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

读书札记
（四） 读《袁世凯左右、清末民初的流年碎影》一书，从中窥出袁在清末民初的乱世，只所以能脫颕而出，独擅大宝，不仅仅是他奸雄一世，而与他的雄略与机敏分不开。他在少年时便蓄大志，曾信口吟出“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这样气势贯日的“打油诗”来。但他不是个本色的读书人和纯粹的政治家。观其一生，他虽气魄宏大但气质粗陋，“前者注定他成大业，后者妨碍其成大器”（秦燕喜语）。在晚清群雄角逐中，袁是一个以小站班底为基础，手握兵权，机心颇深的人。他在朝野上下捭阖纵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君臣于股掌之中。在清廷逼使他致仕养疴时，仍与京中不少大佬秘密来往，京师至彰徳道上，信使不绝于途。人虽在野，却对朝局和天下大势了如指掌。辛亥枪声，授袁一个机遇，抱恙复出，号令天下，以奸雄之手腕，周旋于庙堂与革命党之间。更以势力派之身份，一忽挟朝廷胁迫革命党，一忽挟革命党威逼朝廷，一手拿玫瑰，一手执太阿，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其心术、权术，如臂使指，收发自如。而更为值得一记的是，袁的交友与处世也有两套手法。他少年不喜读书，爱骑马击剑，后投身世叔吴长庆麾下，吴念及袁系故人之子，应该从正途出身，故逼其跟自己的文案张謇学习时文，以备科考。袁初对张执弟子礼甚恭，先以老师呼之，后来随着官职的升迁，而先生、而某翁、而某兄（张比袁大六岁），其前后恭倨之态度，足见对张之侮慢了。而袁终其一生，却敬重三个读书人，一为徐世昌字菊人、一为严修字范孙、一为张一麟字仲仁。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可以托妻寄子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徐是袁的智囊，严为袁的家庭教师，张系袁的文案。而袁对另一国学大师章炳麟倒有些不客气了。 他平生不学有术，被学贯东西又尖酸刻薄的辜鸿铭讥刺得入木三分。袁常对人讲：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袁某是办事情的。此话引起时在张香帅幕府中的辜之不满，他在所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嘲讽到：“袁如老妈子倒便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可谓辛辣之极！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洪宪惨败之后，袁对其最可信赖的朋友张一麟讲到：“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这个一生只强调办事而非学问，振臂一呼，足令风云变色的枭雄，却把埋藏在心底的隐痛，发为临终前的哀叹，不谓不痛！难怪连仲仁先生也感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吁。” 徐菊人老谋深算，是个左右逢源的政客，但他亦有几件可以称道的事。其一是，1906年，徐世昌以钦差大臣身份总督兼东三省戍边将军。他赴任伊始，便向朝廷上了《通筹东三省全局疏》，识见卓越。他首先改军政为民政，大力举荐贤能，在日俄外交上，他力主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足见这位“水晶心肝玻璃人”也是极有原则的。其二、当北洋内阁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时，徐认为是卖国而持反对态度。其三、袁世凯上演洪宪闹剧时，他是竭力反对的。身为袁的莫逆之交，对此却不赞一语，不受一官，足见在大事大非面前不糊涂。 做为南开鼻祖的严修，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他对袁的态度不卑不亢，身为朋友和家庭教师，从不额外收取袁之馈赠，不受袁的一官一职，凡事超然于外，不枝不蔓。他以学者之识，以一己之力，倾其自己家私把严氏家塾扩充为南开私立中学，后又不遗余力的帮助张伯苓将其扩大为南开大学。他虽名列洪宪帝制筹安会和后来的劝进表上，其实是杨度强勉加上的，虽此，亦不足以毁其清誉。
据说洪宪帝制失败后，袁最痛恨的是其长子袁克定和杨皙子。克定欲做太子，当然不遗余力地鼓动其父黄袍加身，为求得逞，不惜假以伪造之《顺天时报》欺骗其父。杨度为完成老师遗愿，尽展平生所学，不顾天理人情去逆时而动。有趣的是，王湘绮在游说曾国藩时无功而返，辜负了满腹的《帝王学》，但能悉心传衣钵于爱徒，在数十年之后，佐成中国最后一个短命帝王来，也算是学为致用了。由此可见，曾国藩是个真正学问家，继他而起的门生长李鸿章则次之，历三世继李鸿章之后而兴的袁世凯实在更等而下之了。而杨度一生也有几个闪光点。其一，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来，那篇洋洋洒洒数万字的上呈朝廷的考察报告就出自杨度之手。其二，在日本，经他介绍孙中山得以和黄兴相识，从此使同盟会和华兴会两巨头风云际会，致使国民党从此矗立于世。其三，他以中共秘密党员身份加入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之幕，为地下党做了不少的好事，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由此，也不算虚度一生了。竭力鼓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另一重要人物，嫡长子袁克定，后来穷困潦倒，不得不依附表亲张伯驹生活，一直活到1958年80多岁，在北京撒手人寰，从而由他打破了袁氏几代男丁都未活过60岁的纪录。 袁世凯一生崇尚武力，最后却落得个众叛亲离。就连他一手培育起来的北洋三杰的王龙士诊、段虎祺瑞、冯狗国璋也在他袍笏登场时与他分道扬镳。正是他的恶作剧，导致了中国十几年武夫当国中的混乱局面，究其责任，袁氏以及他身边那群攀龙附凤的政客们是不能辞其咎的！
(五) 读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受益匪浅。包翁从74岁时开始吮毫，以96岁高龄，才将这部回忆录杀青，前后延续二十余年，以耄耋之身，伏案不辍，着实不易。 读包翁文章不仅仅是种精神享受，实在于历史、文化、文学、社会沿革等知识，包罗万象，有一个全景式的铺展。正如曹聚仁先生所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回忆录。虽深受聚仁先生的“蛊惑”，在八十年代，因大陆对海外文人的书藉审查尚严，有些地方出现删节，尽管此书仅需几元便可购到，为上述原因隐忍着不曾解囊。直到09年冬季第一场大雪期间，因公赴沪杭，到书肆间闲转，在架上发现三部十分想买来读读的书藉，一为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为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共三册；一为包著回忆录。其价不菲，三部书费掉我二百余元。心情一则愉悦，一则郁闷。悦则是心仪已久之佳什，于一日之中俱得，犹如与老友突遇，惬意非常。闷者原来只需几元乃至十几元一部的书，现在毎部却要花七八十元才可购得，实在不会算计，能不郁闷乎！ 包翁在书中所记，当时大户人家课子请私塾先生时，东家根据塾师自身情形，致送馆谷数量甚详。“从前的文人，以进过学为本位，称为生员（即秀才），没有进过学尚在考试中的，称之为童生-------大概未进学的，等级最低，馆谷最少，已进学的高一级，补过廪，文才好的，再高一级，中过举人的，再高一级-------”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无处不在。等级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既使同样为人处馆，待遇也天差地别。等级不但表现在教书中，同时在社会活动中，它的魔力也无时不在产生着负面影响。而促成这种社会痼疾，皆是科考制度造的孽，它迫使每个学子欲取得进身之阶，就得去努力钻研时文，积极参加科举，既使考不中进士，能够成为一个举人，便可跻身社会名流或缙绅之列，预示着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算不得太低。在这里也让我们明白了《儒林外史》中范进一听到他中了进士，突然激动得痰蒙心窍，几欲疯颠的原因之何在了。他另外提到，考生入场，在做试题时，若出的是四书上的题，你就不能用周朝以后的典，因为四书是周代的书，用了就有犯功令的，并且对于思想统制也大有关系。那时每个考生要严格崇奉儒教，如涉及庄墨学说，那就是“攻乎异端”，有违儒教，纵然你文章作得花团锦簇，也注定不会被录取的。 关于白话文，他亦记一事，如今已甚少有人知道。包翁早年曾在家乡苏州办过一份《苏州白话报》，原因是先他一时，有人在杭州办了一份《杭州白话报》，苏杭相连，声气相通，起而办报，完全是受其影响之故。但也说明用白话文写作，在清季光绪年间，文风甚盛的江南就已试行，较胡适提倡白话运动要早几十年，但那时并未形成大潮，真正普及应该在五四运动之后了。从他书中看出，《苏州白话报》所载，多为民俗俚语，和通俗小说类，每十天一期，阅读对象主要针对市民阶层和引车卖浆者，因销量有限，声音微弱，根本形不成气侯，远非后来胡、陈、周们攘臂一呼，天下景从的气势来得猛烈。此老虽意在掠美，但对林琴南，章太炎诸君的极力反对白话文一事，要开明的多，何况《杭州白话报》本来就出自陈叔通和林抒之手。林后来在北大与胡适对阵，大骂白话文系鄙薄之文，完全是在同新派人物闹意气，完全忘记了用白话文写作一事，他也是个始作俑者。由此当见，前辈学人的可爱了。 他在回忆录中，记了许多当年的名人轶事。比如他对清季末代状元张謇就有些不敬。原因是张謇老来春兴，居然和有江南第一绣娘之称的沈绣有染，引起士林哗然。我想根本原因还是在张季直曾以老辈口吻批评过他，在他办报做编辑时，张对人讲“天笑好嫖，他能把报编好吗？”包翁一生交游甚广，举凡军阀、官吏、学人、名伶、贩夫、烟花各色人等。涉猎亦广，教师、报纸、记者、编辑、小说、戏曲、电影等。有人说他是个杂家，也是个通家，此言不虚，从他一生经历便可论定。归根结底，他应该是个报人和小说家，上海望平街曾留下了他的足跡，《留芳记》在文学史上成就了他的作家之名。而在那个时代，他更是“鸳鸯蝴蝶派”里的执大戟者。
(六) 读《吴宓传》，深感前辈学人，治学问上的认真和执著。他们在改故鼎新的社会动荡中，以极强的责任心，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孜孜以求，艰难拓荒，硬是垦植出一片炫人眼目的似锦园林，花簇摇曳，千姿百态，桃李春风，争艳斗奇。还是在2000年赴郑州公干，在书肆间得购此书，当读罢后，一时感怀，在扉页上写了几句话，今日复读，追忆以往，倍感亲切，特录之。 “先生乃奇人，所处则乱世，学问贯东西，规范乃儒道，行为却怪诞；交友以义，处世笃信，为学求博，做事则执。生在大家，学拜大家，自成大家，平生交游多大家。首倡中西文学之比较，讲学问能恰到、独到、精到。生性有缺，行为乖张，尤其在爱情方面，表现出无知、幼稚。让人既表示同情，又心生无奈。一生治学颇勤，事业有成，著述却不丰，仅以《空轩诗集》《空轩诗话》《吴宓日记》等几部著作问世。而其所开创的“中西诗歌比较”这一学科，在国内各大院校一直沿袭延续，做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鼻祖，其功也伟。因其性格使然，惜其最后凄凉而终！一代学人，其经历之坎坷，遭际之曲折，让后生读来，不觉扼腕浩叹者三！！！世事沧桑，斯人长已矣，唯有悼之以小文尔！” 吴公在美国哈佛求学时，师从白壁德，梅那迪和罗斯。一个讲授“比较文学，卢梭及其影响”，和“16世纪以来文学批评”，“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 法国文学批评”。一个讲授“英国小说”。而“浪漫主义时期诗人研究”则由罗斯讲授，当然还有其它授业名师。由于他的勤奋和颕悟，深得白壁德之真传。曾被目为哈佛传人。 学人的执着和强项在他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还在他哈佛负笈时，因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和胡的同乡梅光迪，胡步曾几人商量，自己集资办一《学衡》刊物与胡对阵。因吴勇于任事，先期筹备任务他所干实多。他们几人轮流做编辑，吴为主编，撰稿人由原来十几个发起人外，林琴南，章太炎等国学大师也不断投稿，大骂搞白话文的人鄙薄。后因梅是个光说不干的人，前后仅投过三篇稿子，再无文章相寄，胡先啸后来又与适之修好，自行脱离刊物。其他人各谋生路，忙着养家糊口去了，《学衡》的事务全压在他一人身上，好像成了他的私人刊物，他走到哪里，《学衡》编辑部就在哪里。举凡筹款、征稿、联系印刷、编排、校对、发行等等，以他劳心劳力最多，有时甚至拿自己薪水补贴。有趣的是，他虽然是旧派人物，却在新文化阵营中有许多朋友。当新旧之争正如火如荼地激烈对抗时，他在朋友的聚会上，遇到了胡适，寒喧之后，胡适问他“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又在谋划啥？”他毫不含糊地朗声说到“杀胡适”。这简短的三个字，扼杀了他们之间的友谊，终其一生，再也未握手言和。可感的是，学人自有学人的胸怀，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固守很久的《学衡》阵地，转尔对胡适，以及蔚然成风的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尽管他们之间在个人关系上一直不能调和。 “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与闻”。这是他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说到吴宓的恋爱，如同他的学问和情诗一样与众不同。他因了毛彦文故，抛弃了发妻和三个女儿。但他有个致命弱点，不懂女人，女人大都含蓄，尤其在个人隐私方面，除闺中密友外，更不愿向他人坦露一星半点。而吴宓则不然，他喜欢把男女情事向别人津津乐道，特别在课堂上，他最爱给学生读自己的情诗，讲自己的情事，大有现身说法的意味在。对别人和同学们对他的窃笑也不以为意，仍自一意孤行。这样往往把对方给大大激怒。再者他遇事好游移不决，总是在紧要关头拿捏不定，把良机错过，为此他常常懊恼不已。他又是个固执的人，听不进别人劝告，虽然学富五车，处世与人情绝对低能。而他苦恋追求多年的毛彦文到底没和他成为眷侣，转而投到大她三十多岁的“凤凰总理”熊希龄的怀抱中，这对吴宓的打击是致命的，也使他百思不得其解。 吴宓初入清华，出任研究院山长，特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大导师。尽管年份不长，却造就了不少的人材。应该说他在人情世事上是个不曾开窍的浑沌，但在学识的独到，对学人心理意识的见解上却远远超出他的同辈多多。有一事可以证明，他在去国学大师王国维家中恭请此公出山时，一改留美洋派习俗，一袭长衫，执古礼相揖，初见便给王公印象甚佳，对其所请，欣然应允，足见他心思缜密。 他的脾气虽然暴躁，但对友很忠，很信。他一生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为汤用彤，一为陈寅恪，友谊终其一生而不渝。他更有一个可以共生死的朋友加兄弟——吴芳吉。在清华求学时，他们因有共同爱好结下了深深情谊，“二吴生”三字，在水木清华被传为佳话。吴芳吉三十多岁就归了道山，吴宓毫不犹豫地担当起了供养孤儿寡母所需的生活费用，直到吴芳吉的儿子长大成人才不再寄钱物，这无疑是现代版的“管鲍之交”。 建国后，他谢却了清华大学的多次邀请，始终留在四川师范大学任教，直至终老。可见他不慕虚荣，奉学问高于一切之准则视做毕生之圭皋。他一生恋爱多次，结婚多次，但最终仍孑然一身，由胞妹将其骨灰捧回陕西老家归葬。寒鸦曳烟，一冢凄然，一代学人，临了一抷黄土，孤茔秋风，无亲无眷，让人酸眸！可喜的是，先生虽然生前凄凉，却身后热闹，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家对老辈学人的重新发掘和评估，一度出现了“吴宓热”。他生前的学生和同事，纷纷撰文怀念他，国家也给予了他应得的荣誉称号。他所独力开创的学科在国内各大院校，也蔚然已成大观，足见吴公学问不孤。这一切一切，若先生九天有知，亦当欣慰。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 本帖最后由 王九峰 于 2010-7-1 11:5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