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她的小店
一
在我家拥挤的两间瓦房里，有一间既是父母亲的卧室，也是母亲的小店。没有货架，没有柜台，床头搁着一张三抽桌，桌面上摆着几包烟和其他一些货物，比如米花糖等，小店就开起来了。顾客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他们走进家来，或是在门口大喊，来一包烟。母亲就会拿着烟，从卧室里走出来递给那人，那人就递回母亲一张或几张票子。有时，那人接过烟，并没有递过来钱，而是脸上泛起红晕，目光躲躲闪闪，好半天才说，现在身上不方便，赊着，过几天付。母亲笑着说，你拿去吃，不得事，怕你会少不是吗？那人马上目光坚定，好像发誓一样，说不会，哪会呢？
母亲两岁时，烧伤了右腿，未能得到有效治疗，缩筋了，只能右脚尖垫着地，落下终身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母亲和我父亲结婚后，育有七个子女，有一个不幸夭折。母亲常说，生下我们，她从鬼门关过了七次……母亲说着说着，就笑起来了，她还说自己已经死过一次，算是二世人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母亲说完，总是憧憬着未来。
那些年月，母亲才生下孩子，第二天就得下地，栽种，收割，挑担，打连架……老人们说，幺，你坐月子，不能做这些重活，将来老火得很。母亲笑笑，仍不回答。母亲很想说，是呀！一个月都不能沾冷水，何况干重活呢？话到嘴边，母亲又把话吞进肚子里了。母亲怎么不知道这些呢？可是现下，还得有口吃的，让孩子们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将来，将来再说吧！
那年，母亲生下我二姐时，得了大流血，床铺淌湿了，昏迷不醒。那时正值初夏农忙，我父亲还在集体的水田里栽秧抢工分。外婆移着她的小脚，好不容易在田坝里找到我父亲。他急忙跑到外村去找土医生。那个医生说，你家运气好，还有一支止血药。父亲带着医生来到家里时，我母亲的大气已落，只剩下小气一扇一扇的。医生给我母亲打了止血针后，他说这是死马当活马医，若是能熬过今夜，我母亲就死不了。医生走后，父亲已不放希望了，他请村人帮忙，在堂屋里摆上两条大板登，搭起一块大门板，把我母亲从床上抬到门板上。那天晚上，家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在为我母亲守夜，等她落下那口小气。
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母亲微微张开了眼睛。但是，我父亲并没有把她抱到床上去，而是让我母亲继续睡在门板上，他独自走出家门，来到水田里插秧抢工分。只有外婆泪流成河，一声不响地向着太阳磕了六个响头，额头都碰青了。
母亲整整躺了两个多月，才能下床走动。有一天午后，她提着篮子来到村口的自留地里掏豆。在茂密的包谷林里，母亲轻飘飘如落叶的身体被一根豆藤绊倒了。躺在包谷地里，母亲用双手撑地，却托不起自己的躯体。她又用双脚蹬，还蹬不断一根包谷杆。母亲往左滚一圈，匍匐着，双手仍撑不起身体。母亲又往右滚一圈，匍匐着，双手还是撑不起身体。母亲在包谷地里滚过来滚过去，可还是爬不起来。母亲大声呼喊，口中喷出的声音好像蜜蜂嗡嗡，穿不透碧绿森森的包谷林。母亲不再翻滚了，也不呼喊了，她呆呆地看着蓝蓝的天空上没有一丝白云。时间一分一分流逝，太阳缓缓向西飘去，母亲蓝蓝的天空慢慢暗淡下来。天快黑了，母亲还躺在碧绿的包谷地里爬不起来。父亲做完活路回到家，没有看见我的母亲，他来到了包谷林寻找，把她背回了家。
已至不惑之年的母亲，下地干活甚是艰难了。我经常看见她从地里回来，就倒了一盆热水，不停地烫脚，嘴角一撕一扯的。我稚气地问母亲，你的脚上生冻疮了吗？冬天，我的脚上会生冻疮，红得像樱桃，母亲就用开水给我烫，痛得我喊爹叫娘，撕心裂肺。可是，母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只是笑笑。哦，这又不是大冷天，怎么会生冻疮呢？我自言自语，只能跟着一笑。母亲还是不说话，摸一摸红透了的脚，然后穿上鞋，站起来，一瘸一拐把水倒了，接着去喂猪，做饭吃。母亲难以下地干活，除了脚上的残疾，还有患上了痨伤病，都是坐月时得的。母亲疼起来，大汗淋漓，她说骨头里有针尖在刺，全身的骨头都要被敲碎了。
外婆有四个子女，只有我母亲生活在农村。外婆说，我母亲带上残疾，全怪她。我母亲才四十多岁，痨伤病就发得这么厉害，还拉扯六个娃娃，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在外婆的帮助下，母亲开了村里的第一家小店。
二
那时，母亲就有个心愿，想把小店搬出卧室，开一个大的。
天气晴好的早晨，母亲早早喊我起床，她要到我读书的学校卖米花糖。我知道，母亲想抓紧赚钱，好在村口砌三间大平房，建一个大铺面。
我们洗漱完毕，我背着书包，走在前面。母亲背起装着米花糖的竹篓，系着围腰布，拿着簸箕，走在后面。我们一前一后，绕过村前大路来到学校时，母亲停下脚步不走了。她说怕给我丢脸，让我先去学校。我向前走几步，忍不住回头看母亲一眼，她佝偻着身子，静静地看着走远的我。直到上课的时候，我才看见母亲一个人坐在校园边的石板上，像一棵矮小的树，在晨风中轻轻摇晃。有时，母亲会站起来，伸一伸腰，瞥一眼教室。她似乎看到了教室里的人群中那个最熟悉的小脑壳，正在摇头晃脑读书。母亲笑了，灿烂的笑容就挂在她的脸庞。
下课铃响了，我们全都跑出了教室。学校里有钱的同学围着母亲的米花糖摊子，吵嚷着嘻笑着。我站在母亲的身后，看着同学们买米花糖，慢慢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让我先进学校。米花糖是炒熟的米花浸透糖水，再烘干后切成像肥皂块般大小，一块连着一块。母亲每卖一块，就会掰落几粒米花掉到簸箕里。我看着洒落在簸箕上的一粒粒米花越积越多，听见同学们嚼米花糖“咔嚓……咔嚓……”的乐曲，就禁不住往肚子里吞淡淡的口水。事实上，我只是想着簸箕上落下了多少被揉碎的米花糖，那是属于我的米花糖。
上课铃响了，我急忙在簸箕上抓一把揉碎了的米花糖放进嘴里，狠狠地嚼着。我在走向教室的路上不停地回头，看见母亲在收拢簸箕上揉碎了的米花。她还不时弯下身子，捡拾被风吹到地上的一粒一粒揉碎了的米花，母亲要把这些揉碎的米花全都放进胶袋里，用麻绳扎紧，带回家里去。
放学时，母亲已经提前走了。我小跑回到家中，就迫不及待地撕开胶袋，双手抓出揉碎了的米花糖往嘴里送，狼吞虎咽。我做出同学们吃米花糖的模样，可惜没有声响。当袋子里一粒不剩时，我意犹末尽，就用鼻子闻闻胶袋的香，用舌头一点一点地舔食残留在袋沿上的甜，我真想把袋子嚼碎了，吞进肚子里。母亲在一旁心疼地说，儿啊，等明天吧，明天又有了。我无奈地丢下胶袋，走来坐到母亲的身边。此时，母亲正在清点学校里卖得的钱。我帮她梳理，一分，两分，五分，足了一角，再凑成一块……。每一次清理完钱，我总会听到母亲满足地说，今天找（赚）得一块钱。
记得，我会因为揉碎了的米花糖太少而发脾气，有时还想吃成块的米花糖。母亲没有打骂我，只是说，儿啊！你要知足呢！别说成块米花糖，就是这揉碎的，你姐姐们想吃也得不了啊！母亲这样说时，我就去看姐姐们，但是，她们都不敢看我。姐姐们全都不上学了，她们已经中断学业，回家帮助父亲种地。我舒适地坐在教室里时，她们正脸贴黄土背朝天呢！我比她们幸福多了。
三
我考上县城重点中学后，母亲用小店积攒的钱，在村口修了三间大平房。她请石匠师傅设计了一间宽敞的，专门用作大铺子。可是，新房子修好后，那间大铺子里空空的，门也紧锁着，母亲的小店还开在卧室里。
母亲说，我的姐姐们很聪明，要是不辍学，都能入学中举，端上铁饭碗。小店里的商品，都是姐姐们去安顺商品市场进来的。还没来得及搬进新房，姐姐们一个接着一个出嫁了，我又在外上学，进货的担子落到了母亲的肩上。好在此时桥头到普定的班车已经开通，不像以前那样走路。不过，车少人多，车厢里只能坐人，体积较大且占地方的货物，要放到车篷顶上。母亲说，她进货最怕两样东西，一是拖着货物上下车顶篷，另一个是遇着抢人的。
母亲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有一次，她到安顺进货。午后，母亲用一根扁担挑着用两大个蛇皮袋装着的货物，一瘸一拐去西街的客车站。突然，她听到身后“唰”的一声，身前的蛇皮袋一下子坠落到地上。母亲心中一惊，转过身时，一个年轻男子提起一袋货物往前跑。母亲放下扁担，跟着追了去。她边追边喊，抢人了，抢人了。正在街上行走的人，有的听见了，停下来，远远看着，就是不愿帮忙追；有的似乎没听见，自个儿埋着头，加快脚步，好像有急事在前方等着。母亲跑得很慢，好像大地上伸出了一双手，死死地拉扯她的脚难以挣脱。没过多久，那人就消失在街头。待母亲回过头时，另一袋货物又不见了，留下一根扁担，拴着两节被割断的系绳，像被车轮撵压过的尸体，横躺在大街上。母亲跑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拿着扁担，哭喊着，天啊天，天啊天，这可咋个办……这时，行人们走过来，把母亲围成了一个圆，她坐在圆心呼天唤地。大家看着母亲的可怜样，七嘴八舌，有诅咒抢人的不得好下场；有说我母亲太呆，追得个两头空；也有劝解的，说蚀财免灾，气死了自己划不着；还有让母亲去派出所立案，请警察帮助……
也不知过了多久，母亲的眼泪没有了，嗓子嘶哑了，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她和那根扁担，还有两节被割断的系绳。她爬起来，拄着扁担，一瘸一拐，朝着车站走去。
母亲回到家里，睡了三天。外婆来了，坐在床沿上。外婆对我母亲说，我知道你的想法，可是，你只有开小店的命。母亲从床上爬起来，扑进外婆的怀里，放声大哭。外婆没有阻止她的哭泣，只是干枯的双手轻轻地拍打我母亲的背膀，像大人安慰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让她在自己的怀里哭个够。
那次以后，在进货的母亲身后，就多了一个外婆。她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移动着包过的小脚，与我一瘸一拐的母亲，一后一前，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
从安顺转到普定进货后，逢至星期天赶集，外婆都要来到车站等候。外婆不识字，每进站一辆车，她就跑过去站在车门前，在下车的人群中找寻，那车人一个一个走尽，没有看见我母亲。外婆又转回来，等待另一辆车的到来。等着了我母亲，她们就一起去红旗路批发门市拿货。若是我母亲没有来赶集，外婆一辆车一辆车地望到天黑，也没有等到。第二天，外婆急匆匆来到了桥头，看望我母亲怎么了。
一个冬日，大雪纷飞，洁白的雪花覆盖大地。外婆走完了九十七岁的人生之路，永远闭上了眼睛。在外婆的葬礼上，母亲日夜靠着外婆黑黑的棺椁，隔着厚厚的木板，把她们母女进货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讲出来。
外婆走后，母亲独自去普定进货，她常会在车站里四处张望，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已没有人再多看她一眼。有时，在行色匆匆的人群里，母亲背着沉重的货物，情不自禁转过身来喊，妈，你慢点。每次，母亲喊了一个空，那个小小的外婆，已经离开好多年了。
四
不赊不欠，不成小店。一包烟，一斤酒，甚至一块米花糖都要赊账。父亲和母亲都没上过学，不识字，记账自然落到了我和姐姐们的身上。白天，遇着有赊欠的，母亲就记在心头。晚上，我们回家来，母亲拿出记账本，一笔一笔回忆讲出来，我们就记在本子上。
我们长大后，一个个远走他乡，没有留在父母亲身边，记账成了一个大问题。母亲的小店，越来越小了，只卖烟酒，不再有其他货物了。有一次，我回到家里，正遇着一个村人来买烟，他是赊着，让我母亲拿记账。那人走后，母亲掏出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正襟危坐，像当年我们记账一样。我很吃惊，问母亲学会写字了吗？母亲笑一笑，说：“离开你们，难道连这小店都开不下去了吗？”我站在母亲的旁边，看见她翻到某一页，在那页纸上划了一横。
母亲记好账，我拿过笔记本来一页一页翻开，纸页上没有文字，全是“一丨”符号，长短不一。我满脸疑惑，这是小店的账本吗？母亲说，那是她记的账本。母亲把不同的烟和酒，分成若干类，“横”是烟，长一点的价格高，短一点的价格低；“竖”是酒，与烟的类似，“页”是那户人家。
我还是没有弄清母亲的意思，她指手划脚，给我打比方，“横竖”就是人啊，不躺着，就站着。有钱的高，无钱的矮，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我真的看不懂，母亲发明的记账方式，也许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五
那年，城里的批发店实行送货上门。母亲把那间空铺子打开，请人再次装修，准备开个大铺子。有一天早晨，母亲打来电话，声音急唠唠的，我父亲昏倒在堂屋里了。父亲送进医院，诊断为脑溢血，虽然抢救回来了，但要卧床休息，精心护理，不知何时能够下床行动。这一次，母亲没有流泪，一把大锁又锁上了那间铺子，一边开卧室里的小店，一边照顾我父亲的起居。
母亲已经八十二岁了，小店依然开着，而且生意很好。村人们说，我母亲卖的烟价格实惠，从来没有假货。不过，我父亲走了，留下母亲孤零零一个人，守着她的小店，还有挂在卧室里墙上他的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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