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屋——福神隆
我的老屋，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福神隆，是三堂六横一围龙的方形客家围龙屋，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老屋是大户的地主人家所建，上厅中厅下厅三堂齐全，神圣庄严。老屋里面四通八达，有近百间房舍，在附近的围龙屋中堪称是规模宏大的围龙屋了。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当家做主，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打倒了地主分了田地。我们的老屋便迎来了原来住在附近的搬迁户，达六七姓之多，二十多户人家。政府按人头给搬迁户们分了房，还有自留地。
我们的老屋成了地地道道的“人民大厦”。搬迁户们从此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我们搬迁户的子女生于斯也长于斯，老屋成了我们的根。
我们老屋和解放军部队曾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老屋靠近军用机场。机场附近驻扎着部队，据说是为了防御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有一段时期，在我们老屋还有解放军驻村，近百名解放军战士住在我们老屋的中厅、下厅和周边空出的房舍里。
解放军不仅没有影响老屋人的生活，反而给了村民不少实实在在的帮助。哪家老人行动不便，战士们便主动帮忙挑水，老人家的水缸总是满满的；哪家孩子生病了，也会有军医上门医治。老屋人对战士们也是满怀喜爱，言语间都会流露出许多自豪和喜悦，让旁人艳羡不已。
1969年的除夕，老屋里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准备过年，周围还时不时响起了鞭炮声。中午时分，我那年近七十的奶奶正在酿着豆腐，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间呕吐不止，然后是吐血不断，最后人事不省。
驻村的解放军战士马上跑步去军营请军医来救治奶奶。军医来到以后，立刻给奶奶施行抢救，做人工呼吸，弄得自己满嘴是血也不放弃。可是最终奶奶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几位解放军战士又把奶奶抬去了厅堂安放。
为了不影响村民过年，大年三十的下午，我们一家老小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母亲说，那是她哭得最伤心的时候，直哭得呼天抢地的要人搀扶才能起来。
奶奶走得突然，走得匆忙，没有赶上正在准备的年夜饭，甚至还来不及交代任何身后事。她只是带着对我这个最小孙子的牵挂，怕我年纪小在老屋前的风水塘里溺水，匆匆离去。
大年三十的，老屋人忙着过年，对死人都有着诸多禁忌，来送别的只有自家的至亲，显得人丁凋零。驻村首长意识到这一点后，马上伸出援手，派出战士列队相送，让奶奶走得并不孤单，当天下午就入土为安了。
年后，父亲和母亲代表爷爷，专门去找部队首长表示由衷的感谢。父母也教导我们姐弟从小要记住解放军的恩情。
后来，在我们老屋附近建好了炮兵营，解放军战士就搬离了我们老屋。但军营与老屋仍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当八一建军节或春节来临，部队首长还会邀请我们老屋的干部参加他们的联欢活动。
在“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六七十年代，我们老屋人丁兴旺，各家各户能生则生，家里拥有三四个、五六个孩子的一大串。孩子大了，又娶妻生子另立门户，人口增长绵延不息。
我们老屋人口最鼎盛时达二百多人。
原先宽裕的老屋变得拥挤，于是有人把通往厅堂的过道砌墙变成了厨房，或者用来堆放杂物。而更多的人就近将公共的“花厅”改成了自家的房间或厨房，有人还“违规”占据天井搭建厨房，将原来的厨房变为房间、饭厅，要将狭窄的空间塞进更多的人。
可依然不够住，大人只好在一间房里放两张床，一家老小挤在一间房里睡，一张床上挤着四五个孩子。
有人还另辟蹊径在二层的木楼上铺张床，改为房间住人。木楼上面夏天瓦气袭人闭气不通风，很燥热。在房间的角落搭一个狭窄的楼梯，人在上面走动，就会“哒哒”响而“动静分明”。可有单独的空间，倒也令人羡慕不已。
男孩女孩挤在一间房里自然有许多不方便，是要分开住的。自家不够住时，邻居们就商量着让孩子借住在别人家，于是，几家的孩子共挤一张床大家都习以为常。二哥的高姓同学就是和我们三兄弟一起在爷爷的睡床中睡大的，而大姐就一直睡在堂姐堂妹的床上。
各家各户都要养猪养鸡，自然是为了增加一点收入，因此住得再拥挤也得为猪和鸡挤出一点空间来。养鸡搭个鸡窝就行，或者有个鸡笼也罢。而猪舍倒是需要大一点的地。有人甚至在厨房的一角搭建猪舍，真正的人猪共住一室了。人们也不管那满屋子的臭气熏天，大概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烟气味吧。
生活尽管这样拥挤，可孩子们在老屋里却是开心无比。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孩女孩不下十几个，大家不分姓氏玩在一块，在老屋前的禾坪里追逐打闹，在老屋过道走廊玩捉迷藏，聚在一张床上“谈古论今”。小伙伴们一起在风水塘里“摸螺打蟹”、玩水嬉戏，一起浩浩荡荡去看露天电影，还一起冲锋陷阵地和邻村的孩子打石头仗，不亦乐乎。也不知谁是首领，反正大家玩在一块就开心。
孩子们天真无邪融洽相处，大人们自然就少了摩擦，彼此和睦相处。各姓氏家的红白好事也是彼此照应，互相帮忙。李家人少了米，去张家借来煮；曾家人煮菜缺了盐，煤油烧干了，也去何家借一点来用，邻居们都不会生分。
厅堂是老屋人大家共用的。谁家有婚嫁好事，都在厅堂里举行仪式、摆酒席；谁家有老人过世了，也会在上厅里拜祭。大家不会因为姓氏不同而有所区别。
最让人叫好的是谁家要是宰了猪，都一定会掺杂些咸菜煮好一大锅猪红，然后给邻居挨家挨户地端去一大碗，让邻居们品尝，这好像是约定俗成的一般。
春节期间，老屋里灯火通明，家家户户点上长明灯几夜不熄。平时罕见的大鱼大肉这时也飘出了诱人的香味，让孩子们觉得老屋充满着浓浓的年味。
要是来了舞龙舞狮的，禾坪里热闹非凡。老老少少都会聚集在禾坪观看，里三层外三层的站满了人。这时，孩子们都会自发地从家里拿上鞭炮放上几串，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硝烟弥漫直让舞者们分不清东西南北，再加上锣鼓喧天，禾坪里简直是要沸腾了。
龙狮离开后，人们才慢慢散去，禾坪里留下了满地的鞭炮碎屑。
当然了，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是非，人多的地方也就一定会有纷争。老屋也是几多欢喜几多愁。
我们老屋也不是太平世界，老屋的人们也一样，有邻居间因小利而引起的口角，也有寸土必争的大动干戈，还有兄弟间因财产不均而起的刀械相见。这时，往往会招来一班看热闹的孩子，他们会远远地围观着动态的发展，或担忧或窃喜。这时，也定会有长者或有干部出面来制止这场纷争，以尽快平息，避免往深层次发展，造成流血伤亡事故。
最为激烈的干架是那一次的禾坪大战。
有一天上午，大概是因为两家女孩子惹的口角是非吧，招致大人出面护女进而引发了两家人的大战。激烈的争吵声几乎引来了整个老屋的人，大人来到禾坪里劝架，小孩子则是来看热闹。
只见一家的男人仗着自己全身的蛮力气势汹汹地冲向另一家男人，另一家男人也仗着自己学过一番功夫无所畏惧地迎了上去，两人挥舞着拳脚难分上下，两家的婆娘也绞在一起互扯头发，连两家的孩子也在互挥拳脚难分难解，宽敞的禾坪里乱成一团。
也只是几个回合，旁边的大人们就自发地站了出来，男人们拉住两边的男人，女人们管住两家的女人。大人劝住了，孩子们也很快停止了拳脚。禾坪里就只有了骂骂咧咧的争吵，不再有轰轰烈烈的对打了。
大人们又把两家的大人各自拉回了家。观战的孩子们散去了，禾坪里只留下一些大人在谈论是非，表示幸好有老屋人的规劝，不然都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最让老屋人自豪的，莫过于老屋的后生读书风气好，年年从农家飞出了“金凤凰”。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们老屋的学子们认真读书蔚然成风。有人说我们的老屋风水好，“福神隆”名字起的好，也好像有神明的庇护一般，从1977年到1984年间，我们老屋每年都有人考上了大学或中专。从李家青年第一个考上大学，到高家姐弟俩考上中山大学和卫校，再到我们曾家兄弟先后考上中专、大学，还有张家学子考上铁路学校，王家子弟考上体育学院，前后十多人密集地跳出了农门。这在周围村屋中那是最为辉煌的，让人惊叹，也让老屋的人们为之乐道。
1980年二哥考上中专学校时，父母脸上有光，那份喜悦难于言表。为此，我家特意宰了一头猪，请了大厨，在厅堂里摆了十围台，宴请了整个老屋各家的长者，让老屋人分享喜悦。
后来，我和三哥也分别考上了师范和水运学校，三兄弟都跳出了农门，成为老屋年轻学子的榜样，老人们直为我们兄弟竖起了大拇指。
老屋飞出的“凤凰”毕业工作后都在外面成了家，再也不用回到老屋和人抢田地分房舍了。
自从分田到户以后，老屋的人们也开始走上了富裕之路。大家手头宽裕了，就寻思着改善住宅条件。邻居们在公路旁建起了楼房开起了小店，也有人在自留地上盖起了新房，大家纷纷搬离了老屋。
渐渐的，老屋变得空旷了。
进入新千年以后，住在老屋的只剩下了两三家人了。
前几年，最后一家也搬离了，老屋成了真正的“空巢”。
如今，老屋的破败逐渐显现。往日热闹的禾坪难见一个人影，昔日的两横猪舍、厕所因为年久失修，雨水侵蚀已经倒塌了一大片而无人打理，任由杂草丛生。老屋的房舍也被离开的主人锁上了，门锁都已锈迹斑斑。
过年期间，守护老屋的热心人还会在老屋的正堂大门和四横小门给挂上大红灯笼，贴上对联，屋檐上亮着彩灯，让我们传统的老屋赋予春节的喜庆氛围。
可再也回不到当年那种人头攒动的氛围了。
虽然离开老屋已经三十多年了，可老屋依然让我魂牵梦萦。那是父母双全兄弟姐妹齐聚一堂的温馨日子，青春年少的那般光景依然历历在目让我久久回味。
的确，福神隆，我的老屋，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送走了我的亲人；我们兄弟也在这里迎娶媳妇，在他乡生儿育女后也不忘回到老屋拜祭祖先。
福神隆，我的老屋，就是我的根。老屋在，根就在，乡愁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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