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木箱
母亲有一只油漆画的木箱，这种木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较为流行，也较为普遍，木箱一般都是油漆的暗红底色，上面画着几朵牡丹，牡丹旁边画着两只孔雀。绘画的色彩比较简单，一般都是红黄绿几种颜色，牡丹枝叶用绿色，牡丹花瓣用黄色或者红绿套色。尽管色彩简单，但也不失雅致。
虽然这种木箱在那时较为普遍，但也不是随处可见，因为这种箱子基本都是嫁妆，不是日常买卖的家具，大多都是在当地木匠那里定做的。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的木箱便是我们家最珍贵的物品，也是最神秘的物件，更像支撑我家天地的支柱。因为这只箱子里面好像有取之不尽的东西，虽然我从这只箱子里得不到什么，但能使我精神充实。
箱子里装着多少东西？我是看不到的，也是猜不透的，但我猜想箱子里的东西是丰富多样的，因为每当要解决家务事的时候母亲都要打开箱子，从箱子里面拿出相关的东西来。正因为如此，母亲每次打开箱子的时候我会赶忙跑过去看，但因为箱子放置的位置高我看不到里面，母亲又不允许我们窥探箱子里面的东西，我只好等着看母亲从箱子里面拿出什么东西来。有时候我看见母亲从箱子里拿出或者放进几包礼行来，礼行散发的气味使我馋涎欲滴。所谓“礼行”就是浪亲戚时给亲戚家拿的礼物或者家里来亲戚带来的礼物，那时候的礼行就是用麻纸或者报纸包着的一斤黑糖或者红枣，更好一点的也有饼干、核桃等等，但普遍还是用黑糖作礼行。礼行包呈长方体，用细麻绳包扎着，上面贴一绺红纸条。这种礼行那时候很流行，是作为礼尚往来的主要礼品，一包黑糖经过多年流通转手，会串过千家万户，有的已经坚硬得像砖块，但那时候人们都不会在乎这些，都会作为“敲门砖”，拿着“敲”亲戚家里的门。要去浪的亲戚家户越多，拿的礼行就越多，所以，那时候去浪亲戚往往大包小包的装着礼行，新媳妇回娘家拿的礼行就更多，有的拿十几包，有的拿二十几包，有的甚至背不动，只好用褡裢装着，让驴驮上回娘家。
有时候看见母亲从箱子里拿出花花绿绿的粮票、布票、棉花票等等。棉花票和布票那时候都是限量的，是按人分配的，并且是按照成人和娃娃大小分配，给成人的数量多一点，给娃娃的数量少一点。而粮票不是按户或者按人分配的，大多数粮票是农户把自家的鸡蛋、鸭蛋卖给供销社，供销社除了给钱外，再按数量比例给予的报酬。每次看到母亲拿出粮票、布票或者棉花票时我的心里总是美滋滋的，因为那崭新的、花花绿绿的票子连成一大片，着实好看诱人。据此，我感到我们家的布票和棉花票是十分富裕的，因而每次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票子时，都会使我精神亢奋一阵，但为此而精神亢奋是与幼稚有关的。
乍看布票、棉花票富裕是一件好事，但事实恰恰相反，那时候只拿布票，棉花票并不能直接购买布匹和棉花，它只是一种允许购买的凭证，重要还是要钱来购买布匹和棉花，购买布匹和棉花时光有票没有钱就等于零，相反，有钱没有票也只能望而兴叹。票证本来就很紧缺，用起来需要精打细算，能富裕出来说明很少使用这些票证，说明白了就是没有钱购买布匹和棉花。
布匹、棉花、食品等等凭票购买，糖、盐、碱等日常用品虽然不凭票购买，但也是严格限量的。那时，每户配发一个购货证，购货证上有核定的限量日用品数量，用户每购买一样限量商品都会在购货证上记录一次，如，某月某日购盐三市两，碱二市两等等，如果已购买的物品达到核定的数量时就不予售卖了。
购货证对每家每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丢了购货证简直就是丢了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都保存得十分严密。我家的购货证也是母亲锁在箱子里保管的，平常我们是见不到的，只有母亲拿出来准备买盐碱时我们偶尔才能见一眼。
在那物品十分匮乏的岁月，每当看到母亲的箱子，却能让我心里踏实许多，我一直想找机会窥探一下母亲的箱子，看看箱子里到底还装了些什么。终于有一天我发现箱子上的锁子没有锁住，只是在箱子扣上挂着，我迫不及待地踩上凳子，打开箱子，激动得心脏都通通地跳。我首先看到的是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那是母亲浪亲戚时才能穿的衣服，其次看到的是几包礼行，然后看到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布票、粮票、棉花票等等，我也看到了那个珍贵的购货证，购货证是一个线装的平平常常的麻纸本子，并不是怎么精致，我急忙拿起来翻看，购货证的表格上用钢笔填写着很多行文字和数字，每行文字和数字都稀稀拉拉的，我那时候还没有上学，不认识字，不知道写的什么，由于看不出什么名堂，购货证的神奇感也就淡化了许多。我放下购货证，却惊奇地发现箱子底部有两枚叉儿钱，一枚刀币，所谓叉儿钱和刀币，就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古币，叉儿钱被称作布币。那时候人们都不知道这种叉儿钱的官方名称，看分叉的形状就被叫做叉儿钱。叉儿钱和刀币的品相都很完好，母亲收藏这种古币并不是因为它的文物价值，可能只仅仅是喜欢这种样子而已，那时候这种古币虽然稀少，但偶尔还是能见到的，甚至和其他方孔铜钱（俗称麻钱子）一样在地里也能捡到，相比之下方孔铜钱更为广泛，更容易捡到。那时候绝大多数人没有文物的概念，不管捡到叉儿钱还是方孔铜钱，只看品相决定它的用途，捡到比较新的叉儿钱就收起来，旧而破的就扔在废铜里，而捡到大而新的铜钱就会被大人们当做垫片用，如，用在门扣上、箱子扣上甚至锅盖上都是一种绝好的垫片。娃娃们捡到大而新的铜钱就会做成陀螺玩，他们在铜钱的方孔中插一根小木棍，木棍的一端削尖，然后将陀螺垂直于地面，用手指搓动使其旋转，称作“捻转”。捡到小而旧的铜钱就混在废铜里面按废铜价格卖掉。我清楚的记得打水库时用炸药炸土方的一个情景，有一次炸土方时炸出一大罐铜钱来，罐子被炸得粉碎，铜钱散落一地，在场的人们开始一阵疯抢，而后各自捧着铜钱美滋滋地去供销社卖了废铜。也许现在的人都认为铜钱按废铜卖了很可惜，但那时候按废铜能卖几元钱或者几角钱就心满意足了。
另外，箱子里还有一个红色的小本子，母亲从来没有拿出来过，我是第一次见，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我想，可能和购货证一样有什么特定的用途。红本本十分精致，外面是用红色平绒贴着的硬壳，上面烫着金字，因为我不识字，也不知道印着什么字。翻开本子，里面装订着两张纸，纸上的格子里是用手写的钢笔字，我一个字也不认识，但让我惊喜的是本子上有一个十分熟悉的图案，本子第二张下方盖着一个红色公章，公章里面的图案像一分，二分和五分硬币后面的图案，看到那个公章上的鲜红图案我真是喜欢极了，但由于是偷看，不能看得太久，我虽然爱不释手，也只好放回原处，盖上了箱子。
我很想知道那个红色小本子是干什么用的，我想问问母亲，但又不知道怎样开口，因为我不能让母亲知道我偷看了箱子里面的东西。我想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拿着一分钱指着背面的图案问母亲：“妈，咱们家有盖这种公章的本本子吗？”母亲说：“没有。”而后看了一眼钱上的图案，迟疑了一下说：“可能有，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吧。你哪里知道有这个样子的公章？”我便撒谎说：“我看见路上一个人拿着一个红本本，上面盖着这种公章，很好看。”母亲急忙打开箱子，拿出那个红本本说：“咱们家的还在呢。”她指着红印章说：“这真和钱上的一样，都说这是国徽。”我问母亲：“这个红本本是干啥用的？”母亲说：“这是你大（父亲）的工作证。”“工作证？我大哪里来的工作证啊？”我惊奇地问母亲。母亲说：“唉，这是以前的事了。”接着，母亲给我讲述了工作证的来历，原来那是解放初期的事。解放初期，铁道部门的一个勘察队来这一带搞勘探，具体是哪个勘察队母亲也说不清楚，因为人手不够，想找一个人帮忙，当时识字的人很少，父亲能识一些字，便被请去帮忙，由于父亲勤奋能干，在勘探期间就被勘察队招了工，并且发了工作证，勘察队在当地勘探结束后，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具体转移到哪里去母亲已经记不清了，但知道要转移的地方很远。父亲要跟随勘察队一起走，奶奶当时也同意父亲随勘察队一起去，但临行前奶奶突然改变了主意，说什么也不让父亲走，奶奶说，去那么远的地方以后恐怕再见不到了，勘察队的人再三劝奶奶说机会难得，希望奶奶放父亲走，但是奶奶哭得着死活不让父亲走，父亲只好放弃了那个工作机会。
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劳作了大半生，大多数时间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才渐渐摆脱了忍饥挨饿的困境。机遇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很多，抓住了机遇可能就是另一种命运。
随着改革开放地不断深入，购货证和那些票证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母亲的那只木箱也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我们地记忆中渐渐远去。母亲离开我们好几年了，我突然想起那只箱子来，好像好久没有看到过了，那个工作证也许随着那只箱子消失了。而那几枚古币的价值几何我也无法判断，古币的去向也无从知晓，或许被母亲或者家里其他人当做废铜卖了，因为在那些困苦的日子，哪怕能卖到几分钱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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