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好手
营营，人称“老营营”，在白池村以做豆腐出名，手艺好，人勤快，他做的豆腐又白又嫩，清香可口，散发着醇厚的豆香味。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豆腐就是一种美食，吃起来比五花肉炖菜还香呢！
他是村子里第一个起床的人，也是第一个走出家门的人。做豆腐很辛苦，尤其是在寒冬腊月。每天睡前要择拣豆子，在瓦缸里泡发，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开始忙碌起来。磨豆子、熬豆浆、点卤水、打豆包，然后将麻包放置在木架上控水，让热豆腐冷却定型，经过这样一套完整复杂的工序，一包豆腐才算做好了。此时天色已是蒙蒙亮了，他把一包豆腐，连同垫在豆腐麻包下面的竹篦子，一起放置在独轮平板手推车上，走出家门，走上村街叫卖。
营营卖豆腐并不高声吆喝，他的手推车上除了放着一麻包豆腐，还有一把刀和一个木梆子，刀用来切豆腐块，敲打木梆子等于给乡亲们传递卖豆腐的信号，这比他张口费劲叫卖还奏效，听到清脆的木梆子声，人人纷纷走出家门换豆腐。沿着冷冷清清的村街走上一段路，停下车，等候，他便举起木梆子敲打几声，悠扬的旋律在空寂的村街上空飘荡，准时唤醒沉睡的人们。每家母亲就会赶紧起身准备一家人的早餐，转身呼唤赖在床上睡懒觉的孩子们：“营营来了，天都亮了，快起床吧！”
家里的大孩子就会从灶台上拿起一个大瓷碗，从粮食袋中舀出来半碗黄豆或者黑豆，跑到营营跟前，换取满满的一大碗豆腐块。
在村子里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惯例，豆腐不是用钱买，而是用豆子交换，一斤豆子能够制作成三斤左右的豆腐。通常都是一斤豆子交换两大块豆腐，大约二斤的分量，从一斤豆子中赚取一斤豆腐，便是营营的收益。
在饶阳，你要知道所有人的早餐都是要喝豆腐脑的，一清二白的小葱拌豆腐，看起来悦目娱心，吃起来更是有滋有味。
每天清晨，营营叔用木梆子敲打出来的悠扬韵律，就是白池村的一支晨曲。
我家的人口多，鲜嫩的豆腐是吃不起的，只能换一些豆腐渣，用来炒菜。父亲一只手抓着一把豆子，另一手攥着一个空碗，走到营营的豆腐摊前，换取满满一碗豆腐渣，他每次都给盛得冒尖。母亲用白菜疙瘩头炒豆腐渣，出锅的时候再放入四五个红辣椒，对于常年忍饥挨饿的胃口来说，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味道挺好。
那时，村中也只有营营一家做豆腐，改革开放之后，白池村陆续有七八家开始做这个营生，效益很好，赚了一笔钱，都卖到了县城的大街小巷，白池豆腐随之也出名了，大受县城居民追捧。
每当进入腊月，营营的生意就格外忙碌起来。每户人家都要提前预定，最少要一大麻包，人口多的庄户就要二三包。人们制作冻豆腐，那可是年节里炖肉烩菜必不可少的食材。把三寸见方的豆腐块切成豆丁块，用细线穿成串，挂在墙外，风干之后就成了冻豆腐，炖肉菜的时候，它最容易吸汤入味。一大锅由肥猪肉片、大白菜、萝卜、粉条、鸡腿蘑菇和冻豆腐炖熟的烩肉菜，注定要让人吃得满嘴流油、满头大汗、满心欢喜。你说，除夕的这道大菜里要是缺少了冻豆腐哪行啊！
每当到了年根底下，营营就更忙了。除了白天黑夜加班做豆腐，他还有一项活计，就是杀猪，他又当上了屠夫。他家空旷的院子里，支起了那口直径四尺半的铸铁大黑锅，旁边堆积的烧水劈柴也有七尺多高，站在村街上，远远就能望见。全村的猪都怕他，在街上四处觅食的群猪，都要胆怯地躲避他家的院子绕道走。如果哪头猪不小心在街上撞到了营营的脚下，似乎一下子就嗅到了那股刺鼻的血腥味道，掉头撒腿就跑远了。猪本来是懒散的家伙，遇到屠夫却狂奔而去，真是一件让人迷惑不解的事情。
庄稼人辛苦劳作了一年，到了年终，怎么也得犒劳一下家人们。欢欢喜喜过大年，家家都要宰杀一头猪。那时的乡村生活还很贫困，多数人家杀了猪，就把猪肉扛到县城集市上出售，卖得一笔钱过日子，只留下三五斤肥肉，以及猪头、猪蹄、猪下水，这就足够年节里自家人食用与待客了。
牲畜被人宰杀是它们的宿命，这也正是人们喂养它们的目的。俗言“人怕出名猪怕壮”，营营在白池村杀猪是小有名气的，他倒是不怕出名，反正不管谁家的猪养大了，都要送到他那里屠宰。一只小猪仔只有四五斤的重量，一二年工夫，经过妇女们精心饲养，都会长到三四百斤。一头大肥猪，可是家中的宝贝啊，全靠宰了它卖出个好价钱，这甚至是每家每户在生产队集体经济时代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供给全家人吃穿用度。生产队分配的粮食不足糊口，就要用这笔钱到农贸市场上买粮食。
猪没有其它选择了，又无路可逃，只得乖乖受戮。猪被人用木棍驱赶着，慢吞吞走向营营家，一路哼哼唧唧，真是不情愿，似乎是怨声载道，听起来分明是声声哀叹。
营营的院子里早已站满了人，除了几位帮忙的小伙子，大多数都是来围观看热闹的，有大人，也有孩子，杀猪总是一年中人人盼望着的一场重头戏。
营营稳稳当当地坐在板凳上，手中握着那把明晃晃的杀猪刀，慢条斯理地在磨刀石上打磨，不紧不慢地推过去又拉过来，让刀子变得更加锋利。一群村童围拢在他四周观看，他赶着孩子们离开：“去去去，有什么好看的！”
此时，四个虎背熊腰的壮汉合力摁倒了一头黑猪，一个人伸手利索地用麻绳捆住四只猪蹄，四蹄朝天的肥猪顿时泄了劲，然后大家松开手，任凭它躺在地上呻吟不止。待到营营磨好了杀猪刀，站起身，众人用力抬起那头肥猪，放置在木凳上，使劲摁住拼尽浑身力气挣扎的家伙。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营营一只手扭住宽大的猪耳，另一只手挥起锋利的刀子，用力插进猪的脖颈，稳、准、狠，一刀致命！一股温热的鲜血喷涌而出，“哗哗哗”淌进猪头下面早已预备好的大铝盆，里面放好了几斤白面粉，猪血混合进了面粉，凝结之后就变成了十几斤的血豆腐，这就是制作杀猪菜的最佳食材了。
那只直径四尺半的大锅里，水早已烧得滚开，大家把咽气的肥猪抬起放入铁锅的沸水里，营营趁热用刀子刮毛，刮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把猪架子肉挂起来，开膛、摘下水、分割骨肉，一气呵成，痛快淋漓，围观的乡亲们为营营鼓掌叫好。
割下不超过三斤的肥肉，留下大盆里的十几斤血豆腐，这就是营营为人杀猪得到的报酬。
营营还有一个弟弟，我按照村中辈分叫他“良舅”，人们都喊他“傻良”。良舅是一个单身汉，担任生产队饲养员，就住在饲养室里，他不回家，也不参与哥哥家的事情。
营营的两个儿子是他的帮手，其昌和其臣兄弟俩平时跟父亲一起做豆腐，过年的时候就跟着杀猪宰羊。
乡亲们都喊弟弟其臣为“美国臣”，不知何人何时给他起的这么一个绰号，就连七八岁的顽童们也高声叫喊着，久而久之，无论谁喊这个绰号，他都会笑眯眯地爽快地答应下来，谁还记得他的真名实姓呢？在冀中平原腹地的这座小村庄里，一个人的绰号怎么跟遥远的过度挂上钩呢？真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其臣的年龄大概比我大十余岁吧，每次遇到我的时候，他总会跟我开玩笑，但我还是毕恭毕敬地喊他一声“臣哥”。
其昌的媳妇素儿，身材娇小，相貌平平，脸上有一些雀斑，只能算是一般的农村妇女，但不知她具有什么魔力，村中三四位大龄青年常常聚集在她家中打牌喝酒娱乐，当然是男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某夜，那几个小伙子偷窃了邻居家的一只老母鸡，不知是为了取悦于素儿，还是奉妇人之命而胡作非为，鲁莽地干了一桩偷鸡摸狗的不光彩事情，夜半宰杀，炖熟后给吃掉了。邻居告到了村干部那里，生产队在村小学的院子里召开批斗会，素儿和几个小伙子并排站在空场地上，低着头，挨了一顿批。
前年春天回乡，某日早上，我在二哥家遇到了其臣，三十多年没见面，他已变成了弯腰驼背的老人。他脸庞红扑扑，眼睛红肿，目光迷离，面目怔忪，似乎是宿酒未醒的样子。二哥却说，一天三顿酒，这是起床刚喝美了。几块钱一斤的酒，越喝越上瘾。
“臣哥，你这是顿顿有酒喝、天天是过年，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我主动跟他打招呼。
“老弟，你还在部队上当官享福啊？”
他还没有忘了打趣我，仍像是三十年前那样，见面就要逗一逗。
原来，他的儿子在村西开发区工厂当保安，跟我二哥在一起看守工厂的大门。这天，他的儿子临时有事不能上岗，他便来告知我二哥去替班。二哥赶紧吃早餐，放下碗筷，骑上自行车就出了家门，急速奔向村外的工厂。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过上了好日子，其臣无忧无虑，也不用再去打工挣钱了，手头的那点儿积蓄足够他吃喝不愁，平时往县城的超市里，花上几块钱就能买到一瓶烧酒，回到家独酌慢饮，可以美美地喝上几天了。
如今，白池村已经没有人做豆腐了，并且也不再养猪，因为县城里有河南人出售机器制作的豆腐，价格便宜，本地土法制作的豆腐尽管好吃，但却失去了价格优势，渐渐失去了消费者。猪饲料价格连年上涨，猪肉售价忽高忽低，自家养猪太不划算了，抵不过资本化运作、规模化经营、机械化养殖、市场化销售的养猪场，再说大家都忙着外出打工，也没有闲工夫喂猪。
假若营营还健在的话，不能再做豆腐，又没有猪可杀，他又该从事什么营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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