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心结
说起母亲的心结，话就长了。
父母如果健在，都是百岁老人了。父母生了7个孩子，前两个不幸都夭折了。不知道是不是跟此有关系？俩老都特别待见孩子，他们不像我农村老家的那些当爹当娘的，动辄对孩子动手、爆粗，我们姐5个几乎都未挨过打，我甚至没有听父母说过脏话。我是家中的老小，从中学就开始住校，大学毕业后又留在了这个城，因而我不如我的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在父母身边长，对父母的脾气、性格、喜欢的东西，特别是他们年轻时的情景，所知甚少，这一度成为我过不去的心坎。对母亲的心结，我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体会深刻的。
母亲的心结是自己不识字。她一辈子最最后悔的，就是小时候没有坚持上学堂，她特别羡慕上过学的“文化人”，她挂在嘴边的话是：“上过校的跟没上过校的就是不一样，看看你秀女姐！”
“秀女姐”是我们的大表姐，大舅家的老大。在母亲看来，大表姐简直是个完人——个子高挑，五官端正，身材匀称，不光模样好，关键是识文断字。母亲本也可以 “识文断字”，可是，“我害臊咧！不愿去学堂，就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母亲每回忆起这一幕，都懊恼得跟什么似的。
我姥姥家家境殷实，母亲也是老小，她上边有两个哥哥，大表姐比母亲只小6岁。我不确定母亲口中的学堂，是私塾还是识字班，那还是在1949年之前；我也不晓得大表姐具体上了几年的学堂。只知道，“不害臊”的大表姐，成了她们青春时代“有文化”的女子——不仅会写信念信看报纸，而且能说会道，到哪儿都不怵，是乡邻们心目中的明白人，谁家有了磕碰，都乐得找她论断。
不识字不妨碍心灵手巧。剪鞋样、绣花、做衣服，母亲样样拎得来。母亲做得鞋，针脚细密，有型有款，合脚好穿。我考上大学后，母亲专门给我做过一双跨带单鞋，那是她给我做的最后一双鞋，现在还被我珍藏着。母亲做得老虎头鞋，虎虎生威，惟妙惟肖，不少年轻妈妈带着布样上门求助，母亲欣然应允。母亲做得棉袄，可不像拙媳妇做得那样，前噘着、后吊着，而是服帖合身，穿在身上凹凸有致，很被新嫁娘们看中，凡是来求做的，母亲同样欣然应允。做这些活计，自然是免费的；不光免费，还搭进不少小东西，什么针线、扣子、包边的布条等。为了赶活，母亲得起早、贪黑、熬夜，好在她勤快，从不睡懒觉。
父亲是道地的农民，他有两个爱好却不大像农民——一个是喝茶，一个是读书，尤其是后者，显得尤其突兀。那是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八瓣儿花”的年代，我们家的日子又不富裕，我也不明白父亲怎么会有这样的雅好。这就罢了，问题是，母亲从未有过微词。
父亲识字，源于小时候上过私塾。父亲看书，也不是不管不顾、不分时候乱看。种地是大事，地里有干不完的活。他看书多在睡前，或者天不好不能下地的时候。他读得慢，一部书能断断续续看一年。没有新书，他就看看过的书。我大哥高中毕业直接当了兵，转业后分配到临县的人武部。我清楚地记得，大哥每回家前，都会写信问家里需要什么，父亲没要过别的东西，除了书——“买本‘大书’吧。“大书”是老家对小说的称谓。《大刀记》、《海岛女民兵》、《敌后武工队》等长篇小说，都是大哥陆续买回来的。父亲也不挑剔，买什么看什么。最奇葩的一次，是大哥带了本《青年知识手册》回来，父亲也看得津津有味。我有过猜想，母亲不过问父亲看书，是不是因为没花家里的钱？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大哥的钱不也是家里的钱么？不也是花一分少一分么？再者，晚上看书不也得点灯熬油么？
不识字的母亲不仅“纵容”父亲看书，对五个孩子的上学，更当回子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的确太穷了。青黄不接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不在少数，文盲更是普遍存在。别家不说，我大爹（即父亲的胞兄）家有4个孩子，比我大姐大一岁的大堂姐，比我大哥大一岁的大堂哥，跟我二姐同岁的二堂哥，全都是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只有与我二哥同龄的二堂姐上到了小学毕业。
那时，我家的生活怎样呢？前几年听二姐念叨过：没有正屋——父亲分家时没有分到正房，一家六口（我还未出生）蛰居在一间小西屋（偏房）。在村里当民兵连长的父亲，偏因操作失误出了一次事故，家里赔得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了，还欠下一屁股债……
那次事件给父亲带来的心理阴影，家人是在若干年后才体察到的。一位当过乡长，退休后被公社委任为村子的掌舵人，村民们称之为“老支书”的某书记，几次登门，动员父亲“出山”，都被他婉言谢绝了。父亲自此性情大变，不再争强好胜，变得沉默寡言，凡事不想掺和，遇事一推六二五。母亲不得不“顶梁柱”起来。
农村集体经济，农民靠挣工分吃饭，没有劳力出工，就等于没有口粮——这也是很多家长不让孩子上学的主要原因。日子再难熬，母亲也从未动过不让孩子上学的念头。大姐、大哥、二姐、二哥，在适龄年纪相继走进学校。母亲白天以壮劳力的身份下地挣工分，晚上点着煤油灯纺线挣零花钱，夜夜纺到鸡鸣。我听母亲亲口说过：“你哥你姐的校，都是我纺线纺出来的。”
亲戚们出于好心，纷纷劝说母亲，有一个孩子认字就行了，没必要都上，有什么用？谁劝都没用，母亲坚持着自己的坚持。两个哥哥全部高中毕业；两个姐姐，大姐读完高小，二姐读完初中——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今天来看跟文盲差不多；但在彼时的农村，特别是在女孩子中，还是稀缺的。两个姐姐没有像她们同龄的小姐们，成为在土里刨食的“死庄稼人”，分别在乡里某了差事，跟她们接受的这点教育，有直接关系。至于后来她们又离开了老家，为另话。
母亲为她的执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因为操劳过度，睡眠不足，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头疼起来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对困难户，当时政府有帮扶，帮扶的形式是发放救济粮，我们家领到的却不多。父亲有了那次事故，感觉对不起全天下，不好意思提要求；母亲本就内向、怯懦，让她出面向村干部、队干部张嘴，简直比登天还难。本就僧多粥少，自己不提申请，自然就被认定不需要救济。母亲的纺车不得不拧得更欢，头疼病也更频繁地发作，并就此落下了伴随她后半生的头疼病根。我脑子里有一个抹不掉的画面——母亲半躺在炕上，掐头、闭眼，那是她发病时下意识的动作。每当这个时候，全家都大气不敢出，出来进去小心翼翼，生怕再惹母亲心烦。
那年月，农村最向往的，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不用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到时候就给钱，神仙咧！”在大树下歇凉的老人们，经常这样慨叹。吃不了商品粮，能干个临时工，挣点活钱，也是梦寐以求的。老家对农村能挣工资的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在外头”。谁家孩子“在外头”，说明谁家有本事，很被大家羡慕。我小学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经常找我玩，有时我在写作业，也被她硬拉出去瞎逛。母亲不止一次警告我：你别跟她摽！她有一个好爸爸，她考不上校她爹也会让她“在外头”，你考不上就得耪一辈子地。女同学的爸爸是吃商品粮的，而且是县城第二百货公司的总经理。果然。没有考上大学的女同学，被她父亲安排在了县城工作，照样“在外头”了。
我运气好，赶上了高考。我二哥其实也赶上了，他高中毕业的当年，刚巧是国家恢复高考第一年。他考了，成绩很不理想；复习一年后，分数距离录取线只差5分。母亲让他再复习一年，二哥却嫌丢人，任母亲说破天也未报复习班。二哥就这样错失了可能“在外头”的机会。
我考上大学，母亲比我还高兴。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母亲带着我走亲戚、赶大集，像祥林嫂似的，任聊什么话题，最后总能转到考学上去，末了还不忘谝一句：“小×（指我）考上大校了！”。人家礼貌地夸几句，我感到母亲满是皱纹的脸，就跟当年她接受新嫁娘的感谢一样，放光。寒暑假回家，她经常督促我到街上跟那些扎堆聊天的婶子大娘们拉拉呱，或者到邻居家串串门。我以没话讲为由，不想去。她就像小时候哄我那样：“去吧去吧，我给你做好吃的。”
我正经八本地“在外头”了。但我心里明白，不回老家留在这个城，并非母亲的真心所愿。母亲生了三个闺女，大闺女、二闺女当时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她自然很希望我这个三闺女留在她身边。但母亲并没有埋怨我，不仅不埋怨，而且我工作以后，没有跟我提过任何要求。我到现在还记着，父亲每封回信中都有的“不要惦记，好好工作。父手书”的句式。我后来才知道，不是每个“在外头”的父母都如此。现实世界，电视剧《欢乐颂》樊胜美母亲那样的妈妈，真不少。我一个女同事，参加高考是瞒天过海偷偷考的，因为她母亲根本不想让她考。她考上大学，她母亲一点也不高兴，担心她花家里的钱。她在大学的几年，她妈妈没有给她寄过一分钱，她的学杂费都是自己利用假期打工挣得。就是现在，她成家了，有女儿了，她的妈妈看到她家里的“好东西”，还是想往农村老家带，振振有词：“你哥家里没有呢。”
原来，我是如此幸运！
母亲故去21年了。这么多年来，想起母亲、想到母亲的心结，我的心仍会隐隐作痛。我心疼母亲的无私，她哪怕有一点点自私，我或会稍稍安妥些。
“人生在世，什么最重要？”我在母亲身上，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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