方农村。腿病是下乡那些年，有一次发高烧，一连三天三夜水米不进，不能下床，但人家硬说他这是抵抗改造，逼迫他去挖沟，结果昏死在工地，命是捡回来了，但却从此落下个跛子。我问他怎么不回老家去呢？他叹了口气，眼珠长时间凝视着街面溅起的水泡。风从窗子里吹入，又从门口溜走，撺掇着红绿相间的稀疏门帘条子东一下西一下呼呼打打。过了许久，他才说：哪有那么容易呀？！他说他这辈子，命该如此，回不去了。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么？他说：没了，爹妈都早死了，不，他极快地更正说，还有，还个姐姐，嫁了，又嫁了。又嫁了？我疑惑地望他。他收回目光，双手往后抿了抿头发，不紧不慢地说：是又嫁了，头一个，劳改犯；第二个，老头子。说他现在都不知道姐姐是死是活哩。听他说话的口气，虽然缓慢，但并不怎样的沉重，我瞧了他的眼，我本以为我会看到闪动的泪花，但是我没有，有的只是深沉和忧郁……或许，他经受得太多太多了，一个经受太多太多不幸的人，如果超过了他的忍耐极限，要么变得疯狂、变态，要么变得消沉、无奈，但我在他眼里看不出这些。也许倥偬的岁月，曝干了他的泪腺，他已不再需要眼泪！是啊，在这个世界上，眼泪又算什么东西呢？眼泪有时候很贵重，有时候却很卑贱；很多时候眼泪里是世界，很多时候眼泪又什么都不是……
现在的小城，“美容美发”店铺早已比比皆是了，而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地方，那些人和事故，也早已荡然无存，随西风而去。如今的“理发馆”，招牌显赫，服务名目也有“头”到“脚”一应俱全，自然消费价格也早已不是了一元两元。在大街小巷间随便着走，差不多都能看到这样的门店，一律磨砂玻璃门扇，半掩半开着，一红衫或皂衣窄裙女子，当门坐了，紧身的上衣隐着大奶，尖尖的指甲涂着猩红或银白，跷了一条白白光光长腿子，瘦脚尖上挑着一只高跟鞋，一晃一晃和着店里音像的节奏。近了，媚觑一眼，嗲声嗲气地问：洗头么?泡脚么？按摩么？还是……
现在我常去的理发店，是“迎宾路”上的那家夫妻店，两口儿，一个儿子在读高中。我在平房居住时，离他们店近，我常去；人搬走了多年，离得挺远了，我还是去。说来你也许不太相信，十几年了，我竟然不知道他们夫妻的姓氏。人啊，就是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恋旧”情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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