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桔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读书渐次形成风潮。我是1978年秋季考入安乡三中读高中的，那年13岁。当我离开安乡三中北上读研的时候已是1992年秋天。
安乡三中位于理兴垱镇，那时候都是平房，泥沙地面，进入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栋教室，纵向并列，青砖红瓦，周边拥趸着繁茂葱郁的树木。教室靠里面是一个门头很高的大食堂，围绕大食堂是一溜的老师宿舍和办公用房，同样是清一色的青砖红瓦，绿树掩映。在教室与大食堂之间有一个空旷地带，是学校操场。操场光秃秃的，有两个篮球架，四根平时不拉网子的排球网杆。一到春天，在操场的某几个边边角角，会不经意地长出一丛丛绿草，绿草丛中偶尔还会开发出一朵两朵小小的黄花。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教室位于北边那一栋靠近校门的第一间。班主任张献法老师很洒脱，平时笑呵呵的，教我们数学。他的宿舍就在我们班教室边上。张老师是个半边户，家住在学校旁边不远处。周末他都会回家帮妻子栽田种地，遇到农忙时节，上完课就回家去帮忙了。我家里条件差，交不上住宿费，暖心的张老师就让我在他宿舍里开了个地铺。张老师的宿舍也只有半间房，非常狭窄，早晨起床我只能把铺盖卷起来放在一边，不然房间里就走不开人。学校食堂里的菜五分钱一份，我是买不起的，在食堂里端了饭就回张老师的宿舍，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坛子菜。有时候张老师也在宿舍吃饭，实在看不过眼的时候就在自己饭碗里拨拉一点新鲜蔬菜给我。好记得教化学课的丁玉根老师，有点发福的身型，圆圆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当同学们听不懂他的课时常常会说：“我嘴里讲出血来你们还当是苋菜汁！”
有一天早晨，突然有一个同学来教室喊我，说校门口有人找我。我急忙跑到校门口发现是我母亲，母亲天不亮挑着家里种的蔬菜来镇上卖，收工后她特地来看我，伸手给了我一颗又辣又甜又香的姜糖。说了几句话母亲就走了，她急忙回家还要下田干农活。我手里攥着那颗有点发黏的鹅黄色姜糖，眼里泛着泪花，目送着母亲挑着一副空箢箕远远离去。
当时学习任务不重，学校还有一个很大的农场，我们学生每个星期都要步行五里路，到农场里参加生产劳动。
我物理化学成绩不好，高二年级被学校分到了文科班。教室换到了靠南边的一排，离学校厕所很近。厕所边上有一道蜿蜒曲折的水沟，水沟靠学校这边，绿草如茵，树木葱茏，四季鸟语花香。那时学校都是大型的旱厕，平时不会冲水。进入夏季，南风吹来，教室里就会弥漫着难闻的气味。高二年级是吴贤本老师当班主任，教我们语文课。吴老师知识渊博，不苟言笑，对学生和蔼可亲又要求特别严格。他虽然个头不高，瘦瘦的，说话轻言细语，但我们同学都很敬畏他。他嫌自己粉笔字写得不好，上完课他总是自己擦掉黑板上的板书再离开。学期中间才来授课的历史老师宋照熙给人印象尤其深刻，他被打成了“右派”，平反昭雪后重返讲台。第一次走进我们教室的时候，穿一条严重褪色的长裤，两个膝盖处都打着显得无比夸张的补丁，走起路来只见两个长方形的补丁在左右晃动。饱经沧桑的宋老师很乐观，上课时故事特别多，非常引人入胜。
高二时候我依旧没有住进学生宿舍，父亲领着我住到了离学校不远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每天早上出门，我用个小碗装一点母亲精心准备的坛子菜带到学校，小心翼翼地放在课桌里。有一次正在上课，课桌里的小碗不知怎么突然翻滚了下来，碗里的几片冬瓜榨掉在了我的脚边。这下我是真心犯难了，这可是我唯一的中午菜啊！不捡起来吧，中午没菜吃，只能吃光白饭。捡起来吧，菜沾了泥土，又生怕同学们看到这极其不体面的场景。忐忑不安的我，一堂课都没有听进去。
有一天，在镇上公路养护班工作的叔叔来到学校看望我，给了我两元钱。我一辈子都记得那蓝色版本面值贰元的钞票，这对我简直就是一笔巨额财富。我用这钱买了一堆菜票，还兴高采烈地跑到镇上商店给自己买了一双鞋子，这时我穿的第一双商品鞋。
高二就是毕业班，学习很紧张。学校的农场已经取消了，同学们天天都是刻苦地搞学习。记得有个同学一次考试成绩不佳，非常地沮丧，吃中饭的时候，他愤然地把值日生发到他手上的一钵子米饭狠命地摔在地上。看着脚边破碎的钵子和冒着腾腾热气的米饭，他当着同学们的面流下了两行伤心的泪水。同学们也都是面面相觑，默默不语。
当年高考前两个月的时候举行预考，选取百分之三十的同学参加正式高考。我没有通过预考，5月份的预考之后我就高中毕业，回家务农了。
秋天里我正在地里摘棉花，棉花杆比我个头要高出很多，突然收到安乡三中的通知书，要我去复读。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没有上过高中，父母亲看到我难得读了个高中，个头又矮小，虽然家里条件不好，还是咬紧牙关筹措了两块五毛钱学费，让我参加了复读。记得复读的时候就有了成套的学辅材料，类似于现在的《5年高考3年模拟》。一次老师要我们都购买学辅材料，全套一块五毛钱。周末回家我向父母亲说了这个事情，父母黯然神伤地说家里哪有钱啊！上学的路上，我背着书包，提着菜坛子，一边走一边情不自禁地抹着眼泪。快要走出村口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一转身，看见身型瘦小的母亲正气喘吁吁地向我跑过来。我走近一看，母亲黑褐色的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块五毛钱。接过母亲手里的钱，我情难自抑，泪流满面。原来我抹着眼泪经过我婶婶家门前时被她看到了，她就到我家去问我母亲，探明原委之后婶婶立即慷慨解囊，借给了我家这笔巨额的开销。放到现在，这就是一次感人肺腑的天使投资。
复读的时候，我的教室换到了中间这一排，和文科应届班比邻而居。班主任是任泽久老师，也是教语文课的。任老师声门嗓大，说话很有气势，他讲课的声音隔壁班都能听到。不太修边幅的任老师总是裤脚卷一个不卷一个的，同学们笑话他像个生产队长。任老师把班上管得很严，逼得很紧，每次考试之后同学们都要搬着自己的书走出教室，然后按照成绩排名依次进入教室，选择自己喜欢的位置和同桌。
家里这么困难还是一如既往地供我读书，我就愈加刻苦努力了。老师们也特别用心，同学们都非常发愤，班上学习氛围很好。仿佛是开了天眼，我数学成绩突飞猛进。一有数学测试，很酷很帅气的蹇宗煦老师总是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在讲台上大声宣读考分，学生上台领取试卷。蹇老师基本上都是第一个念到我的名字。家里特别贫困的孩子，心灵上往往都会蒙着一层厚重的自卑阴影，自卑的人又特别渴求获取自尊赢得脸面的机会。那个时候我就最期盼着数学考试了，无比享受老师第一个念到我名字时候的那份荣光。这一年我顺利通过了预考，高考是集中在县城一中举行，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公共汽车，第一次进了车水马龙繁华似锦的县城。
我考取了常德师专，现在更名为湖南文理学院。大学录取通知书下发后，我父亲一直把它揣在兜里，在村上逢人就拿出来给人家看看。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安乡三中任教。三年过去了，安乡三中在校内修了水泥路，操场的北端建起了一栋三层高的教学楼。学生都集中在气宇轩昂的楼房里上课，原来三栋平房教室都改为学生和老师的宿舍。我是学中文的，由于当时学校里还没有政教系毕业生，就安排我教政治课。语文是主课，政治是辅课，一个班一周才两节。我心里是有怨言的，感觉没有受到应有的重用。但是，教书的时光是非常充实也非常快乐的。大学毕业第一年我就教了高二年级，第二年教高三，第三年到复读班任教了。当时安乡三中的文科复读班集纳了全安乡县高考落选的文科尖子生，班上有150多名学生，只能挤在大食堂里上课。
老师队伍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特别多，下午下课与晚自习之前的那段时光是流光溢彩的。青年教师们一起打羽毛球，踢足球，举行各种方式的篮球和排球比赛，组织学生搞演讲比赛，搞文艺汇演，大家开心得不得了，为琅琅书声的校园增添了无限的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期间我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脱产进修了两年，1992年秋天考取郑州大学研究生，我就离开了安乡三中，只是每次回老家的时候都要从此路过。考研究生的时候，一般考生都怕政治科目，而我因为一直在教政治课就轻而易举地考了高分。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2013年5月，我83岁高龄的母亲病危。当时我正在韶山牵头建设大型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项目。这台大戏必须在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时推出来，时间特别紧，任务特别重，建设过程中矛盾与问题层层叠叠，层出不穷。5月28日，家里催我回老家，说母亲弥留之际想见我最后一眼。我急急忙忙从韶山工地赶往安乡老家，路上家里人一直发信息催我快点，说母亲状况越来越差，母亲总是念叨着我的名字。我一路上心急如焚，悲痛万分，当车经过安乡三中旁边路段的时候，家人无比悲伤地告诉我，母亲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母亲敦厚善良，一辈子含辛茹苦，为儿女操劳一生。听到噩耗，顷刻之间我泪眼婆娑，肝肠寸断。
安乡三中边上是一条长长的修缮整齐的大型水渠，水渠旁边人家房前屋后种植着一排排的柑桔。我满含泪水的双眼透过车窗，看见桔树枝头正挂满了溜青的桔子。青桔，饱含生命的张力，蕴蓄成长的能量，在初夏灿烂的阳光里泛着晶莹的光泽，正写意着青春一样的盎然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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