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
大雁塔是长安城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毕竟它在此安静地矗立,已是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如果仅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在佛教、建筑、中印文化交流等因素的考量之下,前面所说的“之一”就显得多余,用“唯一”也许才能真正表述它所隐在的文化含量。它处于大慈恩寺内,因而亦称作慈恩寺塔,但民间还是喜欢称它为大雁塔。晚于它五十年兴建的荐福寺塔,相较于它亦称作小雁塔。大、小雁塔都是因寺建塔的典范之作,但塔名盛于寺名,恐怕也是比较稀见的情状。它们可以称作是长安城中唐代佛教建筑的双壁。
从地理位置看,大慈恩寺位于唐长安城宫城东南方向的晋昌坊,距离承天门也就十来公里,正西与南北中轴线朱雀大街隔了大业、开明二坊。自北魏时起,大慈恩寺所在区域就一直是佛教用地,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在此建净觉寺,而后隋文帝在其故址建无漏寺,到了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追念生母文德皇后恩德,祈求冥福,就奏请太宗敕建佛寺于此,并赐名“慈恩寺”。这时玄奘已经西行取经回归好几年了,于是被迎请入寺担任上座法师,译经生活一直在继续,而且在此创立了大乘佛教法相宗,因而大慈恩寺也被认为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圣地与祖庭。
大雁塔就是玄奘法师在主持大慈恩寺寺务期间主导兴建的。他上奏朝廷说“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希望能在慈恩寺正门外建造一座高大的石塔来安置经卷、佛像、舍利等,以显大国威风,又可作为释迦牟尼故迹垂世,供人瞻仰,并附有详细的规划图。这一奏议得到了高宗皇帝的恩准,但和最初的计划还是有出入的,地点确定在佛寺西院,原来规划的三十丈高石塔,亦改变为五层砖塔,高约六十米。此时为唐永徽三年(652)。历时两年,砖塔修成,型制上模仿西域窣堵坡式,砖面土心,不能攀登,各层均用以存放经卷及舍利。至于塔名的由来,说法较多,后来多采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佛教故事“大雁投身开悟小乘教徒”的说法,称其为“雁塔”。
以后的历史岁月中,大雁塔曾经过多次改建和修葺,如说唐高宗李治觉得砖塔建筑风格与长安城总体风貌不协调,曾将砖塔加高至九层;又说武则天执政时打破常规,改变阳性奇数层高的惯例,改建为十层,而后又在原址新建七层青砖塔;唐末以后,大慈恩寺在兵火中焚毁,只有大雁塔存留了下来,自五代以降至明,因为地震及风蚀雨淋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大雁塔又曾进行过两次重大的维修与加固,现在则基本保留了明时的风貌。造型上,为砖木结构四方形阁楼式,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构成,塔基高四米余,南北稍长近五十米,东西略窄在四十五米左右,七层逐层向上呈收缩状,通高近六十五米,每层四面均有券门,楼内则有旋转木梯可以攀爬至顶,眺望整座长安城。可以登高,这种情形在唐代就有,因为能够从岑参、高适、杜甫、李商隐等人的诗中看到,当然也会引出有关于大雁塔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雁塔题名。
雁塔题名应该算是在唐代形成的一种风气,稍后虽有所衰落,但影响是比较深远的。士子们参加国考,中了进士,就在曲江宴饮之后,相约来到大慈恩寺,找一个字写得好的,把自己的姓名、籍贯和及第时间写在墙壁上,倘若日后做了卿相,还须再来将姓名改为朱笔书写的。这应该是一种荣耀的记录。不过现在几乎很难看到痕迹了,一种说法是不是进士的宰相李德裕出于嫉恨,不只下令取消了曲江宴饮,亦将题名除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题名墙毁于宋时的一场大火中。不管如何,这个成语是流传了下来,用以指荣登金榜。及至明清,这种风气又在小雁塔出现,地方乡试中的武举人也会在寺内刻石留名,现在亦能看见十余通保留下来的雁塔题名碑。
何正璜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西北艺术文物考察时,记录了自己登塔的情状,“计七层,木阶作回旋形,地为砖,角皆有小铃,每层上皆被游人题字写满。顶上尚有佛像数尊,四方皆有孔可望外。登上一望,四方迷蒙,望及数百里,鹰鸽飞翔于其旁,大地成为绿毯一片。古坟累累,直如大海罗星,并且杜陵遥遥在望,极为清晰,塔外门上四面皆题名满石,即所谓‘雁塔题名’者也。正门二旁,并有褚遂良之圣教序及记二碑,碑额及碑上浮雕佛像以及碑下浮雕之三舞人,均生动可贵。”这种登高望远的一时景况,其实还可以从唐人的诗句中看到,如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屠》,读起来是极为雄壮的,只可惜,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
现在的大雁塔周围,依附大慈恩寺,打造了好些时尚的景观,特别是它北侧的音乐喷泉广场,据说亚洲最大,每日游人如织,夜晚亦是灯火通明。它的周边,高层建筑鳞次栉比,商业化、娱乐化特征较为明显,已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了,那种安静、旷远、清寂的景况,也许是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